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為何只有宋朝不殺文人士大夫

西諺云：我可能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中國，如果讓握有生殺予奪權力的最高統治者按照這樣的原則捍衛人們的言論自由，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朝代做的最好，這就是由趙匡胤創立的趙宋王朝。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並非沒有文字獄的惡政，但是，到目前為止，宋朝確實是中國歷史上殺士人較少的一朝、文字獄較少的一朝。

宋朝之所以能成功做到這一點，主要原因是開國皇帝趙匡胤在立國之初密刻了一塊誓碑。在這塊誓碑中，趙匡胤明確規定後嗣皇帝不得殺士大夫。這塊誓碑傳說，首見於葉夢得的《避暑錄話》。葉夢得是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幾朝的官員，他見多識廣，學識淵博，他在《避暑錄話》中寫道：

　 「藝祖受命之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日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即宦官）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

葉夢得記述的意思非常清楚，宋太祖在太廟寢殿的夾室內刻了一塊誓約石碑，每當有新皇帝繼位，朝拜完太廟之後，必須打開封閉的夾室默誦誓詞，除了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遠遠恭候，也正因為如此，只有歷任皇帝才知道誓約內容。

直到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變」，金兵攻佔了開封，為了搜羅戰敗賠款，曾打開皇宮的所有宮門，將太廟和宮廷的祭祀禮器席捲而去，人們才看到此碑。這塊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

「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寬容優待，這塊誓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為是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詛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世界歷史上，像宋太祖這樣器識玄遠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作出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誓言承諾，如果不是唯一，也是非常少有的。

本來，宋太祖已經當上了大宋王朝的皇帝，一言九鼎，口含天憲，完全擁有整個王朝的專政機器，對付幾個文人的喋喋不休還不是小菜一碟。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士人，包括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御用「跟班」，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用，用不著時丟掉的「抹布」。然而，宋太祖竟然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寫了這樣一行字：士人不可殺。這可是空前絕後的。不但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就是酷愛讀書寫詩的魏武帝也做不到，甚至連有著寬廣納諫胸懷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即便是號稱中國人民大救星的毛主席恐怕也做得好不到哪兒去。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趙匡胤卻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的誓言承諾，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趙匡胤總結了唐末至五代二百年間戰亂頻仍的歷史經驗以後，所作出的英明決策，也是其高瞻遠矚之所在。

　 趙匡胤靠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象，就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這塊誓碑的內容，儘管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職守，創造出了一種難得的寬鬆氛圍和良好環境。

元豐年間，宋神宗欲處置一名辦事不力的轉運使，蔡確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來」四字逼皇帝讓步。當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沒面子，要殺這個失職的轉運使，一以卸責，二以泄火，三以樹威。沒想到承旨辦案的宰相蔡確，拒絕執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來，神宗說，不殺可以，「使刺配遠惡州郡」。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的章惇，堅稱不可，「如此，即不若殺之。」他認為，「士可殺，不可辱」，黥面對士人來說，勝於刑戮。事後神宗對二人喟然長嘆：「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槍葯似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這種臣下頂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漢、唐聽不到，宋以後的元、明、清更聽不到。

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的寶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故而他在《宋論》中曾經這樣大發感慨：「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

　 當然了，宋朝皇帝裡邊有一個皇帝殺了上書言事者，這就是宋高宗，他殺了陳東、歐陽澈。不過，這不能算是違背宋太祖的誓約，因為按照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知道誓約內容，而宋高宗即位時開封已經被攻破，他不能拜謁太廟，殺這兩人時自然不知道誓約內容。得知他即位的消息，其父徽宗才讓南歸的曹勛傳達誓約內容，「後建炎間，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結果高宗非常後悔，很快就給兩人平了反，並說：「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高宗的這番轉變是非常突然的，殺一兩個上書言事者用得著這樣悔過嗎？其中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就與太祖的誓約有關。

縱觀歷史，宋朝皇帝不殺士大夫文人的行為是很了不起的，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言論自由可以說絕無僅有，而這一切如果沒有宋太祖的誓約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宋太祖的誓約不僅是古代最開明的國策，而且在宋朝三百年間得到了有效的執行，而作為歷史老人的回報，則是讓宋朝成了中國文明的巔峰。

不說別的，僅就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來說，除造紙外，其餘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這些宋朝人智慧的結晶，一直到今天，仍是當代社會所需要的。而就我們須臾離不了的書本、報紙、文件、宣傳品，乃至於網路上所使用的印刷體方塊字而言，更是被稱為「宋體」，這個「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說，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與秦漢唐，已經相去甚遠，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朝卻是最為接近的。

嚴復有過這樣一種觀點：「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故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而這種文明成就，如果沒有宋太祖誓約名言的存在，中國的文人士大夫還是「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能取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