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貧窮和苦難才能出大家？作家路遙42年的短暫人生，揭示這個時代大家為什麼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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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什麼都好，科學技術達到史上最高點！

人們越來越不需要動手動嘴，更不需要動腦

一切一切地都是讓人進化到懶人時代。

所以，我們的生活享受越來越高級

但精神生活越來越貧瘠……

書不用那麼辛苦地讀了，花幾元錢就可以聽啊！

外語也不用好好學了，翻譯機器自動搞定。

無論多麼冷門的知識，百度一下就會知道。

所以，這個時代就越來越少大家了，

沒有大家也就沒有了震撼人心的作品！

含淚讀完這篇作家路遙的生平文章

悲哀地發現——

以後再不會有路遙了

也不會再有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平凡的世界》了！

路遙，中國當代作家，生於陝北清澗縣一個世代農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1992年因肝病早逝，年僅42歲。

終生貧窮，領獎的路費是借的，要先買100套書送人……

路遙1949年12月3日生於陝北清澗縣，原名王衛國。他的家庭5個兒子，3修女發兒，父母親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

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親用一副侏儒般的鋼鐵雙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擔。為了生存，在路遙七歲時，父親就決定將這個長子過繼給他的哥哥、遠在延川縣的王玉德。對於路遙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飢餓與屈辱。

父親性格軟弱，活得很窩囊，過的是被拋棄的生活。小時候，別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頓，回來後希望得到家裡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親再打一頓。路遙一直在伯父家度過了他的學生年代。伯父也是農民，沒有孩子，家裡也很窮，他時常為買不起幾分錢一支鉛筆而發愁。

當時，路遙衣衫襤褸，褲子破了不敢到別人面前，有人搞惡作劇，專門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貧困艱難的生活給路遙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

路遙故里清澗縣石咀驛鎮王家堡村

路遙(右一)和母親及胞弟合照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讓路遙上學的，他們一心想在土地里培養這個養子，讓他在未來接替伯父的班。為了證明自己，他參加了考試，結果從一千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可伯父無力再供他上學，就找來勞動工具，讓他砍柴、放羊。

他憤憤地把繩子、鋤頭扔進溝里，最後通過與家裡談判，勉強給每月25市斤糧票。不夠吃，學習完後，他在野地里找亂七八糟的東西吃。這段飢餓和屈辱的經歷對路遙的人生和創作心理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困難的日子裡》、《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難身影和辛酸烙印。我們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遙獨特的心理歷程。

1973年，路遙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大學，因當過紅衛兵頭頭，北京師範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都不敢要他，最後延安大學中文系的領導申沛昌冒著風險拍板，路遙才邁進大學校門。

大學裡，路遙的生活是很簡樸的。同學白正明說，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禮服，「老三樣」（白、黃、玉米發糕）吃飯後一碗開水沖菜湯是他很喜歡的美味佳肴。「兒子上大學前靠家裡，上大學後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裡境況好，在經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路遙的養母李桂英老人說。

路遙的《人生》在全國獲獎了，但他到北京領獎的路費還是給四弟王天樂（當時《陝西日報》記者）借的。路遙曾與朋友說過，《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還不夠他那幾年抽煙的錢。茅盾文學獎的獎金除了應酬文學界的朋友，就是還債。王天樂曾經回憶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情景：「路遙在電話上告訴我，去領獎還是沒有錢，路費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請客，還要買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讓我再想一下辦法。」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一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人，沒有路費去領獎，更沒有錢去買自己寫的書！

這就是當時的時代對一個作家的評判和回報。

王天樂告訴他今後再不要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找不來外匯。路遙只說了一句話：日他媽的文學。

路遙為改變自己經濟情況作過不少努力：為了賺錢，他還炒過股，甚至開價5000元給企業寫報告文學。但換來的5000元稿費，卻是在路遙病倒昏迷後才拿到的。去世後只留下1萬元的存摺和近萬元的欠賬。

仕途失敗，愛情幻滅

路遙七歲離開親生父母過繼給伯父，養母靠著乞討供養他上中學。路遙和家人當然是希望他能夠謀得一個公家人的身份，脫離農村進入城鎮，進而出人頭地、建功立業，贏得人們的尊重。

但是中國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戶籍管理、計劃供應等制度在城鄉之間構築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由於「文革」的爆發，升學毫無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鄉當個農民。

但時代好像為路遙提供了一條更加快捷、輕鬆的道路。出於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他滿懷激情地投入到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眾的寫作、演講、組織才能，從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當上全縣紅衛兵頭頭，晉陞為「軍長」。大聯合後，路遙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被結合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成為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

但是「好運」轉瞬即逝，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鬥爭中，路遙跌向了深淵。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中被罷免了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於1969年年底被徹底趕回老家郭家溝村務農。這個只有十八歲的少年難以承受這種風雲突變的打擊，他哭了，哭得肝膽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劉風梅曾看到路遙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褲、白衫、白腰帶。後來問他為什麼穿一身白？他說他是給自己戴孝。這足以說明這種政治仕途的無望給他帶來的刺痛。

路遙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況下才決心從事文學創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沒有放棄政治。這在作品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且不說路遙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報》等官方報紙的社論，也不說這部作品中對各級官員之間複雜關係的描寫，就說路遙把孫氏三兄妹的愛情寫成都與高幹子女有關、孫氏三兄妹的愛戀者和競爭者的父親無一例外都是官場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錢上的富有）。

這樣的安排，似乎印證了路遙看重的更多是社會地位、社會身份，而不是財富；潛意識裡也流露出他對高官顯貴的認可和渴望。

我們不能去苛責路遙的政治功利性，在那個時代，一個窮孩子要想出人頭地實在太難了！

據說路遙「文革」結束後在擔任陝西省文聯主席期間，在文聯大院里進進出出，勇猛而好戰，令他的對手們聞風喪膽。陝西作家賈平凹在《懷念路遙》一文中也曾寫到，在延川的一個山頭上，他（路遙）指著山下縣城說：「當年我穿著件破棉襖，但我在這裡翻江倒海過，你信不！」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里給賈平凹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然後把尿尿得老高。

遠村在《路遙二三事》中曾寫到：「路遙曾說，每個人都無法迴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文學與政治從來未分過家。他病情十分嚴重，幾乎看不清東西，還堅持看報、看電視，關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還說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協搞好。」

這說明，在內心深處，路遙有著對政治仕途的留戀。可惜的是，關注時政的路遙無法成為一個政治家，縱然他具備政治家的天賦和氣魄。仕途失敗的陰影一直潛伏在他內心深處，即使「文學」這個神奇的藥方，也不能撫平路遙心底的傷痛。

農民兒子與女知青跨越不了的階層鴻溝

在引導他走向文學之路的好友、詩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遙在人生最為輝煌時刻與北京知青林紅展開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戀情。

1970年延川縣招工，路遙爭取到了一個指標，但是他把這個名額轉讓給了林紅。生活總有許多說不清的巧合，渾身長瘡，折磨得兩個月不能行走的路遙被縣革委會宣布隔離審查。當天中午，林紅因路遙的「農民身份」而提出斷交，愛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軍下級軍官。林紅的離開對他有重要影響，路遙一生都沒有走出這段戀情所帶來的幸福與陰影。

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進縣城變為城市人的高加林拋棄農村姑娘劉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紅拋棄路遙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曉霞也可能有林紅的影子。

路遙和妻子女兒

仕途失敗、初戀受挫，路遙痛不欲生、徹底絕望，不得不回到農村。在乾爸、大隊支書劉俊寬幫助下，當了民辦教師，重新過起物質上窮困和精神上孤獨的生活。他只好用寫作來充實自己，因時而在曹谷溪主編的《山花》上發表詩作最後被借調到縣委通訊組。

這時，頗具文學才華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達走進了他的生活，用愛撫慰了他的創傷。路遙考上延安大學後，大多經濟來源是靠林達資助的。

路遙離開延安大學後擔任文學期刊《延河》編輯，到西安工作。後來林達也分配到西安電影製片廠。他倆1978年1月結婚，1979年生下了他們的女兒路遠。

遺憾的是，婚後生活並沒有起初想像的那般甜蜜，更談不上和諧、幸福。他沒有享受到夫妻之間真正的恩愛，或者說這種恩愛的時間十分短促。作為「農民的兒子」的路遙希望妻子是一位能體貼入微，對自己學習、工作，都能夠有所幫助的妻子。

在潛意識裡，也許只有《人生》中的「劉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婦」，但林達是一個具有「小資」情調和獨立意識、事業心極強的現代知識女性。讓她放棄事業心甘情願地去做一個家庭婦女，那是萬萬不可能的。而半夜寫作、通宵達旦，早晨從中午開始，尤喜獨處而又時常「封閉」自我的路遙讓林達難以適應、無法容忍。

路遙女兒路遠在延安大學

1980年秋末冬初，回到延安的路遙向自己的好朋友、陝西作家高建群訴說自己的不幸。他在延安呆了三天，為了安慰路遙，高建群在賓館裡陪他住了三天。之後為他寫了一首詩，詩中有這樣句子：「自然，我們的生活無限美好，歌聲總是多於憂愁」。

但是，誰能保證說，我們沒有被命運嘲弄的時候。有一天早晨一覺醒來，生活突然出現了怪誕的節奏，你的妻子跟著別人走了,一瞬間你是多麼孤獨！」以後的幾年中，林達多時提出離婚，路遙因《人生》小說與電影轟動全國，他怕給自己造成負面影響，更怕給自己親愛的女兒帶來很大的傷害而一直是一拖再拖。

在寫作《平凡的世界》過程中，路遙四弟王天樂也是想讓他先離婚，不要維持那個有名無實的家庭了。不如找一個陝北女孩，不識字最好，專門做飯，照顧他的生活。結果還是因為他女兒的問題，又一次放棄了調養身體的機會，繼續過著「二個蒸饃，一根大蔥」，飢一頓、飽一頓的無規律生活。在辭世前三個月，林達扶起病床上的路遙，他在離婚書上籤了字。

路遙和女兒。身為人父，路遙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曾為了讓女兒吃上西餐跑遍全城。

婚姻不幸，路遙深深陷於夫妻感情破裂的深谷之中不能自拔。在他苦難屈辱的心靈深處也埋下絕望與無奈。路遙苦澀的婚戀影響著他的創作，他作品中的婚戀無不具有悲劇色彩：

如田曉霞在洪水中喪生，孫少平走進一個孤兒寡母家庭；秀蓮好日子剛開始就得了絕症；田潤葉對愛情苦苦守望並成了官場利益圈中犧牲品，最終守著李向前終其一生；郝紅梅一心想走入上層，卻婚姻不幸嫁給軟弱的潤生；金波因戀愛而被開除軍籍，再次尋找已是物事人非；模範夫妻侯麗葉莫名其妙投入第三者懷抱……作品展示了相對複雜的愛情，結局卻往往具有作者本人婚姻失敗的陰影。

一生走不出孤獨

路遙卑微的出身、少年苦難屈辱的陰影註定要產生一種無法適應周圍環境的自卑，他性格孤僻，不願接觸社會。

從表面上看，是高傲的路遙，風光的路遙。他也說過一些大氣磅礴的話，使人感覺到他生命中的每個細胞都充滿了「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他對國內一些當紅作品很少有溢美之言，經常是流露微詞。

對全國的作家，他看上眼的也沒幾個人。在文學界，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朋友，也可能因為他太實在、不善於應酬。他看不見塵世種種，眼睛只盯著自己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他自覺不自覺地傷害著親人，傷害著朋友，傷害著同事，他陷入了思想者特有的孤獨。

王天樂曾說過這樣一件事，說路遙骨灰在西安三兆公墓存放了三年後，必須重新安放，墓地選在了延安大學校園。於是第一天他和弟弟王天笑把路遙的骨灰搬到作協院里，可悲的是沒有一個人前來為路遙送行。

圖為路遙為創作《平凡的世界》深入礦區體驗生活

在《平凡的世界》的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吐露了自己內心真實想法：

「文學圈子向來不是個好去處。……你沒成就沒本事，別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績，有人又瞧著你不順眼。你懶惰，別人鄙視；你勤奮，又遭非議；走路快，說你趾高氣揚；走路慢，說你老氣橫秋。這裡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這樣一種機關……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從早喝到晚。

這些地方雖然聽不見槍炮之聲，且有許多『看不見的戰線』。」從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心高氣傲的他無法融入當時的環境。路遙是鬱悶的，人們很難讀懂路遙。其實，坐在平房小院里，不停地抽著煙仰望天空，若有所思，憂鬱、寂寞、孤獨的路遙，才是真正的路遙。現實的世界裡，沒有人與之同行，他的靈魂在孤獨與痛苦中遊盪。

是啊，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學創作的忘我之中，塑造了一個個寄託個人訴求的硬漢（如馬建強、孫少平、孫少安等）形象，掩蓋著其內心的悲憤與無奈。他想通過自我奮鬥，驅逐那些蟄伏內心濃烈如斯的自卑情緒。不管上天怎樣冷酷無情，他都要認真耕耘這片生活的土地！

燃盡生命最後一滴血，寫出《平凡的世界》

無庸諱言，路遙從事創作的動機也有很強的功利性，出人頭地、建功立業的意識遠遠強於對文學的愛好。文學更多的是一塊改變身份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跳板，他試圖用文學打拚出一條人生新道路。在好友曹谷溪幫助下，路遙憑藉創作才能在延川縣站穩了腳步。1972年8月2日《陝西日報》報道：「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路遙同志，一年間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六表在報刊上」。

正是由於路遙創作上的突出表現，在一些人的質疑聲中，他進入了延安大學中文系，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農民身份，真正進入了城市。1976年8月，經陝西省作家協會爭取，路遙被分配到陝西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文學刊物《延河》做編輯工作。這對於路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獲得了從事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文學也成了他今後必走的人生之路。

路遙一直在追求著自己的人生夢想，可他的文學之路並不平坦。當中央還沒有對「文化大革命」作結論，別人還在喊「文化革命好」的時候，他逆風而動，以超常的勇氣與遠見卓識，寫出一篇聲討文化大革命的六萬字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他寄給了在全國的各大型刊物，可都給退回來了。沒有人理解他的小說，也沒有人敢發。他當時很苦惱也很無奈。他說他還要往外寄，如果這次再寄出去不發表的話，那他就把這個作品撕掉了。

後來，《當代》慧眼識珠，尤其是得到老作家秦兆陽的欣賞，才得以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並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獎。《驚心動魄的一幕》的獲獎，增添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這部作品奠定了他向更高目標攀登的基石。1981年6月，不到三十二歲的路遙，以頑強的毅力，用了二十一個晝夜，創作完成了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

他自己認為可以開創一個時代的作品，寫出來後先後寄給幾家刊物，可還是被退稿。但他堅信並預言：要麼巨大的成功，要麼徹底失敗。結果《人生》果然讓路遙一舉成名。《人生》對於路遙的創作生涯來說，是屬於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他在陝西文學界的地位。

賈平凹曾在路遙逝世十五周年時作祭文評述路遙：「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是的，路遙以他苦難掙扎的一生，在廣袤的陝北高原上譜寫了一曲濃烈而滄婉的信天游。

這時候的路遙其實也負載著極大的心理壓力。他無法忘記與他的文學教父柳青的一次談話。柳青說，從黃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時間就夠了，這麼偉大的一塊土地沒有陝北自己人寫出兩三部陝北體裁的偉大作品，是不好給歷史交待的。而他這輩子也許寫不成陝北了，「這個擔子你應挑起來」。路遙一直為此而感動。而當時，有一種論斷，認為《人生》是路遙不可能再逾越的一個高度。可爭強好勝的路遙很難承認《人生》就是他的一個再也越不過的橫杆。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不足以安慰像他這樣懷有遠大抱負的靈魂。

他要完成最尊敬的文學教父對他的囑託，在更大範圍和格局上，確立自己的文學地位。於是，路遙背著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開始了他文學的遠征。這又是一次挑戰，他要用他的青春、他的生命做賭注去製作屬於他自己的鴻篇巨製！

《平凡的世界》這座輝煌藝術大廈，路遙建造的並不輕鬆。第一部全部完稿了，過去發表過他的作品的一些刊物（都是些有影響大刊物），把這部作品看過後，紛紛都給他退稿了（大多認為不適應時代潮流，屬老一套「戀土」派），輾轉了幾個編輯部，最後由謝望新主編的廣東《花城》雜誌表示願意發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問世之後，路遙沒有贏得掌聲與喝彩，相反卻遭遇文學評論人士的當頭棒喝。

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描是路遙的摯友，據他回憶：「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遙趕到北京，參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討會。研討會上，絕大多數評論人士都對作品表示了失望，認為這是一部失敗的長篇小說。」很多評論家認為《平凡的世界》相較《人生》而言，是個很大的倒退。嘔心瀝血創作的一部長篇，居然沒有得到「主流」的認可，路遙的心情灰暗到了極點。回到西安，路遙去了一趟長安縣柳青墓。他在墓前轉了很長時間，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聲大哭。有誰能理解路遙眾人皆醉唯他獨醒的悲愴呢？

六年的文學遠征，流血、流汗。《平凡的世界》終於在他頑強毅力支撐下圓滿完成，並一舉奪得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這曾經被認為是一部具有內在魄力，具有博大恢宏「史詩般品格」的現實主義力作，應該說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穫。但此時的路遙已明確感覺到了死神的侵襲，不久就要離開人世了。這位原準備站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台發表演講的作家，又堅持完成了不朽的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而後帶著未竟的事業，離開了這個平凡的世界。

世間從此無路遙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時20分，年僅42歲的路遙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醫治無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壯的人生旅程。他活得太累了，非人般的勞動得到的全是苦難：屈辱的陰影，仕途的失敗，苦澀的婚戀，環境的掣肘。他的內心的苦衷難以忍受。唯一能夠釋放的渠道和寄託只能是文學創作，可艱難跋涉的文學之路也是充滿荊棘。

但他清醒的意識到，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於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他深信，歷史會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因為他認為一個沒有喪失普通勞動者感覺的人，一定會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因此，他要以生命為代價，以血為墨著華章，為我們彈撥一麴生命絕唱——《平凡的世界》！

無論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界表現出怎樣的冷漠，我們都不會忘記路遙。苦難的人生旅程，詮釋了他「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人生真諦。不由讓我們想起魯訊先生的一句話，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血、是牛奶。這也正是路遙平凡而又短暫一生的寫照。

路遙是農民的兒子，他深深地愛著這片土地，愛著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平凡的人們。他和他的作品奉獻出的精神食糧，激勵了和正在激勵著平凡世界裡的人們於逆境中自強不息，在苦難中搏擊人生！

在中國短暫的民國時代，那也是一個物質匱乏和戰亂動蕩的年代，但是湧現了這麼多的大家：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章太炎、梅貽琦、華羅庚、嚴濟慈、竺可楨、茅以升、梁思成、林徽因、沈從文……

這個時代很難再現了，我們只能在他們的作品和一些影視中緬懷。

路遙也是，《平凡的世界》亦成孤本。

但畢竟，我們曾經有過這麼一段令人驕傲的年代，和一些永遠被後人懷念的大家們！

立德立言，無問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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