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濁正清和無問西東——聯大歲月之後的事（下）

正在上映的紀念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電影《無問西東》，名字取自清華的一首老校歌：「器識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這樣的訓誡既是清華人的標準，也當是中華知識分子奉行的圭臬。無論你是否看過這部電影，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物及其精神，都值得我們去了解和學習。如若你在人生中正處於找不到方向的迷茫，也許下面這些故事可幫助你尋找西東。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這幾句話吧。

器識，指器量與見識，取自《新唐書·裴行儉傳》「士之志遠，先器識，後文藝」。強調為人先要有胸懷、有格局，再有某一方面的才華、能力。不過，我覺得這個說法比較理想的，器識從何而來，往往還是要在文藝的學習中得來。器識與文藝兼進，可能是更真實的狀態。如果命題為「器識與文藝」，還真是一個好題。

立德立言，取自於《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談到何為不朽時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最可貴的是，後面還有「無問西東」，即追求知識、真理不問東方西方、現代傳統，這一句真正體現了成大學問、成一流學府的氣魄。

電影我還未及看，其實我很怕看感人至深的電影……請原諒我的脆弱。不過，我看了好幾篇影評，再加上我對這段歷史略知點滴，倒不影響我們講好這節課，畢竟我們又不是影評課。

電影中當然講到了西南聯大的回憶。鏡頭中的鐵皮校舍尤其醒目，它們的設計者就是我們要講回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今天的內容，不僅可以幫助你更好地了解這部電影中故事的背景和發展，還能讓你重新認識北京城和傳統文化的保護，進而生出對知識與命運的思考。

1938年1月，到達昆明的梁林夫婦應校長梅貽琦之邀，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因為實在太窮，又沒錢又沒材料，設計方案一改再改。校舍從說好的高樓成了平房，又從說好的磚牆成了土牆。

梁思成直接衝到梅貽琦面前，憤怒地砸下第五稿設計圖質問：「你們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梅貽琦則淡然地回答，正是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師想辦法解決。

最後，124畝的校園裡，只有圖書館和實驗室能用青瓦做頂，教室用鐵皮，至於宿舍，只是茅草房罷了。

然而，鐵皮屋頂的教室，最怕下雨，但云南偏偏多雨。電影里，同學們因為雨聲太大而聽不清老師講課，老師只好在黑板上寫下四個字：停課賞雨。

這讓我想起上周我在山東一所私立學校講座，學校的新樓還未建全，現在用的樓是老學校的平房，古樸雅緻。我去了第一便感嘆有西南聯大的風貌。

學校離機場特別近，大概坐車不過十分鐘。所以，課上有時會聽到飛機飛過的響聲。老師和學生頗覺苦惱，我當時想，這種情況的確很難靠學校或機場遷址來實現吧，還不如「暫停賞飛」，夢想自己有能力飛向遠方，也是很詩意的、很實用的。

故事回到費正清、費慰梅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

1948年年底，國民黨敗局已定，遠在美國的費正清夫婦給梁思成寫信：「北平保不住了，共產黨來了，看來台灣也不保險，還是把全家接到美國來吧？」而梁思成早就決定要為新中國留下來，他輕鬆作答：「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也得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於此同時，費正清的處女作《美國與中國》完成，成為暢銷書。時至今日，《紐約日報》仍稱其為「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導論作品」。

費正清對中國問題的預見性和判斷力，甚至超過了中國人自己。他在哈佛開創了東亞研究中心，據說學生私下都用他的中間名「King」來稱呼他——意為他是中國學研究之王。費正清看過抗戰的艱辛、國民黨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打壓，他不斷提醒美國政府要注意保持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他甚至預測毛澤東及共產黨會獲勝，於是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他又提出，中共執政後將遇到3個關鍵問題：一是人口，二是腐敗，三是思想高度統一後，整個民族創造力下降。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北平城內是駐守的20萬國民黨軍隊，解放北平的戰爭一觸即發。然而，出於對保護古都北平的考慮，傅作義放棄了抵抗，解放軍和平接收了北京。

梁思成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從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軍的紀律就給了我們極深的印象……無不使我們心悅誠服而興奮。……現在北平已安定下來，並且已展開了建設工作，北平是新中國的首都，以後需要大量的建築師……。」

梁思成當年對北京的城市規劃提出過五點建議：

1　北京應該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

2　限制城區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保存古建築城城牆城樓。

4　限制舊城內新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層。

5　在城西建設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很明顯，沒有按此來做，第2點中提到的問題今天成為了北京城生活巨大的困擾。

當時，梁思成用詩意的語言描繪他的老城牆改造方案：

「這應該成為一個全長將近四十公里的這麼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環城公園。登上去之後，可以壯闊我們的胸襟……」

如果按照梁思成的設想，北京的老城牆將建成盤旋在老城市上的「空中花園」，寬闊的城牆頂足以供市民行走和行車。傍晚時，我就可以攜楊夫人在城牆上俯瞰京華煙雲，回憶梁思成先生的偉大遠見，以及他和林徽因的美好愛情，還有山西訪古和共同度過的李庄歲月……

梁思成把他的設想寫成了《北京——都市規劃的無比傑作》，希望得到更多支持。然而，梁思成根本想不到，蘇聯專家竟堅持把天安門廣場建造成為用於公眾集會和遊行的克里姆林宮及紅場。一向溫文爾雅的梁思成一改往日的書生氣，怒髮衝冠，與蘇聯專家發生了激烈爭吵，後來還是由周恩來總理從中協調。

然而，梁思成一個人又哪裡保得住整個北京城呢。

為了保住完整的牌樓街不被拆毀，梁思成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肺病已重的林徽因當面指著吳晗的鼻子怒斥，喉音嘶啞，使觀者動容。林徽因對彭真說：「你們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們後悔了，想再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

林徽因說得對，當我們今天津津有味地賞玩文物時，誰曾想到我們曾經毀滅了多少；當我們在拙劣的仿古街上吃小吃時，誰曾想我們親手斬斷了這個城市與過往連接的文化血脈。

梁思成也不能理解，為什麼當初解放軍寧可流血犧牲也要保護古建築，現在當家做了主人卻反倒要去拆北京城？他再次找到了周總理，感慨地解釋：「你看，在夕陽西下的時候，通過這個廟看過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緻。」

總理沒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回了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梁思成哪裡知道，此時的周恩來也已經沒有辦法了。因為毛主席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這可是非常嚴重的，無奈之下，梁思成只能灑淚祭別他所熱愛的一城一樓。

1953年，左安門被毀；

1954年，慶壽寺雙塔被毀；

1956年，中華門被毀；

1957年，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朝陽門被毀；

1958年，右安門被毀；

1965年至1969年，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門、元城牆被毀。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消失了蹤跡。

迄今惟有正陽門、德勝門、鐘樓得以部份保存。

今天，重新面對偉大的北京，聽到西直門、東直門，你會想到什麼呢。坐地鐵聽到報站名阜成門、廣安門時，你可知，它們已然不在。

我路過右安門時，看著新建在那裡的地鐵車站和麵館，想到這裡的昨日曾有多麼美好溫暖的景觀，翌日還有怎樣的美好和溫暖呢。

2014年北京卷散文閱讀《廢墟之美》的結尾是這樣的：

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無數大拆大建事件，不難看出，關於廢墟美的意識在有些人那裡還是「○」

我想，這真是一種巧妙的反思和懺悔啊。

北京市長彭真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曾對梁思成說：「毛主席希望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思成大驚失色，因為在他的設想里，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築集中的城市，不應該發展工業，最好像華盛頓那樣，成為政治文化中心。對此，梁思成的答覆是，「50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我去年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前，一眼望去，遼闊的風景使人心曠神怡。在這裡看不到煙囪和工廠，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一個強大國家的自信。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了對古建築的拆毀工程。梁思成因提倡以傳統形式保護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

1955年，《文藝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問題的錯誤》的文章：

「梁思成……只是出於反動階級的立場……產生了他這一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復古主義論調……」

在這之後，彭真在頤和園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炮製了《評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問題》、《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等十餘篇批判文章。彭真先把這些文章給梁思成看過，梁思成在錯愕和惶恐中低下了頭。

就在這一年，林徽因未曾痊癒的肺病，再加義憤填膺，飲恨長逝。去世當夜，林徽因表示有話要對梁思成說，卻被護士以夜深為由拒絕。林徽因的逝去，也許是對下個十年一種僥倖的逃脫吧。

十年浩劫期間，梁思成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

大家還得記我們前面提過梁思成的殘疾吧。梁思成二十多歲時因在「國恥日」參加示威遊行遭遇車禍，左腿骨折、脊椎受傷，從此落下了跛足的殘疾。而脊椎的傷損，使他不得不長期穿著如鐵背心一般的支架。

即使如此，梁思成仍然遭受著狂風暴雨般的批鬥。每到批鬥會時，虛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動的梁思成，就坐在全清華一輛最破的手推車上被推上台去。他無力反駁那些莫須有的罪名，他也無法讓所有人理解他的想法，他只能用最大的忍耐、風度和不解，面對著聲色俱厲的群眾。

他曾經絕望地對家人說：「抗戰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長沙，後昆明，再李庄。面對飢餓與疾病，我過關斬將，終於迎來了勝利之日。現在看來，我是過不了』文革』這一關了。」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築學宗師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在地球遙遠的另一端，美國。

他們的朋友費正清，也在腹背受敵。冷戰開始後，中美之間充斥著隔膜與對抗。費正清被蘇聯稱為「資本帝國主義的辯護者」，又被中國指為「美帝國主義的第一號特務」，美國政府則視他為要對「美國丟失中國」負責的人。

但費正清並未因此而妥協，他用美國式的智慧，迂迴地修訂之前的作品，用學術的力量繼續發揮影響力。

一次偶然的機會，費正清與後來成為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飛機上邂逅。費正清告訴了基辛格中國領導的真實風格：中國的領導者習慣在京城接見了「番邦」來使。毛澤東主席前往他國進行邦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不要再盲目等待下去，可以利用美國總統能夠前往任何地方的職權，主動尋求建交。

這次短暫的會面之後，費正清又為基辛格寄去了他的中國研究著作《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外交的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其中，他詳細分析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雖有妄自尊大，卻以自衛為主。這些著作顯然讓基辛格重新認識了中國。用基辛格自己的話來說，費正清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

費正清、費慰梅夫婦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從北平相識、同訪山西，到昆明相見、李莊重逢，友誼漫長過半個世紀。其間，費慰梅對建築的研究、費正清對中美關係的研究，都離不開梁、林夫婦的支持。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改變了中美關係，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命運卻使人唏噓不已。

我想，這個故事還沒有完全結束。

林徽因的侄女林瓔，後來成為了著名的建築師。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內向21位傑出的美國人頒發了自由勳章，而林瓔是這其中唯一的一位華裔美國人。和林瓔一同領獎的，都是像比爾·蓋茨、喬丹一樣的名人哦。

我在美國時看到了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

1982年，為了紀念越南戰爭，美國決定建一座越戰陣亡者紀念碑，並在全國範圍內徵集設計方案。年僅21歲，在耶魯大學建築系讀大四的林瓔提交的作品，在1421件應徵作品中脫穎而出，甚至擊敗了身價不菲的建築大師的作品。這件事情在當時引起了無數爭議，很多人認為不應該由亞裔來設計越戰紀念碑。但多年過去，林瓔的作品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走到碑前，你一定會為之震撼。

這座紀念碑並非常見的拔地而起的碑形，而是陷在地下，由兩堵黑色的、像兩面鏡子一樣的花崗岩牆組成。牆面上則刻滿了在越戰中陣亡的美軍士兵的姓名。林瓔形容她的設計思路時表示：「當你沿著斜坡而下，望著兩面黑得發光的牆體時，就彷彿在閱讀一本敘述越南戰爭歷史的書。

走近紀念碑，可以看到上面密密地寫著越戰死難者的姓名。我去時正在聖誕節前，看到紀念碑前為死者樹起的聖誕樹，內心充滿了溫暖。

梁思成、林徽因、費正清、費慰梅的故事，我們講了三期，後面其實還想講一首林徽因詩歌的中英互譯。

在準備講稿的過程中，我多次深受感動。在李庄的艱難歲月中，這些中國的脊樑繼續著學術研究，他們是國家振興的未來力量；在國民黨敗退的時候，他們選擇留在中國，為新中國繼續奉獻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他們深厚的學識、偉大的人格，甚至浪漫的愛情和愛情中博大的胸懷，都值得今人欽佩。然而，在政治鬥爭的漩渦里，他們卻如飄萍般脆弱，最終在茫然與痛苦中離開世界。

時至今日，還有人為那樣畸形的時代高唱讚歌，還有人在網路上獲得隻言片語便站在道德高點指摘前人，實在讓人痛心。

我們的四位主角，都做到了在結識友人的情誼上無問西東，在建築、詩文的求知上無問西東，在為人類的和平做出貢獻的努力上無問西東。他們超越了民族種群、超越了國籍和語言，超越了傳統和未來。如果問什麼叫做「無問西東」，他們就是最好的答案。

希望我們從前人往事中，獲得感動，更獲得不斷追求、探索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