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中國社會學本土化是個偽問題

?謝宇，國際學術界著名的華人社會學家，是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和國際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領域涉及社會分層、統計方法、人口學、科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主要著作有《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回歸分析》《科學界的女性》《美國的科學在衰退嗎？》《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婚姻與同居》等。

提 要：

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爭論雖然持續已久，但至今仍未產生共識。本文試圖從議題本土化、應用本土化和範式本土化三個角度說明社會學本土化是個偽問題。

從議題上來看，中國社會學的研究議題已經相當地本土化，而且不必為突出本土化特徵而束縛研究。

從應用上來看，一些應用西方理論或方法的中國研究本土契合性不足，其原因在於研究者本身缺乏對社會學的認識和對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若在秉承社會學研究規範性的同時能夠將社會學本身的情境性帶入其中，中國社會學必然能夠保持其學術的獨立性和原創力。

從範式上來看，學術的貢獻和原創性應該由學術同行來評價，中國的社會學家所發展出的理論和方法應該對這個學科的主流領域具有影響力，應該有助於整個社會學學科的知識積累，而不只是對中國社會學有所貢獻。

撰文 | 謝 宇（《知識分子》主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

責編 | 梅 笑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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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再掀學科本土化的爭論，矛頭指向了美國社會學的「入侵」。其實，這一爭論由來已久，從20世紀30年代起孫本文、吳文藻、費孝通等學者對「社會學的中國化」的實踐（周曉虹，2017），到20世紀80年代台灣社會學學者葉啟政提出的「社會學研究本土化」主張，再到如今國內社會學刊物和媒體上對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話語體系、中國特色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美國化危機的廣泛討論（如李友梅，2016；渠敬東，2014；宋林飛，2016），本土化的呼聲沒有停止過。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其他絕大多數近代學科一樣，社會學起源於西方。由於其主流的理論和方法幾乎都構築在西方學者對歐美社會的研究基礎之上，大多數的中國學者和學生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學習西方的社會學和模仿西方學者的工作之中。然而不同於自然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因社會環境而異：西方的社會學主要以西方社會為題，中國社會學則應關注中國社會。較之西方學者，本土的社會學學者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著實具備一些天然的優勢：他們對中國的社會問題有著更直接的關懷，也擁有研究中國社會應具備的知識背景，包括語言和對中國文化、歷史、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形態的了解；因為生活於此，他們對中國各方面的社會現象和問題都有切身體會，也更有發言權。基於這些原因，呼籲為中國情境量身定製一套本土化的社會學理論確實在情理之中。

什麼是社會學的本土化呢？不同人在談及它時雜糅了不同的含義。在我看來，中國學者通常會在三個不同的範疇中使用這一概念。其一，本土化意味著研究議題應該本土化。有些社會現象或問題唯中國獨有或在中國尤為突出，比如戶口、計劃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動，等等。鑒於這些社會現象或問題的突出性，學者們認為在中國開展社會學研究應該優先聚焦於這些問題。我將此範疇里的本土化稱為「議題本土化」。其二，理論與方法的本土化，也包括將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於中國，並對其加以改進和創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質，成為適用於理解中國社會現象的工具。這種應用就好比效仿谷歌（Google）開發百度，或比照推特（Twitter）創建微博。簡單來說就是憑藉「拿來主義」的態度「師夷長技」，開發出與西方理論和方法相對應的中國版本，使之服務於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但學科與商業產品不同，將西方的理論與方法運用於中國情境並非易事，唯有恰當地把握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異同，才能促進西方理論和方法與中國實際情況相契合。我將這一範疇的本土化稱為「應用本土化」。其三，一些學者還提出了更宏大的本土化方案，即中國社會學需要從傳統文化（如儒家倫常、差序格局、傳統中國的認知體系）中發展新的理論、方法，甚至從認識論層面去形成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新範式。他們認為，只有使用新的範式才能生產出讓當地人產生共鳴的知識，才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學術風格，才能給社會學帶來創造力和活力。一些學者甚至進一步提出，本土化意味著「針對外來西方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反省和批判」（葉啟政，2006：21）。我將這一範疇的本土化稱為「範式本土化」。

本文試圖說明社會學本土化是個偽問題。仔細審視之下，上述三種本土化的呼籲沒有一種能夠很好地推動中國社會學的發展。

議題本土化

議題本土化即研究對象之時空範疇的本土化，這是從事社會學研究的起點，也是幾乎所有社會學學者的共識。社會學是研究具體社會情境下的社會過程和現象的一門學科，任何脫離了社會情境的研究都沒有太大意義（謝宇，2012；Xie，2011）。中國社會學應該優先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而不應該盲目地移植美國的議題，因為美國社會學的議題自有其根源。19世紀末美國快速的工業化發展和南北戰爭之後湧現的諸多社會問題，如城市化、貧困、犯罪、國內和國際移民、教育及勞工問題等，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美國社會學應運而生。其中的先驅，如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華德（Lester F.Ward）、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羅斯（Edward A. Ross）、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斯莫爾（Albion Small）等在他們的研究中都以理解這些社會問題和改善美國下層民眾的處境為己任。而今美國社會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如種族關係、社會不平等、教育、貧困、犯罪、家庭、國際移民和健康等也同樣來源於公眾輿論和公共利益的焦點議題。其實，中國社會學也具有這種實用取向的、政策與公共社會學的起源（Wu，2009）。中國社會學就是要理解、討論和解決中國突出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否則這一學科的設置和存在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

事實上，國內學者在研究議題本土化上的實踐並不成問題，而且中國的社會學家幾乎都只研究中國社會。不僅如此，國內學者通常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尤其強調要致力於對中國社會中重大而迫切的問題的研究。不少知名的社會學家曾提出一些中國社會學必須回答、討論或解決的真問題（李培林，2016；陸學藝，2013），這無形中影響了其他學者對研究議題的選擇，集中反映在國內社會學學者對社會結構、社區建設、人口流動等現象（Wu，2009）和社會轉型、社會公正、社會治理等宏觀理論問題（李培林，2016）的強烈興趣上。最近幾十年這些議題一直高居國內社會學研究發表數量的前列（尉建文等，2016；肖宏等，2017）。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對這些重大而迫切的宏觀議題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內社會學研究選題的單一性和同質化，同時也使另一些相對微觀的、經驗性的議題因被視為細枝末節而遭到忽略。但是，有沒有哪些社會現象在中國是不重要且不值得中國社會學學者去研究的呢？誠然，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總有一些問題會比另一些問題在現實需求或學術傳統上顯得更為重要，在美國亦有這樣一些議題，如種族、經濟不平等。即便如此，這並不意味著對所謂的「細枝末節」議題的研究就喪失了學術或現實價值。儘管過去30餘年中國的社會變遷以經濟轉型為主要驅動力，但變遷已經逐漸擴展、滲透到家庭領域、價值領域和個人生活的其他領域。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不必等到這些變遷已經完成或者相關問題變得尖銳後才展開，而應該在變遷之前或之初就有所預見和察覺。這些對國人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形態及變遷的記錄和理解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的學術價值並不低於那些對宏觀議題的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學面臨的實際問題並不是議題的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是缺乏判斷議題學術價值的長遠意識。中國社會學不必為突出本土化特徵而束縛研究選題，更不必去爭論這些議題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而應關注議題本身在中國長遠而非眼前的學術價值和潛力。

應用本土化

應用本土化即以西方的研究視角和分析工具來研究中國，這一度也是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的工作。研究中國社會的西方人通常有兩類，一類是包括學者、知名政治家、商人在內的「中國通」，他們熟知西方關於中國的著作，足跡遍布中國，對中國社會、文化和歷史的見解甚至超過了許多中國人，是富有洞見、善於提問和解讀的質性研究者。他們的研究傾向於從宗族與家族、官僚科舉制、儒家禮教、共產主義傳統等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的文化或制度傳統中提煉出中國社會的理想型。這些理想型可能是古老的帝國王朝，也可能是具有革命色彩的共產主義國家，常被其他學者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起點。而另一類研究中國的西方人則選擇保持一定的距離來審視中國。他們的研究接觸的對象主要是有關中國社會的數據，而不是現實中的中國人。與強調中國之獨特性的「中國通」不同，他們強調的是社會現象的普遍性，比如基於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產生的趨同力量使中國變得與西方社會越來越相似。這些學者通常使用數據和統計模型這些更為客觀的研究工具，而中國在他們的研究視野中不過是一個數據點，中國的文化或制度也被簡化為若干變數。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類學者的工作讓研究中國變得不再諱莫如深，西方成熟的理論框架和標準化的研究過程讓更多人能參與到對中國的研究工作之中（謝宇、張春泥，2016）。

然而，上述兩類西方學者筆下的中國社會都與真實的中國社會存在差距。前一類學者看到的只是獨特性，他們描述和刻畫的是中國和西方社會的組間差異，強調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傳統與西方參照系之間的鮮明對比，而對中國社會內部的差異性和變化重視不足，這些研究易被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所左右。而後一類研究者看到的則只是普遍性，他們在立論上儘可能地縮小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差別，並強調現代化的趨同作用，卻沒有看到表面現象背後深刻的中國文化、歷史和制度的發展邏輯（謝宇、張春泥，2016）。後者套用西方的框架來研究中國，有時容易陷入對現象淺嘗輒止的理解，甚至有可能得出讓中國和西方學者都感到不可思議的誤導性結論。因此，這兩類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但這兩種取向在中國國內學術界又都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和效仿者，其中不乏西方社會學知識機械、草率、投機的應用者，讓本已顯得亦步亦趨的學術移植淪為更加廉價、粗糙的學術加工，從而引發本土化學者對學術原創活力的擔憂（葉啟政，2006）。

中國社會學的知識基礎從西方舶來，學習和效仿西方本是自然的學科發展過程。不過，將西方社會學的概念、理論、研究方法和策略恰切地應用於中國情境並不容易。中國社會現象的複雜性使很多優秀的學者都面臨著認識上的局限，那些簡單機械的效仿者所做的研究其水平更是可想而知。實現本土契合性的難點在於對中國與西方社會組間與組內差異張力的把握：一方面不能太過於強調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國的確存在特殊性。

這就與我提出的社會科學的三原理中的社會情境原理有關（謝宇，2012）。中國的社會情境不同於美國，甚至兩國在一些社會特徵上的差異在本質上都是「不可通約」的（incommensurable）。我曾經總結過一些中國社會有別於西方社會的特徵，這些特徵對理解中國的社會不平等尤為關鍵：其一是政府極強的控制權，其二是政府與企業的結盟和利益分享，其三是在家庭、血緣關係和社會網路中根深蒂固並延伸到政府機構和單位的層級式家長統治（layered paternalism）。這些特徵決定了中國的不平等是基於將人劃分為不同類別的各種社會界限（如地區、城鄉、單位和社會網路）構成的集體性不平等，而美國的不平等主要是個體性的（謝宇，2010；Xie & Zhou，2014）。因此我不認同一些學者所提出的中國必然走向美國式的完全自由市場模式的理論（如Nee，1989）。中國的現在既不是重演美國的過去，美國的現在也不太可能是中國的將來。

社會情境原理還意味著應更為謹慎地使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不可認為單憑數據就能研究中國，而不需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制度、歷史與現實在數據背後的潛在意義。中國的數據和美國的數據不一樣，中西社會文化之差別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通過改進和創新已有的測量工具來克服在中國採集數據和測量概念的困難，而且需要在解讀數據時挖掘每個社會現象背後看不見卻有意義的背景知識和文化內涵。假如忽略這些隱藏的內容，我們就很難真正理解數據背後的故事。

在我看來，一切將西方社會學概念、理論、研究方法或策略應用於中國的研究都必須考慮與中國社會的契合性，或者更廣泛地說，一切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應用於具體的社會或歷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須考慮與當下情境的結合。但這一主張與追求本土化無關，而是對一個學者最基本的要求——秉持審慎、負責的專業態度，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應如此。打著本土化大旗的中國社會學研究未必能誕生有原創力的學術成果，而有原創力的中國社會學研究則必須充分、細緻地將中國社會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會學知識而無視中國情境的中國研究，或者任何一項無視具體社會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學術研究。粗糙、劣質的學術作品的確不少，但它們只能反映學者學術水準的高低，而不應簡單地將之歸結為美國或西方社會學的「入侵」。

範式本土化

範式本土化也許是迄今為止最激進、最具感召力，也最強有力的本土化觀點，因此也格外值得我們審視。

範式本土化觀點的基礎是中國與西方在社會文明起源和發展軌跡上的歷史性差別。西方文化以基督教、羅馬帝國文化為背景，中國文化根植於華夏文明體系和儒釋道思想。美國是歐洲文化的延續，中國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即便是在現代化、全球化和科技傳播的趨同力影響下，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仍然在本質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差異。在我看來，其中的兩個因素尤為突出，一是中國自秦朝以來取消了貴族階層及其世襲特權，取而代之的是龐大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相較之下，歐洲在進入現代社會後仍保留了貴族階層的特權，直到民主制度取代貴族統治後才正式終結了這一傳統。其二，不像基督教之於歐洲或伊斯蘭教之於中東，中國從未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一神論宗教體系。在日常生活中，皇權不下鄉，民間的鄉土社會依靠的是儒家倫理、佛教、道家和其他民間信仰相結合的信仰體系來維持社會秩序，中國的法律系統也從不與行政系統分家。此外，強調範式本土化的學者還會提及中西方認知體系的差別，比如近代西方的認知模式是以感官經驗、實驗歸納分析方法為基礎的，而傳統中國的認知模式則是建立在直覺體驗、冥想演繹方式基礎之上的（葉啟政，2006）。

儘管如此，認識到中國文化、歷史，乃至認知體系的獨特性是一回事，而這些獨特性能否作為理由來反對現代社會科學以邏輯推理和實證為基礎的學科規範則是另一回事。

首先，社會學是一門學科。在英語中，「discipline」不僅是指某一學科領域，還有紀律性和約束的涵義，這兩個涵義相輔相成。換言之，做學術不可天馬行空、為所欲為。那麼，約束的邊界在何處？至少邏輯推理和有據為證是一個學科中所有學者都應接受的標準。這就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指的範式——共享的、預設的有關什麼是好的科學研究、什麼是證據及如何研究的規範。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社會學仍屬於廣義上的社會科學，而不能夠也不應該成為以另一個範式為基礎的學問。無論中國社會有多麼與眾不同，中國社會學的價值仍然在於它是社會學。如若中國社會學變成了一門其他的學問，要建立在其他範式的基礎上，那它將不再是社會學。

為什麼學科要與紀律性相輔相成？因為沒有紀律，知識的積累會難以為繼。一門學科的知識浩如煙海，大多數人的貢獻是微小的、增量上的，甚至是瑣碎、趨近式的，但這些個人的努力能讓知識體系不斷豐富。學科需要約束，因為只有好的、確鑿的學術成果才能被視為有所貢獻，即便這些貢獻很小，也有助於知識的積累。知識對社會的貢獻和對社會生活的解釋力可由包括研究對象在內的所有人評說；而知識對學科的貢獻、其原創性和研究價值則由專業同行衡量。如若脫離了約束，學術發現就難以在同一基礎上積累，對學術價值的評價就失去了同行標準，也就沒有了學科。

追求學術原創性和生命力未必要求全盤中化或處處凸顯與西方之不同，也未必要摒棄實證方法和量化研究，認定它們不適用於中國或必然導致膚淺的結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從來沒有用過定量方法，也未曾到過中國做過田野調查，甚至不能用中文閱讀中國的古籍文本，但他關於中國儒教和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論述仍然是這個領域的權威和經典之作（Zhao，2015）。為什麼韋伯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學界普遍認可的邏輯推理和歷史證據的基礎之上的。同樣地，中國社會學學者若使用被社會學學界普遍認可的標準也可以成就研究他國的經典之作。

另一個例子是費孝通先生——幾乎所有本土化倡導者均推崇的學者典範。周飛舟曾撰文對費孝通先生晚年的學術思想轉向作了詳盡的梳理（周飛舟，2017）。在我看來，費孝通的「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以及對文化自覺的認識儘管來源於他本人的探索與反思，但與韋伯的闡釋社會學（Interpretive Sociology）、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仍有很多相似之處。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費孝通當年並沒有機會接觸到對這些社會學方法的討論及其演變的情況。總體而言，我很佩服費孝通先生在學術上的領悟能力和他為中國社會學所創造的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假使費孝通當時能了解到更晚近的西方社會學方法的發展和相關的學術對話，並能加入到這一領域核心的學術對話和討論中來，我相信他對方法論將會有更系統、完善的理解和體悟，並能為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社會學方法的發展作出更重要的貢獻。

其次，如果認同中國社會學仍是以社會科學為學科範式的，那麼學術研究就要基於證據，而不能因為是中國人、對中國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比外國人更了解中國，或提出的觀點和理論不需要證據的支持和檢驗。雖然具體採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選擇和改進，但研究證據應是嚴謹的，並通過可靠的方法獲得。這些標準是普適的，沒有文化之分。同樣，雖然理論的適用情境不是一成不變的，但理論的價值在於它的邏輯性。如果邏輯成立，換一個場合該理論也應同樣適用。所以，講證據、講邏輯的研究規範同樣適用於中國。定量取向的實證研究經常成為範式本土化提倡者攻擊的對象——一些批評者認為定量研究既然已在美國成為主流，那麼它在中國就必定是不合適的。其實，社會學中的反實證傾向存在已久，並非中國社會學中主張本土化者之首創。筆者曾經寫道：「反實證主義的情緒蔓延很廣，從對數字資料和統計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對當代定量社會學的一無所知。」（謝宇，2012：5）。在了解甚少的基礎上的批判是淺薄且有誤導性的，定量方法的不完善並不能成為反對定量方法的理由。實際上，即便作為定量研究者，我也並不認為定量研究能解決所有研究問題。研究方法的選擇取決於研究問題和研究資料。定量與定性只有風格上的區別，而選擇哪種方法取決於被研究的對象或問題，也取決於研究資料（King et al.，1994）。在描述總體分布和研究原因的結果（effects of causes）時，定量研究能夠做得更好；在提供對現象所有可能的解釋（結果的原因，即causes of effects）及理解機制的發生過程時，定性研究能夠提供更豐富的洞見；如果針對研究對象或核心概念沒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數據時，採用定性研究也許能更好地了解真實的情況；而當有較成熟的定量操作化方案時，定量研究能更好地檢驗理論假設。

此外，範式本土化立場也常用於反抗學術中心地區向邊陲地區灌輸其學術體系（葉啟政，2006）。有學者批評中國社會學評價體系的指標化，認為由資本和權力主導的項目制學術資源分配是效仿美國團隊式、標準化的學術體系的產物（渠敬東，2014）。不可否認，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大科學」環境中，在很大程度上學者不是作為個體的先驅者，而是作為科學團隊的一員而存在，資源的流向和科研產出也更易向大團隊傾斜。這樣的處境導致學者在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和作為貢獻數量的「數字」之間徘徊，在追求個人的出類拔萃與服從團隊工作之間掙扎（謝宇、齊沃德，2017），這是現代科學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但中國的學術評價標準中對核心期刊、發表量或引用數的過分倚重並非效仿美國的做法，而是為了便利科研管理官員的決策，因為量化的標準不需要相關學科的知識背景，更容易執行。相比之下，美國的學術評價是由水平相近或更高的同行評議出來的，量化的指標其實不曾主導美國的學術評價（施一公，2017）。

中國的社會學應該向何處去？

中國再獨特，仍為世界各國中的一員；中國的社會學，也仍是世界社會學的一部分。筆者在講授方法論時曾提到，在社會科學中，盲目追求永恆的、不變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知識無助於促進知識的增長或加深自身的認識，有時反而是徒勞的，甚至會誤入歧途（謝宇，2012）。因此，凡中國社會中任何值得社會學研究的問題都應該紮根於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情境中，這一要求對中國學者和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沒有例外。在這個意義上，議題本土化和應用本土化是個偽命題，這些呼聲與追求高質量的中國社會研究的長遠目標並不矛盾。

那麼，如何更好地研究中國社會呢？理解中國這一點已無需贅述，呼籲本土化的學者對此已經論述得相當充分，而在此筆者強調的則是與理解中國並重的一點——放眼世界，從跨國比較的視野來研究中國。若無比較，我們從何知曉中國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有別於世界上其他的社會？實際上，中國社會與其他社會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其差異在很多時候體現在程度上而非類型上。從程度上的差異提出問題是研究社會情境變異性的起點。比如，經濟不平等不單只是當代中國社會才會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只是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程度不同。當我們將經濟不平等狀況加重的中國與幾乎同時期也經歷了經濟不平等加劇的美國相比較時，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不平等的獨特來源（Xie & Zhou，2014）。類似地，當我們討論中國社會階層固化的時候，如果能夠將其置於多國比較的框架下，會發現儘管中國的垂直社會流動性較過去有所下降，但其代際流動水平和開放性仍高於當今許多西方發達國家（Zhou & Xie，2017）。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發展中國的社會學呢？在我看來，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當務之急是培養未來的社會學家，讓他們能夠做出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取得與西方發達國家學者相比肩的學術成就。這一點並非遙不可及。事實上，中國在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走在了世界前沿。單從發表量上看，中國的科技產出僅次於美國，甚至在個別領域中已經超越了美國，而且質量也在不斷地提高（Xie et al.，2014）。中國的社會學學者也擁有類似的契機：中國急劇的社會變遷已成為全球學術界關注的現象（Xie，2011）。如果中國學者能夠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在思維上有所創新並客觀地理解正在發生的變化，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必定勢不可擋。如果說還有什麼會限制中國社會學發展，那隻可能是部分學者自身學術上的目光短淺與畫地為牢。

如今，許多世界性的期刊和出版社逐步向中國學者開放，一些中國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將中國學者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國學者的國際發表在數量上的增長和傳播已成為一種趨勢。與此同時，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應當謹記：在學術界，質量最重要，研究質量永遠重於發表數量。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去期待真正優秀的作品誕生；我們也可以適當鼓勵一些嚴謹的重複性的研究，至少這些研究能夠肯定或質疑前人的發現。但同時，我們需要警惕那些貌似達到國際發表的標準、使用前沿的量化模型，但卻內容膚淺、具有誤導性，甚至結論完全錯誤的研究。那些存在於已發表研究中的錯誤無法挽回，但所幸量化研究的可重複性意味著我們還有機會去發現既有研究的問題和更正結論（陳雲松、吳曉剛，2012）。由此，我對未來的中國社會學，尤其對年輕的學者，提出三條建議：首先，要提高方法論上的嚴謹性，尤其重視研究問題的提出和研究設計的環節，研究在方法論上站得住腳要遠勝於數據的豐富和模型的奇巧。其次，與學術同行分享你的數據等研究資料，在制度上鼓勵數據公開與共享，這樣才能更好地挖掘和不浪費既有的研究資源，還可以校驗學術發現。第三，中國的學者要參與到社會學更廣泛的學術社區中去，而不僅僅只參與中國的學術社區，不要人為地劃定學術社區的中西陣營，要推進同行評議和學術批評，以促進彼此研究工作水平的提升。

結 語

主張本土化的學者擔憂中國社會學，尤其是實證範式的社會學，會越來越像美國社會學，從而喪失學術獨立自主的風格和原創力。長久以來，這些學者對實證研究的誤解在於仍以為實證社會學的終極目標是成為「社會物理學」。但是大多數受過良好訓練、真正優秀的實證社會學家早就意識到了定量方法的局限，所以他們從來就不以此為追求。相反，他們長期致力於改進和完善現有的定量方法。如實證社會學大師奧蒂斯·達德利·鄧肯（Otis Dudley Duncan）所言，「社會學不像物理學，唯獨物理學才像物理學」（Xie，2007）。另外，本土化倡導者擔心中國社會學會迷失在對美國社會學的盲目模仿中，但卻不曾考慮到：當學者在研究中認真對待中國情境時，中國社會學不會變為美國社會學，只有美國社會學才像美國社會學。很多中國學者將社會學本土化視作非常值得憂慮的問題令我驚訝，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偽問題。如果覺得這是個問題，那主要是缺乏對社會學的認識，尤其是對如何做出一個好的社會學研究的認識。對普適的社會學學術規範的忽視，以及對定量研究淺嘗輒止的理解和毫無建設性的批判，不僅無助於當前中國社會學原創力的產生，還會誤導下一代青年學生對定量研究方法的認識，遏制其在社會學研究上的潛在創造力，並終將對中國社會學的長遠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任何的社會學取向，理論的、文化的、歷史的、民族志的，都能產生好的社會學作品，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學者都應該對整個學科有所貢獻。在20世紀80年代，當社會學在中國剛剛恢復學科建設的時候，本土化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學已經成功走過了本土化的階段，並肩負著更為艱巨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社會學學者應當有能力超過西方學者，在世界範圍內對這個學科的主流領域有所貢獻，而不只是對中國作出貢獻。中國的社會學家在發展中國的理論和方法時應該考慮的已經不再是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做出一流的社會學研究，使其理論和方法有助於整個社會學學科的知識積累併產生國際影響。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參與到世界範圍內社會學學科的對話中去，需要與西方社會學家競爭，需要在國際已有的學術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更為嚴謹規範的方法獲得世界影響力。當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些時，我們也不能用本土化作為掩護，或以之作為逃避的理由。好的研究終究是好的。一個真正好的研究，應該既能被中國人欣賞，也能被西方學界欣賞，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註：本文原載於《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知識分子》獲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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