古雅典之隕落、蘇格拉底之死與英國脫歐公投鬧劇——西方民主制度之殤（一）
「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盧梭
在盧梭時代的法國乃至歐洲，貴族制和君主制與現在的民主制一樣，是主流政治體系。如果只看上面這句話，我們幾乎要斷定盧梭是一個堅定的反民主者。
但是要知道，盧梭可不是守舊的專制獨權派代表人物，恰恰相反，後來的民主學者稱盧梭為「民主之父」也毫不為過。《社會契約論》中主權在民的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的憲法均體現了《社會契約論》的民主思想。
那麼盧梭為什麼會說出「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這句話呢？甚至波蘭人層委託盧梭為其設計一套民主制度，盧梭卻主張波蘭實行貴族制或君主制，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些問題也正是本文所想要討論的。
任何一套制度，無論是奴隸制、封建制、還是共和制、民主制，都不應只看好的一面，在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下，可能有懺悔不同的最適合與之匹配的制度。本文並非直接讚揚或否定民主制，而是僅在個人觀點立場上試圖剖析民主制之缺陷與設想民主制未來的發展方向。
如今凡討論民主制度，必溯源至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特別是古希臘的雅典城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已經成了世界上的「神聖」概念。冷戰以後，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對雅典城邦的讚美也「與時俱進」，理想化了的古雅典成了一種當代迷信，貶抑斯巴達成了時髦。值得注意的是對當時的人來說民主的雅典代表著壓迫，而反對民主、軍國主義的、壓迫本國內的大多數人（黑勞士）的斯巴達則是自由的希臘的保衛者。
然而，在雅典沒落之後至少到20世紀以前，歐洲讚美斯巴達甚於雅典。近到二戰前的歐洲，「平等簡樸」的斯巴達依然被用於批評「腐朽沒落」的雅典。無庸諱言，斯巴達精神對羅馬精神，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精神的影響並不亞於雅典。當今大多數學者屬「民主派」，認民主為「普世價值」，批評民主自然被視為「異端邪說」。然而，如茨威格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指出的，「異端的權利之不可被剝奪」是現代文明的一般準則。
在公元前九世紀，斯巴達的英雄利可古斯創立了斯巴達憲政，建立了一個正式而且穩定的公權體系，利可古斯的憲政體制持續了800年，城邦也保持了800年穩定。與之相對照的是，雅典的梭倫在公元前六世紀初期制定了以擴大平民權力為導向的憲政體制。他在逝世之前，雅典平民就已經支持庇西特拉圖在雅典實行專制了。四十年以後，庇西特拉圖的繼承人被驅逐，但雅典卻實行了比梭倫激進得多的擴大平民權力的體制。新政削弱了社會妥協，傷害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增長了黨爭，僅僅維持了一百年就陷入混亂和衰落。無論右翼的馬基亞維利，還是左翼的盧梭，都讚美斯巴達而非雅典。
世界史上第一個民主制產生於古代希臘。雅典民主制之前還有所謂「部落民主」，或「原始共產主義形態的民主」。然而，說民主制從來就有如同說專制從來就有一樣沒有多大意義。在古希臘最偉大的三大哲人中，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明確表示了對雅典民主制的厭惡。亞里士多德也批評了雅典的直接民主，他把法治當作理想制度。亞里士多德寫的《政治學》是人類第一部政治學著作。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柏拉圖遺下《理想國》和《法律篇》，深刻地討論了政治生活，強烈批評了民主制度。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蘇格拉底誕生於我國思想家孔子 (前551-前479) 逝世以後的第十年，也象孔子一般「述而不作」，兩人的政治理念有驚人的相通之處。他對民主制度的激烈批評導致雅典公民們投票處死了他。從蘇格拉底誕生到亞里士多德逝世的一個半世紀是古希臘民主文明最興盛的時代。世界上的第一個民主制度，即雅典民主制，也在這百年中經歷了興起和衰落。
本章先講導致雅典從興盛到衰敗的最直接原因：伯羅奔尼撒戰爭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從前431年一直持續到前404年，期間雙方曾幾度停戰，最終斯巴達獲得勝利。
這場戰爭結束了雅典的經典時代，也結束了希臘的民主時代，強烈地改變了希臘的國家。戰爭給繁榮的古希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導致戰後希臘奴隸制城邦的危機，整個希臘開始由盛轉衰。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參加了這場戰爭，其戰場幾乎涉及了整個當時希臘語世界。在現代研究中也有人稱這場戰爭為「古代世界大戰」。
關於雅典這場的失利有非常多的外部因素可以分析，但現今的學者在研究時也會將雅典民主制度視為最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民主制度從一定程度上驅使雅典繁榮興盛，在和平年代，民主制度賦予了雅典人民極大的權力，當時的智者從世界各地雲集雅典，給民主制度帶來了許多新知和自由論辯的新風尚。
然而在戰爭開始後，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端就暴露無遺了。
我們先來講一下雅典的民主制度。
雅典民主制度始於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在當時的環境下，創立了如下制度：
1、執政官由人民選出，但是選完之後只能幹一年2、建立五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從10個部落的任何等級公民中，經抽籤各選出50人組成。這五百人的重要職責之一是組織全體雅典公民組建起的公民大會，這個公民大會才是真正的執政機關。公民大會參與人數在五六萬人左右，每個月要開到二到四次會。3、審判案件時從參與五六萬公民大會的人中選出五六千人組成一個法庭，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決定案件的審判，以及是否處決某個罪犯。4、成立十將軍委員會，選出十個將軍，可以連任，這十個將軍是雅典城邦實際上的執政官和領導人。5、制定了陶片放逐法，每年一度雅典的公民要召開一次大會，所有參會的人手裡要拿著一個陶片，在這個陶片上要寫一個名字。最後匯總統計，如果發現哪個執政官的名字在陶片上出現六千次以上，那不論原因也沒有任何申辯機會，直接將這個人從雅典放逐出去，五到十年不等。
由此可見，雅典這個制度在理論構建上跟西方資本主義現行的民主制度核心並無太大區別，不過就是在細節上不夠豐富，結構上略顯粗糙罷了。從表面上看這個制度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顯得完美到無可挑剔，而如果你要問制度定完後確實如此執行了嗎？是的，不僅確實比較理想的執行了，而且還正是因為比較規範的執行了這些看似完美的民主制度，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雅典之覆滅。
斯巴達以其嚴酷紀律、獨裁統治和軍國主義而聞名。與雅典的執政機關是五六萬人的公民大會正好相對應的，斯巴達的政體是寡頭政治，即少數人掌權。
這時候我們就能看到一些問題了。
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公民自然而然就分成精英、普通公民和暴民。在和平時期，全體公民意志作為執政機關，用於一些關於道德、思想、甚至法律之裁判，往往是可以做出有利判斷的。但在面對戰爭決策、政治導向這種大事的時候，俗話說的好，專業的事情要由專業的人做。就跟歐洲杯開始了，但球場上球員是否犯規，進球是否有效不是由專業的國際裁判來判罰，而是全場甚至全世界的球迷通過投票器決定，這不是亂套了嗎？
古雅典的民主制度如今也被概括為「直接民主制」，其最大的弊端有兩點，一為公民對於非專業事情缺少判斷能力，無法得出正確之裁決，二是即便擁有判斷能力，公民做出的裁判也並非朝著自己認為正確之方向，而是更注重自己喜好。
而就在當時，在受到強敵斯巴達威脅的雅典政治舞台上，誕生了兩顆耀眼的政治明星：亞西比德與尼基亞斯。
亞西比德是典型的「主戰派」。他是聰明而注重自我的雅典人的典型。他非常欽佩哲學家蘇格拉底，而蘇格拉底也為其俊秀的外表和機敏所吸引。兩人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並肩作戰，公元前432年兩人在哈爾基季半島並肩作戰，當亞西比德負傷時，蘇格拉底竭力救助他，公元前424年在德利於姆戰役中，亞西比德也曾掩護過蘇格拉底撤退。當時亞西比德以揮金如土、作戰如虎而聞名。
尼基阿斯則是堅定的「主和派」。他一再勸告雅典人不要去遠征西西里，告訴雅典人現在不是和斯巴達決戰之時，而是應該養精蓄銳。
實際上這兩個人的政治方向都不能稱之為錯誤，也許在當時的雅典，無論是堅定執行亞西比德的作戰計劃，還是擁護尼基阿斯的和平方針，都能為人們帶來福音。
然而問題就出在此，在當時的雅典，人們對民主制度的擁護才是高於一切的意志，任何人都不能企圖獨裁統治。當政治舞台上的一個聲音過大時，則人們必然會擁護起另一個聲音與之抗衡。
亞西比德為了提高威望，同時也是展現雅典人民的力量，他幹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兒——帶著七支馬車隊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最後贏得了第一，第二，第四，簡直是一勺子把獎項全給端了。
而尼基阿斯呢，本身是主和派的他利用雅典人們對於神的崇拜，開始大肆修建神廟，甚至從雅典到提洛島之間修建了一座浮橋和阿波羅神像，組織雅典公民進行觀光。
就如同現在的美國大選，亞西比德和尼基阿斯為了宣揚自己的主張，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而同時代的兩個英才雖特點迥異但各有千秋，可謂是一時瑜亮。
然而亞西比德和尼基阿斯之間觀點又如此水火不容，主戰還是主和，必然要選擇其一。兩邊貌似都說的很有道理，雅典公民到底會聽誰的呢？
是聽從神勇無雙的主戰派亞西比德對斯巴達堅決作戰，還是跟隨謙遜恭謹的主和派尼基阿斯暫避斯巴達鋒芒和平發展呢？
雅典公民通過幾次三番的公民大會居然做出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決定：
首先決定對斯巴達作戰，遠征西西里。因為在當時的雅典，幾乎每個人都充滿了熱情。老者對勝利滿懷信心；年青人希望開開眼界，看看遠地的風光；一般的人知道自己可以在遠征期間得到工錢，而且，如果雅典的勢力擴大，他們將會獲得永久的薪給工作。少數實際上反對遠征的人，怕被說成不愛國，也就緘口不言了。
這沒什麼，雅典當時軍事實力雖不如斯巴達，但也並非無一戰之力。但是問題出在雅典公民決定讓主和派的尼基阿斯擔任軍隊的總將領，理由是尼基阿斯信奉神靈修建神廟，神會保護他勝利歸來。
讓一個主和派去擔任帶兵打仗的主將領，這就如同讓秦檜去帶著岳家軍攻打金國，讓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蘇軾主導改革大宋。可想而知，這樣逼著人違背主觀意願去做事，而且是如此賭上國運之大事，結局能好的了嗎？
最後尼基阿斯和亞西比德同時上了戰場，這次遠征是雅典人離開故土最遠的一次，已經耗費了巨資並將繼續用掉大筆財物，幾乎傾全國之力都投入此次戰役。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們共有136艘三列槳戰艦，兩條五十列槳大船，一條載著30匹馬的船。總實力計有：1300名輕裝步兵，5100重裝步兵，480名弓弩手，700名投石手，共有槳手2.6萬人。此外，由30條商船承運麵包師、石匠、木工以及穀物和全套建築要塞的工具。還有100多條徵集來的小船和許多自願隨遠征軍去作生意的小船。
戰爭的過程比較複雜，這裡就不細講了。最後的結果是全軍覆沒，尼基亞斯死在戰場上，而亞西比德投降了斯巴達，投降的原因居然是在亞西比德帶兵出戰之時，城內的大量的神像突然被割了「小雞雞」，人們猜測一定是亞西比得搞的鬼。這在當時的雅典可是重大事件，所以公民大會居然決定將遠征的亞西比德召回雅典，並且明確告知他回來之後就判他死刑。
亞西比德可沒有蘇格拉底那樣寧死不逃的殉道精神，在聽到這個消息後直接投入了斯巴達陣營，甚至後來帶領斯巴達軍隊反攻雅典。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雅典民主制度無疑變成了「暴民政治」，加劇了自身的毀滅。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有一次雅典的海軍在經歷完海戰之後風浪滔天，雅典海軍的將軍們沒趕得上給陣亡的將士們收屍。這件事情鬧到了雅典公民大會上，暴民們居然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把海軍僅剩的八位能夠帶兵打仗的將軍全部處死。委員會裡有人勸阻在國家危難之際，不要這麼做，暴民們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主張誰勸阻就一起處死誰。
最後，關於是否處死這八名將軍，委員會裡只有一人投了反對票，就是著名的哲學家，公認的當時西方第一聰明人蘇格拉底。
然而蘇格拉底最後自己也沒能逃脫雅典公民的清算，這個問題是文章的第二部分要講到的：
蘇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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