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中國文化》初讀

小時候，驚艷於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能夠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一國之君，改變一場戰爭；仰慕於漢唐以來的詩人墨客，能夠用寥寥數語，寄意山水世情。

讀過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方知道，他們都是不同時代的士人。

士的出現大約在春秋時期。最初，士為最低級的貴族，有職權，會勇力。春秋晚期以後，士從最低等的貴族逐漸轉化為最高等的庶民，從而形成了士農工商四民社會。這一時期，士為中間階層。由於階層的流動性，有的亡國的公卿後人，降格成了士；有的則是農民積累了知識，上升到了士。故士的規模不斷在擴大。

諸子百家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士的傑出代表。隨著周朝的逐漸沒落，禮樂逐漸崩壞，諸子百家紛紛提出新的「道」的主張，希冀自己的思想能夠成為主流，故有「百家爭鳴」一說。

「道」不僅是諸子所持有的對天地人的規律的觀念，也是諸侯國治理國家所需要的治政依據，故而「道」的爭論不僅關係著諸子百家的道統傳承，也關係著社會秩序的治理與發展。「道」與「勢」的對立統一，由此而來。由天道至人道，諸子百家更偏向於人間道，即國家的治理。

對於「道」與「勢」的關係，諸子態度不同。墨家的態度最為堅決。墨子「尚同」並「尚賢」，認為人民應該尊崇於唯一的聖王，聖王代表著完全的天道，而此時的春秋戰國並沒有出現墨家所期待的聖王，故而對於「勢」，墨家是有一定排斥的。道家的態度最為飄渺，認為存在一個天道，世間萬物都在其間，高遠超脫，所以道家對「勢」所求最少。儒家的態度最為和緩，孔子強調知識分子所當考慮的是道的得失而非個人得失，此所謂「憂道不憂貧」。孟子堅持「道尊於勢」。荀子說「從道不從君」。然而儒家又懂得隨勢而移，在施行道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能夠達成一定的妥協。

士，應當有主觀思想與理想抱負。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體現了士超脫於物質財富而追求精神境界的一面。當然，士所追求的，自然是在仕的過程中實踐他們的「道」。春秋戰國諸侯割據的時代背景，正給了士人一個發揮自己主張的舞台。而各諸侯也需要一個主流的思想來代替崩壞的禮樂制度，使人民信服他們的統治，使自己的治政手段更加合理。

師，友，臣，正是戰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君主所處的三種關係。對應的分別是士人中的領頭人物，諸如儒家的大儒荀子，士人中的知名人士，以及普通士人。而國君養仕的風氣逐漸下移，遂有戰國四公子養仕的故事。雞鳴狗盜，毛遂自薦都是這一時期養仕的著名例子。當然門客也並不都是士人，但卻佔了相當的比例。他們倚靠高級貴族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念，並獲得致仕的機會。一些門客被國君賞識，就被提拔成為官員。

稷下學宮是這時君主養仕的一個典型。它始建於齊桓公時期，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它的特殊性在於它並不代表官方立場，諸子百家在這裡可以評論時事，這裡的評論多指批評。知識分子以道自重，稷下學宮則是道的制度化的一種嘗試，即希望將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予以確認。齊桓公對學宮的士人十分優容，封賞了多個上大夫。由此可見，這個時期士人的社會地位還是相當高的，可以半獨立於「勢」，而影響天下大事。

然而，秦的統一結束了古代的游士時代。稷下學宮變成了博士制度，養仕的制度在不斷發展。然而稷下學宮可以「不治而議論」，博士卻身為官僚系統的一員，沒有獨立的立場了。

士人也開始士族化和恆產化，壯大家族，置辦田產了。而秦皇的重用法家，漢武的獨尊儒術，諸子百家之爭終於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士人不能再獨立於朝堂而施加影響力了。所以提倡入世的儒家漸漸脫穎而出。因為儒家的「道」最能融於君主的「勢」。

時光荏苒，千年之後，現在的中國，還有士人的存在嗎？

我以為自然是有的。只是應該換個叫法，叫做知識分子。

1928年，夏丐尊說，所謂知識階級者，是曾受相當教育，較一般俗人有學識趣味與一藝之長的人們，學校教員、牧師、畫家、醫師、新聞記者、公署人員、文士、工場技師，都是這類的人物。

純以職業論，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下，高校教師、律師、醫生、公務員、作家、傳統藝術家等都是受社會廣泛認可的職業，人們普遍認為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具有較高的素質與文化修養。其中教師一職又與古代士人的尊重師道相吻合，公務員一職與古代的士人致仕頗為相似，所以遠遠觀之，更為貼近古代的士人。我以為這是廣義的分類。

由於現代知識大爆炸，即便只有中學學歷，其所了解的信息寬度深度都已經超越了古代一般士人。但是單憑知識的多寡，並不足以區分知識分子。士有士的理想和追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並非泛泛之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旗幟鮮明地指出了自己的道路，由個人修養的提升，到治平天下，這不僅是一種入世精神，也是對道的追求。由此可以提出現代知識分子的狹義範圍——是知識階層中習慣使用批判性話語的精英。即從狹義上講，現代知識分子僅是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當中比較關注專業與職業之外的公共問題，有著獨立的精神品格，有著強烈的公共關懷，對社會持有批判精神、代表著社會良知的知識群體。

中古西方的價值系統已統一在基督教之下，基督教現已承擔了「社會的良心」的任務。而中國歷史上則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基督教那樣的統一教會，基本上是以儒教為主，道佛相輔，故而傳統中國的「社會良心」必然要落在士的階層。

現代中國宣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人們漸漸摒棄過去的迷信思想。與此同時，傳統文化思想也在漸漸消失。在現代化的浪潮洗禮下的中國，似乎連學術也變得越來越市場化。在這樣舉國謀發展的社會背景下，知識分子們又處於怎樣的位置，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呢？

中國知識分子入世而講究精神修養是一個顯著區別於西方的文化特色。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有學者將知識分子分類，包括宏觀層面的科技型知識分子、人文型知識分子、傳媒知識分子與從事社會管理的制度型知識分子，也包括微觀層面知識圈、學術圈的各個界別如經濟學界、文學界、史學界等。而後又有區分「專業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清末一代」的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王國維等人，與「五四一代」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具有「學貫中西」的知識結構與「憂國憂民」的公共情懷，既是「知識人」又是「社會人」，其國學素養「絕後」，其西學背景「空前」，其政治與社會影響力巨大而深遠，堪稱為「公共知識分子」。而現代中國，濟學界的厲以寧、吳敬璉，社會學界的李銀河、王小波，法學界的賀衛方，文史學界的汪暉、韓少功等人，都可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首先，他們具有本職工作，其次，他們關注社會問題，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對於社會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同時，古代士人所具有的評議功能，現代知識分子同樣也繼承了下來，並通過越來越普及的互聯網媒體將自身的影響力擴大到每個角落。

余英時先生說，士的傳統雖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但這一傳統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士是隨著中國史各階段的發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於世的。也許這樣的面貌並不算有血有肉，因為精神的難以刻畫，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精神依然鞭策著我們，不斷隨著潮流前行。

作者：@風水龍眼

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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