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夢眼中的李敖

胡因夢眼中的李敖

《梅花》和《筧橋英烈傳》上演後我的知名度已經高漲，走在路上連小學生都會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簽名。有一天在四維路的家中接到張艾嘉打來的電話，她說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亞出現，一直打聽我的電話號碼，但沒人肯告訴他；朋友們私自做了保護我的決定。Don曾經是她讀美國學校時的老師，她說如果我想見他，可以在她母親的杏林餐廳里會面。我一方面感謝艾嘉的熱心，一方面懷著悲歡離合的心情答應赴約。

走進杏林餐廳，Don已經在座，他消瘦的臉頰顯得更窄了。我坐定下來，兩人相視無語，闊別了一年感受雖然未變，但人事早已全非。我們聽著餐廳里的音樂，眼淚在千頭萬緒的情緒下止不住地流著。Don告訴我自從接到我的最後一封信，他的生活便開始失序，香煙啤酒無法離手，晚上經常失眠。後來他從寮國轉到香港，替聯合國難民組織的雜誌做編輯，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筆錢為我們的將來打基礎，他似乎有預感我很快會返回台灣。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過了沒多久他就突然中風，全身癱瘓了一陣子，最近才恢復一些，這次過境台灣無論如何要見我最後一面。他說到處都看得見我的照片，我對他而言知名度已經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著他，一邊落淚，一邊苦笑，不知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再多說任何話，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靈魂，讓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銘心的宿緣就這樣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後我和林雲二哥到華盛頓D.C.參加里根（Reagan）就職大典，我忍不住還是打了一通電話給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亞父母的家中，一個半小時後他來到二哥友人的住處和我見面。他的臉頰顯得比以往更窄，頭髮也稀疏了一些，他說歲月在我的臉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迹。我們坐在玄關的長椅上相對無語，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便到達他父母的那幢林間木屋；他說小鹿夜裡時常出沒。我們在「秘密花園」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戀一樣。回到他的房裡我開始強烈地渴望他的身體，他滿臉嚴肅地看著我，然後很認真地對我說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無法以一夜之情隨意處置。他開車送我回去的路上我們沒有隻字片語。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頓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悵地離開了。後來我替「新聞局」主持中華民國電視大觀，前往美國二十幾個城市接受媒體訪問，母親陪我同行。到達D.C.時我還是忍不住打了一通電話給Don。我告訴他我對他仍舊難以忘懷，他說他也一樣。離開D.C.之後，我每到一個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撥電話給他。抵達三藩市的那天我和他通電話時他告訴我說，早上他翻開報紙的占星專欄看到太陽在雙魚座的人那天會徹底了結一段舊有的戀情，他看了心裡很不是滋味，雖然他一點都不相信占星之說。我回到台灣半年後又打了一通電話給他，他說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熱情的美國女記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過度內向的習慣，因此關係發展得蠻好。很奇怪，我聽了並沒有失落的感覺，只是祝福他一切順利，然後這段因緣就正式畫上了句點。

Don和我的關係有一種神入的品質，不用言傳便能深入於對方的心靈。如果我們能放棄自保，說不定可以兩忘。然而多年來我們一直徘徊於真愛的門外，不願接受它的鞭笞與試煉，因此我們的人生始終是紀伯倫所說的四季不分、歡笑無法全然、哭泣也不能盡興。我們唯恐驚擾到意識底端的幽冥，喚醒了那些沉睡的鬼魅；我們寧願壓抑和閃躲，也要維持虛假的平靜。當一個人無法徹底面對內心的真相時，上癮症便逐漸形成，我日後的男友不斷其實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後隨著知名度的提升，我變成許多男人心目中虛擬的夢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訴我當年有多麼為我著迷。然而這個由我、媒體和眾人共同塑造出來的假象，卻成了我的親密關係中最具破壞性的第三者。這個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發人性中深埋的佔有、嫉妒、不安全、恐懼、暴力、衡量和權力鬥爭；這個假象曾經令餐廳的侍者用扁鑽刺傷我身邊的男性友人，也曾經令四名陌生男子圍毆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親密關係中「綠帽恐懼症」的肇因。

我記得法國傑出女演員讓娜·莫羅（Jeanne Moreau）曾經說過一句豪氣萬千的話，她說她一生交往的男友無數，她恨不得能擁有一幢上百個房間的大廈，把她曾經愛過的男人悉數豢養在裡面。我雖然從未扳著手指和腳趾仔細數過我的情人們，但是我想在中國女人裡面我的兩性經驗算是相當豐富的。然而真正影響我的成長、促使我產生轉化的，嚴格講起來只有三位。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應該算是《快意恩仇錄》的李伯爵了。

自從和李敖離婚之後，他寫的書已經引不起我任何興趣，但為了細述我們之間的陳年往事，還是去買了一本《李敖回憶錄》，內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貫顛倒黑白的說話方式和精密的資料來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慾望。到今天他都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人格失調［1］，令我不禁莞爾。誠如他在回憶錄中的記載，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點是蕭孟能先生花園新城的家中。在這之前「李敖」兩個字對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簡直就是中國文人裡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種下的因。

當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離我們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時常聽光夏表哥和母親談論李敖的奇聞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親的喪禮中落淚，不願依規矩行禮，甚至還傳說他曾經從台北扛了一張床回家送給李伯母。當時我心想：不知道這怪人的廬山真面目會是什麼模樣。此外我時常看見李伯母穿著素凈的長旗袍，頭上梳著髻，手裡卷著小手帕，低頭深思地從長長的溝渠旁走過。母親曾經低聲對我說：「這就是李敖的母親，她一定是去看電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過她媽媽喜歡看愛情文藝片。」後來聽父親說他和李敖的爸爸過去是同事，感覺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蕭家見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裡頗感意外。大學時讀他的文章，主觀上認定他應該是個桀驁不馴的自由派，沒料到本人的氣質完全是基本教義派的保守模樣——白凈的皮膚，中等身材，眼鏡底下的眼神顯得有些老實，鼻尖略帶鷹鉤，講話的聲音給人一種聲帶很短的感覺。他的嘴形因下排的牙齒比較突出，令我聯想起附小的同學簡明彥。他看到我們母女倆，很規矩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後來母親告訴我他那個躬鞠得還怪嚇人的，這個年代已經沒人行這麼大的禮了。他的穿著很保守，兩隻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體看來帶點陰柔的氣質。當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檸檬綠的棉質長袍，光著一雙大腳，連拖鞋也沒穿。李敖一整晚都盯著我的腳丫，我以為他在檢查些什麼，後來才從他嘴裡得知他有戀足癖。他的身邊站著他當時的女友，劉會雲，嬌小細緻的她看起來和李敖相當登對，整個晚上我都很自在，這證明李敖和我並不是一見鍾情，否則我不可能輕鬆得起來；男女之間的化學反應是頗令人緊張的。後來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書，書中他為我簽下的那行字（「正紅旗下的夢遊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過了沒多久，有一天李敖約我出來喝咖啡，我們談到我在《工商日報》的專欄里為他寫的那篇《特立獨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瑣事；我發現我們之間真正能產生交集的話題並不多。後來他帶我到他金蘭大廈的家見識一下十萬冊的藏書。他用深色木材沿著客廳的牆面做出一整片書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體看來是個氣質嚴肅的家，可牆上掛的竟然是從《花花公子》雜誌里剪下來的裸女照片；這樣的組合令人感覺有點不搭調。我告訴他裸女照片看起來有點廉價，破壞了這個家的氣質，他說這些照片和畫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經伴隨他多年了。我發現他是一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人，別人發展出來的美學和設計理念與他無干，他關著門自有方圓。當他介紹浴室時，我看見他在浴缸旁裝了一個電暖爐，我告訴他這個構想很仔細，冬天裡洗澡出來感覺一定很舒服。進到卧室，抬頭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貼了一整面的鏡子，又是一項出人意外的裝潢，有點像《花花公子》的老闆休·赫夫納（Hugh 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內設計。

我們後來坐在沙發上聊天，聊著聊著他突如其來地吻了我。我記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這一生從未經驗過的——他接吻的時候頭擺的角度是筆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緊張，他竟然忘了接吻頭得歪一點才行，否則鼻子怎麼處置呢？我發現他連做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見他筆直地沖著我的鼻子壓了下來，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為夠不到下唇），我被壓得差一點沒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點兒吧。後來我去洗手間照鏡子，赫然發現上唇和人中之間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趕緊拿出粉餅遮掩，以免回家被老母發現。那天晚上我們有沒有性愛我已經記不得了，可能是因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難忘了。

往後的三四天里我隨時都得補妝，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經「紅得發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沒說些什麼，但是以她那對閃電眉下的透視眼，不可能察覺不到那麼離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覺得十分新鮮，他人格中的衝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傾向，愈是矛盾、複雜，愈是像謎團一般的人，我的興趣愈大。當然貓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哲學上不二論也是這麼被發現的。當我們開始進入狀況時，我曾經問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劉會雲該怎麼辦。李敖說了一句令我絕倒的話，他說他會告訴她：「我愛你還是百分之百，但現在來了個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暫時避一下。」我聽了之後不免心生疑惑，繼續追問李敖什麼叫做「暫時避一下」，李敖說：「你這人沒個准，說不定哪天就變卦了，所以需要觀望一陣子。我叫劉會雲先到美國去，如果你變卦了，她還可以再回來。」李敖的多疑與防衛令我很不自在，他對女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態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滿著期望與投射時通常是被未來的願景牽著走的，這些重要的小節也就用立可白粉飾掉了。

十月中旬我和寶哥（葛小寶）到印尼登台，母親陪我同行，前後總共二十一天的時間。我心裡百般不願和李敖分開那麼久，但當時的酬勞很高，我和寶哥各唱幾首歌，主持人訪問幾句，說些笑話，輕輕鬆鬆一天可以凈得台幣十萬元。於是我們一站又一站地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長途電話。二十一天下來我花了十萬台幣的電話費，李敖也打了台幣八萬元。寶哥每天都問我：「你的敖今天怎麼樣啊？」母親那時還是「舉雙手雙腳贊成」的階段，她認為台灣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過了，回台灣時李敖親自到機場接我，記者顯然守候已久，看見我們立刻蜂擁而上，當時我們的戀情早已轟動海內外。回到世界大廈的新家，發現李敖不但幫我們安裝了新的熱水器，買了新的錄影機，同時也打點了樓下的管理員，他的周到和仔細令母親非常滿意。只要母親不阻撓，我的兩性關係一定順利些，這一點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們決定同居，那時李敖已經準備送劉小姐一筆錢，請她到美國「觀望」一陣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蘭大廈，兩個人開始過起試婚的生活。

當李敖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勢很安全的時候，他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寵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睜開眼睛，床頭一定齊整地擺著一份報紙、一杯熱茶和一杯熱牛奶。那時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鬧鐘每天都按時把自己喚醒），一個人在書房裡集中精神搜集資料、做剪貼，開始一天的寫作活動。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準的機器，在例行公事中規律地運作著，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音樂、不看電視、不打麻將，可以說沒有任何娛樂活動而只有工作。他認識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幾乎沒有，我問他為什麼不多交些朋友，他說他對人性抱持悲觀的態度，就算最親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裡暗算他。我當時的生活和外界的來往仍然頻繁，他因為我的關係生活圈子稍微擴大了一些，否則他可以足不出戶，窗帘遮得密不透光，連大門都不開，甚至曾經在牆壁上打過一個狗洞，讓弟弟李放按時送報紙和糧食，過著自囚的生活。他的才華和精神狀態令我時常在崇拜和憐憫的兩極中擺盪。我想帶給他快樂，不時地放些我愛聽的音樂，跳我自己發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戲。那種時刻我確信他是快樂的、不設防的，他臉上自然流露的老實和羨慕，透露了這些訊息。他告訴我他的腦子裡只記得Denny Boy這首歌，其他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層面李敖抱持的是傳統未解放的男性價值觀，似乎只有性這件事是優於其他各種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帶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親密的時刻，他仍然無法充分融入你的內心。多年的牢獄生活，他已經太習慣於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當物化的，精神層面的展現幾乎完全被壓抑了。換言之，你感覺不到他內心深處的愛；似乎展現忘我的愛對他而言是件羞恥的事。如同許多在情感上未開發的男人一樣，性帶給他的快感僅限於徵服欲的滿足。那是一種單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於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滿足，他對於那個關係的評價通常很高，這點你可以從他的回憶錄中飽覽無遺。我的幸與不幸都在於我很早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個涉入的兩性關係無論在身心靈任何一個層面，都曾經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從父權的角度來看，女人具有豐富的兩性經驗的確不是件好事，人一旦有了比較，確實不容易認命。兩性之愛很難沒有條件，它是人類唯一的第一手經驗，也是人能達到至樂最快速的途徑，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癮。正因為它帶來的快感太過強烈，你很難不對它產生期望。

每當我期望和李敖達到合一境地時，卻總是發現他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徵花花公子的鏡子，很認真地欣賞著自己的「騎術」，當時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寫作，我喜歡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嬌，逗他開心，晚上入睡時我喜歡摟著他，和他相擁而眠。這樣的示愛舉動不是單方面的事，它需要流暢的回應與共鳴，但李敖在示愛上既保留又靦腆。你別看他在回憶錄中把自己寫成了情聖，甚至開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實所有誇大的背後都潛存著一種相反的東西。研究唐璜情結的精神醫學報告指出，像唐璜這類型的情聖其實

是最封閉的，對自己最沒有信心的。他們表面上玩世不恭、遊戲人間而又魅力十足，他們以阿諛或寵愛來表現他們對女人的慷慨，以贏取女人的獻身和崇拜，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們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對這樣的心態詮釋得最好的，我認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寫的一首打油詩《只愛一點點》：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海深，

我的愛情淺。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天長，

我的愛情短。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眉來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這首詩的後面，李敖又說了一些他對愛情的觀點，替唐璜情結做了進一步的詮釋。他說：「我用類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態度，洒脫地處理了愛情的亂絲。我相信，愛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應該只佔一個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該日日夜夜時時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樂，沒有別的，也不該有別的。只在快樂上有遠近深淺，絕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來，這才是最該有的『智者之愛』。」

上述的觀點確實是李敖的精神指導原則。但這個指導原則完全是建築在二元對立上面的——只能有快樂，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亂；可以瀟洒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的掙扎。

一向自視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觀上其實並不超越，他和眾人是一樣的。他雖然以「智者之愛」作為期許，但從古至今凡能全觀的智者都覺察到二元對立便是人性中的顛倒及各種病態的根源，對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來李敖以他的文筆、才華、博學和發展到某種程度但離究竟還遠的觀察及強勢推銷，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鑄造了一個神、一個時代的叛逆英雄、一個五百年來的白話文豪，於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認為獨特又心懷救贖之夢的讀者，便如他所願地把他當偶像一般開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適合遠觀的，一旦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所有瑣碎的真相都會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既沒有偉人，也沒有美人。

與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閉和不敢親密外，還有他的潔癖、苛求、神經過敏以及這些心態底端的恐懼。譬如我在屋子裡一向不穿拖鞋，喜歡光著腳丫到處走，因此腳底經常是灰黑的，李敖對這件事的反應就非常強烈。灰黑的腳底對他來說簡直是一項不道德的罪名，連離婚後都時常向人提起，當做打擊我的話題。另外他對別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頗高，如果上大號有異味，又是另一項值得打擊的罪過。我記得有一回我的婦德突然發作，想要下廚為他燒飯，但除了為Don煎過年糕之外，母親一向不准我進廚房，因此那一天當我把冰箱里的冷凍排骨拿出來熬湯時，我並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續。我興高采烈地把排骨往開水裡一丟，正準備熬排骨湯時，李敖氣急敗壞地衝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對我說：「你怎麼這麼沒常識，冷凍排骨是要先解凍的，不解凍就丟到開水裡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這個沒常識的蠢蛋！」他說得沒錯，我確實是個缺乏生活常識的人，在母親的掌控下我沒進過廚房，沒上過菜市場，也沒去過郵局，連支票怎麼開我都不知道。李敖說話總是振振有詞，但也總是輕忽了據理力爭背後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寶貴的品質。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辭中的鄙視令我覺得那鍋排骨湯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於是我轉頭走進卧室，拿了幾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語不發地回家了。李敖後來心軟了，把我從世界大廈接回金蘭，兩個人又重修舊好。

一天我把洗乾淨的切菜板搭著紗窗晾乾，李敖走到廚房時看到這個動作，又是一陣歇斯底里的囂叫：「你看到沒？這片紗窗已經鬆了，這麼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會把它壓垮的。然後板子會從十二樓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這時如果剛好有人走過，他的腦袋一定會被砸出腦漿來，那時我們就得賠大錢了。」他無遠弗屆的危機意識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於是收拾收拾衣物拎著箱子又回世界大廈了。如此來來回回地往返於世界和金蘭之間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喪地走出金蘭，李敖的鄰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對，於是好意地對我說，他們和李敖已經做了好幾年的鄰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他建議我不要以常人的標準要求他，應該把他視為一個需要幫助的坐過牢的病人，可能還容易相處一些。經過旁觀者的提醒，我開始確定李敖是需要幫助的。然而我不是醫生，他又那麼強硬，我能幫到什麼程度呢？從那天之後我開始學習以冷靜的態度面對他，我發現他確實有些反常的身心現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彎了腰——他通常要穿兩件衛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襖，外加一件皮袍，頭上還得戴一頂皮帽。台灣的冬天哪有這麼冷啊，這身行頭到東北還差不多。我問他為什麼需要全副武裝，他說老天爺會暗算他。後來他告訴我說他在受預備軍官訓練時，大伙兒有一回行軍到墳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時他突然被一股寒氣凍醒，冷得渾身直哆嗦，自此以後每到冬天他都嚴陣以待地怕被老天爺暗算。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懼症」之外，還有「綠帽恐懼症」。佔有慾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佔有慾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傾向總是令我神經緊張，我記得曾經在一個星期內全臉密密麻麻地爆滿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戶外活動，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進一下血液循環。慢跑了一小時後我回到金蘭，李敖問我出去做了什麼，我據實以告，他聽了很不開心地說我出去慢跑一定會跟路上的男人眉來眼去，所以不準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屜里無意中翻到一本舊筆記本，字跡狹小而歪斜，內容看起來像是一個感情受重創被女友拋棄之人所發出的仇視女性的怨言。雖然李敖後來練就了一手胡適體的好字，但我猜想那箇舊筆記本上的字跡應該是他早年的。不久我找到一個機會詢問他的友人有關他早期情感經驗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訴我李敖在台大時曾經為羅姓女友的離去服過三次安眠藥，但是都被同學發現而送進醫院洗腸獲救。我讀他的回憶錄，這段往事他倒是如實地寫出，不過只提到一次的自殺經過。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舊的來轉化最大的困境。我認為李敖在初戀時受到的創傷嚴重地影響了他日後對待女人的態度。其實他和我一樣在初戀後都陷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上癮症；唐璜情結就是最典型的上癮範例。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長背景，就愈能以冷靜的心情面對他的歇斯底里傾向。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剛從張木養那兒買來的一件古董上衣咔嚓咔嚓便剪成了兩半，我為了制止他繼續鬧下去，很快地搶下那把剪刀用刀鋒對著自己的心臟，他見勢馬上冷靜下來。但是長夜漫漫，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是趁著他不注意，光著腳就溜出了大門，在路上攔計程車時路人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的腳丫。還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車裡正要開車上復旦橋時，我告訴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揚言要撞安全島和我同歸於盡，我不動聲色地坐著，他看我沒反應便打消了同歸於盡的念頭。他的精神展現使我認清，人的許多暴力行為都是從恐懼、自卑和無力感所發出的「渴愛」吶喊。我來來回回地搬出搬進，其實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沒有辦法包容他、安慰他、給他一些快樂，然而後果總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氣餒自己的有限、狹隘和無法寬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難保，儘力了，還是自身難保啊！

從結婚到離婚

和世界締結金蘭本來已是個遙不可及的夢，再加上老母的阻撓，事情就更複雜了。話說李敖拿了一筆錢給劉小姐，請她到美國stand by一陣子，但一陣子過後李敖突然又心疼起這筆錢來。有一天老母在金蘭和我們聊天，李敖話鋒一轉突然對老母說：「我已經給了劉會雲二百一十萬，你如果真的愛你的女兒，就該拿出二百一十萬的『相對基金』才是。」老母一聽臉色大變，撂了一兩句話轉頭就走，李敖的臉色也很難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廈，母親斬釘截鐵地對我說：「李敖已經擺明了要騙我們的錢，你可是千萬不能和他結婚啊！」我聽了 心裡很不舒服：當初舉雙手雙腳贊成的人是你，現在舉雙手雙腳反對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們之間的乒乓球，嫁不嫁該由我決定才對。本來對這門婚事心裡是很猶豫的，現在為了爭取自主權，反倒意志堅定地非嫁不可了，於是穿著睡衣蹺家回到金蘭。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廳里，由《中國時報》主編高信疆和作家孟絕子證婚，我的新娘禮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禮過程中還得派人緊盯著門眼，怕老母半路阻撓。至於婚後所發生的事，李敖又運用了他高度選擇性的記憶力，只記錄我父親請我們吃了一頓友善的晚餐，卻忘了結婚證書在當天下午就被我撕成兩半的不友善舉動。

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們決定結婚時，李敖答應了我一個條件：結婚的當天下午必須由乾爹陪同我們回世界大廈，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關係。我不可能有了丈夫從此不與母親往來，如果要往來，關係還得維持和諧才行，否則我不又成了夾心餅，兩面不是人了。婚禮結束後余紀忠先生請我們吃午飯，飯後回到金蘭大廈，沒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馬桶上要我給他泡一杯茶喝，嘴裡還得意揚揚地說：「你現在約已經簽了，我看你還能往哪兒跑，快去給我泡茶喝！」我起初以為他是鬧著玩的，後來看他臉上的表情非常認真，我想這個人真的是有精神問題，於是到抽屜里把結婚證書拿出來，站在他面前刷的一聲就把這「合約」撕成了兩半，然後對他說：「你以為憑這張紙就能把我限制住嗎？」沒多久乾爹來訪，李敖很不客氣地對乾爹說他怎麼可能去跟一個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賠不是，乾爹氣得臉都漲紅了，我只能陪著乾爹返回世界大廈。過了幾天李敖打電話來談判，他說如果他願意站在我家門口挨胡老太的罵，罵足一個小時後我願不願意和他回金蘭，我說：「好，我答應你這個條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門造訪，手上還帶了一盒禮物，老母門一開一看是李敖，二話不說劈頭就罵：「你這個沒人性的東西，還好意思上門來？……」老母罵足了一個小時，李敖動也不動地站著，後來時間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諾，拿著箱子又跟他回金蘭了。

我在前文說過，我的人生沒事則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應。本來已經遠赴南美智利的蕭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灣。他人在國外時，李敖、我和李放曾經到他花園新城的家搬了許多古董和傢具回金蘭。我當時問李敖為什麼把東西都搬空了，他說為的是替蕭先生處理財物。蕭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靜廬，李敖說為了便於處理，必須把這幢房子暫時過戶在我名下，我沒有多心，不久他就辦了過戶手續。這段期間李敖時常和李放通電話，李敖講電話的態度非常神秘，聲音低得連我這麼好的聽力都聽不見他的談話內容。我好奇地問他到底在搞些什麼名堂，他說他在處理蕭先生水晶大廈的買賣事宜。蕭先生回台灣後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見面，但我並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親請了出去，向老母告知他花園新城的房子已經被退租，古董和傢具全都被搬空了，天母靜廬也換到了胡因子的名下，委託李敖處理的水晶大廈更是被法院拍賣了。一向對李敖「言聽計從」、「沒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憶錄中的用語）的正人君子蕭孟能，是《文星》雜誌和文星書店的創辦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難的戰友，他和我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們都因為懶於處理人生繁瑣的事務而成為不怕麻煩之人的掌控對象。

母親聽完了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電話到金蘭找我，約我回世界大廈和蕭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劍芬見面。六月十日那天，蕭先生坐在世界大廈家中的客廳里當面告訴我說，他因為和李敖多年共患難，可以說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處理財務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錢之事全部交由李敖總管，李敖要他簽什麼，他就簽什麼，連問都不問一聲的。劍芬在一旁說蕭先生的行為簡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說我很了解他。劍芬接著說道，還好她當時提醒蕭先生把李敖親手寫的一張長達十八英尺的財物清單複印了一份拷貝，如果他們要告李敖侵佔，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憑據。後來在閑聊中蕭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說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塊紅絹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錢的傳家之寶，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東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經很得意地給我看過一塊紅絹布的乾隆御批，他說十年前他從牯嶺街的古董商那裡以五百元的低價收購了這個寶貝，因為那個老闆不識貨。我聽完蕭先生的話心裡已經有了譜。李敖總說他不重視動機，只重視真憑實據，然而任何一個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動機才是最重要的。這時我對李敖最後的一絲幻覺都被打破了。智者說得對，要想維繫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若是沒有任何期待，便能無條件地愛，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年輕時對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太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個具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不是一個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的「智慧罪犯」。於是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發生了糾紛。民歌手兼唱片製作人邱晨在媒體上看到李敖所寫的《忘了我是誰》，很想把它譜成曲，於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婦約我和李敖在財神酒店談出版這首歌的事宜。邱晨問李敖對歌詞的酬勞有什麼要求，李敖說沒問題，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後來邱晨錄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準備把酬金給送李敖，李敖卻開始避不見面。不久廖先生從國外回來，親自帶著禮物來見李敖，李敖說付款的時間遲了兩天沒照規矩來，所以要訴諸法律，不過可以私下和解，於是索價二百萬元（看來他很迷信這個數字，大 概是曾經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萬台幣吧）。廖先生要李敖給他一星期的時間做考慮，李敖答應了。廖先生趁這一個星期把所有發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並登報聲明，經銷商如果繼續出售那張唱片，必須自己負法律責任。後來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詞改成了錢、錢、錢。

這段期間我已經心生警覺，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戶口名簿、畫和衣物，一點一點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蘭去住了。這時我開始提出離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說他要拖我一輩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這麼做的。沒想到有天晚上他打電話來，要我到劉維斌導演家，他願意無條件離婚。劉導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長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孫春華則是我一直很喜歡的女人之一。

我到達劉大哥家，和春華聊了一會兒，大家便坐定下來。李敖拿出紙筆開始寫離婚協議書，我心裡有一種立刻可以得到解脫的期待感。他寫到一半突然轉頭對我說，我必須把私章和戶口名簿交給他，他好辦理靜廬的過戶手續。他不知道我已經在李永然律師的協助下將那幢房子物歸原主了。我告訴李敖說這麼重要的東西我不能交給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會拿去做什麼。這時李敖臉色一變，氣急敗壞地開始罵出各種不入流的話，他又跳腳，又比武，像瘋了一般地要和我單挑。我先是靜靜地聽著，聽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拿起旁邊茶几上春華養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著他腦袋的方向正準備用力砸過去的時候，劉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過猛，反彈力當場令劉大哥閃了腰。兩個人就這樣鬧了好幾個小時，後來猛然意識到天都快亮了，於是獨自走到飯桌一個人低頭吃起春華為我們準備的宵夜（已經成了早餐），這時李敖突然變了一張臉走到我的身邊，和顏悅色地對我說：「因因啊！我們還是好好解決這件事吧！」我頭都沒抬地對他說：「太遲了，我們走著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蕭孟能先生召開記者會，接著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聯合起來招待記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報紙都登出這則消息，輿論為之嘩然，我整個人充滿著戰鬥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勸說之下決定和我離婚。他先舉行記者會，並散發書面聲明，寫了五條文情並茂的感言。某些與我有交情的女記者朋友拿了這份聲明，立刻趕到世界大廈對我說，如果我不能馬上回李敖一份書面聲明，第二天報上登出的內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為他的文筆實在「動人」。於是我在五分鐘內含著眼淚回應了他的聲明。那張紙我沒有保留下來，只記得內容是希望他好自為之，從此不再遇見「試探」。當天下午李敖拿著一束鮮花，打著我送他的細領帶，在律師的陪同下來到世界大廈準備和我簽離婚協議書。當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識到我們之間雖然歷經一場無可言喻的荒謬劇，但手心傳達出來的訊息還是有情感的，於是緊繃的鬥志一瞬間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軟，眼淚便止不住地泉涌，我為人性感到萬分無奈。沒有一個人不想愛與被愛，即使堅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樣，然而我們求愛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與荒唐，愛之中竟然摻雜了這麼多的恐懼與自保。

李敖簽完了離婚協議書，回到金蘭不久便打了一通電話給我，他說他認為我們之間還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望和我到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把周圍這些惱人的事拋到一邊，好好地安靜一陣子再做決定。我一邊落淚，一邊滿心遺憾地對他說：「玉已經碎了，恐怕很難再密合了。」接著他話鋒一轉立刻對我說：「靜廬的所有權狀在我手裡，你在法律上已經觸犯了偽造文書罪，律師有沒有告訴你這件事？」我心懷警覺地對他說我並不清楚這裡面牽涉到的法律問題，一切交由律師處理，不久他就掛了電話。後來我才知道那通電話從頭至尾被他錄了音。他讓我認清警覺是必要的，人一怠忽危機就會出現。

向內心深處探索

婚離後我整個人好像經歷了一次徹底的洗禮，體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條條地露了出來，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靜。雖然飽嘗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對於人性卻仍然充滿著憧憬。我自比《魯賓遜漂流記》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與天真的原始之間擺盪，心房的一角卻總有一個不散的宴席，一場周五之後的周末狂歡。在《茵夢湖》專欄中我陸續寫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會》，藉以抒發劫後的雀躍和領悟。我白天拍連續劇《碧海情濤》，專心地工作，幾乎沒什麼念頭，連晚上的睡眠也無夢，像是一種輕安的精神狀態。就在那個階段我開始練習瑜伽大休息式，整個人仰卧平躺，慢慢調息，再配合一些觀想，讓自己進入定境。

就在我逐漸深入於內心次元的階段，李敖開始控告我偽造文書，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對與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種震撼，他顛倒黑白的狡辯能力令我差一點對他行五體投地大禮拜。他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書面聲明分發給在場的各報記者，說我是索價一夜十萬元台幣的應召女郎（他知道當年我和寶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勞是一天十萬元），所以我的證詞不足以被採信。當時正直不阿的資深記者宇業熒就坐在我身邊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張傳單立刻讓我過目，然後迅速地跟其他的記者朋友們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當。我在媒體上花邊新聞頗多，但大部分記者都知道我是個只要愛情而不屑拿愛情換取金錢的浪漫派。後來李敖的聲明報上隻字未登。

幾年的官司所累積的怨恨像個鉤子一樣，緊緊地鉤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後來我讀了《靈魂永生》這本奇書，突然明白困境的編導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該由自己負責，於是那個鉤子就鬆了，整個人也跟著輕鬆起來。當時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賊》這部喜劇，每天我都捧著《靈魂永生》閱讀，並試圖說服許冠文也拿起來讀一讀。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見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廳里聊天，我也興緻勃勃地和他討論這本書，但顯然引不起什麼共鳴。雖然得不到智識上的共鳴，我的心情依舊輕快無比，時常一個人戴著隨身聽在尖沙咀的街頭邊跳邊唱地走著，那份喜悅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從他們臉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灣後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樣還是得面對現實中的糾擾，但心情已經大不相同了。我記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親到達的時間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門還沒有開，我轉過身望向外面的院子，發現李敖一個人坐在對面的長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種想法，好像我們倆共同演出了一場荒謬戲，為的只是要轉化我們先天人格中的憤怒與嗔恨，好像那是我們在轉世前就約定好的事。當時我並沒有以我的理性檢驗去干預這個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認為就是如此，於是不由自主地對坐在遠方的李先生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蕭家見到我的舉動）。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應，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舉動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躍地走到他的面前對他說：「我覺得我們倆無聊透了，放著好日子不過，這出鬧劇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臉上帶著苦笑地說道：「其實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經騎虎難下了。」我覺得他終於說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間我心裡所有的怨恨徹底煙消雲散。

沒多久法官宣判我無罪，心中的鉤子一松，外在的結也跟著鬆了。蕭先生在李敖「真憑實據」的攻勢下節節敗訴，鋃鐺入獄兩次，第三次他決定不再奉陪演出這場荒謬劇，於是偕同劍芬移民美國。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還是對李先生的才華讚不絕口，沒有絲毫恨意，令劍芬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李敖自己在那張長達十八英尺的真憑實據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鋃鐺入獄一次，但他在回憶錄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譽的牢獄之災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獄」。他深諳群眾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灣，人心膚淺到只要是訴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敵愾的渾勁兒一被激起，誰還管「真相新聞網」談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過後，我竟然一連三次在台北東區不同的地點碰到李敖。我走過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裡有一種「從未發生過任何糾葛」的詭異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識的一名友人，彼此說了幾句問候的話便徑自上路去也。十幾年後當我的健康因剖腹產和畸胎瘤而墜入谷底時，李敖開始在他的電視節目和著作中不斷地對我攻訐，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見——仇恨的背後永遠有相反的情緒，好像他還是難以忘懷或仍然在恐懼著什麼。我一直沒機會讓他理解我在這段因緣中的心理真相，這似乎是我對他的一種虧欠和未竟之責。但願這一萬多字的剖白能夠讓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毀滅者」。所有對他人的攻訐與不滿基本上是毫無殺傷力的（如果那個人已經超脫了面子問題）；這股力量在過程里傷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擁有再多無知的支持者，終場熄燈時面對的，仍然是孤獨的自我以及試圖自圓其說的掙扎罷了。胡因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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