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結婚，份子錢隨不隨？——「份子錢」習俗，本質是民間「眾籌」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單個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災人禍、身老病殘時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幫助。所以，為了能夠更順利地活下去，也為了生命的延續，個人必須跟其他人進行跨時間、跨空間的利益交換，即，人與人之間的金融交易是人類活下去的必須。比如，原始社會時期，人靠打獵野生動物、採掘野生果菜養活自己，那種生產方式下，個人時常會數天獵不到動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內人人共享獵摘成果（亦即，部落成員之間隱性地進行跨時間的價值交換），許多個人很快會餓死。

因此，人際間的金融交易是任何社會都必須進行的，只是實現人際金融交易的形式、方式很不一樣，今天我們熟悉的外部市場提供的金融證券只是其中之一。原始社會裡，「部落」公有制是一種實現形式，那種安排下，個人沒有自己的空間、沒有自己的財產，也沒有自己的權利，但好處是，在大家都沒有自我的架構下，所有東西和果實都共享，讓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農業社會裡，人際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隱性方式實現，其交易範圍縮小到家庭、家族這些血緣體系內。家庭、家族之內不分你我，養子就是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險品、信貸品和養老投資品；親戚間「禮尚往來」就是我說的跨時間價值交換的代名詞。得到一份禮就讓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禮時你才還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種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頭寸是以「人情」記下，而不是以顯性金融合約的形式記錄的。

當子女是實現跨時間價值轉移的最主要方式時，農民規避風險、養老的境況就不是由保險產品的好壞、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資組合訣定，而是由兒子的數量和質量決定，所謂「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種理想境界，也因為這樣以來，能進行人際隱性金融交易的範圍就可以儘可能的大。所以，越傳統的農業社會，會在醫療技術允許的條件下儘可能讓人口膨脹。

中世紀時期的歐洲，教會是血緣之外、或者說與血緣網路並行的互助結盟組織，其結盟的基礎不是血緣，而是對上帝、對耶穌的共同信仰。教會跟家族、宗族類似，一方面起到經濟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實現成員間的跨時間利益交換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進成員間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質交流，給成員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礎。

因此，現在我們熟悉的由金融市場提供的信貸、保險、證券、基金等等金融產品，並非人際間跨時間、跨空間金融交換的唯一形式，只不過，它們是超越血緣、超越社團組織的非人格化的實現形式：在金融市場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麼、是誰的兒子、讀過多少書、有什麼意識形態、保留什麼政治信念、信過什麼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夠有支付能力，他們就會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麼，為什麼並非所有的社會都選擇發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場呢？為什麼在傳統的中國沒有出現現代證券市場呢？這又涉及到人際金融交易的性質、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構。仔細思考一下，我們會發現，正因為金融交易是跨時間、跨空間的人際價值交換，是把交易雙方在不同時間的收入進行互換，那麼，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關鍵之關鍵，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礎。換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質差別，商品交易往往是現貨、以現金交易，所以，交易雙方即使素不相識，問題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現貨交易，而是價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鎚子買賣，所以，沒有互信、沒有保證金融契約執行的制度基礎，就沒有金融交易的發展。

現代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等等，是伴隨著現代法治制度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沒有支持陌生人之間交易的現代商法、合同法、證券法等方面的發展，就不會有今天我們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證券市場；反之，金融證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間的深化進程，也帶來了更多、更深層次的法治要求，促進了後者的演變。在這個意義上，人際間金融交易範圍的不同，對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對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會不同。

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之前，幾乎所有的農業社會都有立足於血緣的文化和社會秩序，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緣關係是一種個人出生之前無法選擇的關係，出生在哪家、是誰的兒子、誰的兄弟姐妹、誰的父母、誰的爺爺奶奶等等，這些都不是你能挑選的，也是你一輩子不能改變的。這種穩定和不可選擇性，對於還沒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體系的傳統社會來說，是最有利於建立並維護誠信的基礎，血緣關係的永恆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種基於血緣的跨時間、跨空間人際利益交換安排，而「三綱五常」所規範的「名分等級」秩序則是支持這種交易體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綱五常」的安排之下，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其名分、等級，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規定不孝子該殺。這種剛性秩序當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際隱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擔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資會沒有回報，兄不用擔心弟的回報。因此，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普遍對儒家建立的這種剛性交易體系「放心」，家庭、家族內的金融交易風險小，這也是為什麼這一體系能運作兩千多年。

只不過，儒家的這種剛性體系過於偏重父母、兄長作為「投資者」的權利（甚至權力），壓制子女、壓制年幼者的權利。只要你出生的時間晚，那怕是晚一點，你這一輩子就永遠地位低於先於你出生的人。以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呼喚著「打倒孔家店」、解放個人。特別是，在這樣一種隱性金融交易安排下，「養子防老」等於把子女當成了經濟工具，家庭的建立、養子等等，都過多受利益驅使，使利益和感情無法分離。其結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蝕親情間的情感氛圍。

因此，雖然家庭、教會、金融市場都能提供人際間的跨時間利益交換，這幾種交易安排之間也的確有極強的替代性，但是，它們的利弊差異極大。比如，在儒家「孝道」體系下，人更多是作為投資、保險、信貸交易的載體存在，人首先是經濟工具，而人性價值、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被犧牲太多。一個人可以因為「不孝」而處死，等於說人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載體，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體現「養子防老」，不承認超越金融交易載體的人權。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場代替儒家「孝道」體系之後，壓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經濟交易功能會逐步從家庭、家族剝離，信貸、保險、投資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場取代，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金融市場正在把中國家庭從利益交換中解放出來，讓家庭的功能重點定義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應該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換場。金融市場就是這樣讓中國文化走出儒家的剛性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五.四」運動主張的「打倒孔家店」、解放個人，還必須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場的發達，否則，「孔家店」還無法被打倒。

開始從社會的角度理解金融、從金融的角度理解社會變遷之後，我的思想世界頓時熱鬧了許多，原來文化就是這樣隨著人類生存的需要而演變、調整的，或者說，文化價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個人的自由。也就是說，當生產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發達的時候，人們會為了生存而願意犧牲一些個人自由，比如，以前人們願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綱五常」剛性社會秩序。但是，一旦物質生產能力足夠高、金融市場足夠發達，繼續犧牲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就沒必要，社會文化必然會做相應調整，這也是中國今天的經歷。

這是什麼意思呢？劉教授是廣州一所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他研究中國歷代契約的變遷史，其學問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劉教授來耶魯大學訪問一年。期間，他講到自己的親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內弟結婚，要花120萬元買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內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萬，他們手頭的積蓄有30萬，所以，買房子還缺90萬元。那90萬元怎麼找到呢？

一種可能當然是小王從銀行做按揭貸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後的月供大約4832元，年供不到6萬，他們當然能支付，但佔小王夫妻未來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過，小王和未婚妻不願意做按揭貸款，他們跟父母說，如果做按揭貸款，讓他們不是一結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嗎？小王的父母想想，覺得也是，不能讓年輕夫妻背上這麼重的擔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紀60出頭，已退休，手頭有60萬養老用的積蓄。就這樣，小王父母拿出手頭60萬的積蓄，劉教授夫婦把手頭僅有的20萬積蓄貢獻出，另一位親戚出10萬，給小王買上150平米的房子。

當然，劉教授的故事對中國人很普通，沒有什麼稀奇。只是這種安排改變了小王大家庭的關係和性質。第一，劉教授現在一想起這事就惱火，作為歷史學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萬的積蓄是他當時所有的錢。他說自己在廣州的房子還不到70平米，憑什麼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積蓄供他內弟買那麼大的房子？所以，從那以後，提起他內弟，首先想到的是他過去的積蓄，而不是他跟內弟的感情有多麼好，況且也因為那筆錢使劉教授跟夫人的關係緊張！

第二，本來，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萬養老錢理財投資好，等再年老之後，自己能有錢養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嚴。但是，現在錢都給了兒子，今後的養老就只能靠兒子、女兒了，也就是說，不管今後跟媳婦、女婿是否處得好，也沒有別的選擇，只好跟他們一起住，或者靠他們供養，等著他們給錢。這樣，本來可以自立養老的小王父母，今後就只能看別人的臉面養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間，不能想怎麼花錢就怎麼花了。

同樣糟糕的是，正因為小王這麼容易就得到90萬元的幫助，讓他無法感受到靠自己勞動養活自己的責任，那看似「免費午餐」的90萬，只會培養懶惰。

而如果小王是通過90萬按揭貸款，表面看會給小王夫婦帶來月供壓力，但是，這種壓力不是壞事，會迫使小王奮發向上，培養「自食其力」的個人責任。同時，這也讓其父母留住養老錢、年老後有自尊的財產基礎，可以理直氣壯，不需要看子女的臉面。另外，對劉教授夫婦來說，他們的關係就不會出現緊張，也當然不讓劉教授一想起內弟就想到自己失去的積蓄。

實際上，這兩種安排，給每個人帶來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試想，小王拿了親戚的90萬買了大房子，他們夫妻倆今後消費什麼東西，親戚自然有權過問、有權管，就像劉教授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一樣！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錢養老時，他父母花錢也會受到兒子、媳婦、女兒、女婿的監督，花別人的錢能那麼自由嗎？

總之，儒家主張的靠血緣網路內部來互通有無，來實現人際金融交易，最終不能激勵每個人奮發向上，培養的是等待「免費午餐」、搭便車精神。比較而言，外部金融市場更能逼著每個人去「自食其力」，也為個人空間、個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礎。

小時候，父母都會教我們不能借錢花、要「量入為出」，還有就是要多存錢。在中國文化中，借錢總是件很負面的事，透支、負債、欠錢等等是一些貶義詞。或許正因為此，證券類金融市場在我們的歷史上沒有機會發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學更是不能走上正堂。

這些年我學到，借貸類金融交易原來是，幫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開支平攤到今天和未來許多年月上，讓一次性大開支不至於把個人、企業或者國家壓垮。就像小王買房要120萬元，這種開支的確很大，但買下之後，不只是今天享受，未來許多年也會享受其好處，所以，通過按揭貸款把這些支付壓力平攤到未來30年，不是讓「享受」和「成本」在時間上更匹配嗎？這本應該是一件純經濟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貸金融對個人、對家庭、對企業的貢獻，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觀分析，我們會發現借錢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更好的選擇。

靠親情實現的隱性交易逐漸由市場取代

人類自古就難以以個體生存，人際經濟交易、感情交換歷來是人類得以存活的主要保障形式，必須通過彼此間的利益交換，特別是在不同時間、空間之間的人際利益交換，來最大化我們的生存概率，來讓我們對未來的生活保障（包括養老）有安全感。但是，人際交易、尤其是跨時間或空間的人際交易必須以相互信任為前提，否則，交易的不安全使我們即使有需要，也不會去跟他人做不同時間之間的價值交換，不會去互相保險、互相借貸、互相養老、互相投資。

在市場規則、信用交易保障體系均不發達的社會裡，人們主要依靠以血緣建立的家庭、家族為跨時空利益交易的場地，或者說家庭、家族就是隱性的內部金融市場。在傳統中國社會裡，血緣是這些族內、親情內部利益交換的信用基礎，而儒家「三綱五常」名分等級秩序便是信用交易的具體文化制度保障。「孝」道文化是這種個人未來生活安全保障體系的另稱。

「養子防老」，親戚間「禮尚往來」，生老病死時的相互幫助，這些都是保險、養老、信貸、投資等的具體實現形式，「血濃於水」的信念是用以強化這種體系的信用基礎的文化價值。這些當然都是不能稱作「利益交換」的跨時空經濟交易活動，是只能做但不能這樣說的經濟活動，因此，這些經濟交易所創造的價值從來不能以貨幣單位計算，沒有被「錢化」，自然沒有記入GDP之中。家庭、家族之內的經濟交易或者說「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再多，這種價值交換由於沒以錢來核算，人們自然不會感到「錢多了」。

不過，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文化價值觀的變化，原來靠血緣、親情實現的隱性金融交易正在由金融市場以顯性金融交易的形式取而代之。原因有幾個方面：第一，人口流動大大增加，在江西出生但到北京、上海、廣州生活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人口流動起來後，由血緣、家族提供的經濟保障和養老互助功能越來越不可靠，正式的金融交易產品必須取而代之；第二，多年來所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也使單純的家庭、家族養老互助體系無法勝任，特別是人均壽命的上升，使年輕的夫妻很容易要負責上兩代12位老人的生活，因此，以血緣為基礎的保障體系的效果越來越低；第三，在文化價值觀上，中國人越來越追求個人自由和經濟獨立，把未來的生活保障盡量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通過各種金融品種的組合安排把未來各類經濟需要事先設定好，以此最大化自己經濟上的獨立。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依賴金融市場，而不是只依賴家庭、家族達到保障未來生活的目的，這當然也使中國的市場交易額大大增加，錢自然也多了。

就以中國的保險業為例，壽險、財產險、人身險、意外事故險、健康險等各類保費的總額，在2006年底為2萬億元，到2007年5月底大約是2.5萬億元，5個月增長25%。也就是說，如果是在傳統中國社會裡，這些保險品種都會以人格化的形式在家庭、家族以及朋友網路間實現了，隱性地實現了，那麼，這2.5萬億元金融資產就不會在中國經濟中出現，全社會的金融資本供給量就會少2.5萬億元，保險業的公司收入和從業者的收入也不會有，中國的錢量當然也會少許多。換言之，正是由於這些保險功能已逐步走出血緣、走出友情，由保險行業取代，中國的金融資產多了2.5萬億元，中國的貨幣收入也因此增加了許多。

信貸行業、養老行業、基金行業、證券行業的增長，也部分得益於由傳統家庭家族實現的隱形金融交易正在被逐步顯性化。也正由於這些經濟利益交易功能會進一步走出血緣網路，中國的各類金融業今後必然會更快發展。與此同時，錢的供應量就必然要更快增加，今後的錢只會更多。

靠友情實現的交易越來越由市場取代

在血緣關係之外，朋友網路是另一個能為信用交易提供支持的基礎架構，這也是一種相當人格化的小範圍利益交易體系。以前，當張三要搬家或者因外出要帶大件行李時，他可能要找朋友幫忙，朋友往往會一叫就到，也不會要求報酬，自然不會用錢支付。但是，朋友之間有一個隱性的共識或默契，那就是在這次來幫忙的朋友下次也要搬家或者也要外出有行李時，張三必須也能隨叫隨到。

按照同樣道理，張三生病發燒不能起床時，他的可靠朋友會帶他去醫院；但是等他的朋友生病時，他也必須提供幫助。張三如果一時缺錢，朋友可能會幫忙，但當朋友有類似需要時，張三也必須以類似幫助去回報。

以上所舉的友情幫助表面上看不是經濟交易，而是友情，但實際上都是隱性的跨時間利益交換，具備投資、保險或信貸的經濟功能。市場越不發達的社會，這些隱性利益交換會越普遍，靠親情、友情來進行跨時空的利益交易是傳統社會的普遍特徵。這些交易不要錢，卻是典型的經濟交易，也因此使傳統社會「錢少」。

到今天的中國，許多這類交易也被市場交易顯性化了，被「錢化」了。比如，中國現在有許多搬家公司，張三搬家不必找朋友，而是更願意花錢找搬家公司；暫時缺錢或者要購房子等大件時，可以找信貸機構；去火車站或機場時，不必找朋友送，而是找計程車；外出旅行時，不必找朋友家住，而是更自在地住在酒店，「在外靠朋友」原來是市場不發達的結果！

這樣一來，我們中國人以前很多在友情名義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今天正在被一一市場化，使許多原來沒有收入意義的友情「經濟活動」今天以「錢」結算了，直接對每個人的收入有貢獻了，個人的收入都會因此而增加，個人「錢多了」；在國家層面，為支持市場化程度的上升，貨幣供給量也必須增加，這就很容易產生表面上的「流動性泛濫」的境況。

在這裡，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過去是隱性的經濟活動今天被「錢化」之後，每個人的「錢」收入當然會增加，但這種新增的收入只是表面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收入增加，因為這類收入和投資原來就有，只是沒有被「錢化」而已，是隱性的。今天在市場化發展深化之後，這些經濟活動被市場取代了，同樣的經濟交易被顯性化了。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在錢包鼓起來的同時，卻並不一定感到更富有，原因在於市場化發展後「什麼都要錢了」。

金融市場必須加快發展

在原來由親情和友情實現的隱性養老、隱性經濟互助、隱性意外事件互保以及其它人際利益交換被市場取代、被「錢化」之後，人們的收入是增加了，錢也多了。但是，如果各類品種的保險、養老、醫療、投資、理財產品不能夠發展到位，那麼，在中國人錢多的同時，可能反而對未來充滿不安。

道理很簡單，原來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經濟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網路上，今天不記經濟成本的互相幫助和相互援助，是對自己未來經濟安全的投資，是在買人格化的保險，或是在放貸，這些為個人提供安全感。當這些經濟活動被逐步市場化、「錢化」之後，人們在家族、朋友網內的這些投入會越來越少，親情和友情更多的會以感情交流為主，而不是以經濟利益交易為核心。那麼，在這種時候，如果金融產品的豐富程度又有限，錢多了以後的中國人就會難以安排好未來的各種經濟需要，反而會對未來深感不安。這就好像在「打倒孔家店」後，如果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又沒跟上，人們要麼會惶惶不安，要麼會重建「孔家店」。

從最近我跟杜俊林同學組織的調查中看到，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金融產品已日益豐富，市場提供的各類保險、借貸、養老和投資品種越來越多，北京人的家庭已越來越定位在感情交流上，未來生活的保障功能正在進一步從血緣體系中淡出。相比之下，農村中國的金融很不發達，農村的家族結構雖然遠沒有過去那麼牢靠，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也必然會在未來進一步解體，但是，雖然血緣體系所能提供的經濟安全感在農村正在衰退，還好農村的家族形狀還在，通過重新對家族網路的投資，農村人還多少能靠著親戚得到一些經濟互助和生活保障。可是，地區市和縣城的人們對未來最沒有安全感，在傳統家族和現代金融市場中間，他們哪邊都不靠，因為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近代城市化中進入城鎮，已離開了自己的血緣家族網，所以他們不能靠家族、親戚實現經濟互助和安全保障；同時，那些縣城和地區市又沒有發達的現代金融。在兩邊都不靠的情況下，這些中小城市的人反而對未來生活最沒有安全感。

金融市場的發展將最終打倒「孔家店」

近幾年來，儒家文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這些討論不只是限於文化圈內，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生每周花多少時間讀經、多少時間學習現代知識的問題。此外，要求立儒學為國教的呼聲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學已不僅是個人的選擇問題，還是一個全社會以及整個國家的根本問題。實際上，一些新儒家學者聲稱要「以夏變夷」、「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國家已撥款數億在國外設立孔子學校，以具體行動在世界推廣儒家文化。中國這麼大，世界更大，做一些這類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其成效將如何則可能是另一回事。

那麼，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儒家文化為什麼會在中國出現？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別的更「好」的社會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質文明，而東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嗎？「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帶來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讓中國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現在人們發現，在當年打倒「孔家店」後，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還缺少什麼才使個人權利、個人自由難以紮根？

文化顯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今天的中華文化跟漢朝的漢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國文化、甚至民國時期的華人文化都不一樣，其他種族文化的動態變遷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斷變化的，那麼是什麼在推動其變遷？為什麼有的文化內容經久不衰而有的則時過境遷即消失？這裡，我們試圖從金融學、經濟學的角度來回答這些問題，盡量從文化之外的視角來理解文化。我們會發現，文化內涵必然是因某種需要而生，同樣會因為某種不需要而死。換言之，一旦文化的某種功能能夠由其它更受社會歡迎的東西取代，那麼那項文化內涵的生命就會結束。我們會看到，隨著經濟和金融技術的發展，社會所需要的文化內涵也會變化。所以，簡單意義上的文化復古不僅是一廂情願，而且是毫無意義。

文化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

文化的內容當然很多很廣，我們關心的不是像「川菜」「湘菜」這樣的非制度性文化，而是規範言行的制度性文化以及影響人們作價值判斷的處世文化。此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不談及儒家「三綱五常」中的「五常」等處世之道，原因是，像「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規範是世界各種文化的普遍價值，並非儒家文化獨有，否則我們中國人出國之後就不會有與別人交往的任何基礎。這些內容是今天的中國以及任何社會都應該教導的。

本文的反思集中在儒家「三綱五常」中的「三綱」以及相關的「五倫」社會秩序。家文化是各種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跟其它文化的核心差別的體現。我們來看看它們的差別。

不管是遠古，還是現代，任何人自出生即面對兩種基本需要，一種是吃穿住行這些物質

消費，即所謂的物質生活，「民以食為天」；另一種是心理或說精神需求，即所謂精神生活。從生存需要看，物質生活的重要性應該排第一，精神生活居其次。人的這兩種基本需要既是文化的起因，也是文化的目的。

所有動物都有其文化，而一種動物的文化程度又跟該動物的個體獨立生存能力有關。在所有動物中，人出生後的自生能力可能在最弱之列，嬰兒一歲之前靠吃奶，即使一歲之後能吃一般食物、能走路了，在12、13歲前一個人還是難以獨自謀生。相比之下，馬的自生能力極強，小馬出生一、兩天內即可站立走路，也能很快自己吃草。但儘管如此，出生之後，小馬還會追隨母親一、兩個月，母馬也會給以母愛，保護小馬，形影不離，所以，連馬也體現出一定的「家庭觀念」、「家文化」。筆者小時候在湖南農村，最怕的就是還在撫育一群小狗的母狗，母狗為保護其孩子所表現出的兇惡，真是奮不顧身，任何人只要靠近她家的領地範圍，母狗絕對會出來咬你！所以，狗的「家庭觀念」也不弱。「家」作為基本生存單元是動物的共性。

當然，對於自生能力遠比馬要弱的人類，家更是人種延續下去的最基本條件。任何今天還存在的民族，它必須有重視家庭的基本文化內涵，否則就不可能延續到今天。各類文化都重視家庭，這是人種生存的基本底線。

除了要滿足今天的物質消費和精神需求外，一個人面對的更重要的挑戰是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包括未來物質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確定性、身體健康的不確定性，還有未來精神生活、心理狀態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風險事件可以是天災人禍，比如，根據鄧雲特先生在1937年《中國災荒史》一書中的統計 ，16世紀中國共發生過504起大水災、旱災、蝗災、雹災、風災、疫災、地震和雪災，平均每年5次以上；17世紀共有各類大災507次，18世紀共411次，19世紀407次，20世紀的頭35年有101次大災。這些記入史冊的不包括小災，也不包括時常發生的戰爭和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兵荒馬亂時期個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當然會受到衝擊。這些都是人們想規避的系統風險。

在個人層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也會引發財產收入、精神狀況上的損失，還有娶妻、嫁女、蓋房、養老等這些大開支項目，都是個人一輩子要應對的不好預測的風險或大額開支事件。此外，在創業、生產投資上也會面對大大小小的不確定性，有可能血本無歸，有可能收成不好。

這些因自然、社會以及個人自己帶來的難以避免的風險事件讓人充滿憂慮，這就逼著人們去尋找規避未來物質風險和精神風險的手段，否則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生存下去的概率就會遠小於100%，社會也不能安寧。大致講，人類有兩種途徑規避未來風險，其一是靠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通過提高物質生產力和精神供給量來提升人類整體生活水平，這當然能加強個人度過風險事件的能力。物資供應有結餘時，即使一時發生天災人禍或生產歉收，也不至於給人造成致命的危機。「硬」技術創新的貢獻即在此。

其二是通過個人之間的經濟交換、精神交換達到互保、互助、資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會共同的避險能力，使個人能更好地度過經濟緊張、精神壓抑時期。任何社會中，個人之間的收入風險特徵以及能力都會不同，使他們能通過交換而達到互保、互相配置資源的效果。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如此，不同人會在不同時候出現喜怒哀樂，為人際間的感情交換提供了基礎。

問題是，如何進行交換？在經濟利益方面，金融產品就是讓不同人（買方和賣方）實現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狀態之間的物質交換（當然，在未來也許可以有實現不同時間和不同狀態間感情交換的證券）。例如，借貸合同是讓貸方今天把錢借給另一方使用，但到期時借方要還本付息，其效果是貸方把今天的收入轉移到未來花，借方則把未來收入轉移到今天花。其它諸如人壽年金、醫療保險、人壽保險、養老基金、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雖然合約的支付安排不同，但道理都是實現不同人在不同時間、不同狀態間的利益交換。可問題是，這些金融品種直到近代才發展。那麼，在古代以及傳統社會裡，類似這樣的金融保險交易和精神感情交易靠什麼方式進行呢？這是一個交易風險或者說契約執行問題，如果大家都擔心另一方會賴賬、不履行其交換義務，那麼互保互助交易就無法發生。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所推出的文化與制度基本都是為了保證這些交易能順利進行。

在原始社會，由於生產能力低下，靠狩獵、採摘野果謀生，其收成的風險太高，打獵時可能連續多日一無所獲，沒有食物供給，生存挑戰必然是每天的首要問題。如果那時期生產和生活都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那麼人的生存能力會極低，人類可能很快滅種。所以，原始部落就成為規避生產風險、規避天災人禍、提供原始精神消費的基本組織。儘管部落公有制淹沒了個人的空間、也沒有獨立的家，但在當時生產能力的約束下，原始部落可能是最理想的經濟互助體和社會共同體。那時沒有正式金融契約交易，但部落里共享一切，其實就是基於隱性利益交換的原始社會保險安排。

到了農業社會，可以圈養家禽，在固定的地方重複種植糧食，這兩類生產技術革新大大提高人類生產力，使物質供應大增，降低了飢餓的頻率。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文化也發生變化，人們沒必要再繼續部落公有制這種經濟互助組織。畢竟，為了支持公有制達到分攤未來風險的效果，每個人需要犧牲太多的個人空間和個人自由。只要生產力有所突破，讓個人的獨立生存能力有實質性提高，人們必然會尋求新的、擴大個人空間的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一種全新的文化也會應運而生。這就是阿瑪塔亞?森所說的「發展就是使個人更自由」，也是人性所向。

在農業社會，外部化的法治沒有建立，與陌生人交易的成本還太高，商業特別是金融保險、借貸、證券業都不發達，還沒有市場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所以，在走出部落公有制之後，還必須找到一種新的保證經濟交易、精神交易能順利進行的安排。這時，家族、宗族就成為主要的經濟互助體和社會共同體，親情與血緣成為保證互保、互助交易能順利進行的自然基礎，家族像是一個非正式的內部金融市場。以家庭為基礎性存在單元當然沒把個人充分解放出來，不等於個人完全自由了，但「家」可能是那種時代里讓個人達到規避未來物質風險、精神風險的最可靠安排。

在任何社會裡，家庭有兩個主要功能，一個是經濟互助，一個是社會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經濟功能包括兩方面，第一，在家庭內部存在各種隱性金融契約關係，父母在後代身上有投資，所以後代有隱性「回報」責任；兄弟姐妹之間則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這個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間存在許多說不清、也說不完的隱性債務、保險責任。第二，因血緣關係，「家」能大大減少各成員間利益交換的執行風險，減少交易成本。

為了支持「家」的經濟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會就必須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幫助實現這些錯綜複雜的隱性金融契約。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農業社會的傳統文化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產生的背景。

儒家文化的今與昔

也就是說，在沒有市場提供的各類保險、借貸、股票、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金融品種的前提下，成家生兒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兒子，就成了規避未來物質風險和精神風險的具體手段，即所謂「養子防老」。生兒女既是父母對未來的投資，又是為未來買的保險，兒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種。父母也許愛子女，也許不愛，這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兒女長大後要「孝」，這是保證父母投資有所回報的關鍵。「養子防老」是保險和投資的概念，而「孝」則是兒女履行隱形「契約」的概念。以「孝」和「義務」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為了降低這些隱形利益交易的不確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設計的。正如謝幼偉先生在《孝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所說，「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謂『孝的文化』。孝在中國文化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談中國文化而忽視孝，即非於中國文化真有所知」。

於是，由「三綱」、「五倫」建立並延伸出來的家秩序、社會秩序就很關鍵了，臣必須服從於君，子必須服從於父，婦必須服從於夫，弟必須服從於兄。這些服從關係是無條件的，也不管有理還是無理。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說法 ，「就是把社會中的人各就其關係，排定其彼此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間應有之情與義，要他們時時顧名思義。…… 倫理關係即表示一種義務關係，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為他人而存在者」。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長幼以及男女將每個人編入一個等級組織中，然後，根據出生位置給他課以一輩子不變的責任與義務；不管是成年之前，還是之後，甚至兒女、弟弟都六七十歲了，每個人在這個層次秩序中的地位不變，永遠是在長者說話時幼者只有聽話的分，只能低一等或幾等，永遠沒有自我。從兒女出生開始，通過《三字經》等經典將他們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綱」包袱，讓他們任何時候都會因不服長者的意願而內疚得無地自容。這個「孔家店」只有一個目的：保證父母、兄長以及其他長者的投資有回報。

人出生之前是無法選擇家庭和出生順序的，所以，以長幼定名分、責任所實現的利益交易是非自願的交易。而強制性的交易有悖於個人權利。

不以個人權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級結構，的確讓中國社會在2500年中基本不變（改朝換代除外），但這種文化也閹割了中國人的個性，閹割了我們的創造力。閹割了個性的結構或許穩定，可代價是中國長期處於溫飽和飢餓之間。就以這些年的留美學生為例，我們這些學生以及畢業後留美工作的人，雖然專業水平較高，但跟美國人、印度人、歐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讓中國人往往缺乏個性，習慣於聽話，但不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順從」、「聽話」的習慣當然讓我們只適合打工。

國粹派喜歡說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而中華文明則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據似乎是西方近代工業科技發達，物質生活豐富，而中國卻到近年才解決溫飽。——這種邏輯值得商榷，原因很簡單，西方物質生產比東方發達並不必然意味他們的精神文明就落後，而東方的物質生產落後也並不必然意味我們的精神文明就先進。會不會是東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後呢？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這個問題。第一，精神生活豐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糧供給豐富，學術和文學藝術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國的學術兩千多年圍繞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漢代逐步進入中國後，曾推動過唐宋時期文學、詩詞等領域的發展，也出現過宋明理學的發展，但總體上沒離開對早前經典的解讀和再解讀，並且這些哲學與文學發展基本限於士大夫的小社會內，對絕大多數人為文盲的社會的精神生活影響有限。正如著名的新儒學代表人物張君勱在20世紀30年代所感言的：「然秦後兩千年來，其政體為君主專制，養成大多奴顏婢膝之國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蔭，依賴父母，久成習慣。學術上既受文字束縛之苦，又標『受用』『默識』之旨，故缺少論理學之訓練，而理智極不發達。此乃吾族之受病處。」（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第8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並沒像西方那樣有系統組織的宗教，規範人們日常行為的儒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在這種缺乏正式的理性與非理性生命觀的社會裡，大眾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來支配，看不出這種精神文明高級在哪裡。反倒是漢代進入中國的佛教、明代進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派擴展了我們的精神資源。退一步講，「中庸之道」扼殺的不只是物質文明上的創新能力，而且也激發人們不要在精神資源上有「出眾」的創新突破。

第二，或許有沒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學術支撐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把生活重點放在精神追求上，而不是過分追求物質生活。中國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許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溫暖和親情。但是，人之間的友情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每個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與喜好也難以相同，他們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應該」有親人關係外，不一定有心靈深處的相通，不一定有出於「自願」的友情。家庭成員間會因為名分以及相應責任而彼此相依賴、相交往，可是這不等於他們的關係能超出原始情感而達到更高的心靈溝通境界，就像包辦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責任、是夫妻，但他們之間可能沒有「愛」的體驗。難以想像在人的個性與自由空間都被壓抑的社會裡，情感與心理世界能夠天馬行空，飛翔到樸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國文化的核心重點在於維護「家」的經濟功能，輕視其社交與情感功能，這必然抑制中國文化的精神文明內涵。從某種意義講，連溫飽問題都沒完全解決的農業社會裡，「家」的第一功能當然應該是實現家庭成員間的經濟利益交換，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順從」、「聽話」排在第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也在這裡，一旦經濟利益交換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們容易先看到利益，後才是親情，或者只看到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夾在「家」中，你搞不清親戚對你好是真好，還是出於利益。在現實生活里，筆者在湖南家鄉看到更多的是因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親情、突出情感關係的溫情脈脈的儒家世界。那種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國還沒實現過，從內在邏輯上可能也很難實現。說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質文明發展的情況下，傳統中國始終沒完全走出溫飽的挑戰；在那種境況下，說精神情感世界裡能達到文明頂峰，那隻能是奢望。

傳統學問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太多停留在研讀經典上，好像研讀經典就是了解真實的中國。顯然，《四書五經》講的是「應然」，但「實然」可能是另一碼事，就好像不能說基督教《聖經》里的世界就是西方社會一樣。書本里的儒家倫理社會當然溫情脈脈，充滿詩情畫意。而真實的中國傳統社會裡，雖然不「言利」，但實際連「家」里也以利益當頭。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儒家「剛性」的「孝」可能反而迫使家庭關係以利益交換為主。

我們可以從今天的中國來看到這一點。中國今天實際上包含了許多不同亞文化的社會。2005年，杜俊林同學協助筆者對北京、丹東、徐水縣以及三個河南村——九連城、牛庄、宋庄作過一次調查，各地隨機抽樣300多人，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經濟發展程度當然是北京最高，丹東市次之，徐水縣第三，九連城、牛庄、宋庄最低。

許多家庭交往、社會交往呈現經濟交易的內涵。比如，在現代社會中，送禮往往是象徵性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禮」反而是有目的的。但在傳統社會中，送禮是一件很認真的事，而且要大，因為"禮尚往來"不只是為了「情」，更多的是一種借貸利益交換。村裡人遇到婚嫁、喬遷等大事時，都會大擺宴席，然後收受禮金，相當於幫助緩和大開支給主人帶來的困難；此後，等到對方也有類似大事時，再送去相應數量的禮金。

對六個地方的抽樣調查結果是，北京人之間的借貸和禮物往來最少，丹東和徐水次之，農村人之間的借貸和禮物往來最多。因此，前者已不是傳統社會，但後者仍然是。特別是在農村，借貸和禮物主要發生在親戚之間，親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見，在農村，親戚間的經濟利益關係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經濟互助中心。

當問他們「你為什麼要生小孩？」時，北京只有12%的人說「養子防老」，而三個村平均有69%的人說「養子防老」，丹東和徐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當被問到「你是不是因為愛小孩而生孩子？」時，北京有55%的人說「是」，而三個村平均只有16%的人說「是」，丹東和徐水仍然在兩端之間。

通過對總樣本的計量分析發現，收入越高同時又買了某種金融保險品種的城市人更容易說「生兒育女是出於感情」，而不是為防老等經濟目的。

這說明像北京、上海這樣的發達城市，有了滿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時又利用保險品種、投資基金等把夫婦未來的經濟風險安排好之後，他們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滿足精神需要的社會單元，原來由「家」勝任的經濟功能逐漸由金融市場承擔，「孝道」責任逐漸由「愛」取代，經濟與金融發展正在改變這些社會的文化。相比之下，在農村，家庭關係仍然以經濟交易當先，「養子」繼續是規避未來風險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裡更需要儒家倫理來維繫隱性經濟交易，於是，那裡更保留了儒家價值觀。

那麼，中國未來的文化走向會是什麼呢？是朝著像北京、上海等發達社區的文化發展，還是要恢復儒家傳統、走回傳統鄉村的價值體系呢？社會文化的走向是個人難以設計的，而是由社會的需要所決定。

中國文化的出路

「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過頭再看，當時的思想先驅至少在兩方面存在盲點，其一是私有產權，其二是發展金融與保險市場，這二者是實現自由、民主、法治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自己的私有產權而是靠「領導批准」謀生，那麼個人就沒有聲張自己權利的財產基礎，自由、民主、法治當然無從談起；如果沒有市場提供的保險與金融品種讓你去規避自己一輩子的生活風險，那麼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這個傳統的互助保障體系之後，你會對未來充滿著不安，這時你也不會有底氣去爭取個人的自由與民主權利。如果沒有這兩類經濟基礎，打倒「孔家店」之後，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店」。也正因為80幾年前的思想先驅以及後來者都缺乏這種認知，所以，那之後的政權還去試過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過與這兩個基礎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後當然就無法實現「五四」民主自由理想。

這些認知盲點的確也跟中國學術歷來輕「術」的傳統有關，因為經濟學、金融學都是太低級的「術」，所以，看不到這些也不奇怪。遺憾的是，時下的新儒家學者還是不能走出用文化來談文化的圈圈，特別是以儒家文化來評價儒家文化，其結論當然不會是別的，用「四書五經」來看「四書五經」，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脫離傳統儒家社會的實踐現實，不去研究特定文化背後的成因（特別是經濟成因），不能看到儒家體系只是多種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一種，那麼得出「以中華文明整合世界」這樣的認識就不奇怪了。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文化重視家庭，而西方文化則不然。——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實際上中國人和西方人都重視「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傳統中國的「家」側重強制性的經濟交易功能，西方社會的「家」側重基於自願的感情交往功能。在處於溫飽與飢餓之間的農業社會裡，生存是一個永恆的挑戰，所以「家」的功能很難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險互助，溫情脈脈會過於奢侈，這種社會可能必須要有「剛性」的家庭結構，要閹割個性，否則「家」之內的經濟交易就很難有確定性，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傳統農業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會的生產力上升、人們的收入超出溫飽之後，「家」的經濟功能逐漸由金融保險市場來勝任，這時的「家」文化沒必要那麼「剛性」，也不必約束個人的自由，因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於個人權利、基於個人自由選擇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交流才是自願真誠的，才不是出於「義務」責任感而為的。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兒女都會照顧父母老人，只不過前者可能更多出於「義務」責任感，而後者是出自「愛」，差別即在此。

儒家學者說，中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側重精神生活的境界。——這種結論很難站住腳。儒家文化強調壓抑個人世界、閹割個性，讓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讓你絲毫不能有質疑、挑戰長者或權威的動向，讓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給你設定的麻木人生去過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經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強調的是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讓你根據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觀去不受制約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種是被閹割個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種是個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種境界更高、更能豐富人生之體念？

從北京、丹東這樣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觀念變化中，我們看到，隨著經濟和金融證券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經濟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場取代，看到兒女時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資和養老保障，也不再把兒女當成自己的財產，「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靈溝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氣沉沉，而是越來越有個性，父母跟子女間的交往也日益平等，個人自由在中國終於有了更好的基礎。這是中國主流文化發展的大趨勢。

從原始社會到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社會，人類的制度性文化總在隨著生產力和金融市場而演變，其整體方向是個人自由空間的最大化，發展就是使個人自由。最初在生產能力低下時，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犧牲個人與家庭；一旦農業使人的獨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們的基本生活單元就從部落歸縮到宗族、家族，然後再歸縮到離個人更近的「家」；到了工業社會，生產能力遠遠超過人的溫飽需要，金融市場的發展又將經濟互助交易功能從家庭剝離出來，使個人從家庭的經濟制約中得以解放，給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經濟發展和金融市場解放了個人。北京、丹東等大中城市文化觀念的變遷即證明人類追求自由的自然傾向，這一點不會因人種而異。因此，在今天的發展水平上，儒家基於「三綱」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學可以休矣。

「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的口號有意義嗎？

當然，像前面談到的「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之類的呼籲已不是第一次。據袁偉時先生在《告別中世紀》一書中所講，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鴉片戰爭敗給英國、甲午戰爭輸給日本、義和團運動讓中國敗給八國聯軍之後，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國自己身處亡國危機的時候，辜鴻銘先生聲稱「……人類未來文明……依賴於中國文明的根基，或更確切地講依賴於遠東民族可稱為儒家文明的東西」。 以中華文明拯救世界的呼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進一步達到高潮，其中梁啟超的言論尤為突出，「我希望我們可愛的年輕人，……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充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全人類都得到他的好處。……我們的年輕人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那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前輩們的超脫和大公無私當然令人敬佩，但是這些勇敢背後可能難以找到學理基礎。1901年和1919年前後，都是中國自己國難當頭、國家前景渺茫的時期，那時還主張拿讓中國走到那種亡國境界的文化體系去救他國的命，這的確需要超強的勇氣。另外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學問存在根本性的「實證」盲點，讓文人把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國文化脫離開來，認為那些落後挨打不是傳統中華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國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況跟那時期正好相反，中國經濟今天正在崛起，這時我們只願意把成功歸功於自己，歸結於中華文化，跟世界整體發展無關。也就是說，如果自己處境不好，那是別人強加於我的；如果我們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勞。所以，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似乎總是上等的。於是，在中國經濟今天處於崛起勢頭的時期，再次聽到「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們對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後，「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的口號是否還顯得有意義呢？

最後的話：發展金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金融技術、經濟增長與文化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繫？一般來說，關於金融的話題主要會講金融發展或者金融市場，而不是以「金融技術」來表述，更不會把文化和金融技術聯繫在一起。在我看來，文化，尤其是家庭和社會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社會的金融技術發展與否，或者說許多文化內容都是為了克服金融的不發展而產生並演變出來的。金融發展與否也是國家興衰的決定因素之一。因此金融技術發展是經濟增長、社會福利趨向合理化的必要架構。

科學技術與金融技術

五四運動討論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之中，賽先生在中國社會被接受的程度現在已經非常廣泛，關於科學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好處，我們大家都能夠理解或者充分認識了。比如，1854年容閎作為第一個留美中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坐船從紐約回國共花了154天，經歷近半年時間的海上折磨才到家。而今天從紐約到北京只要坐13小時的飛機。現代運輸技術顯然大大加快了跨地區貿易的速度，使人們在一年裡能完成的交易次數上升十倍、百倍，運輸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使產品市場擴展到全世界，讓我們的收入增長許多。越洋電話、email、互聯網技術就更不用說了，這些不僅使世界變得很小，也大大增加了人類生產力，使經濟發展上升到全新的高度。由此我們很容易看到信息和交通技術對人類的貢獻，對GDP的貢獻是多麼的巨大。那麼金融技術呢？似乎我們都不曾想過這個問題。

按照我們熟悉的政治經濟學，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也如此，總覺得只有生產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製造實物，那才是真正在做事，在真正創造價值。我們說金融的作用是幫助對資源進行配置、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境況的收入進行配置，也幫助不同人之間進行資源配置，這些當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貢獻。因而，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當你說「華爾街公司和我們這些研究金融、經濟學的人也給社會創造關鍵的價值」時，這是我們中國人絕對不能理解、也不能夠接受的。

如果長此以往，研究金融、經濟學的人在社會裡就只好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了。我們怎麼證明我們做的東西和那些搞工程、搞科學的人對社會做的貢獻是可以相比的？要改變人們傳統的觀念可能是非常長的一個過程，但是我們不妨試一試。因此，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金融技術方面的變遷、創新和發展，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至少不應該低於電腦和科學技術能給社會帶來的貢獻。

金融技術對個人生活的意義

我們先來看看金融技術發展對生活、對個人和家庭的實際影響可能是什麼。有意思的是，過去這些年當人們講到證券市場發展的重要性時，絕大多數都是圍繞著企業融資來講的、是圍繞著宏觀經濟增長來討論的。也就是說，我們的觀點是：為了企業的發展，我們必須去發展金融和資本市場。但我要講的是，拋開金融發展對企業、對整體經濟本身的影響不管，那怕只是針對老百姓的生活，金融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住房按揭貸款（mortgage loans）為例，這個金融品種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對老百姓一輩子的生活幸福是影響非常、非常大的。為理解這一點，我們大致可把一個人的財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流動性資產，比如存款、房地產和股票；另一部分是人力資本（humancapital），就是未來工資和其它收入流的總折現值。但這兩者是有差別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張三今年28歲，今天拿到金融博士，假設他拿到金融博士後找到一份好工作，未來30年里每年的收入預期為10萬。這些未來收入的折現總值就是張三的人力資本。假設折現後他的人力資本一共為200萬元，那麼即使張三今天沒有流動性資產，他今天擁有的人力資本財富是200萬，他應該覺得已經很富有了。但，問題是這個財富畢竟是不能馬上花的，如果沒有金融技術的幫助，對張三來說他依舊會感到很窮。

有了金融市場和證券市場，有了金融工具的幫助，這200萬的人力資本不僅能讓張三心理上感到很富，而且這200萬財富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今天就能花的。住房抵押貸款正是這樣一種工具。如果沒有住房按揭貸款，如果張三想在上海買一個100平方米、每平方米價格為5000元的房子，那麼他在未來10年里每年要存50000元才能買到這房子。在這種情況下，張三的儲蓄壓力是很大的，而且要等上10年才能買到自己的房子。其結果會如何呢？第一，在他28歲最能享受自己房子的時候，他卻不能買房；而等他年紀大了享受房子和其它消費的能力不那麼高的時候，他偏偏有房子。第二，如果張三這時候在談戀愛，或許會因為今天買不到房子使他女朋友跟他分手了。第三，也許張三的單位能分給他房子，但條件是他必須先結婚；於是，為了得到房子，他不得不勉強提前結婚，或許留下終生遺憾。

如果有住房按揭貸款，那麼由於張三未來的收入流很好，今天可很容易得到按揭貸款，讓他馬上就能買到自己的房子，剛才講到的這些問題就都沒有了。所以，金融發展對於每個人的生活有著很具體的含義，讓張三李四們不必提前結婚就能在年輕時有自己的房子。

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假設張三可以按30年還貸4%的利率借到50萬元，那麼在今天買房以後他每個月只要支付2300塊錢，一年支付27600元，和之前每年50000元的存款相比，他的儲蓄壓力就會小很多。張三由此每個月少存的1700塊錢又可以供他用於其它消費，讓他在最能消費的年輕時候有更多的錢花，提高他一輩子的幸福。對整個經濟而言，這會促進整體消費需求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得更快。如果整個社會都如此，到最後又會反過來增進人們未來的收入機會，讓張三的未來收入預期不再是一年10萬，而是更多。

說到這裡，我也可談談自己的感受。回想起來，在二十幾年前我讀大學的時候，如果那時每天能多一塊錢的消費，那麼那時每天一塊錢的消費帶給我的滿足可能要大大高於今天我每天多花1000塊錢的滿足感。還有就是，最近我跑過世界許多國家，這要是在二十年前，我會幸福得不得了。在那時候，我要是知道在一個月後有機會去北京或者上海的話，我會非常激動，要激動一個月。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我很年輕啊，那是通過花錢能帶來的享受是最多的時候，也是最有能力花錢的時候。可遺憾的是，那時卻是我最沒錢的時候。現在讓我去北京、去如何一個地方的話，給我的效用絕對是負效用，不再是享受而是累的感覺；而在20年前，絕對是提前幾個月就很激動了，得到的效用絕對是正的。我說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我恰恰要說明，有沒有金融市場的發展，最後就會決定是不是在你最能花錢、最想花錢的時候反而是你最沒錢的時候，而你通過花錢得到的效用最小的時候又恰恰是你錢最多的時候。

住房按揭貸款的效果是如此，很多其他金融證券發展的效果也會如此，都可幫助我們把一輩子中不同時期的收入流做些更好的安排，使我們不至於在最能、也最需要花錢的時候沒錢花，而等到年老不想花錢也不需要花錢的時候又偏偏錢很多。金融證券發展的好處是幫助我們攤平一輩子的消費水平，讓我們不至於一會兒餓得要死、一會兒錢多得無處花。金融證券能提高我們整個人生的總體幸福水平，進而提高全社會的福利。

金融技術的發展與家庭、社會文化

金融發展與否對個人、對家庭的幸福和不幸福的意義到底還在哪裡？在現代金融經濟學模型中，我們一般都假設已經有很多的證券品種，可隨便供你選擇，你需要考慮的只是怎麼組合搭配這些證券品種，由此安排退休養老、規避未來收入風險、防範未來不測之災。過去兩年我一直在思考，在美國確實有很多證券產品可供選擇，金融證券市場已很發達，你需要做的真的只是做數理分析，為最優組合求解。但是，在傳統社會裡，你沒有什麼金融證券產品可供選擇，那麼在古代或者在現在中國的農村，人們是不是就不需要安排這個消費與投資組合、規避未來風險呢？如果需要，他們又是如何去實現呢？

實際上，自古以來，不管有沒有完備的金融證券市場，人們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針對退休養老、針對未來收入風險、針對未來不測之災而提前進行規避，也就是要面對我們在經濟學中講的消費與投資組合問題。為什麼呢？有一個很抽象的架構，比如從今年到明年，我可能運氣很好，賺很多錢，也可能是運氣不好，虧很多錢，後年也同樣是這個樣子，由此一年又一年地讓命運帶著走。在任何一個社會和時代，任何一個人從出生到工作、到晚年都會面對很多的不確定性。傳統社會沒有汽車，也就沒有汽車保險，但會有水災、旱災、火災、地震，或者生病，防老等需要。這些都是從出生開始都不可避免的問題，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每個人都會有風險規避的自然要求。

但問題是，在傳統社會裡，沒有股票，沒有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沒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貸款，他們是怎麼去規避未來風險、安排不同年齡時的生活需要呢？他們靠的是後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現代金融理論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後代就是他們的股票、退休金、保險、信貸，這些證券被人格化地表現在後代的身上，後代是這些證券工具的具體替代。養子防老就是一個投資的概念，而且不僅僅是一個投資的概念，還是一個保險、信貸的概念。我今天把錢花在兒子身上，他到時候都要還回來；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但是等我老了要靠他。如果是這樣理解的話，過去傳統社會裡的證券並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體地表現在後代身上。

我們今天討論的公司治理、股東權益保障問題，強調的是要用外部性的法律、法院和行政手段去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如果我們把這些概念套在傳統的家庭理念上，那會怎麼樣呢？父母親作為投資方，作為保險的購買者，他們以後的利益，或者說傳統社會中父母投在後代身上的養老金、保險金、信貸等，靠什麼機制來保證呢？靠什麼機制保證父母親作為投資者能有所回報呢？傳統社會裡沒有可靠的法院，你不可能要求法官來維護你的合法權益，你可以投訴到縣太爺，但那些縣太爺沒有工夫搭理你。

後代作為父母養老金、保險金、信貸的替身，這些都是隱形金融合約，它們的執行機制不是靠法官、檢察院、警察，也不靠縣太爺，而是靠文化。也就是說，社會與家庭文化的內容必須作相應的發展，以此來保證這些隱形金融合約的執行，文化是一個因經濟需要而內生的隱形合約執行機制。

比如，中國家庭里，老子說話時，孩子不可以還嘴。你從小就得養成這個習慣，每個父母親在孩子出生之後就有責任給他們灌輸這個概念：你要孝敬，要聽話，哪怕這話是不合理的，你也只能聽，不能還嘴。否則的話，等你長大之後你不是要無法無天、要隨意犯上了嗎？那不是讓那些隱形金融合約未來難以執行了嗎？—— 這些隱形的金融合約都是靠內疚來執行的，靠後代的內疚感來保證對上一代人的經濟利益回報，而後代能不能有內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東西。也就是說，父母必須讓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對每一個違背長輩意願的言行都感到很內疚。如果能達到這個效果的話，等孩子長大以後父母就不用太擔心自己的投資者權益了。我們從小吸收的中國文化實際上是為了確保隱形金融合約的執行而來的。

還比如，《三字經》里說，「父母在，不遠遊」。父母的未來都砸在孩子身上了，如果我的孩子隨便遠行，那我的投資利益就很難有保障了，我作為「股東」的權益就可能要受侵犯了。傳統文化必須為了克服金融的不發展而內生。

那麼，這種文化的直接後果是什麼呢？一個典型中國人的一輩子實際上是不幸的：小時候你必須無條件地聽父母親的話；年輕時最能花錢但卻沒錢花；等到真正有錢的中年時候又不可能幸福，因為首先要四世同堂，沒有個人的空間，也要負擔父母的生活；老了以後也是很不幸的，如果只有一個孩子，那個孩子可能看著父母親時會想：「他怎麼還這麼健康，我還要養他」。如果有兩個孩子，他們看著年老的父母就會互相推諉。那麼，作父母親的就在想：「我怎麼還不死？我怎麼要靠他們的施捨來給我生存的保證？」後代看到老年人感覺是負擔，老年人看著後代又感覺要看很多面子，也處於一個更不幸福的狀態。不管是這些年還是在很久以前，報紙上和我們生活周圍都充滿了這類不幸故事。我不是說不鼓勵孝敬，孝敬應該是一種自願的選擇，是一種美德，但不應該是老年人的唯一養老途徑。

在很多美國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個平等交流的關係，是一種以感情為主線的關係。因為，美國的父母親自己已經有很多的經濟保障，他們不需要把孩子看作是未來的保障，他們已通過金融產品的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來的方方面面，沒必要把孩子培養得對自己言聽計從，沒必要把孩子訓製得對每一個違背長輩意願的言行都感到很內疚。因此，他們沒必要背上傳統中國家庭文化這種包袱。

兩年前，我在耶魯帶的一個朝鮮族博士生，跑來跟我說，他必須搬回洛杉磯陪他父親，因為他母親死了兩年以後，他父親已經沒法和他妹妹過了。我就問他，「你有沒有意識到傳統亞洲文化給你造成了什麼影響？因為等你幾年以後回來讀這個博士學位，就沒有什麼老師願意帶你了，因為你隨時可能跑掉」。這個學生的潛力是非常強的，但由於他父親要他必須回去，那就意味著他未來的職業發展肯定不會是最優的了。如果我們沿著這個思路再想下去，那麼以後我這個博士生也會這麼要求他的孩子，一代代下去都會如此。長此以往，每一代人的職業追求和他們的潛能發揮肯定都不會最優了，這是傳統亞洲社會的共同特點，是金融不發展造成的後果之一。由此可見，美國的金融發展也從這個角度使其整個社會效率那麼高，因為在金融市場發達以後，父母親不需要為了自己未來的保障而要求孩子無條件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不會因為經濟的原因要求孩子「父母在，不遠遊」。在美國家庭里，父母會支持孩子去任何一個最有利於孩子自身發展的地方，讓他最好地發揮自己的職業潛能。

這樣看來，金融證券品種的發展不發展，最終不僅僅影響到GDP的增長快不快，而且會影響到我們到底娶什麼樣的媳婦，嫁什麼樣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權和個人尊嚴。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解放我們的個人發展空間。現在想起來，五四主張的「打倒孔家店」以及個人的自由和獨立，這些願望當然很好，但是如果沒有金融市場的發達，那你實現這些願望的工具就不存在。你「打倒孔家店」之後，回到家裡還得面對如何規避未來不確定性的需要，結果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我們還得重建「孔家店」。

我簡單地看了一下，美國也好，其它國家也好，到底是個人主義盛行還是集體主義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那麼它即使想鼓勵個人主義，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沒有相配的金融市場的支持。可以想像，之所以那麼多的傳統社會都推崇集體主義文化，那也是沒得選擇之舉。只有推崇集體主義文化讓每個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讓那些人格化了的隱形金融合約有得以實現的基礎。

研究公司金融的人有時會把企業的外部資本市場和企業內部資本市場做一個區分。在缺乏外部資本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機制的這些國家裡，企業往往更多地依賴其內部資本市場，這就出現集團公司等結構，在集團內的子公司之間調配資金，其資本成本畢竟要低得多。其實，在家庭層面也是這樣的，當整個社會的外部金融證券市場不發達的時候，家族和宗族作為一個內部金融證券市場就至關重要。宗族是一個無形的金融交易市場，交易的內容往往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形許諾。這些許諾當然可以很值錢，也可以一文不值，關鍵取決於雙方是否互相信任，使這些承諾被當成一回事。而家族中的血緣關係恰恰可幫助這些承諾更好地在家族這個小範圍之內執行。

在我老家那個地方，當家族裡有哪家娶媳婦或者蓋房子等這類一次性的大額開支出現時，其親戚就會覺得應該盡最大可能借給那家錢，幫助他攤平這種大額開支所帶來的短期財務衝擊。但，這樣做有一個前提，就是等我蓋房子的時候他也會借錢給我。另外，這個錢他當然是會還的，因為他還有很多地方要依靠我們。有了血緣關係和相配的家族文化，家族的內部金融市場就有了比較可靠的金融合約執行架構。但是，超出家族之外誠信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從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所收集的資料看，近代沿海地區的宗族發達程度是最高的，而中原等內地卻很低。我的一個解釋是，沿海地區由於比較早的介入對外貿易，經濟比較發達，很早就出現了融資以及規避經濟風險的需求。但是，以前，外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又沒有（甚至到今天也不發達），因此他們都轉向家族內部的金融市場，到家族內部找資金，這就促使其家族結構的發展。發達的家族結構又反過來使他們的風險規避能力和融資能力進一步發展，使沿海地區的經濟上升到一個新的層面。這個過程長此以往下去，其結果是不僅沿海地區的經濟遠勝於內地，而且其家族結構也更發達。

以前我做金融數學模型的研究，當初以為這些模型和理論對中國的情況不適用，但後來又發現並不是這些抽象的理論對中國沒有意義，只是我們所講的金融證券的表現形式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是不一樣的。在現代金融理論里我們研究的是一些外部化了的證券品種，但在傳統中國社會裡，這些證券以一種人格化了的隱性形式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這些人格化了的證券所能夠提供的效用和產生的效果是很差的。比如說，不管哪個家族、宗族有多大，宗族內的隱性相互保險市場所能夠達到的風險配置效果是很有局限性的，不可能達到在更大範圍內的保險市場所能取得的風險配置效果，所以效率會很低。只有以全社會為基礎的外部金融市場才能實現最大化的金融配置效果，而外部金融交易又要求有可靠的、獨立的外部法治架構，以內疚為契約執行方式的文化是已經不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