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國家的根本

跋《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本稿是1947年至1948年，我在北京（當時名北平）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聽陳寅恪老師講述魏晉南北朝史時，所作的筆記。整理時，參考了五十年代高教部代印的陳老師在中山大學歷史研究系講述兩晉南北朝史時所編的引文資料，及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等有關的論文，力求符合陳老師的觀點。雖然如此，本稿終究是一部筆記，不能說是陳老師的著作。在本稿中，不符合陳老師觀點甚至有錯誤的地方，在所難免。這要由我負責。

——萬繩楠《前言》

本文後面總結的任何觀點及所作的任何評論性文字，都是關於「本書」的。之所以歸於「本書」，而不歸於陳寅恪先生，就一個原因——沒看其全集。所買三聯書店《陳寅恪集》束之高閣，不睹其文字，不敢妄言。喜讀古代文史哲的，或許都有一個優點（缺點），言必有物。很明顯本書作者已在《前言》明白指出：有發揮，不儘是陳先生觀點；可能存在謬誤。

1．魏晉統治階級

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不同的。不同處在於：河內司馬氏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譙縣曹氏則出身於非儒家的寒族。魏、晉的興亡遞嬗，不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

——《魏晉統治者社會階級的區別》

本節認為重孝、重禮是儒家豪族的共有特徵，他們服膺儒教，即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以「德」為人處世。認為漢魏間主要的士大夫，都出身於地方豪族，如河內司馬氏、汝南袁氏、弘農楊氏。其他出身小族的（如山濤巨源），因為政治立場和思想信仰與豪族相同，可歸為一個階級。

稱曹氏為「非儒家的寒族」，總感覺標準太高。「非儒家」，主要是指曹操頒布三道求賢令，以「才」是舉，重刑法，破壞禮教等政治性措施。這是與儒家豪族對立的階級。但認為曹氏是「寒族」，本人卻有疑問，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曹操祖父曹騰為中常侍，宦官；父親曹嵩（養子），官至太尉。這怎麼能稱為「寒族」？而我們大部分人所理解的寒族，指的是經濟政治地位低下的平民階級，曹操不管怎麼說也是「官二代」。

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區別當是曹氏對儒家「禮教」的破壞，大變兩漢經學統治下的世風民俗。

本書從階級立場分析，認為曹操（非儒家寒族）官渡之戰打敗袁紹（儒家豪族），只是暫時的勝利，那些投降的儒家豪族階級只是暫時隱忍。待司馬懿父子（儒家豪族）篡位後，政權又重新回到他們手上。

本人贊同以儒家與非儒家來分析魏晉統治階級的政治措施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不贊成使用豪族與寒族來劃分階級。況且豪族與次豪族、寒族的分類標準是什麼？

2．「清談」分期

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此時期的清談，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的東西。東晉一朝為清談後期。清談至東晉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的實際性質，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

——《清談誤國（附「格義」）》

本書認為「清談」起自東漢郭泰（字林宗），成於魏末晉初阮籍（字嗣宗）。東漢末年宦官外戚把持朝政，太學生與士大夫「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興起一股「清議」之風。此時的清議人物帶有政治性。而郭林宗卻不具體評議朝中人物，只是抽象研討人倫鑒識的理論，所以避免了政治迫害。舉例論證如下：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後漢書》列傳五八《郭泰傳》

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世說新語·政事類》何驃騎作會稽條注引《郭泰別傳》

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丁世道之陵遲。

——《抱朴子·外篇》四六《正郭篇》

西晉篡奪曹魏政權，殘殺異己。阮籍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個人也是「身心皆魏」的前朝官員。既然不想效忠司馬氏政權，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那就只能「裝瘋賣傻」，寄情山水，詩酒田園。嵇康、劉伶之徒類似，而阮籍則是「清談」最典型的代表，開口不評論時事，不臧否人物，言必玄遠，被司馬昭稱為「天下之至慎」。把談論政事的清議轉變為對抽象玄理的研究，開西晉以降清談之風。

（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

——《魏志》一八引《李通傳》裴注引王隱《晉書》所載李秉《家誡》

3．文化區分民族

血統、地區都在變化，而所謂某族人，往往不是依據血統，而是依據地區。一個地區居住著很多種族的人，其中有一個是主要的，這個地區所有的種族，便以此主要種族的名稱為自己的名稱了。鮮卑即是如此。

——《鮮卑（釋黃須鮮卑奴與白虜）》

魏晉時期，進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會經濟上都在漢化，雖然深淺不同，也不是整齊劃一，但表明了一種傾向，即胡族與胡族之間的融合將讓位於胡漢之間的融合；以地域區分民族將讓位於以文化區分民族。

——《胡族的漢化》

我國歷史上的民族，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來劃分，而非以血統來劃分。少數民族漢化了，便被視為「雜漢」、「漢兒」、「漢人」。反之，如果有漢人接受某少數民族文化，與之同化，便被視為某少數民族人。南北朝時期，北方便有漢人因為久居鮮卑地區，接受鮮卑的文化，與之同俗，不僅被人們目為鮮卑人，他們自己也把自己視作鮮卑人。在少數民族中間也是這樣。某一少數民族人如果接受另外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化、風俗習慣，與之同化，便被視為另一個民族的人，他的本民族反而隱藏不顯。

——《北齊的鮮卑化》

當看到「以文化區分民族」這個觀點時，自己有一種終於找到知己的感覺，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雖然這是用來討論中國古代的民族問題，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以個人追求至上，四海為家；不因民族、國家限制自己腳步；用腳投票）似乎不合時宜，但可以用來解決很多熱點問題。像「精日」、「美分」、「公知」、「五毛」等類似網路用語都可以使用這個理論來解釋。

國內的，除了一些自帶高原紅的藏族與體貌異於漢族的維族同胞外，僅僅從外貌看，我們是很難分辨一個人的民族的，可能只有拿著身份證時才知道別人的民族籍貫。大學時，自己的師弟（土家族），導員（回族），外貌與漢人無異，如果不是他們親口告知，我是不能知道的。

其他名人明星如滿族（佟大為、吳京、王麗坤），蒙古族（席慕蓉、白岩松、韓磊），韓紅（藏族），佟麗婭（錫伯族），韓庚（赫哲族），崔健（朝鮮族）……如果不是偶然查閱資料得知，從外貌上講，誰能說他們不是漢族呢？

國外，如林俊傑、孫燕姿（新加坡人），吳尊（汶萊人），王力宏（美國人），梁靜茹（馬來西亞人）……從外貌上講，誰能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呢？

為什麼我們認為他們與我們是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國家的同胞呢？

因為文化：

使用同一種文字，共說普通話；

過同一種節日，共同的風俗習慣；

擁有共同的文化財富：經史子集、唐詩宋詞、古文漢賦、小說戲曲……

馳騁在同一片藍天下：名山五嶽、黃河長江、萬里長城、西湖戈壁……

至於「漢族」這個民族專稱，說到底只是對一種「文化共同體」影響下的人民的稱呼。以「血統」而論，甚至現在有沒有純正的漢族人還是一個有待商量的問題。歷代的「和親」政策，魏晉時期的民族大融合，唐王朝的血統及開放的大國政策，宋遼金民族之間的糾葛，蒙元定鼎中原，純漢化的滿清，以及民族意識逐漸過時的現當代。其間，官方或民間相配為婚姻者，不可勝計。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岩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

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言語第二（22）》

吳楚之地的蔡洪到洛陽求仕，洛陽本地的士大夫看不起東吳這個亡國之臣，認為「僻陋」的南方之地不能產生異才。

蔡洪反駁，隋侯之珠並不一定產於孟津之河；和氏璧也沒有產於名山崑崙。大禹、文王也沒有生於中原，聖賢的出處，沒有固定的地方。至於為什麼把商朝的部分「頑民」遷到洛邑？孔安國《注》曰，是因為這些頑民「不則德義之經」，不以文武、周公之道為立身處世根本，徙於王都，是為了「教誨」他們。因此蔡洪發問：在座諸君應該有他們的後代吧？

經過幾千年的融合，漢族中應該也有他們的後代吧？

以上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民族、國家認同的根本因素。翻看台灣、國外遊子的文集就知道，「鄉愁」就是一種文化認同。

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這裡上學長大的——可是，我從不認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

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

——《白先勇回家》，爾雅叢書《驀然回首》第167—168頁

「我當然是台灣作家，也是廣義的台灣人，台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家當』，怎麼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麼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馬，卻要說白馬非馬。這矛盾說來話長，我只有一個天真的希望：『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

——余光中《從母親到外遇》

所以，「鄉愁」是歷史，是文化，是漢字，是中國人，是長江，是黃河，是他們在大陸的所見所聞……

有了「文化區分民族」這個觀點，很多問題我們就能解決了。

為什麼越南、朝韓、日本、新加坡等國會採取「去中國化」運動？

減少或消滅中華文化（特別是漢字）對本國的獨立性的影響；增強對自身民族、國家的認同感。

台灣台獨政府為什麼大力推行「去中國化」運動？

還不是想從文化上漸漸疏離大陸，增加台灣人的本土意識。正如日本篡改歷史一樣。都是一個性質，從文化上影響一個人對自己、對外界的認識。

談及「精日」「美分」等問題，仍然是一個原因，被其文化同化。

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傳達出的價值觀（言行舉止）；西方的「自由與民主，平等與法治」等精神……使你心嚮往之，並以之為生活生存準則，與周圍人「判若兩人」，假若把你瞬移到美國定居，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你就是「美國人」。因此那些付諸實踐的「美分」「移民者」都可以說是「外國人」，更不必說從小在國外出生長大受西方文化教育影響的「香蕉人」了。但也存在令人驚異的情況，某些白人仍然歧視長著華裔面孔，與他們受一種文化，在同一片土地長大的「亞洲人」。歧視原因大概還是因為文化，他不認同你。

當然，在如今這個「地球村」時代，很多人甚至已經超越民族、國家限制成為「世界公民」，即傳說中的「用腳投票」。而且每個人也不可能封閉在一個孤立狹小的空間內，每個國家也不可能只有一種單一的制度，都是混合物。

信息大爆炸、交流大爆炸變成的混合物。工業革命之前，國家與國家幾乎是獨立的；當世界變成「地球村」，聯繫加強時，此時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就像魏晉時期的各個民族一樣。漢族之於匈奴、鮮卑族、羯族、氐族、羌族；中華民族之於大和民族、美利堅民族。當然還是有區別的，只能說大致類似。

一個人對自己的民族、國家認同感不強，實質上是對本民族、本國家的歷史文化了解不深或不了解。我們這裡也不是說追求「自由與民主」就是「外國人」。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區別就是信仰、價值觀的不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本質區別就是文化習俗的不同。即人有性格，民族有性格，國家也有性格。況且「自由與民主」等人權是當今任何國家任何公民的共同追求，此不待言。

之所以稱某些人為「精日」「美分」，主要是強調他們根本不了解固有文化，徹底否定固有文化。鋼琴家傅聰為何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文化影響而已。在傅聰出走國外之後，其父傅雷堅持使用中文給他寫信，並且鼓勵他也使用中文寫信。傅雷讀到一本好書，認為對傅聰有益，就會給他寄去。最重要的當然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寫信，憑藉信（文化）潛移默化影響他的為人處世。《傅雷家書》所涉內容幾乎涵蓋人生各個話題：求學、為人、愛情、婚姻、文化、民族、國家、世界……

每天我吃飯時總帶一本書看，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太好了，文藝欣賞能寫得如此動人，許多話真使人豁然開朗，好像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而每次重讀，仍然是新鮮而動人心魄的，它給了我多少啟發和靈感。

詩詞常在手邊，我越讀越愛它們，也越愛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中國的文明。那種境界，我沒法在其他歐洲的藝術裡面找到。中國人的浪漫，如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那種洒脫、飄逸，後主、納蘭那種真誠沉痛，秦觀、歐陽的柔媚、含蓄、婉轉等等。

我說應該讓學藝術的人都熟讀《人間詞話》，那裡面深刻的教訓，高超的見解太多了。讀這樣一本文藝批評，就像是受了一次深刻的藝術家的修養和人格的教育。

我看到很多歐洲的大建築，總覺得它們是神秘而可怕的，或者是美麗的，但從來沒有像我回想到北京的偉大、美麗的時候那種感情，那種「大」的感覺，使我以作為一個中國人而驕傲。

很多波蘭人說我非常愛國，當然有些實際的事情無形中使他們有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說：假如中國人每人都像你一樣愛國的話，那中國這民族太偉大了，真是不可戰勝的了。

波蘭文化部長聽了我的音樂會，對我們的大使說：「你們中國人將來在任何一方面都要佔先的。」

——《傅雷家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聰信摘錄（波9）》

如此話語，《家書》中有太多太多，傅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自豪溢於字表。

多年後，傅聰談到自己與外國妻子彌拉離婚的原因，曾說「終因東、西方人秉性差異太大」。在回憶祖國文化時，曾說「我們祖國的文化實在是太偉大了，它包含的力量太大了，我比一般人的感受可能要強烈得多！我有時候甚至覺得在感情上不能承受這種文化對我內心的衝擊。還記得第二次回國的時候，我曾經到成都，去武侯祠，看到了諸葛亮寫的《前出師表》和《後出師表》，現在回想起來我都要掉眼淚！那個感人啊！那種人格在字裡行間表露出來，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