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九思

一、心為思想行為之總樞紐

我在「人理學研究」中，有一講專講「人心」。因為心的作用最為重要：以生理言，心是傳導血液循環全身的器官，心的機能如有故障，將發生非常難治的疾病甚或使人死亡；以心理言，心是思想行為的總樞紐，人的一切思慮、語言和行動，都要經過心的思維而決定。所以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此為孟子勸人多思，正是繼承孔子思想而發揚光大之。在論語季氏篇中，孔子說：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歷來的注釋都說「君子」是指在位之人，他們治國安民，責任重大，任何舉措都要思慮周詳。觀察任何事物，必須明了真相，以免蔽塞；聽取任何言語或報告，必須辨別其是非真偽；待人接物時，臉上表情要和顏悅色；儀容態度要謙恭有禮貌；說話要誠實，必須言行一致；處理大小事務都要小心謹慎，不可輕忽怠慢；遇有懷疑困惑的事物，應該多方諮詢，不恥下問；心中如有忿怒之情，要抑制衝動，曲意容忍，不可意氣用事以免後患；有利可圖時，不可見利忘義而臨財苟得。這些解釋也很合理，可以說是歷代儒家所期望的「官吏守則」，也可作為現代公務人員守則之用。

不過，我以為九思之德要在正心，正心是修身的先決條件，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人之有心，猶如船之有舵，馬之有銜。船有正確航向，始能直達彼岸；馬有銜轡控制，始能賓士遠道；人有平正之心，始能使一切思慮、語言、行動都合於義禮。所以任何要修身成己的人，都要有九思，因此孔子所說的君子，不一定專指在位的士大夫而言。總統蔣公曾說：荀子謂「心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如果我們的心理不能健全的建設起來，使之歸於光明正大、奮發向上的一途，而聽其苟且因循，越出規範，縱於亡身之欲，那麼，不僅人格掃地，害了自己，而且貽害了社會國家。設使一般人心陷溺，頹波莫挽，則社會必擾亂不寧，國家必覆亡無日。古人所謂人心善惡之機與國家治亂之機相通，這是必然的事實（總理遺教六講）。九思正是健全心理建設的必經途徑，比之四維八德，似乎更為切實可行。接著我要為大家逐項說明。

二、視思明，聽思聰

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耳目兩官經常連用，所以此處亦一併說明。目能見，耳能聞，但即使多聞多見，也只是「物交物，引之而已」，如果不加以四維推考，則見聞愈多，其蔽塞聰明亦愈甚。是以孟子又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心之官與耳目之官相互為用，若能用心，則「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焉」。不用心，則耳目之交接於事物，也不過浮光掠影，馬耳東風而已。誠如大學所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而且人要生存，則有衣、食、住、行、育、樂種種需求，此即所謂慾望，慾望也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條件。故呂氏春秋說：「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而六欲之中，耳目之於聲色，對人影像最大，所以孔子告訴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伯夷是古代賢人，孟子稱其「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因此，昔賢多主張寡慾、節慾，甚至於禁慾。可是寡慾、節慾，並非易事，尤其居處在現代聲色繁華的工商社會，經常所接觸的，都是一般人所需求的，豈能無動於衷？惡聲惡色，都足以蔽塞耳目，擾亂人心。故孔子以「視思明，聽思聰」列於九思之首，也如同現在的視聽教育一樣重要。

至於如何始可達到視能明、聽能聰呢？當然要在平時有修養的工夫，而修養的內容就是禮義。義是內心的正確判斷，禮是行為的恰到表現，當耳目接觸可欲的事物，先衡量之以義，在範圍之以禮，自不至予放縱無節。一個人的生存能力愈強，則平時修養愈要注重禮義，一個人追求慾望的能力愈強，那麼控制慾望的力量亦需要加強。汽車的衝力強，如果剎車不強，當然不能控制，容易發生車禍，理由相同。一個人能否成為高尚的人物，要看他自我控制的能力是否很強；意志薄弱的人，容易為外物所誘惑，結果是失敗的多。我所以常說：「學問之第一目的為管制自己」。對於如何始可成為聰明，孔子曾有所指示。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顏淵）這是指知人之明而言，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都是難察的，如能不為所動，自然可謂聰明而有遠見。孔子又曾告訴人如何觀察的方法，就是「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經過三個階段的觀察，自可得到一個完整的印象，而無所不明不聰了。

三、色思溫，貌思恭

「色思溫」和「貌思恭」有連帶的關係，我在說明八德中的「和平」時，曾說「和平為處世之本」，而色思溫、貌思恭，正是和平處世的重要表現。自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而述而篇又稱「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都將溫恭兩字連稱，兩者的意義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色思溫」的意思是與人相處，臉上的顏色要溫和，也就是要和顏悅色。中庸說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一個人的喜怒哀樂四種感情發出時，都能恰到好處，自然可與人和善相處；可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就難有溫恭和順的表現。子夏問孝，孔子告以「色難」，侍奉父母，尚且以和顏悅色為難，對一般人就不易經常做到了。要能經常保持溫和的臉色，如果專為待人接物，反是有意做作，一定要誠心誠意，自然而然的表現出溫和的態度。孔子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讚美顏淵的品德說：「賢哉囘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尤，囘也不改其樂。賢哉囘也」。我以為古人之所謂道，即今人之所謂主義，信仰主義是要為人民謀福利以取得人民的信仰於擁護，「樂道」系由「知之」進而「好之」，更進而「樂之」，無終食之間違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以愛道甚於一己之生命，生命尚可為道而犧牲，當然視富貴如浮雲。一個人能如此心安理得，他的臉色自然可以經常和順。以孟子之賢，當其離開齊國時，認為失去了用世的最好機會，臉上表示不高興的氣色，充虞就問他：「夫子若有不豫色然」！這可能是孟子一時之失。這可知要做到色思溫並非易事。

貌思恭亦是表現於外的一種謙恭態度，臉上溫和，態度謙恭，當然會得人好感。孔子說子產「其行己也恭」，是說他為人規規矩矩。子貢說孔子「溫良恭儉讓」，是說孔子問人時的五種態度。就待人言，謙恭是很重要的態度，對人謙恭有禮貌，就不會傲慢放肆，所以孔子說：「與人恭而有禮」。「恭則不悔」。孟子亦說「恭者不悔人」。「賢君必恭儉禮下」。因為「恭近於禮」，故「恭而無禮則勞」。許多人對人一味謙恭，其實是不合禮，結果反而吃力不討好。所以孔子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過分的溫和和謙恭，亦不免虛偽，反而使人討厭、輕視。謙恭和溫和都要發自內心，合於禮義，所以孟子說：「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四、言思忠

孔孟學說重視忠信，朱子說：「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用」。在九思中的「言思忠」，忠就是忠信，士君子志在行道濟世，其言行應足為眾人的表率，故論語屢次說「主忠信」，「言忠信」，「行之以信」，孟子亦說「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言無實不祥」。這些話都是「言思忠」的意義。我上次說明八德中的「信義」時，已有所申述，可以參考。

言是孔子四教之一，孔子的教育法，言教與身教並重，他所希望於言的最高境界，是「言而世為天下則」。他認為一般人都不免言多必失，時時以慎言敏行為誡，他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敏於事而慎於言」。（學而）「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仁者其言也訒」。「非禮勿言」。（顏淵）「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這些話都是要人慎言，要「言而有信」，要「言顧行，行顧言」。言不可不慎，所以要「言思忠」，既不可「巧言亂德」，也不可「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出言必須把握恰當的時間，「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所以說：「」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這是許多人容易犯的毛病。

大概言行相符，先行後言，是為正當；言行不當，非但容易得罪於人，而且容易損害自己。故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是鄉原也。子張問任事的人如何能通達事理而勝任愉快，孔子為說明「達」的要義：「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意思是說：第一要內心樸實正直，而行事講求義理。第二要能細察他人所言是否忠實，並觀察其待人接物的容色是否親切，由此以判斷他人心地。第三要用心委曲，態度謙恭以接待他人。孔子認為能如此任事，必可通達無阻而顯達於世。這一說明實在就包含了「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三句的意思，而察言觀色，又必須「視思明、聽思聰」了。

五、事思敬

孔孟學說都重視「敬」的美德，從「修己以敬」（憲問）起，到敬父母，敬長上，夫妻相敬以至敬鬼神，隨時隨地都需要敬，一點不能苟且怠慢。這些都是就對人尊崇的心意或態度而言，至於「事思敬」是處事方面而言。處理一切事都應該認真謹慎，這叫做敬事。孔子對樊遲問仁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意思是說平日與人相處，態度謙恭，辦事專一負責，不稍怠忽，為人謀能盡心力，此三原則，雖或前往夷狄之邦，亦不可放棄。「執事敬」就是「事思敬」，就是說不論做任何事情，都應該小心謹慎，不可輕忽懈怠。孔子還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事君，敬其事而後食」。所謂敬事或敬其事，都是說謹慎鄭重的處理政務的意思，亦就是事前必先經慎思明辨，訂定周密計劃，然後按照程序逐步執行，如有不當行者則戒之；如此戒慎將事，思而後行，自然可望成功。中庸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子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泯，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大戴記說：「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曾子立事篇）處理萬事，如此思而後行，不逞血氣之勇，須以慮勝氣，謹慎將事，這些都是「事思敬」的作用。

此處所應附帶說明的，就是「事思敬」和上文的「貌思恭」，恭敬二字有時不易分清。恭敬是現代流行的名詞，是指對人的禮貌或態度，從四書看，恭和敬的意思不同，如論語中說：「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公冶長）「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顏淵）「居處恭，執事敬」相同，作用都有區別。禮記：「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曲禮）孔穎達疏引何胤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後來朱子說：「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這是完全就「貌思恭、事思敬」解說，大致是不錯的。恭以對人爲主，敬以對事爲主。

六、疑思問

世上沒有全知全能的人，一般人對於不知不能的事，或已知已能而覺得尚有懷疑之處，必須不自滿、不自欺，而請教他人，以求知能的完備。所以孔子教人「疑思問」。

我在「四書貫道」格物篇中曾說：問之動機有三：（一）不知則問，（二）雖知而有所疑則問，（三）知之略而欲盡其詳則問。問與學相互爲用，學而不問，未必能得明澈之了解及正確之認識。孔門中，問仁、問孝、問政、問士，孔子俱按各人之性格與環境，分別告以應知之道。彼等因此增加其知識，改正其思想及行動，受益甚大。但問亦非易事。因問之目的是欲得明切之解答，並須接受而應用之，如不擇事而問，緩急倒置，繁簡失宜；則問之結果，不免空虛而無用。是以問必須把握要點，必須劃定範圍，希望獲得切實的答案，以解決問題。子夏曰：「切問而近思」，此「切」字即爲不亂問，不空問，不妄問，亦既是審問之意。

在論語一書中，用了一百二十個問字，孟子一書中亦有一百零一個問，這可見孔子和孟子都重視問，亦歡迎人多問，孟子的態度較爲嚴肅，問的人亦較爲客氣，多用「敢問」和「請問」。有疑問而不肯問的人，不是自滿，便是自欺。自欺者常強不知以爲知，自滿者常視所有爲已足，不肯向前追求，故始終安於庸愚與固陋。是以真能問者，必能具有謙讓之胸懷。以孔子之博學多能，尚不失其求問的機會，嘗問禮與老子。又「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悄）太廟是魯國的周公廟，其中儀注器物，多關係於古代文化，孔子爲研究古代的禮樂，在太廟中得到實物的佐證，自然要每事必問，這正是「疑思問」。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孔子稱舜爲大智。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所謂吾友或說指顏子，孔門中惟顏子最好學，不恥下問，可見學與問是一件事，所以通常連稱為「學問」，凡是好學的人無不好問，而且不恥下問。由下問而增加知識，減少疑惑，所關尚少；由下問而消除驕傲，所關實大。傲慢的人都以下問為恥，因而自滿自欺，終於落伍。即使肯下問，而問的態度亦要謙恭，問話亦要誠實，否則還是誠心的問，那麽被問的人亦可以不答覆。「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盡心上）孟子是熱心教育的人，因為滕更雖受業門下，而自以為是滕君之弟，有勳勞於國家，不無驕矜之氣，並無問道之誠，所以孟子屢次不答。

七、忿思難

七情六慾，與求食求偶的本能俱生，無人無之，惟欲其發而皆中節，以至於中和，亦必需要隨時調整，使達於至善的境界。故中庸說「率性」，西哲說「控制自己」，都是指節制七情六慾的發出而言。七情是喜怒哀樂愛惡欲，禮記謂「七者弗學而能。」其中的「怒」有時極易害事。忿怒的時候可以失去理智，亦容易囘復到獸性複發。所以孔子教人「忿思難」。

「忿思難」，禮記作「忿怒思患」，意思較爲明白，就是說心中有所忿怒，不可意氣用事，應該多加思慮，曲意容忍，勿與人衝突而結爲怨仇，遂貽無窮的後患。所以當樊遲問如何「辨惑」，孔子告訴他說：「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顏淵）佛家亦以瞋怒爲三毒之一，要人去除。歷代成大事建大功者，無不以忿怒爲深戒，這些事例很多。現在不良少年常發生械鬥，這都是因為一時的氣憤，肆無忌憚，而忘了自身的安危及父母的受辱，所以孔子告誡說：「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季氏）所謂斗，不紙力斗，逞強鬥智都是，因斗而結怨，更是禍患無窮。

不過「忿思難」並不是說完全不能發怒，有正義感的人，路見不平，有時不能不發怒而拔刀相助，則對於因此所生的後果便不予考慮了。所以有時要看事情的大小，需要如何？影響如何？「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這是成大事，就應該忿怒；「小不忍則亂大謀」，則是以小害大，就應該考慮。如果不分事物的輕重大小，一味容忍退讓，則是畏葸怕事，又不是「忿思難」的真意了。

八、見得思義

孔孟都重視義利之辨，認為義是行為的最高標準，一件事應不應該做，要看他是否合乎義。就財利言，必須取之有道，所以孔子教人要「見得思義。」

對於財與利，必須先考慮到應不應得，應得的就取，不應得的就不取，孔子曾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孔子如此重視義，所以他再三的說：「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公明賈說公張文子「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憲問）這是說公張文子臨財不苟得，先經過思慮，認為合乎於義，然後取之，所以有「不取」的美德。

孟子對於取與之間，更為強調的說：「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離婁下）這是他教人審辨義理，如果取與有傷廉惠，就是不合乎義，經過思慮之後，當然決定不取、不與。孟子周遊列國，有時接受國王的送禮，有時不接受，自然是經過考慮才決定的，可是他的弟子陳臻不了解，問他說：「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可是孟子囘答說，二者都是合義理的，他說：「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下）這可見孟子的一辭一受，都是「思義」而不是隨意的，而齊王的餽與是傷惠的，孟子如果貿然接受，則是傷廉了。

人與人相處，不免需要精神和物質的互助，有時系通有無，有時爲表敬意，有時則利用此舉以賄賂而遂私慾，所以不可不考慮。親友間交往饋贈，受與不受容易決定，惟對長者或君主所賜，有時不免發生困難，如上文所引孟子對於各國諸侯所送的禮，有受有不受，可以說都是合理的，但有時對於長者所賜，雖然認為不合於義理，亦不得不接受，以免不恭失禮。孟子對於這些禮節，都有說明，我在四書道貫修身篇中對於取與有所詳細敘述，本文不能多引。這是「見得思義」的特殊事例，亦可供參考。

九、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由上所述，可知思的重要，而九思之舉都是一般人所應該注意的處世原則。孟子說：「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這實在是永恆不變的定論。孟子對於周公在政治方面的大成就，即在於勤思，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離婁下）禹湯文武是夏商周三代的開車君主，各有特長美德。周公立志要兼取三王之長，實行禹湯文武所特長之事，遇有行為不合時，就研究其原因及改善之法，「仰而思之」是表示其思考之深，「夜以繼日」是表示其思考之勤。周公日夜沉思，力求細密，在夜深安靜之際，幸有所得，便坐以待旦，付諸實施。此可見思的重要及其成就，足為後世效法。

一般人生活的墮落，事業的失敗，大半由於本身的怠惰荒廢，不肯時時用心，處處用心，所以孔子教人要多思，要用心，對於日常言行及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應該事先慎思明辨，然後篤行之，如此必可萬無一失。對於不用心思考而任意妄行之人，孔子亦認為無可救藥，他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孟子亦認為教師對於學生僅能千以治學方法，而用心之勤，構思之巧，則在於學生自己。

其次，思固重要，但亦不可涉於空泛或思考過甚，孔子說：「吾嘗終日不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這是說思考要有學問為基礎，思與學關係密切，學而不思則茫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惶惑而不安，必須思與學並進，則一切思考有所依據，纔能達到思的目的。至於思考過甚，則過猶不及，反使人畏葸不行。所以九思之思，都要慎思之，明辨之。世間事物的真偽善惡，往往互相混淆，孟子引孔子的話說：「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盡心下）事物的性質形態，如有明顯的分別，自易辨明。但如性質相近、情態相似而實質不同，這就要用心明辨，務求對於善惡、是非、真偽、異同的判斷，不致錯誤。經過如此慎思、明辨，最後還須篤行，則九思之思，一一可得實效。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稷思天下有飢者。」「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此則為思之最高境界，更在九思之上，都是當代的大政治家所應注意效法者。

國父說：「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人心的作用在於能思，凡事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所以我們如果健全心理建設，振作民心士氣，希望國人都能了解九思的意義，進而實行之，則反攻復國的前途，必大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