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1】

這篇文章原標題為「分析黑色神話——列寧的方案是『通往毀滅之路』嗎？」

作者是謝爾蓋·卡拉-穆尓扎，俄羅斯媒體和學界認為他是一名優秀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政治宣傳家。

其歷史、思想與政治立場主要是肯定蘇聯成就，熱愛俄羅斯祖國傳統與文化，政治立場基於馬克思主義，但有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葛蘭西學說和民粹思想的成分，因此對「唯物歷史觀」及蘇聯官方史學、革命理論持部分批評和否定態度。同時也是國家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的強烈反對者和抨擊者。

由於其直率的性格和極具攻擊力的文風，經常招來「左」、「右」兩邊的批評，論戰，人身攻擊乃至在法庭和電視直播上舌戰群儒。

我摘錄這一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讓大家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去思考問題，並且反思自己。

在確保不篡改原文原意的前提下，櫻鈴莉會在編輯時對一些語句做出適當調整。

「人民廣播電台」做了關於意識操縱的節目之後，有個年輕的聽眾謝爾蓋打電話給電台，請求幫助弄懂一個問題：列寧是個什麼人？

——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還是開闢了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偉大活動家？

我知道，對於很多老年人來說，列寧是神聖的象徵，即使是在普通的行文中提到他的名字也是一件神聖的事。

可現在的問題是，年輕人的意識已經搞成了這個樣子，我們面臨著一種選擇：乾脆就跟青年斷絕對話呢，還還是堅持同他們進行艱苦的對話？關於列寧的問題撥動著許多人的心弦，問題的本身也很重要。

當意識處於分裂狀態的時候，要建立生活秩序是不可能的。孩子們和年輕人每天都聽電視里說列寧是劊子手之類的話，然後他們又走在列寧大街上，坐地鐵到列寧圖書館，在克里姆林宮旁看到列寧墓。他們的意識應該迅速得到整合。

主要之點在於列寧並不是已經翻過去了的歷史。大家都看到了，革命還在繼續，俄國還不穩定。

另外有一個問題也很重要，那就是謝爾蓋實際上是提出了個方法論的題目：

他應該如何對待列寧的評價問題？

他並沒有請求說：告訴我，列寧是個什麼人，我不假思索的接收你們的說法，我相信你們。

他想不帶任何成見地看這個問題，從一個當代年輕人的立場出發，對列寧不帶任何（原先蘇聯式的）官方的神話與崇拜色彩，並且抱有一種懷疑，認為這股反列寧的宣傳浪潮是一批政治流氓掀起的。

能有這樣一個立場，就是前進了一大步。

所以，我們把謝爾蓋的問題編成了一個課題。任何一個中等知識水平的理智的人，不用花費大量時間去圖書館翻書，不用去檔案館翻故紙堆（問題本來沒有那麼複雜）——

就能夠建立起一根觀點的鏈條，引導他去用自己的思考得出深思熟慮的，而不是外界給他灌輸、強加的結論。

我說的不是「答案」，（我不指望以我的結論立刻改變你們對列寧的具體評價）因為答案需要針對準確的問題，而提出準確的問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將要建立的這根鏈條，不是惟一的，而且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現有的方法只能如此，除了宗教上所說的「頓悟」。

最主要的是要相信，這樣的鏈條是可以構成的，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

只是不要害怕，也不必追求完美。

一個粗糙的、笨拙的，但是可靠的思路要比輝煌的、怪異的、領著人兜圈子的思路要好。

現在咱們就開始。

問題的意義和概念的意義

謝爾蓋在開頭的時候不妨回想下，這樣的問題——「劊子手還是活動家」——是什麼時候產生的？

它出現的時候不早於1988年。因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第一階段是在「回歸列寧」的口號下進行的。而在這之前列寧的形象是神聖的。對列寧開始進行誹謗是完成了編造「斯大林恐怖時代」和「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兩個黑色神話之後。

在謝爾蓋的思想中，這個問題又是如何發生的呢？難道他對列寧及其事業有什麼新的了解了嗎？沒有，實際上從1988年開始，我們沒有得到任何關於列寧的具體消息是從前所不知道的。（即使是根據解密的檔案、電報、日記，也根本談不上像今天這樣把列寧「批倒批臭」）

看來，「是劊子手還是活動家」這樣的問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在謝爾蓋的頭腦中出現，也不可能來自他的經驗或新知識。

這就意味著它是在不知不覺中灌輸進潛意識的，它成了一個打在思想上的烙印，不斷在腦海中盤旋，就像揮之不去的旋律。

這是思想灌輸的結果，是意識操縱的結果。

這一條並不能決定任何問題，但是它很重要，因為它是一個警報的信號。它警告說，應當小心謹慎地、抱著懷疑態度來對待這些說法。

首要的一點就是不能接受現成的說法，要在其中尋找它們的破綻，一定要把這個意思用別的話，用自己的話來說一遍。

那又會是個什麼情況呢？

「是劊子手還是偉大的活動家」這個說法，如果認真思考下的話，立刻就會看出有操縱的人在作怪。以連接詞「還是」連接的這兩個部分，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類別，這就是說，它們根本不能連在一起，這樣的提法沒有意義。

這就好像是在問一個孩子：「你更愛巧克力還是媽媽？」講禮貌的孩子會想：「怎麼會遇到這麼個傻瓜大叔？」有的孩子說不定把這話就說出口來了。不過，我們不是孩子，也不是野蠻人，我們容易受到操縱（儘管孩子和野蠻人容易受到欺騙）。

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把問題一分為二，這樣，兩個部分便都有了意義：

1. 列寧是不是劊子手？
2. 列寧是不是偉大的活動家？

可以有三個回答：

可以是其中之一，也可以兩者都是，還可以兩者都不是。

現在，來看看問題的第一部分：列寧是不是劊子手？

我們還要指出，「劊子手」一詞在這裡是轉義，是隱喻。這樣級別的政治家自己是不會動手去砍腦袋的（彼得大帝做的是象徵性的手勢，可恰恰人們又不把他稱作劊子手)。看來問題並不在於砍不砍腦袋。

關於列寧，俄羅斯的大詩人葉塞寧正好是這樣說的：

「他從來不讓人們去受死，一切只是遵循人間的法律。」

這也就是說，首先我們要弄明白，「劊子手」這個字眼究竟意味著什麼，否則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合理的結論。

我想，每個人都會同意這樣一個說法，就是如果一個政治家在完成自己使命（方案）的時候，明顯地無謂犧牲人的生命，不珍惜他們，毫無必要地讓自己的人民去送死，這樣的政治家就可以叫做「劊子手」。

如果有神話說，一個暴虐專橫、罪惡滔天、隨意殺人、得不到任何階級和群體擁護與支持的人（希特勒好歹還有容克、寡頭和小資），也能夠掌握大權而沒有垮台於內憂外患，並且建立起一個堅強、牢固、發達的國家，那這樣的神話最好別信它。

如果具體說到列寧，那在這方面根本就沒有任何問題。謝爾蓋·葉塞寧是一個不受人左右的詩人，他可不是傑米揚·別德內，他的良心是自由的，他對列寧的評價是：

「有一點嚴厲，但卻溫柔得可愛」。

在另一首詩里，謝爾蓋·葉賽寧用他的筆觸為列寧畫了一幅肖像畫：

他靦腆、質樸、溫柔， 像斯芬克司在我的面前。 我弄不懂他以什麼力量 竟使整個世界震驚。

有一段時間，在黑暗的改革年代，俄國人不知為什麼竟相信起列夫·拉茲貢和沃爾科戈諾夫那樣的騙子，卻不相信謝爾蓋·葉塞寧。難道這個時期還沒有過去嗎？

櫻鈴莉小講堂： 謝爾蓋·葉塞寧：俄羅斯著名詩人，其作品被視為俄羅斯文化瑰寶，和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他對當時社會、政治、農村等諸多問題上的獨到見解在今天也有著極高的借鑒意義。

在政治立場上，他是一名帶有浪漫主義，俄羅斯原始村社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農民詩人」；因此他支持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但對諸多問題則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為此布哈林曾用很難聽的罵人話大肆攻擊他。

傑米揚·別德內：蘇聯著名詩人，其文學創作內容與個人政治立場都是親共、親蘇的（雖然說他在1938年被開除出黨），自然在蘇聯解體之後少不了來自「民主人士」的責難。

列夫·拉茲貢：蘇聯「民主派」人士，「古拉格恐怖神話」的主要編造者之一。

德·安·沃爾科戈諾夫：蘇聯「民主派」人士，曾任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上任後與戈爾巴喬夫、魯道夫·皮霍亞大力推行歷史問題反蘇反共政策，並在軍隊中對「立場反戈」的軍官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清洗。著有《斯大林：勝利與悲劇》，該書被視為「斯大林恐怖神話」的主要推手之一，編造了諸多如「縱火者訓令」式的謠言抹黑蘇聯歷史。（並不是我出於個人政治立場有意貶低，而是被篡改成「縱火者訓令」的，真實的檔案文件現在已經可查，兩相對照之下，他這手斷章取義造謠污衊玩的太LOW。）

這裡最難做的一點當然是如何評價問題。那個由政治家以自己的權力確立起來的「人間法律」，對於老百姓來說是不是致命的？有沒有「過多的不必要的」犧牲？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情況還可能真是有關大規模的無謂犧牲，而不是涉及細微的差異。

在某個具體的歷史時期，可以把這樣的政治家稱之為「劊子手」，那就是他在思想方式上（不珍惜生命）和行為方式上（隨意殺人）同那些代表了可供選擇的其他方案的現實的、具有實力的所有政治家們都大不一樣。

具體談到列寧，我們可以拿他同這樣些政治家相比：

1. 克倫斯基和米留可夫（白軍—臨時政府/西方自由派）
2. 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白軍—臨時政府/軍人獨裁/法西斯政體）
3. 薩文科夫和切爾諾夫（激進革命—恐怖主義，臨時政府/社會革命黨）
4. 馬赫諾（黑軍—無政府主義/土匪草寇）
5. 托洛茨基（孟什維克區聯派/世界革命）

到了1917年末列寧掌權的時候，君主派和孟什維克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再要以為「善良的沙皇」或者「善良的孟什維克總書記」能夠用他們那不存在的政綱挽救世界，那那簡直是天真的幻想。上述各位人物無論在言論或行動上，都充分地表現過自己，大家都「拿出」過自己的綱領，俄國的老百姓不是在辦公室，而是在實際鬥爭中徹底地檢驗過這些綱領。這就是出發點。

百姓死亡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說明，本來是顯而易見的，但卻不知為什麼似乎被人遺忘了。

為什麼會出現「劊子手」的問題？因為在革命過程中（特別是內戰時期）俄國死了非常多的人。究竟准數是多少說不清，但但比較有分量的證據是死了1200萬（按В·В·科日諾夫的計算是2000萬）。

為什麼死了這麼多人？他們並非死於有組織政治力量的直接行動，例如戰鬥或是鎮壓。

從1918年到1922年，各種原因死亡的紅軍指戰員共計939755人，其中相當一部分（也可能是大部分）死於傷寒病。關於白軍的死亡人數沒有準確統計，但數字要小得多。也就是說，絕大部分（超過過9/10）成為革命犧性品的百姓不是死於「紅方」或「白方」的子彈，而是死於亂世，死於正常生活遭到了破壞。

櫻鈴莉小課堂：根據Кривошеева Г.Ф. и др. -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ХХ века. Книга потерь - 2010一書的數據，1918-1922年的俄羅斯內戰期間，紅軍總計減員7772524人，其中6242926人的減員原因是「患病」，佔總減員的80%以上。 此外，616605人因為戰傷和疾病死於醫療單位，這是導致紅軍官兵死亡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說絕大部分紅軍官兵的傷亡都是來自於疫病，特別是各種傳染病，如傷寒、西班牙流感、肺炎、傳染性肝炎等。

更主要的是由於國家和經濟的崩潰。俄國革命是一場巨大的災變，一場世界規模的災難。它醞釀了幾乎有一個世紀，所以要說這是哪個具體人的過錯也實在荒謬。

何況，它只不過是全球革命鎖鏈中的一環而已——從世紀之初起，一場一場革命在許多農業文明國家相繼卷過：中國、墨西哥、俄羅斯、印度尼西亞，最後是越南、阿爾及利亞、古巴。這些革命的基調就是抗拒摧毀農業村社制的資本主義。

在俄國革命中，百姓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被剝奪了生活資料，其結果就是飢餓，疾病、傳染病猖獗，犯罪暴力橫行。許多學者認為，1921年餓死的人數為500萬。保障法制和秩序的國家崩潰了，「分子戰」的惡魔紛紛出籠一一匪徒與匪徒，團伙與團伙，相相鄰的農戶之間相互殘殺，他們同政治計劃並沒有任何聯繫，但有時卻會以政治意圖為掩護，比如「綠軍」①就是這樣乾的。

櫻鈴莉小課堂：

綠軍（Зеленоармейцы）：1919-1920年俄國國內戰爭時期，神出鬼沒於密林當中，抗擊白軍和地主還鄉團的的農民武裝；其政治理念主要為村社制度、無政府主義、「同情窮苦人」。

雖說他們的政治目的和理念簡單、幼稚、膚淺，甚至這些只為自己的家人、村莊和土地而戰的農民根本談不上什麼統一的團體、指揮和政治綱領。但他們沒有同為無政府主義系的馬赫諾黑軍的殘忍、瘋狂和暴虐。

大多數綠軍都是當地農民以村鎮集落、家族親鄰為單位自發組建，但隨著局勢的發展，「紅色綠軍」逐漸接受布爾什維克的命令和政治指導員，轉為受指揮的紅軍部隊和紅色游擊隊。其餘的「綠軍」除解甲歸田者外，則成為流寇、土匪。

1926年人口普查之前，要想確定準確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非常困難。不同的人口學家們發布的統計結果各不相同。若以中間數字為準，情況大致是這樣：

1920年死亡率約為45.2‰；出生率為36.7‰。

1923年死亡率為29.1‰；出生率為49.7‰。

也就是說，到了內戰的最後一年（1922年），甚至在沒有歉收災荒的情況下，俄國每年要失去120萬條生命，而到了1923年，居民人數增長了近300萬。

當經濟發生混亂的時候，死神會從這片混亂之中得到什麼樣的收穫，今天我們也看得很清楚：

（『戈爾巴喬夫改革』與蘇聯解體之後）國家和經濟僅僅還只是半崩潰，但俄羅斯聯邦（即原俄羅斯帝國疆域的一半）在垂直飆升的死亡率中，每年就要損失整整100萬條生命，如果再加上出生率下降，損失將達到200萬。

沒有戰爭，也沒有鎮壓，可是每年被殺死的人也達到3萬左右（此處應指犯罪活動的受害者）。改革這些年來，由於「非自然死亡」而靈魂升天的數字點也不比內戰時期少。

看來，肯定是有一個「無形的劊子手」存在。

什麼是「1917年革命」？謝爾蓋應該稍作努力，回想一下民主派力圖掩蓋的一個重要事實：

俄國的整個正常生活遭到徹底破壞乃至國家崩潰，是發生在1917年的2月。沙皇可不是被布爾什維克，而是是被將軍們以及給他們撐腰的親西方派共濟會推翻的。（櫻鈴莉需要提醒一下諸位讀者，這位作者是有點相信共濟會陰謀論的，這裡要加以注意和鑒別。雖然說克倫斯基等人的確是共濟會會員……）

所以當戈沃魯欣為《我們失去的俄羅斯》而哭泣，同時又詛咒布爾什維克，卻放過了俄國的真正破壞者的時候，他不是個偽君子，就是個意識操縱者的傀儡。

《我們失去的俄羅斯》拍攝於上世紀90年代初，以惡毒攻擊布爾什維克和列寧而名噪一時。

二月革命是親西方派的革命。它的真實意義在於為商業金融資本的發展掃清道路。那是第一次的「丘拜斯和蓋達爾的革命」，儘管也喊了大量社會主義的的口號。

米哈伊爾·普里什文在3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猶太銀行家們又樂又哭。他們跟所有的猶太人一樣，不會笑，可是會哭：如果他們想到社會主義會勝利，那他們還樂得起來嗎？」

櫻鈴莉小課堂：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普里什文——傑出的俄羅斯文學家；和托爾斯泰、葉賽寧一樣，他也是一位受到進步思想感召的「農民作家」、「旅行寫手」，在內戰期間他沒有離開俄羅斯，而是置辦了一片土地自己耕種，一直過著農村勞作生活。

內戰期間，他的政治立場和情感總體傾向於反布爾什維克白軍，但與農民的接觸，各方的做派和實際行動促使他開始反思自己。

布爾什維克根本就沒有參加二月革命。列寧跟這件事更沒有關係，二月里他在瑞士，聽到革命的消息感到十分意外。作為個有分量的政治家，1917年4月他登上了俄國的舞台。列寧用不著跟君主派鬥爭，那時他們已不是一股實際的政治力量了。

克倫斯基的民主派破壞了軍隊，解散了警察，使生產和運輸處於癱瘓狀態，讓農民生活無著。

跟蘇聯官方的歷史神話不同的是：1917年夏季，農民們所破壞的基本上已不是地主的莊園，而是「中農」——那些土地租賃者。

普里什文有一所小田莊，靠自己的勞動生活，他寫道：

一個女地主把自己關在老屋裡，尋思所有的罪惡都來自農民，是他們串通好了來搶劫她。可是「他們」根本沒有，他們並沒有串通好，他們互相打劫，遠勝於對她。更令人驚訝的是，若跟他們自己之間互相搶劫相比，她被搶劫的簡直少得可憐。

到了1917年秋天，農民騷亂已經遍及俄國縣治的91%。對於農民（乃至對於地主）來說，土地國有化——成為了結束由於擅自重新分配土地而挑起地界之爭（乃至農村戰爭）的惟一手段。

普里什文的日記證實：俄國的全面內戰正是在1917年夏季開始的——起因是臨時政府不願解決土地問題。（到了立憲會議也一樣，由於該會議不願並且無力解決土地、和平問題，導致立憲會議喪失信譽和法律效力並爆發了黨團分裂，參會人數不足使其無法運轉，只得被無政府主義水兵蘇維埃決議解散。）

及至1918年夏，內戰只不過是變得熾烈化了並且在意識形態上也對立起來了。

內戰是「二月對十月之戰」，這一就我們整個主題而言極為重要的思想，該是我們最終掌握它的時候了！

因為俄國已別無選擇：

要麼是「東正教、專制主義、民粹主義」；

要麼是「共產主義、蘇維埃、勞動人民的團結」。

如今第一種可能性不復存在，站在布爾什維克對立面的是世紀之初的別列佐夫斯基（俄羅斯當代金融寡頭）和索布恰克（俄羅斯當代政客）之流，外加血腥的屠夫鮑·薩文科夫。

鮑·薩文科夫（1879~1925），俄國政治活動家，作家。1903年9月至1917年為社會民主黨人。「戰鬥組織」領導人。是組織恐怖活動的行家裡手。曾任臨時政府軍事部長。領導過多次反蘇維埃的陰謀、恐怖襲擊和武裝叛亂。後流亡國外，1924年偷越蘇聯國境時被捕，受到審判。自殺身亡。

著有《一個恐怖分子的回憶》（1909）、長篇《無蹤往事》（1912）等。

後來不久，正如生活所表明的那樣：布爾什維克擔當的角色，是被二月所推翻的俄羅斯帝國的復辟者的角色，是讓帝國復活但只是在另外一襲外衣的掩蓋之下罷了。這一點，在不同時期曾多次得到布爾什維克的敵人承認，其中包括В·舒利京甚至鄧尼金。

舒利金(1878~1976)，俄國政治家，君主派。第2屆至第4屆杜馬議員右翼領導人之一。是接受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詔書的議會代表之一。十月革命後參與組織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1944年在南斯拉夫被捕，引渡到蘇聯。被關押到1956年釋放。60年代號召白俄僑民放棄反蘇立場。

白軍中的君主派在平民知識分子階層的軍官中為數極少，他們幾乎處於地下狀態而且一貫受到反間諜機關的監視。

這裡應該指出，蘇聯的官方宣傳為了簡單化，把「革命」這個詞搞成了一種神聖的象徵，並且把列寧的所有反對者都說成是反革命、沙皇的黑烏鴉，結果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波克拉斯兄弟甚至還給我們寫了一首歌，說什麼「泥腿子窮兄弟們，白匪軍又來啦，來搞沙皇復辟啦。」

櫻鈴莉小課堂：

波克拉斯兄弟指達尼爾·波克拉斯和德米特里·波克拉斯，兩人皆為蘇聯著名作曲家，蘇聯人民藝術家稱號獲得者。他們二人所譜寫的諸多樂曲中，最為中國人所熟知的恐怕還是《三個坦克手》和《布瓊尼騎兵進行曲》

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來比較一下俄國的種種革命方案，搞清其中哪一種會給俄國帶來更嚴重的傷害，這可以用到底失去了多少生命來衡量。是誰領導實施了傷害最大的方案，這樣的領袖才該被稱為「劊子手」（或者說「比別人更大的劊子手」）。

不過我們當中有一些奇怪的人，有時還被稱為「愛國者」，他們把所有的人都說成劊子手，他們誰都看不上。他們說：「所有的人家都在鬧瘟疫」。

這樣的立場產生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俄國只能是文明的棄兒，它沒有生存的權利。假如一個民族，它所有的政治流派都統統產生於劊子手倡導的那一套，那它能是個什麼民族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