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只有我一個人喪,還是這時代每個人都很喪?

「是只有我一個人受苦,還是每個人都很苦?」


我陪一位長輩,蹭過許多飯局;不知是否巧合,每次吃飯,他都會這一段:

「我小時候,在某某鄉村長大,家裡很苦啊(此處描述里,加一些細節,感官印象鮮明生動,對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後來還生了什麼什麼病,平時不發作,發作起來要人性命;後來工作了也不容易(此處加一些慘淡的故事,對痛楚的描寫格外逼真,對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來了)……現在呢,終於闖出來啦!」

——每次聽這位先生訴完苦,沒那麼多苦可訴的客人們都深感過意不去,紛紛安慰,而訴苦的那位先生便滿面沉鬱堅強加泰然,滿面「都熬過來了」的自豪。彷彿孫權數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讓他飲一杯酒。這些苦難是他的勳章,大家豎起耳朵,聽他情不自禁地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處添加一些用口語描述的成功學秘訣)……」大家都側耳傾聽,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經聽過,也得在這苦難勳章之前收心懾神,安靜聆聽。

我以前,不太喜歡這種做法。

中國古來文化里,很推崇「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這種邏輯,有個微妙的反推,即:「接受過苦難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將降大任的那位爺」。

許多人都這麼默認的:

「別看我們現在差不多,但我起點比你們低得多;我經歷過那麼多苦難=付出的努力比你們多得多=心志也更堅毅=見識也更寬廣=對人生的體悟也更深,你們應該尊重我,就像低難度遊戲玩家對高難度遊戲玩家頂禮膜拜一樣。我渲染的苦難越多,我遊戲的難度就越大!」

所以在檯面上,苦難越多,在這個時代越有發言權——就像,許多選秀節目到後來,總得去比誰更慘。

好的一面是:當「陳述苦難自數傷疤」在一個時代吃得開,至少說明:這時代的大眾共識,比較傾向於保護弱者——這算文明社會的標準之一。

但「渲染苦難自數傷疤」,也容易導向一種不好的邏輯:我生於叢莽,是從苦難里摸爬滾打出來的;所以我被迫信賴叢林法則,因為我過早經歷了弱肉強食的世界……

美國電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會人格的傢伙,小時候一定吃苦受難,哪怕經濟上寬裕,精神上也會倍受打擊,所以總有一個借口來不擇手段。


如果再往前邁一步,就有點危險:

一旦將經歷的苦難發揚成為擋箭牌,比如「別看我做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彷彿受了苦難,人就有豁免權,可以不受道德指責似的。

於是,一部分渲染苦難的人,因為其最後總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報償和豁免,於是最初渲染苦難本身,或者說,最初的喪,都顯得有目的性。

所以,相當一部分苦難陳述者,自帶有忽悠屬性。


但後來經歷多了,發現世上還有另一種人。

司馬遷著名的《報任安書》里,列舉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於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賦了《離騷》;左丘明瞎了、孫臏壞了腳、韓非死在監獄裡,才有作品傳世。

他的結論是,「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簡單說吧,一個人要倒了霉,想發泄,才有東西可寫。

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是司馬遷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來那麼多受了宮刑的,為什麼只有他一人寫了《史記》呢?

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數苦難者的心路歷程:

因為經歷苦難,他們失去了許多東西,他們對此憤懣不平,而且時常會向命運叩問「為什麼會是我」;人的心理衛護機制,讓他們傾向於從缺失中尋覓回報,他們必須說服自己:苦難是有價值的;他們反覆陳述,也是希望周圍多給出鼓勵;他們其實知道苦難本身是壞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無收益,就會讓自己崩潰;所以必須不斷的吸取讚許,來說服自己:

苦難也是有價值的。

我一個遠房叔叔,遠房到了不是過年就聚不到一起。某十年間,他倒了些霉,後來每逢吃飯,也還會反覆陳述:

「其實那也不是很差勁,我還是有許多收穫的」,大人們都會聽著點頭,哪怕他說過許多遍,大家也會耐心傾聽,甚至還會各自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開始,我覺得有些煩;後來才隱約感受到,諸位長輩對他心知肚明,但因為他的好時光已經流逝,無從復回;對苦難的敘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種自我療愈手段,我們給出的認同、寬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療傷。

每個人到最後,都可能會積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別人傾吐,所以對這種苦難陳述的原諒,除了體恤與憐憫,也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吧。

所以,有些人反覆陳述自己的苦難,可能是為了獲得道德制高點。

也有些人,則是希望獲得各類積極反饋,什麼反饋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麼,我也吃過」,他就會覺得不那麼孤獨;如果你表示「確實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獲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傾聽,他也能夠減少一些委屈。

活著,都不容易。

但,還有一種情況,事關我們每個人。

先前,與一位前輩討論:為何現代年輕人都表現得挺喪?

前輩說:其實吧,人人都挺喪,老一輩也是;只是現在,年輕人有網路渠道可以表達。

「我們那會兒也喪,但就蹲在田裡牆角發獃,自己抽顆煙,眨眨眼,嘆口氣,也就過去了;喪,也沒人知道。等見了人,那就不好意思喪了,那不就得裝樂呵嗎?」

大致可以說,許多前輩們的喪,或者說,沒有互聯網的人們的喪,是薛定諤的喪:他們喪時,我們看不見;看見了,他們就不喪,或者假裝不喪了。

每代人都挺喪,而且大多數人的喪,是無法被看見被感受的。

這裡的悖論是:

就像我們長輩里,真正痛苦的、需要陳述的人,許多都開不了口表達似的;我們周圍,社交圈廣大的人,更容易分享他們的喪,更容易得到反饋。

而社交圈小的人,可能更孤單,而他們的喪卻更少得到寬慰與反饋。

封閉到無處可訴說的痛苦,才是最可怕的。

喪也容易兩極分化。

越容易得到反饋的人,越容易分享他的喪,也越容易得到治癒;越不容易得到反饋的人,越不容易分享喪並得到反饋,於是越容易持續喪。

久而久之,許多人會像我們口齒不靈便的長輩似的,只能默默將痛苦壓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傾吐一成的,卻遍布我們周圍,可能就是我們的父輩,可能就是我們老去的鄰居,但因為他們的羞澀或習慣,於是他們的痛苦甚難被發覺。你去問他們,很可能問出一些駭人聽聞的故事,看見他們精神上瘡痍滿目的疤痕,勝過虛構的傳說,但他們卻會笑笑說,都過去了。因為在漫長的、對精神痛苦不加過問的人生里,他們習慣了這樣的默默自愈和小範圍內分享,於是也就這樣過去了——某種程度上,他們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我去年翻海明威《流動的盛宴》時,有這麼段。

「別跟我爭辯,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說,「根本沒用。你們就是迷惘的一代,就跟那車廠老闆說得一模一樣。」

……那天晚上,我踱回家時,我想著修理廠那個小夥子,想那些汽車改成救護車時,他是否也被拉去開過車。我還記得滿載傷員的汽車從山區公路駛下時,他們如何踩住剎車,剎車磨壞了便掛倒檔,我還記得最後那些車空載過山,好換幾輛有金屬剎車和上等手動變速器的大型菲亞特車來。我想著斯泰因小姐與舍伍德-安德森,想著自高自大與精神的懶惰,想著與此對立的嚴以律己,想著究竟誰在指責誰是迷惘的一代?……

她那些什麼「迷惘的一代」的鬼話,那些骯髒輕率的標籤,還是都見鬼去吧。

明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楚,卻總有人覺得,某一代比較特殊。

所以,是只有我一個人喪,還是所有人都很喪?

是所有人都很喪。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喪。只是許多痛苦都無法被他人感知而已。

了解這一點之後,就能多少理解:雖然人類的痛苦無法共通,但多少能夠察覺到他人痛苦的存在了——眾生皆苦,大家都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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