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楚辭》《論語》《周易》起名之傳統

《詩經》《楚辭》《論語》《周易》這四部是中國古典文化的代表作品，我們都知道古籍按內容區分有四大部類，分別是經，史，子，集。 而清朝文學巨作叢書《四庫全書》實際上也是以經，史，子，集劃分的。

可以說《詩經》和《楚辭》是先秦時代詩歌文化的唯一傳承，是對周王朝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是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是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端。

其實不止於此，詩經絕不是只有談情說愛，這種打情罵俏意義上的詩文，持這種看法的人肯定沒有通讀詩經全文，在我看來，詩經還是一部百科全書，這裡轉載一篇研究詩經的論文，大家就等於大概了解了。

作者：王柯平

鏈接：《詩經》竟是部百科全書：這些鳥獸草木你知道多少？（圖）

來源：鳳凰網綜合

詩歌中的鳥獸草木

將詩文中描繪的鳥獸草木品類加以統計，可謂繁不勝舉。據三國吳人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統計，全《詩經》所涉及的動植物共有150種，其中草類52種，木類36種，鳥類23種，獸類9種，蟲類20種，魚類10種。後來清代學者徐雪樵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詩經》所載的動植物總數共計355種。

按其六大分類，鳥類計有38餘種：

黃鳥、鵲、雀、燕、雁、流離、烏、鶉、雞、鳧、鴇、晨風、鵜、鵯、鸛、脊、令、隼、鶴、桑扈、鶯、鳶、鴛鴦、鷹、鳳凰、鷺、桃蟲、雎鳩、斑鳩、布穀、(有冠長尾)雄雉、(無冠短尾)雌雉等。

獸類計有29餘種：

馬、麟、鼠、麇、鹿、牛、羊、兔、虎、豹、盧(獵犬)、碩鼠、貉、狐、狸、熏鼠(地鼠)、兕(野牛)、熊、羆(大而黃色之熊)、豺、狼、長毛猿、豕(小豬)、貓、狴、象等。

蟲類計有27餘種：

螽斯、草蟲、阜螽、蝤蠐、螓、蛾、蒼蠅、蟋蟀、浮游、蠶、莎雞、伊威、蛸、宵行、蜴、螟蛉、蜮、螟、蟊、賊、青蠅、蜂等。

魚類計有19餘種：

魴、鰥、鯉、鱒、鰭、鯊、嘉魚、鱉、龜、黿、蛇、貝、鰷等。

草本類計有88餘種：

荇、葛、卷耳、苜、蘩、蕨、薇、藻、茅、葭、蓬、瓠、葑、菲、荼、薺、苓、茨、唐、麥、綠、竹、瓠、芄蘭、草、黍、稷、蕭、艾、麻、荷、龍、茹、蘆、芍藥、莠、莫、稻、梁、蘞、蒹、菅、苕、蒲、萇楚、葵、菽、瓜、壺、韭、蘋、蒿、芩、台、萊、莪、芑、蓄、莞、蔚、蔦、女蘿、芹、藍、荀、蓼、茆等。

其中「荼」分三種：一是苦菜之荼，見邶風《谷風》篇「誰謂荼苦，如甘如薺」；二是白色茅花，見鄭風《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三是陸上穢草，見周頌《良耜》篇「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凡此三者，同名而異形。

木本類計有54餘種：

桃、楚、甘棠、梅、唐棣、李、棘、榛、栗、椅、桐、梓、漆、桑、檜、松、柏、翟、杜、木瓜、杞、檀、舜、柳、樞、栲、椒、栩、楊、條、棗、常棣、枸、柞、椐、梧桐、喬木、扶蘇等。

其中「棘」分兩種：一為多刺難長的叢生小樹，見邶風《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二為小酸棗樹，見魏風《園有桃》篇「園有棘，其實之食」。另外，「杞」亦分三種：一指澤柳，見鄭風《將仲子》篇「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二指枸杞，見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於苞杞」；三指可以做藥材的「枸骨」，見小雅《南山有台》篇「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之君子，民之父母；樂之君子，德音不已」。

以上所舉，並非總括無遺。陳大章所撰的《詩傳名物集覽》，就「列有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的確達到「旁蒐博攬，萃薈兼該」的程度，但其同代學者認為並不盡然。據當代學者胡樸安的統計結果，全《詩經》中所涉及的動植物總數高達336種。其中「言草者一百零五，言木者七十五，言鳥者三十九，言獸者六十七，言蟲者二十九，言魚者二十；其他言器者約三百餘」。

實際上，《詩經》所載的名物種類，遠不止鳥獸草木蟲魚，還有其他許多器類。譬如禮樂器具、農具、日常生活器具與資料、自然現象中的日月星辰與風雨雷電、歷史地理中的山川河流與行政區域名稱，以及當時各國的風俗習慣和不同稱呼，等等。若詳加考釋，再加上「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總數或許逾千。這無疑是一項龐大的研究工程。如此看來，由明代學者馮復京所撰，後收入《四庫全書》的《詩名物疏》，原本多達55卷，僅僅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框架。另則，在《詩經》名物中，有許多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沿革與現代科學的分類(如古稱、學名和俗名)，其內容勢必更為廣博。譬如，周南《關關雎鳩》篇中所描繪的「參差荇菜」，其古名、今謂與俗稱，包括鳧葵、水葵、水鏡草、金蓮子、荇絲菜、菱角草、金絲荷葉與黃花兒菜等，彙集起來不下20個。若就所有名物逐個推演，恐怕難以數計。可見，《詩經》中由鳥獸草木蟲魚與各種器物地名所構成的博物學，的確蔚然大觀，內容豐富多樣，範圍廣泛繁雜。

篤志博學，是孔門施教的基本宗旨之一。通過具有多重功能的詩教來實現這一目的，堪稱孔子的首創。在這方面，孔子本人不僅積極倡導，而且率先垂範，達到了「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的程度。按《史記》所載，「孔子年四十二，季桓子穿井的土缶，中若羊，問仲尼雲『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又載，「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鈕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以矣夫。』」類似的傳聞，《孔子家語》的記載更為詳盡而有趣。一是說叔孫氏的車夫到野外打柴，捕獲一隻前左足受傷的怪獸，其狀甚異，故視為不祥之物，棄於城外。孔子知道後，前往觀之，一看是頭受傷的麟，甚感痛惜，慨然嘆道：「麟之至，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從《詩經》中看，古代的先民，生活多以農耕為主，與大自然甚為親近，對環境物象十分敏感。因此，在言志、抒情、記事之時，或比、或興、或賦，物我互動，彼此映襯，經常達到渾然合一的境界。由此生成的詩歌意象，鳥獸草木等因素佔有很大比重，除了自身所寄寓的象徵或顯隱喻示之類的意味外，也順理成為輔助性的致知之源這裡所言的「輔助性」，主要是指通過了解相關鳥獸草木的特徵與習性，進而輔助人們擴展知識廣度和提升讀詩釋義深度，以便上達「博文約禮」的崇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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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了詩經文化對後世的影響，再說《論語》和《周易》。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倫理和道德觀念，這部書對我們的影響由來已久，經常讀古代小說的朋友應該不陌生，小說中敘述文人秀才的言行時，總要加上這麼一句：子曰.....子曰.......搞得人都找不著北，這種情景在電視劇中也經常上演。

時至今日，論語中的各類名句依然影響著我們及子孫。諸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再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等等。

至於出自論語中的名字，大家隨便一搜就能看到很多，比較熟悉的是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這句，被多次運用，成功起名。

《周易》則是公認的「群經之首，諸子百家之源」正如其它回答所言：易經詭譎莫測，玄之又玄。其實沒有解不開的卦象，既然設定了，就有可破之法，周易其本質是人類和宇宙萬物之間的相處關係，以天道推算人道，從象、數、卦的變化推算具體的吉凶成敗。人們不禁要問，周易為何又與起名扯上關係？ 這個問題，其因大有可道之處，總得來說就是天道決定人道，人道受制於天道，舉個例子：《易經·豫卦》六二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本意：中正自守，其介如石」。然後《易經·繫辭上傳》又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我們現在起名講究引經據典，要有出處。但是古人起名，一開始則是無經可引，無典可據也，古人命名大規模參考典籍的具體時期無從考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東漢以前，很少看到有出處的人名，直到三國及以後才能找到大批人名引經據典的證據，

比如諸葛亮，字孔明，就出自《詩·小雅·信南山》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唐初名相杜如晦，出自《詩經·鄭風·風雨》既見君子,雲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駱賓王，字觀光，初唐四傑之一，出自《易·觀卦》：「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北宋大將高懷德，出自《《詩經·大雅》「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高若訥，字敏之，宋代醫家，精於天文，進士及第，出自《論語·里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高攀龍，字雲從，明朝政治家、思想家，東林黨領袖。出自《易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意思是龍比喻為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為坎也。乾為龍，雲生天，龍飛天路得雲從，因此字雲從是也。

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這說明，人們起名從典籍里尋找靈感的習慣在東漢末年就有了，並於隋唐以後盛行，宋，元，明，清，直至民國，可謂大放異彩：

傅斯年《大雅?下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王國維《小雅·節南山》「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錢其琛《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蔣百里，字方震，取自《震卦》「聲震百里,不喪匕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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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人成功的起名經驗，後人必然效仿，可以說唐朝人物效仿前人起名，宋朝人物又效仿唐朝及以前，這種引經據典的傳統延續了千年，到了今天，那句女詩經，男楚辭，文論語，武周易也就不足為奇了。我相信幾百年以後，我們的後代起名仍會崇尚這種傳統，因為永恆的價值經得起時間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