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中日關係的最大希望在民間

本文刊載於10月26日 澎湃新聞

在10月22日的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中，由首相安倍晉三率領的執政黨贏得了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席。與此同時，在本次大選前頗受輿論關注的由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領的希望之黨則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席位數低於選前水平。因為自民黨與公明黨在國會參議院中同樣佔據半數以上席位，所以此次眾議院大選的結果將助推安倍晉三穩定執政，「安倍一強」的政治局面還將在日本政壇持續。

經由此次眾議院大選，安倍政權的執政根基得以進一步夯實。這也就使得當前一些內政政策將會被繼續執行，比如繼續推動日元貶值、繼續執行經濟刺激計劃等。然而，在外交方面，由於安倍政權在過去五年里取得的實質成果有限，所以預計安倍晉三將會作出積極調整，比如率先推動中日雙邊關係的改善。

在本次眾議院大選前的9月28日，安倍晉三帶領部分內閣成員和自民黨高層專程前往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參加中國國慶節及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紀念活動，還表示希望能夠在明年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安倍以首相身份專程前往中國大使館出席活動，系其上任以來首次，這也是時隔15年日本首相再次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紀念活動。這一舉動既是對9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紀念儀式的回應，也是向中方釋放出了尋求改善兩國關係的訊號。

由於「慰安婦」問題始終橫亘於日韓兩國之間，而「北方四島」（俄羅斯方面稱南千島群島）問題則制約了日俄關係的深化，所以安倍晉三或將以改善中日關係為突破口，贏取外交成果。畢竟，除了今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外，明年還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周年，這樣的特殊氛圍都有助於推動中日雙邊關係的改善。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中，成果與磕絆並存

誠然，最近五年里的中日關係因日方的一些言行舉措發展得並不理想，但若回顧1972年至今的45年歷史，筆者認為，儘管不乏磕磕絆絆，但中日兩國關係總體上還是不斷朝前發展的。

在經濟貿易方面，中日雙邊貿易規模在邦交正常化後不斷擴大。1950年中日雙邊貿易額僅為5千萬美元，而實現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雙邊貿易額上升為11億美元，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1978年則增加到了50億美元，而2016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2703億美元，在短短的45年間，中日雙邊貿易額增長了約246倍。除此之外，中國目前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日本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與邦交正常化之初相比，中日兩國間的經貿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了。

在政治外交方面，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雙邊條約（協定）的簽署為中日兩國關係發展奠定了基礎。從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四個政治文件的先後簽署不僅從法律上鞏固了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而且也直接推動了中日關係的不斷深化發展。與此同時，在過去的45年里，中日兩國政府累計簽署了16個雙邊條約（協定），涉及航空、海運、漁業、投資保護以及環境保護等諸多領域。這些雙邊條約（協定）的簽署則充分保障了中日兩國在具體領域的深化合作與交流。

如果說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雙邊條約（協定）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那麼兩國政府高層間的互動則不斷為中日關係的發展指明方向。從1972年至今，日本累計誕生了23位首相，其中有16位日本首相或專程或以參加國際會議的形式訪問中國，而中國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大多會在任期內對日本進行訪問，即使在中日關係遭到日方破壞的背景下，也會選擇通過國際場合來與日本政府高層進行溝通（比如2013年至今，習近平主席與李克強總理並未對日本進行訪問，但在APEC峰會、G20峰會等國際場合，中方均從大局出發應約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其實說明了中日兩國政府均重視雙邊關係的發展。當然，中日兩國領導人的互訪互動頻率不僅體現出對雙邊關係的重視程度，而且通過會談對話也能夠及時管控分歧，進而為中日關係的發展規劃良好的頂層設計。

在文化交流方面，人員往來的日益增多拉近了中日兩國之間的距離。根據日本法務省出入國統計數據顯示：1972年日本訪華人數為8052人、中國訪日人數為991人。受制於當時交通、收入水平等因素限制，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的民間往來可以說較為冷清。然而，45年後的今天，中日兩國民眾的相互往來則有了飛躍式的進步。結合中國國家旅遊局和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日本訪華人數約為259萬人，中國訪日人數約為637萬人。越來越多民眾自發地選擇前往對方國家觀光旅行，這有助於更好更真實地了解對方國家的真實狀況。

除了人員往來日益增多外，在過去的45年里，日本文學作品不斷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從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到村上春樹、東野圭吾、又吉直樹，儘管不同的日本作家有著不同的風格，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作品在中國獲得數量龐大的擁躉。同時，諸如《哆啦A夢》《櫻桃小丸子》《名偵探柯南》等日本動漫不僅在日本青少年中具有極高的人氣，而且也是中國80後90後甚至00後們的共同記憶。

雖然中國的文學作品或動漫在日本的受眾面較為有限，但在過去45年里，中國的飲食卻逐漸佔領日本人的餐桌。根據日本總務省每五年進行一次的《經濟實態基礎調查》顯示：截至2015年，日本47都道府縣的中華料理店總數為55095家，其中東京都以9065家居首，沖繩縣以306家居尾。如果說1972年時的日本人想品嘗中華料理是一種奢侈的話，那麼如今只要一出門就可以吃到了。隨著中華料理店在日本的普及，像麻婆豆腐、青椒肉絲、回鍋肉這些中國大眾菜，也就逐漸和壽司、炸豬排、生魚片一樣成為了日本人的家常菜。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經濟貿易和政治外交方面，還是從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方面看，與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初相比，中日兩國關係都已經變得十分緊密了。

當然，仍需要承認的是，在兩國關係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一些負面因素仍制約著中日關係的進一步深化。比如，日本右翼分子在歷史問題、領土主權問題上的叫囂、日本首相（1972年至今共有九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其中有五位選擇在8月15日「終戰日」參拜）及部分政客對靖國神社的反覆參拜、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偏見、中國民眾反日遊行中的一些不理性行為，以及中日兩國某些媒體在相互報道中的不夠客觀與刻意炒作等。這些負面因素不僅增加了中日兩國民眾間的隔閡，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令中日關係發生倒退。因此，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今天，如何充分有效地解決這些影響中日關係的負面因素，既考驗著兩國人民的智慧，又關乎著中日關係能否取得更深層次的發展。

自媒體與旅遊促使中國民眾積極了解日本

回顧2012年到2017年這五年，其實可以發現中日關係完成了從最初的急轉直下到近期有所回暖的轉換。儘管兩國關係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政冷經冷」的狀態之下，但在筆者看來，中國民間開始積極了解日本的萌芽則恰恰始於這五年之中。

一方面，從2012年開始，新媒體的發展拓寬了中國民眾了解日本的渠道，進而激發了中國人對日本的關注興趣。筆者大學本科專業是日語，當時大家主要是通過電腦下載日劇或借閱日本小說的方式來學習日語、了解日本社會文化。儘管網路中也有不少關於日本的新聞，但主要都是政治經濟類新聞，而關於日本社會、日本流行文化的中文信息較為有限。然而，回顧過去的五年可以發現，隨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媒體的不斷普及，中國湧現了一大批以介紹日本現代社會、流行文化為主題的自媒體，並且在這五年中，這些自媒體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粉絲。

比如，在微博上，以翻譯日文搞笑推特為主的＠小野妹子學吐槽擁有1563萬粉絲，以介紹日本流行文化為主的＠日本流行每日速報擁有212萬粉絲，以介紹日本卡通動漫為主的＠日本新鮮事擁有117萬粉絲，以翻譯日本社會新聞或趣聞的＠視角_日本擁有95萬粉絲。在微信中，「東京新青年」、「日本窗」、「日本那些事」、「日本淘」等頗具影響力的公眾號每天都會向讀者推送有關日本的新鮮事。正是因為這些自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中國民眾可以更加多元、直接地了解的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

如果說自媒體只是拓寬了中國民眾了解日本的渠道，那麼知識分子、意見領袖對於日本社會的介紹、評論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民眾對日本社會的認知。比如，在過去的5年里，旅日學者毛丹青出版了《在日本》、知名學者熊培雲出版了《西風東土》、青年作家蔣方舟出版了《東京一年》等。這些站在中國人視角解讀日本社會的圖書，為讀者們提供了一定的思考空間。與此同時，拋開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的束縛，一些日本問題專家也積極藉助於新媒體來向國內民眾傳遞觀點看法。比如，旅日媒體人徐靜波通過「靜說日本」公眾號與網路電台向讀者細緻入微地介紹日本生活細節、專欄作家俞天任藉助於騰訊大家平台對日本社會進行獨到解讀、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通過博客對日本時政進行鞭辟入裡的分析等。這些觀點看法也幫助中國民眾能夠更加真實客觀地談論日本。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夠親身前往日本旅行觀光。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2012年到2016年間，中國訪日遊客數量保持上升狀態，2012年約有142萬中國遊客訪問日本，到2016年則增加為637萬人。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前往日本旅行，這有助於祛除被過於美化（醜化）的日本形象。筆者注意到，基於自媒體的興起，近年來在社交網路中不時會出現一些有意美化（醜化）日本的文章、視頻。比如，刻意渲染日本街道乾淨整潔沒有垃圾，或者過分突出日本社會的右傾化現象等。不論是出於怎樣的動機，這些缺乏客觀、過於絕對的內容都會導致中國民眾對日本產生偏激的看法，或是極端推崇，或是極端蔑視。因此，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通過旅遊的方式前往日本，在筆者看來並不完全是因為日本美食美景的誘惑，相反，對日本了解慾望的增加、渴求親身感受日本社會以及接觸真實的日本人也是重要的原因。

當然，在過去五年里，除了自媒體的快速發展、中國訪日遊客數量的不斷攀升外，筆者注意到，在中國的許多城市中，日本料理店的數量日趨增多，在許多大型書店裡，日本文學作品大多被擺放在顯眼的位置，還有就是像《知日》這樣以專門介紹日本社會文化為主的雜誌熱銷，這些現象都從不同角度顯示出，中國民眾對日本的關注程度在不斷提升。如果說長久以來都是日本人拿著手術刀將中國「解剖」成百上千次的話，那麼從2012年起，中國人則開始認真審視日本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鄰國了。

中國民眾「解剖」日本需拋開刻板成見

雖然中國民眾開始積極主動地去了解日本，並且藉助新媒體、社交網路能夠隨時隨地了解日本的方方面面，但是在筆者看來，一些刻板成見依然制約著我們去客觀看待日本。

比如， 稍早前某科技公司的一名負責人在鄭州大學招聘宣講會上對幾名日語專業學生說：「如果你是日語專業的學生，那你可以走了。或者我們可以送你們去從事電影事業！」儘管這名負責人事後解釋，那麼說不過是為了調節氣氛，但這句無心之語仍表現出了他潛意識裡對日本的認識，而這其實也代表了很多人對日本的認知，不然那句隱藏「深刻內涵」的「送學日語的同學去從事電影事業」就不會引起當時現場學生的哈哈大笑了。除此之外，在中國網路中經常出現的「島國」、「小日本」、「倭國」等詞語，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們對當代日本的客觀認識與評判。

誠然，我們對現代日本社會了解不足不僅有媒體報道的原因，事實上學術研究成果未能及時進入大眾視野也是重要原因。從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中國的日本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華日本學會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所在2008年實施的聯合調查顯示：中國現有110個日本研究中心或研所，多數是綜合研究日本的學術機構，從事研究的人員為1101人。如果說早期的中國日本問題研究者主要都是日語專業出身、僅熟悉日本語言文學的話，那麼隨著邦交正常化後赴日留學的日益便利，很多在日本學成歸國的博士已成為新的研究主力。這也就使得整個科研隊伍在知識結構、年齡結構上更趨合理，專業素養普遍提高。因此，借力當前中國民眾了解日本的慾望普遍提升，筆者認為，有關日本研究的學術成果也應該及時普惠大眾，幫助大眾更加客觀地了解現代日本。

要知道，近兩年來在國內熱銷的由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撰寫的《日本第一》，其本身就是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著作。當然，相較於《菊與刀》、《擁抱戰敗》等由歐美人撰寫的日本研究著作，筆者認為我們其實需要更多從中國人視角來研究分析現代日本的著作，戴季陶的《日本論》故然經典，但距今已經較為久遠了。

最後，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唯有民間交流的不斷深化，民間相互了解的不斷深入才能確保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因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此次眾議院大選後安倍晉三將迎來四年穩定執政之際，希望安倍政權能夠珍惜這樣的特殊時機，積極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與深化，以此為21世紀的中日民間交流創造優良環境。

本文刊載於10月26日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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