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琵琶行》的重會

哄童子眠，往往或須故事，或賴韻歌。就大多數人自小慣誦的詩歌來說，《木蘭詩》句法流易，音韻響亮，實當是最合適的。以近一二代人好背詩的慣性，既有《木蘭詩》起步，那麼自然《長恨歌》、《琵琶行》也都會順水推舟地跟上來，而或有如我媽這般能通誦《離騷》的助眠人士，則更是開言見功，兮些之間往往中者立仆，概莫能外。

近日來，在夜闌小窗下的絮絮叨念中，我也不免將那些兒時熟誦，卻多年不曾再拾起的詩重過了很多次數。因我能彈幾聲琵琶，少年時代里向來最覺親愛的篇目便是《琵琶行》了，故而這回重見，也是對它感味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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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吳厚元先生曾作過一首琵琶曲《訴》，小標題是「讀唐詩琵琶行有感」。白居易以詩翻曲，吳厚元又以曲翻詩，二重演繹之下，論及效果則實已不止倚《霓裳》《六幺》出入開元，而更生帶出了魏晉松風與宋元明月。韻字音聲，吞吐往來，足見千古影事粼粼。

那首曲子很難。指法繁複，節奏恍怳，為表達女子欲說還休之態，緩切之間還加入了不少遊離的後綴和前引，頗難把握。此外，更有擬古琴的吟綽和三指輪，長段連片的泛音，刻意引入的京劇板鼓點段和「鈿頭銀篦擊節碎」樣「能彈多快彈多快」的快板——莫說再創作，單只能順順噹噹完成對普通演奏者來說便已殊為不易了。到我學琴時，《訴》便帶著吳厚元先生的期冀、甚至可以說是野心被選入了十級曲目，而二把刀如我也始終未能徹底將它妥善地彈好過。

於是回頭看去，我每每不免連帶著對久違的《琵琶行》也順便生出幾分仰止。這心念不很符合我在詩學上的驕氣，而隨著歲序增長，對白居易觀感起了變化，我便也久想拋下隔座的仰止，去重行會它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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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多數人童蒙時代都是喜歡過白居易的。他的詩歌熱鬧鮮艷，不多做掩映，情感衷肯，價值觀也簡明，不勞累自己，也未曾稍為難了讀者。

在白居易而言，詩是器用：或擲以利事，或致以傳情，總之但凡要創作，當須有個事由。這種寫法無疑很合功利閱讀者的口味——並無褒貶的意圖，畢竟我們每個人在無力辨判的少年時代，都曾經是功利閱讀者。

樂天詩有拔劍四顧的傾訴欲，但缺乏三薰三沐的進取心，故而渡河未濟，登山不成而「閑來垂釣碧溪上」之後，只能「何似泥中曳尾龜」，而斷無「忽復乘舟夢日邊」的能力——或者與少年時的貧苦有關，他的詩體裁繁泛，格局卻小，少敢揮霍，更莫說捭闔：動輒數百言歌行，卻依舊單鞭行進不設分鏡，其老實程度實已非止自愛，而近乎吝嗇。

而既然下了吝嗇這個詞，倒不妨藉此再多說幾句。

一自巫歌禱祝中臨凡，又復從民間回歸士族後，詩漸漸分化出了自己的質感和階級。用一種庸俗的比喻看來，這質地和階級和財富的積累其實自有相似之處——若將詩作的最終水準和張力理解為價值，那麼在同樣的近體格律約束下，我們則可以把一首詩的創作過程看成一個限定本金的財富增值遊戲。

在這個遊戲里，有的人掌悟到字眼碰撞可以生出複利（互文），有的人想到以小博大可以撬動投資（用典），有的人掌握了大量高級的嵌套玩法，重疊變幻，將小小一筆本金做出許多層次來，令行外人幾乎看不出他最終變出了多少錢（造境），更有的人已不滯於價值本身，而開始思考能如何在增值過程中完成自我實現了（哲辯）。

而白居易手下的詩是定期賬戶。

他的大部分詩容量是完全可測的，邊緣清晰，且盈利微小——說得更通俗些，即是有多大的口袋，便裝多少話，若是想說的太多裝不下了，就只好再去扯點布，把口袋拆開縫大一點——及至年老，面對一隻同樣大小的口袋，能說的話卻沒那麼多了，便須往裡填充一些塑料泡沫，防止被人看出了晃蕩。

終其一生，他沒能利用好格律詩的彈性，故而在後輩的李商隱之流已能用其吹塑出各種形態的巨型氣球時，他還在老老實實地拿著自己的悲樂去衡校著體例容積。詩魔了一生，但大多數時間都在無序遊走，這不得不令人覺得可惜。

究竟少年成名，如此勤奮又能長壽的詩人是那麼少。

白居易的寫法其實是有其傳承的思想基礎的。

他的問題在於拆分不足，又不願做邊緣探索，這和我國秦漢爾來的建築風格是類似的：鋪展空間換取時間，來求得一個流動的心理舒適區。

如「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只作平面疊加，而不曾考慮去蕪存菁，在原有的宮殿規模上完成精緻化升級；又如萬里長城，因山制台，每段與每段規格相類，有需求便繼續延展，以為無窮飛動——其實說開了，都還是縫口袋。

這種非藝術性的做法或源於對實用性的重視，以及對調整既有格局的畏懼。糾其本質，均可稱其為外部危機意識下造成的沉浸力不足，即我們常見的焦慮。

在白氏後來許多故作從容的詩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惶惑的貧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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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節，則不得不回顧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鄭一個「世敦儒業」的小吏家庭，是父親續弦所出第一子，上面還有幾個前房的哥哥。斯時藩鎮割據，河南十餘州多有戰事，祖父母病逝後一家人在父親安排下遂早早離鄉，定居宿州符離。

他家庭情況有些複雜，父親是母親陳氏的舅舅。雖然按照陳寅恪、羅振玉等人的考證，或者他父母之間沒有真正的血緣關係，但從白居易後來的態度來看，這樁婚姻的締結仍不很見容於禮法。

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嫁給四十多歲的舅舅後為幾個比自己沒小几歲的男孩當繼母，在幾年內迅速生子、挑家，更復常年夫妻分離，顛沛客居，這際遇實在令人同情。而在這樣的磨折之中，她患上了嚴重的「心疾」——或是今天所謂的精神分裂罷：她清醒的時候久作沉憂，而發狂的時候則常欲自戮。雖然後來白居易找了兩名健婢看護，卻最終還是沒能攔阻住母親在一次發作中投井自殺。這死亡不但極大地刺激了兒子，還幾乎在數年後毀了他的政治前途。

白居易自己很不肯向人提起這層苦楚。他的詩文中，母親是多病卻慈愛的，一如我國詩歌里臉譜化的所有慈母，值得自己全力奉養。在一篇去浮梁向哥哥討錢歸來路上寫的《傷遠行賦》里，我至今記得這樣的句子：「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於中腸。」

寫下這篇賦時，父親已死在任上，白居易一家正處在最困頓的時光。

作為一個年少有文名的驕傲少年，白居易卻無時無刻不在焦慮著該如何養家糊口。他日夜苦讀中了進士，為了爭取到京官的資格，還額外參加了許多考試。

無人提攜，他只能自己下苦功複習。在這樣的拼力下，他年紀輕輕便已鬢生白髮，滿臉皺紋。但好在他應考能力驚人，該過的考試，終於也都一樣一樣地啃了下來。

唐人有這樣的記錄：備考時白居易用以押題的一些模擬卷，如《百道判》、《策林》，都曾一時風行，暢銷於諸多考生之中，而甚至後來皇帝下制詔，也用過白居易《策林》中自擬的參考答案。

苦讀時代結束後，政治舞台的帷幕緩緩拉開，白居易真正地走入了長安城。

懷揣著早年的文名，他不知該如何與這繁華融合，卻又不肯被就此淹沒，於是他始終心懷警惕地站在自己的詩句里，不肯讓風光衝垮。這種倔強在潑天的富麗中便漸漸轉化成了矜然的自吝。雖然看到人家「門高佔地寬」的宅子，他還是會微帶酸意地自嘆「終身不曾到，唯展宅圖看」，但大部分時候我們看到的長安城裡的白居易，對高第朝臣常帶著底層釁念——這和他對皇帝常致感涕的懇誠忠心頗可對看。

朝中多惡，民間恆苦，在這樣二元化的扁平理念下，他創作出了一眾膾炙人口的新樂府，《賣炭翁》、《陰山道》、《新豐折臂翁》、《紅線毯》……文本暢易，以詩作畫諫，略如後世鄭俠的《流民圖》。

以詩法論，至少在唐人的水準而言，我認為詩的表達潛力是應該高於畫的。康德說線條比色彩更具審美性質，而白居易的寫法則顯然是重色塊而輕勾勒，沒能應用到這一層優勢。但從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念來看，這種直愣愣的寫法或者在實用性上也的確是更易見效驗。

在這效驗里，我們頗能看到他火熱過的真心。

為了對皇帝的信心，也圖著養家的便利，即使對這座城池全無感覺，他還是決心留在長安。

他對職位要求是工資高些且不須下基層，以便於接應同樣要待考的弟弟，也可為母親治病、近身照顧，於是在左拾遺位子上被皇帝問到下一步想做什麼官時，他脫口就選擇了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大概相當於北京市的財政局長），而後歡歡喜喜第寫了一首詩來曬工資：「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

在官場路徑里，這實則依舊是定期賬戶的風格。

又數年母親死了，由於有司懷疑這是一樁虐待、甚至是謀殺案，經鄰人指證，戶曹參軍白居易的母親竟然是瘋子的秘密終於暴露。及至後來武元衡被刺身亡，已不再是諫官的贊善大夫白居易上書敦促朝廷緝拿真兇，越職言事罪名一定，他母親的死也就再度被翻了出來。

久為白居易那一組新樂府所苦的朝臣們瞬間找到了許多思路——他們指出白居易母親是看花墜井而死，但他竟然寫了《看花》、《新井》等詩，真是全無心肝——雖然那兩首詩其實是寫於母親死亡之前的。但無論如何，在一片噓聲中，被迫裸露出瘡疤的白居易就這樣被貶為江州刺史。

上任途中，中書舍人王涯落井下石，說白居易不足以擔任地方父母官，朝廷遂追詔將他再貶為江州司馬。

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刺史是正四品，運氣好能賜穿緋袍，而司馬僅為六品，只能穿綠袍，即白居易後來時常叨念的司馬青衫——雖然他常故作閑適，擺出榮辱不關心的樣子（「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但在許多詩句中常能看到他對緋袍的嚮往。

「久眠褐被為居士，忽掛緋袍作使君。」

「假著緋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

「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

「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

……

而看到這些，或許人們就可對他在甘露之變後對致使自己從刺史又追降到司馬的王涯遇難頗無憐恤，而寫下被詬病千古的「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能有幾分理解。

彷彿噙著淚花說出「我還是恨他」的岳雲鵬吧，在艱難境地里的被侮，本也不那麼好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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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江州，終於便可來到《琵琶行》了。

白居易在江州自然是負著氣的，但在負氣中，他擺脫了盡忠的熱念，寄意行游，倒比從前過得鬆快。遇到琵琶女的那番江畔送客，正是他貶謫江州的第二年。胸次漸平，一腔憤懣也已轉為佯作曠達的內怨——這是四十四歲的他老年的開始。

白居易實則是懂音樂的。他解彈琴，善調箏，還有一副好嗓子，能唱得極瀏亮的歌——但當然，以其「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他對音樂的偏好也是理重於趣的。

後世的蘇軾對白居易頗多心許，連東坡這個號也來自於白居易忠州時期的許多以東坡為名的詩，但不得不說，同樣出入京畿，多歷浮沉，也各有許多門類的愛好，但在唐宋不同財政體系造成的觀念驅動下，究竟蘇成了妙人，而白是個俗人。

譬如二人都曾常同妓女開玩笑，而蘇軾不過是以「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來逆挽一番，吊吊姑娘胃口，而白居易卻往往自以為幽默地用力過猛，如給熟識妓女阿軟的女兒起名皎皎，意在嘲問人家不知是「何漢女」，這便顯得很是下作了。

他少年時活得太不易，故而很難在心理上真正與人結盟。對待比自己混得好的，往往有些酸意，而對混得太不好的，又不免很急於畫出一道階級區分，來保護自己心理上的下沉底線。即使對元稹這樣的好朋友，也不免有時會有「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的較量之意。

故而這次潯陽江上的陌路交心更顯得很是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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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便可回到詩的本身了。

因解音樂，白詩的韻律感算得上極好。起手便用輕促的入聲韻，泛音幾點，如見風痕水光。楓葉荻花秋瑟瑟一句色彩上佳——解釋一句，瑟瑟在唐時常見的意思是藍寶石（有說青金石，亦有說藍玻璃，古人有瑟瑟枕，即是西域引進的寶石枕），故而此處既有簌簌象聲，如聞風葉，又恍惚能見秋夜之碧色剔透。配合紅色的楓林，白色的荻花，三種顏色、三樣質地，很見妙處。

入聲一句化景，卻不再貪多，轉韻入平，「主人下馬客在船」，如江水平盪，乃見清空。不過這一句的好處也只在音韻上：「舉酒欲飲無管弦」一句太急伏題，如小學生作文，未免笨拙——「無管弦」之憾該當交給讀者感嘆出來，如此下筆，直如扯脖子喊「啊，我十分悲傷」，實在不是詩的寫法。

後句說不上好，但卻不可或缺。有江有月才好放出琵琶來，定庵有所謂「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是正唐音。

此後節奏仍佳。「琵琶聲停欲語遲」，四支韻見婦人聲如蚊訥之態，轉入「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行句忽促，便一下子把主賓一干男子熱烈忱切的鬧騰勁兒託了出來。婦人未至而宴已重開，千呼萬喚相待，直如回盛世京都南常樂坊的喧喧舊夢。合著後文琵琶女的往日青春回看，這一節強作歡會的草草殷勤則令人感慨——這感慨里，樂天的韻法和字速是居功甚偉的。

曲子描寫是《琵琶行》全詩立起來的根本。白居易解識弦語，故而寫得分外細緻鮮活，纖毫畢現，以至顧隨說他「《琵琶行》雖好，而似外國的」——本國審美慣抱以「花香不在多」的矜持，最好待此先彼，讓人從水聲天影里領略到一縷幽香，而琵琶行卻是花團錦簇的，未聞香而先見滿目芳華。

因木軸控弦容易脫松，且不同曲子定調也有差異，故而琵琶彈奏之前是要先調弦試音的。這種細節外行往往很難注意，即使看到也未必想到去寫，但白居易卻特地把這個畫面切了進來，而且切得很成功——和前文的秋瑟瑟一樣，曲子開始前這幾聲無調的空音是入境的起點，似乎與全曲無關，但在後面從緩進到急行，乃至最終的一大段炫技前，這幾響卻又不可或缺，彷彿揭開面紗前透進一線風絲的觸感。

因常作馬上樂，唐代琵琶尚是橫彈，須用撥子而非手彈方能保證觸弦角度，故而大珠小珠落玉盤也絕非後來人們慣以為的輪指，而是急速迴旋的撥子聲。當代琵琶大師方錦龍先生善彈五弦琵琶，更著力復古，曾有一段持撥的唐音演繹，今人一見便知——於是在聲音之外，「轉軸撥弦三兩聲」里，熟悉琵琶的人還能腦補出婦人從半遮面的豎抱將琵琶轉為橫抱，又從弦中把撥子拿出來的過程。從開宴到行曲，這一句則無異一個小儀式感。

調弦的過程止於「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自弦弦而聲聲，乃知左手仍未動作，僅右手撥子在作琶音。此句依然字笨，但音節下得很是硬道。連用不得志三個仄聲，彷彿馮默風打鐵，一下接一下，頗見委屈自棄，而與前般「掩抑」也意味相合。此句將音聲與心語銜聯起來，這種交代和對映在曲子開始前不可或缺——有「似訴平生不得志」一句，乃知「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是以曲相訴，音聲交心，而非陳圓圓式說一段奏一段的蘇州評彈了。

白居易寫詩很是老實。指法一回，音聲一回，一段說一段的話，兩廂里互不穿插。這寫法不太高級，但所幸《琵琶行》前半實在節奏極好，鞭子抖起來一個圈接一個圈，卻也不難看。

他的指法描寫頗得還原度——這從他看《霓裳羽衣曲》畫卷便能識斷演得是哪一節也可推斷。

後四句中，「初為霓裳後六幺」乃是分界線：據考證，《霓裳》調是由緩入拍，如「散序六奏未動衣，陽台宿雲慵不飛」，故前言「輕攏慢捻抹復挑」，而《六幺》卻是琵琶善才們常用以炫技斗曲之作，琵琶女自出機杼，將二麴生銜，上接《霓裳》後段的快板，下行《六幺》的「花十八」急拍，乃有下撥如雷，大小弦齊飛之相。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此四句擬聲、疏密、韻調均是極佳——大弦小弦音色之分別，自也是對樂器甚熟之人方能辨析，我彈琵琶十數年，卻也更想不出四字能將嘈嘈切切替代穩了。

後段是音聲描寫。這一節則沒跟上勁道——大致曲子的緩急表現出來了，但下字都不動人。有比無興，人家是「不道破一句」，而他則是句句都要說破。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與元稹「冰泉嗚咽流鶯澀」、「冰含遠溜咽還通，鶯泥晚花啼漸嬾」、「風入春松正凌亂，鶯含曉舌憐嬌妙。嗚嗚暗溜咽冰泉，殺殺霜刀澀寒鞘"均意象相似，蓋寫曲便越不過流鶯冰水，刀槍殺伐去，至多加以打碎瓶子、扯裂布料等生活物象，與李賀的《李憑箜篌引》、《聽穎師彈琴歌》之"芙蓉泣露香蘭笑"、「暗佩清臣敲水玉"相看，則徒見其筆拙意短。

「冰下難」三字是龔自珍外公段玉裁訓詁正來，從前則是傳為「水下灘」（我兒時背的是這一稿），段氏認為與前句屬對，難之於滑則說得通一些，但無論哪種解法都不見其佳——用冰用泉，如能草帶一筆，轉出「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的意味，倒還不枉費物象，可惜白作全沒化出這一節。

隨即的「此時無聲勝有聲」忽如隔座點評，雖在聽曲的情境中也未為不妥，但究竟突然從樂聲中抽離一霎，後番銀瓶乍破之後重歸岑寂，力度便減了五分。

然而當然，「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依然是大好的結語，日光七彩，終還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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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婦人自訴。娓娓道來，語言之中仍有緩急，「十三學得琵琶成」尚見從容溫和，似宮女談往，而至「鈿頭銀篦擊節碎」，入平生得意事而轉至急切，卻如見卡門一段沒心沒肺的熱辣旋舞。

從五陵年少行至秋月春風的這段小塊板是帶著胡風的——小序中說，琵琶女自小跟著穆曹二善才學琴：善才乃是琵琶高手之意固不多言，穆曹則均是昭武九姓之一，乃烏茲別克的古民族——粟特人，天然也便較中原多一段歡喜熱烈。

言及「曲罷曾教善才服」，我每每會想起一段康崑崙和段善本斗琴的故事。

說某次長安大旱，兩市搭樓祈雨，東街康崑崙以新翻羽調奏《綠腰》（就是《六幺》）於彩燈樓上，以為妙絕，而後西街一女郎亦抱琵琶登樓，以楓香調同奏《六幺》，「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將康崑崙鎮服，欲拜為師。女郎更衣後重見，卻原來是著名的琵琶僧段善本(即元稹《琵琶歌》中李管兒的老師）假扮的。段善本對康崑崙手法的評價是：「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又說他需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卻以前的本領，方才可教——後來段將康收歸門下，果然從基礎糾起，終授以《西涼州》。

這段故事仿似傳奇小說，同曲相爭，詞調相抗，彷彿馬鈺為郭靖演示「枝擊白猿」，又有似令狐沖感喟的「其實同是一招有鳳來儀,在林師弟劍下使出來,又或是在師父劍下使出來,豈能一概而論?石壁上使棍之人能破林師弟的有鳳來儀,卻破不了師父的有鳳來儀。」

而在這篇故事裡，我此時想說的實是段善本所謂的「邪聲"。

康崑崙亦屬昭武九姓之一，是康國——即現今新疆一帶之人。他自陳「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弦調，後乃易數師"，故而段善本所謂的「邪聲」實指其琵琶底子是原生態的胡風音樂，而非長於長安、本土化過的琵琶。於是反視琵琶女的師承穆、曹二善才，我們則可知她少年時善奏的《霓裳》、《六幺》，應該也是以胡人音樂打底的，故而熱烈花俏。明了此節，再看「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這種非中國化的喧鬧場景方才使讀者見怪不怪。

與前文「添酒回燈重開宴」，呼喚而出、聯席靜聽的漢人式殷勤相比，琵琶女少年時代所慣的應是興至則斗琴舞歌、「今年歡笑復明年」的賓主相喧。

相照以如今頗帶有漢人審美的幽怨「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方知道她的夢啼其實並非漢文化里常見的「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式的感慨，而更多是一種原生氣質被徹底異化清洗的無所適從了。

全詩實則至「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則可止。然而白居易寫詩實在太拋不開自己（後來到了杭州所作《霓裳羽衣曲歌》也是如出一轍，總要強加一段帶著詳細地標的遭遇），故而後半段絮絮叨叨如祥林嫂，則乏善可陳。其「春江花朝秋月夜」與前番「秋月春風等閑度」在詞象上出現如此粗暴的無意識重複，更是歌行所忌。

於是不出意料地，行文至最後，他把自己從一眾掩泣的賓客里單拎出來給了個特寫：「江州司馬青衫濕」。在這一刻，月夜與琵琶女，其實都已不再在他的眼中。他的感慨，已徹底回到了自己的青衫窮途，故而末段琵琶女重操琴的處理，也便分外草草了——我以為實在可惜，最後這段「凄凄不似向前聲」經過一番傾訴交流，氣質上已從胡入漢，若能仔細經營一番詞句，或是能收奇效的。

然而《琵琶行》如此結尾，卻也是白居易性格必然。少年貧寒，家庭支柱，他必然是最為愛惜自己的。做了一次驚弓之鳥後，這自惜也將必然成為他藝術上的喉頭鎖，和仕途上的護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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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說一句，同為深夜舟中相逢，我是更喜歡他來到江州路上所作那首《夜聞歌者》的。

「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 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 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 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 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 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 借問誰家婦，歌泣何凄切？ 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

戛然而止，分寸分明。歌者無言，聞者也不必咀嚼。留手而不見瑟縮，這其實才是真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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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以後的白居易無多可說。

那個為感激朝俸而矢志直言的熱血中年已經死在了這場貶謫里。他依然幹活兒，也依舊展示著對百姓的關懷，卻不再肯顯露自己的任何意圖——倒是這樣以後，他的仕途走得更順了。

處級的江州司馬、司局級的忠州刺史、回歸中央的司門員外郎轉客郎中知制誥，終於服緋。之後從中書舍人請求外調至杭州刺史，三年返洛陽任太子左庶子，及至此時，終於自己買上了豪宅，蓄起了家妓。知蘇州，從馬上跌下申請病退，文宗繼位復起用任秘書監，穿起紫袍，賜金魚袋，榮升副部。任刑部侍郎時，白居易被封為晉陽縣男，首次有了爵號，食邑三百戶，加入了他少年時所鄙夷防備的貴族集團。更後自太子賓客遷河南尹，太子少傅，終於在刑部尚書置上退休，相當於今天的正部長。

官越做越大，人卻越耽越虛。

晚年的白居易用莊子和陶淵明一些邊角料為自己蓋了一座心靈避難所，修成了萬世不關心的利己主義。莊子的坦然、陶潛的渾質，在白居易這裡被扭曲成了一首首經濟賬，與一番番的自惜老朽，自甘平庸。

實用主義如他，最終選擇了一種更上算的活法皈依。而少年的忱摯、中年的失意，也便只能隨著那樣繁複華美的《霓裳》《六幺》，裹挾起一去不復返的唐王朝的餘熱，永久沉入元和十一年的江月中了。

（公眾號：李讓眉此間清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