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歷山大到張愛玲：跟鄭遠濤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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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也以原作為依據。不過它依據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來世。

——瓦爾特·本雅明《譯者的任務》

GS：遠濤，恭喜你終於出齊了的亞歷山大三部曲，把一個堪稱現代經典的系列作品完整地介紹給中文讀者。這是好大一套書，加起來有一千多頁。封面也很讓人讚歎，有整體性，三本書互相呼應。記得2010年版《波斯少年》付梓時，GS曾經採訪過你。當年那近似線描的封面，是法國留學歸來的楊林青所設計；這次的呢，出自何人之手？

鄭：這次的是舶來品，是英國設計師Geoff Grandfield新近為Folio Society設計的，那是一家專門出版限量精裝書的公司。他憑這套設計，連同內文的蠟筆插畫（中文版沒有引進插畫），贏了2014年度插圖家協會書籍類的專業大獎。

GS：這些封面簡約而有古韻，有一種沉默的聲響。

鄭：Grandfield自己說過，它們恍如電影里的定場鏡頭，接連起來，呈現出亞歷山大一生的弧線。個別而具體地說，我覺得那一輪當空的、似太陽又似月亮的圓，在第一部《天堂之火》的封面上，照映著馴服馬兒的少年亞歷山大，有牧歌的氛圍。到了第二部《波斯少年》，兩軍對陣，劍拔弩張，圓球也變得很大，凸顯一種戲劇緊張感。而終結篇《葬禮競技會》呈現的則像是荷馬史詩中的「午夜太陽」，底下有抬棺的隊伍，河上一隻艇，讓人聯想到冥河擺渡，此時那個圓也碩大到不合比例，似乎隱括著亞歷山大死後比生前更larger than life，成了傳奇。

GS：你接觸到瑪麗·瑞瑙特小說，是在什麼時候？為什麼想譯？

鄭：要感謝一個紐約的朋友，一位華裔老先生Joseph，他跟同性伴侶Don在一起三十多年了。

Joseph深愛瑞瑙特的一篇以二戰為背景的同志小說，《御者》，希望我把它譯成中文。當時是2005年，我已經從「廣外」（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畢業。其實我少年便鍾情文學，但寫作不多。我是喜歡翻譯。同志身分，又情竇初開，我當然是想譯一部精彩的同志成長小說了，但心儀的作品一直苦覓而不得。Edmund White（美國著名同志小說家）和別人的書都看了好些，都未孚我心。很多著名的寫實之作，因為寫於同志受打壓的年代，申辯色彩太重，也過時了。

GS：瑞瑙特呢？

鄭：瑞瑙特是普世的，是我自少年時代發現張愛玲以來，第二個把我深深捲入的作家。

她寫的古希臘愛情——亞歷山大對赫菲斯提昂、對巴勾鄂斯，柏拉圖對狄昂（Dion），《殘酒》中相濡以沫的呂錫斯與阿列克西亞等等，超越了一切時代。古希臘的男男之愛是健康的，被柏拉圖推崇為愛情的無上形式。以雅典的男風來說，男同性戀人可以一同在健身房裸裎競技，一同參加運動會，並肩作戰，追求共同的光榮。《天堂之火》寫到亞歷山大帶著赫菲斯提昂探訪死在戰場上的忒拜神聖軍團，那三百壯士剛被他們擊敗一齊犧牲，整個軍團都是由同志戀人構成的。那個筆墨……！內里的情感很澎湃，但作者採用冷靜克制的敘述。

GS：希臘男風是文化性社會性的，到底說來，其實是一種巧妙的生命設計，跟近代醫學把同性戀病理化所帶來的壓抑生存狀態大不一樣。

鄭：所以我對《莫里斯》、《城市與鹽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等等都不如對瑞瑙特作品興趣濃烈。可能我家庭開明，從小沒有因為性傾向遭到爸媽的反對，成年之後社會對同性戀的歧視也趨於減少……可能跟這個有關係吧。《莫里斯》或Edmund White作品裡都涉及同性戀「糾正」治療，我對這些共鳴不大。我自己幾乎不曾為性傾向煩惱過。瑞瑙特的《御者》也是寫一個同性戀屬於禁色的時代，這想必引起Joseph深切的共鳴，因為就像他的成長年代 。《御者》寫得很好，絲絲入扣，但我個人著迷的卻是她的古希臘世界。

GS：亞歷山大雖然是馬其頓人，但也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古希臘人了。

鄭：他結束了城邦時代，開啟了希臘化（Hellenistic）時代，把希臘文明傳播到東方。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卅三歲死，跟耶穌一樣。關鍵是，我們從前只知道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他到底為人怎樣？做過什麼？一無所知。同性戀情？更是聽都沒聽過。

GS：也不是啊，2004年Oliver Stone那部電影《亞歷山大》引起爭議的正是同性戀情的部分。

鄭：噢，對。那也是我注意亞歷山大的開始。Stone的電影從瑞瑙特作品中偷師不少，但品味跟小說沒的比。電影里亞歷山大是個偏執狂，使人難以認同。瑞瑙特的亞歷山大雖然有驚人的自制力，但也充滿人性的弱點、凡人的可愛可親。

GS：舉個例？

鄭：比方說巴勾鄂斯給亞歷山大改衣裳這一段。亞歷山大已經征服波斯，成了波斯人的大帝，希望改造自己的服飾融入東方。「他命人取來一幅細羊絨，讓我把衣料披在他身上比著。但是我發現他非但不願穿長褲，甚至長袖也不肯要……」——然後巴勾鄂斯煞費苦心替他變換了式樣——「一條長裙，褶皺著縫在腰帶上；一件斗篷，中間留個洞讓頭鑽入，覆蓋上身，一直垂到手腕。我……移動鏡子，讓他照個清楚。」

亞歷山大「側身走向鏡子。只要有機會試衣裳，他就會像個在打扮的女人。」

GS：可愛！

鄭：這讓我想起同性戀人一起買衣服的樂趣，不但彼此參謀，身材相仿還可以分享衣櫥，連底褲在內。這種親密描寫，一下子把我們拉近到古人面前。這作家厲害：一方面她極其尊重歷史，寫古昔風俗一絲不苟，一方面又在嚴謹中有遊戲的、俊逸的筆墨。第一次看《波斯少年》，我簡直三月不知肉味，在書桌前，在床上，常去的飯館裡，駛向異鄉的列車中，看得忘乎所以，彷彿跟亞歷山大與巴勾鄂斯一起活了一世。其實這小說交織著事實與虛構，但最後所有的「幻設」（語本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都像是實有的。我很快決定要翻譯它，並且相信別人也會和我一樣被震動。亞歷山大三部曲本來有個天然次序，打頭陣的《天堂之火》敘其少年事，第二部《波斯少年》是異族宦官敘征服者的壯年，最後是《葬禮競技會》，寫他死後。而我偏偏挑出中間的一部譯起，可見它對於我的意義。

GS：那時候你多大？

鄭：二十五。我已經有過刻骨銘心的戀愛，就像巴勾鄂斯對亞歷山大的戀愛一樣。

GS：是一種自我的投射？

鄭：絕對是。《波斯少年》寫愛情的奉獻臻於極致之境。在生活中，我不會對任何人那樣子付出，但既然情懷相近，就能譯出感覺。

GS：為什麼打動你的是歷史小說而不是當下的東西？

鄭：當下的生活永遠是個局限，歷史的意義在於我們可以藉此回溯時間，等於倒退著拓展了自己的空間，好比科幻是前瞻的探索。但某個歷史場景究竟是怎樣的？越是久遠，我們越是沒辦法知道。像《聶隱娘》做了那麼多功夫，也只是一個模擬的真實，古文不夠地道的對白還時不時把人拋齣戲外。最好的歷史小說也不過是幻設、擬真。擬得越是高明，越容易讓讀者臣服，無條件地投入其中，所謂「交出自己」。現代生活，這種無孔不入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切商品化，再加上國家意識形態對個人的控制，對我們有很多掣肘。能夠投入到過去也是一種釋放自己、走向自由的方式。即使肉身無法穿透時代，靈魂也可以自由自在，到任何想去的維度生活。

GS：那你覺得瑞瑙特的擬真做得怎樣？

鄭：她是魔術師。無論從詩性還是考據上衡量，都躋身最優秀的歷史小說家之列。有一位可能比她還高的歷史小說家，是法語寫作的尤瑟納爾。

GS：我也有類似的閱讀感受。她描寫故事裡古希臘悲劇場面的時候，我會覺得身臨其境。我會找一些古希臘的音樂來聽去印證。她確實做得很好。你也說亞歷山大其實是人人都知道又人人都不知道。

鄭：Lessis more.（少即是多。）好藝術其實會留下很多線索，它不會每方面都寫滿，而是留白，將一些訊息放在景框之外。這樣才能充分激發讀者的個人聯想，讓作品格外鮮活。

GS：很多藝術家都會遵循這一原則。你的翻譯也頗為含蓄，遇上粗枝大葉的讀者，恐怕會覺得某些地方過於晦澀。

鄭：我亦步亦趨，儘可能忠於原作的表達。我有過一個感想「深讀莫如譯」，其實翻譯是一種仿寫，也是訓練寫作技巧的門徑之一。

GS：哈哈，其實更是「深讀莫如寫」。對了，你開始翻譯《波斯少年》是在哪年，是怎樣一個工作場景？

鄭：2006年初開始，當時還在廣州家裡，跟父母同住。我本是個疏懶的人，倘不是逼著自己做大部頭的工程，這些年恐怕更一事無成。每天早上起來喝一大杯綠茶，CD機放上古爾德（Glenn Gould）彈的《英國組曲》，便開始坐到電腦前敲敲打打。順利的話，下午三四點能完成當天任務，不然就五六點。因為爸媽在，自己打點的家務就不太多。晚飯後讀參考資料。第一稿說實話是臨急抱佛腳，對古希臘歷史也不了解，要看一些參考書，最基本的如希羅多德，柏拉圖對話錄等等，泛讀。但是文字風格動蕩很厲害，因為是歷史小說，希望借鑒一下我國傳統歷史小說的筆法，於是《三國演義》也拿出來翻看。所以最初幾章會有一些章回小說啊，話本啊那種味道，後來發現太不切合西方人的心性，反而不逼真，便全部去掉。全書譯到一小半，開始得心應手，當然還有很多要改的。《波斯少年》其實共有四稿，前後歷時四年，稿子從廣州帶到北京，中間經過很多周折。

GS：講講這些周折。

鄭：第一稿譯了半本就搬到北京，中斷了。不只是遷居，還出門旅行，陪母親去了雲南。旅途上還是記掛這書，說魂牽夢縈不是誇張。書中寫裏海關，雲層在山脈投下巨大的陰影，跟我在雲南看見的一樣。回到廣州，譯事就接不上了。等去了北京，動蕩就不在於文字風格，而在於生活。第一次長期離鄉生活，遇到一些考驗，就是自己和伴侶都沒什麼錢的情況下的生活考驗。於是《波斯少年》很長時間撇在一邊了。後來有朋友問及，口氣像是我永遠不會完成它似的，我受了刺激，才決心無論如何要做完。

《波斯少年》的出版合同我是2008年拿到的，跟動筆相隔兩年。早前有譯場上的資深同行出於愛惜而反對，說你一定要找到出版社，簽約認可你是譯者以後才做，否則太沒有保障：萬一有人相中這本書，買了版權然後找別的譯者，那你這個就完全沒希望了。你這不是公版作品。

但是我不能管那麼多，那樣的話我就沒法著手了，而且誰認你啊，你一本書都沒出過。總要有第一次。結果初稿竣工後，又是那位資深同行熱心地牽線，找到一位賞識稿子的編輯。從簽約到出書又耗去兩年。

GS：為什麼？

鄭：國內出版界的作業甚慢，其實該說是嚴謹，至少我的出版社世紀文景是這樣，有初校二校終校，初審二審終審的流程。台灣出了《波斯少年》和《天堂之火》的繁體字版，那邊速度快得多。但其實也是我自己的問題。編輯已覺得總體很流暢的文稿，我還是堅持要改，寧可晚出也修訂到自己滿意為止。文學創作上常會有一氣呵成的佳品，尤其是短詩，翻譯則不可能如此，所有翻譯大家都坦言好譯作是改出來的，是反覆揣摩文意、多種譯法多次權衡比較之後的成果。譯文沒有完美，沒有「一字不可易」的神話。

我熱愛修改。修改比初稿容易。譯第一稿，你知道今天狀態不夠好還得硬著頭皮翻，或者明明知道上一個句子不熨帖也只好暫時不去摳它，直接下一句，就像在海里游泳你只能拚命一直往前游，直到抵達下一個浮標。

GS：在你之前，有人曾經把瑞瑙特翻譯成中文嗎？

鄭：在我動工的同時，2006年左右，網上開始出現一篇《波斯少年》的中譯連載，那是把它當成耽美同人志來處理的，內容增刪頗隨意，譯筆我看不下去。後來又陸續有別人譯出一些，都是玩票性質的。

出版的則一直沒有，連台灣香港也沒有。她寫的東西有史可征，但一方面又超前，性觀念超前。《波斯少年》出版時（1972）大陸在幹什麼？鬧「文革」。台灣？尚在戒嚴期，社會觀念很保守。香港？1991年以前同性戀是可以被定罪的。早於2000年要在中國大陸出版她的作品，難以想像。原作召喚譯者，向虛空呼喚，四十年空谷之中沒有響應。因緣際會，我成為譯介第一人。

GS：《波斯少年》出版後，外界反應怎樣？

鄭：我們的文學評論界不成氣候，翻譯評論就更甭提了，但一般讀者迴響很熱烈。有個不算熟的朋友，Destination酒吧的經理，看了《波斯少年》說要「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來感謝我的工作。還有歷史系的女生看了我譯的《波斯少年》，決定研究院改考古典學系，而且做成了——瑞瑙特有生之年也有許多同樣的故事，最是教她感奮不已。

你想看一封我收到的fan letter嗎？（搜索、點開電郵）這是個女孩子。「您的翻譯甚至比原著更打動我。也許是我們語言的神秘與回味在您的傳遞下更能搖曳出那段傳奇吧……您讓我在面對這段耀眼到無法直視的歷史時，感受到了自己所需的部分。」怎麼說呢？《百年孤獨》英譯者Gregory Rabassa面對馬爾克斯的褒獎（「譯本比我的原文還要好」），說：我將它看成馬爾克斯先生對於英語而非我個人的讚美。這不完全是自謙；Gregory這樣講，是因為他了解翻譯的本質。

GS：有個說法，說翻譯是以織錦之背面示人——

鄭：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引了五代時期釋贊寧的話：「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似乎沒說織錦背面較其正面一定就暗淡失色。翻譯史上也確實有超拔的作品燦若織錦的正面。你喜讀佛經，知道《心經》的梵語原文失傳，現在的梵語版是從中文回譯的吧？

GS：譯入中文的外國文學，其實也是漢語文學的一部分。讀《波斯少年》的時候覺得你在漢語方面很努力。

鄭：是么？但願我的努力，跟作者的付出多少能夠相稱。

GS：我來念一段《波斯少年》。幾個衛兵帶走了他。亞歷山大將其餘的人都派去召他要見的人，此刻我們單獨相對。我理好浴具，傻傻地擔心在他召見的人到達之前，我來不及讓奴隸抬走沉重的浴盆。我又不想在有人回來之前離開，撇下他一個人。

鄭：最後一個「我」字可刪（笑）。你喜歡這段？我沒有想過會有人喜歡這樣一段，表面平平無奇。

GS：它寫出了巴勾鄂斯內心的曲折，是重大的。

鄭：《天堂之火》使我克服了一種恐懼，自幼對水的恐懼。出生時我嗆了羊水，被誤診為先天性心臟病，在加護病房裡搶救了好幾天。我卅三歲（亞歷山大死的年齡）學會游泳前一直沒有醒悟到自己恐水的特點原來跟經歷有關。Each moment free from fearmakes a man immortal.令人不死的是每一個超脫於恐懼的瞬間。聘教練學習游泳，開始很緊張，小腿會抽筋。怎麼克服？全靠這句話。現在我除了蝶泳沒掌握，其他泳式都如魚在水。謝謝亞歷山大！

GS：你實現了自己名字里的「遠」字，哈哈！你心目中的亞歷山大是怎樣一個人？

鄭：極其節制的人。酒量很大，但那是馬其頓風俗使然。豪飲後他會睡到中午，但大戰當前一定不喝。他一生都喜歡身體鍛煉。我本來不喜歡，因為他，也多少喜歡上運動。

GS：他對你還有什麼影響？

鄭：說影響是很玄乎的一件事。但現在，我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候，會想想亞歷山大會如何做。你也知道，張愛玲作品的一大特徵是她的人物總是「跑不了」（語本《茉莉香片》，是「逃不出」的意思，即跳脫不開那封閉壓抑的環境）。但是翻譯亞歷山大三部曲，我漸漸懂得了自由。亞歷山大他會想要週遊世界，渴望走到世界的盡頭。我呢？何必把自己困在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一個區域裡面？我去大理生活兩年，不能不說有亞歷山大的催動。雖然本質上我只是個mental traveller（心智上的旅人），將來也要去美國和歐洲遊學、居住。希臘也是要去的，儘管不是為了翻譯得更好。Arthur Waley一生足跡不出英倫三島，照樣譯出了精彩萬分的《源氏物語》和《西遊記》。他不來東方，恐怕是不欲幻滅吧。

GS：什麼時候去的大理？

鄭：2013年。在霾都北京住了七年，發作七年之癢，覺得受夠了。但我依然愛北京，年年都回來一趟，每次回來儘管空氣惡劣，也無悔。中國似乎惟獨北京是個豪傑聚集之地，能令一個所謂文化人興奮莫名。

GS：在大理翻譯什麼？

鄭：《天堂之火》從北京帶到大理，是在大理草就和定稿的。《葬禮競技會》完全在大理譯成。張愛玲用英文寫的《少帥》，則是在北京翻出初稿，在大理改定的。

GS：翻譯《天堂之火》就比較水到渠成了吧？

鄭：沒有！我的編輯說：你還用看參考書？她以為自從《波斯少年》，我譯瑞瑙特就像抄書一樣快。沒這回事吶。《天堂之火》敘事層次複雜，比《波斯少年》更難掌握。迄今我翻譯得最順當的書是《葬禮競技會》，是沒有間斷地在四個月間完成的，不像其他，每一本都歷時好幾年。

GS：說一下《葬禮競技會》？

鄭：一本恢宏無情的小說，內容血腥，裡面有王族、將軍、貴婦的各種死法，極其殘忍。

有些是莎士比亞式的，比如麥克白那種。瑞瑙特始終關注垂死者的心理活動，鏡頭感很好，會寫到垂死之人被擊倒時眼睛對外界的關注，比如曠野中被一群人拿石頭砸，在黃昏的時候，火燒雲下面。筆觸很細。

翻譯這樣一本書是很難過的，每天工作完，我都需要輕鬆調劑。記得我的工期是從二月到六月。四月下旬露天泳池開放，雖然大理的春季陰雨綿綿，我還是每天跑去游泳，下午三四點鐘的樣子，游泳，放空頭腦，脫離那暗黑的一切。我有個朋友段映虹是尤瑟納爾名著《苦煉》的中譯者、北大法語教授。她譯《苦煉》也掙扎多年。她問過我一個腦筋急轉彎問題：

在森林裡迷路，可以迷失得多深？

你會怎麼回答？

GS：迷得跟森林出口一樣深。

鄭：她給的答案是「一半」；再走你就出去了。所以《葬禮》也是這樣，我用「最多只能迷路一半」來給自己打氣。它就是這些死亡、權斗和折磨人的方式糾纏在一起，但你總會出去的。天天翻譯下來，積跬步而至千里，當然有一種滿足感。雖是那麼不快樂的書，你也會感到某種近乎快樂的情緒。

GS：說一下你在翻譯時，逐漸了解古希臘世界的歷程吧。

鄭：對古希臘，我有相識恨晚之感。小時候跟外公（你們北方人叫姥爺吧？）同住，他是作家，藏書里自然有楚圖南翻譯的希臘神話了。譯家文筆很有激情，但那些「忒」來「忒」去的、有時長達六七字的人名，對一個小孩跟念咒沒區別。所以我只記住了人類墮落的那個神話——從黃金時代、白銀時代，一直到青銅時代、黑鐵時代。之後關於希臘，吸取的都是零星的知識。大學看荷馬史詩英譯本，也不過看個氣氛。是瑞瑙特那些小說才終於把我吸入了希臘的能量場。《天堂之火》有一句極好的話：「No teacher like Necessity.」我翻成「『必要』是最好的老師。」既然決定翻譯古希臘，不懂也得裝懂呀，只好硬著頭皮囫圇吞棗看古希臘的神話、歷史和哲學。就這樣多少學進去了。

我高中時迷過哲學，上課留一隻耳朵聽講，低頭默默看海德格爾。但後來很多年來又對思辨厭煩，覺得是空對空。但瑞瑙特寫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真性感！尤瑟納爾就在《哈德良回憶錄》里借羅馬皇帝之口說：真正的誘惑者不是俊美的亞西比德[按：雅典將領、蘇格拉底弟子]，而是蘇格拉底。《會飲篇》當中，喝醉了的亞西比德，會自曝勾引過蘇格拉底，那麼丑的人，還勾引不成哈哈。那個年代談論愛情的那些隱喻多麼透闢，席間的人，比如阿里斯托芬，把蘇格拉底嘲笑得那麼不堪，但柏拉圖對他始終是友好的，這裡面發生了什麼是很讓人浮想聯翩的。

我想說下柏拉圖《對話錄》的中譯本，朱光潛譯得極好。《斐德若篇》談到愛情的迷狂，每逢他凝視愛人的美，那美就發出一道極細分子的流（因此它叫做「情波」）…… 中文「情波」二字甚妙。

GS：那《少帥》呢，為什麼亞歷山大三部曲中途譯到一半，會插進來一本張愛玲用英文寫的著作？

鄭：《少帥》是邀稿，也是個dream job（夢寐以求的工作）。我十幾歲就是張愛玲迷，迷了十多年後，聽說張的文學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先生Roland在香港，是做媒體研究的。恰巧那幾年我也在協助外國記者採訪，兩個方面都跟他有交集，便厚著臉皮請記者朋友引見。當時《波斯少年》未出，雖然我知道他打算請人中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性小說，自己籍籍無名，實在開不了口毛遂自薦。不過跟Roland倒是保持著聯繫，每次去香港必去拜會，他是文學世家的後裔，自己不是文人但讀書極博雜，懂好幾門外語，是個謙謙君子，又見多識廣，常一語道破世間庸人的矯情與虛偽。後來又認識了Roland的文人朋友馮睎乾——他的《初評<小團圓>》是對張愛玲這部作品的最佳評論。馮跟Roland一樣隱逸。2011年春天他們閑聊談到整理《少帥》遺稿的事，找誰翻譯中文呢？馮睎乾自己不願譯，就說不如找鄭遠濤吧。我看到那封郵件，簡直晴天霹靂！如果晴天霹靂可以形容狂喜，那就是我的心情了。

GS：《少帥》是以張學良、趙四小姐的愛情為藍本的歷史小說？

鄭：沒錯，但張愛玲把自己的愛情故事投射在張趙故事上，真幻是交織的。馮睎乾要寫考證文章澄清史實與虛構的差異，讀得特別細。他的文字修為比我高很多，一遍遍校讀我的譯文，提出過無數意見跟我討論，這個過程把我譯《波斯少年》而建立的信心打碎了，就像是從識字開始重學一樣。《少帥》的難點在於，用語不但要符合民國時代，行文也得盡量近似張愛玲這位風格極強的作者。我做的功課其實不在於熟讀張愛玲——那些我早就讀熟了，而是泛覽一些民國史的文獻，以及研究張愛玲的英文寫法跟她中文的異同。馮睎乾真的幫了我很多，他學過哲學，分析文字的時候理性過人。本來一個東西反覆修改多次，製作它的人也會蒙掉，再也辨別不清孰優孰劣。幸好沒有人催促我們，每改完一次都可以停頓好久。這方面我比前一位翻譯張愛玲英文作品的趙丕慧幸運，《少帥》薄薄一本，她處理的卻是兩厚冊，而時間比我少得多。

GS：你對《少帥》最終出版的文本滿意嗎——或者可以問，滿足嗎？

鄭：這篇小說，張愛玲可以寫得更好，譯者很難說滿意，只能說問心無愧。有時我希望她的《少帥》能像《波斯少年》一樣場面壯闊，而不是局限於幽閉的內景。但她這樣寫有她的理由，因為她向來要「在傳奇里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現代無史詩，少帥與四小姐是凡人，碰巧被歷史推到舞台前方的凡人。

不過滿足是有的，因為跟馮睎乾合作永遠能給我帶來智力上的刺激。比如他剛開始說張愛玲對世界的看法與靈知派（諾斯替主義）相近，我不很明白一個那麼重視現世的寫實作家，怎會跟宗教神秘學扯上關係呢？馮就告訴我，寫現世甚至沉醉現世都可以顯示一種超越的幅度，matter（題材）不重要，重要的是form（形式），如川端康成所謂「火中生出蓮花，愛欲顯露正覺」。越是高手，反而越不會開宗明義。研讀張愛玲那麼多年，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帶著這樣的視野讀她，有面目一新的感覺。

我很喜歡琉璃廠一帶的老街，特別在深夜，就像《少帥》里那種可以洞穿時間的兔窟，讓我在行走的夢境中回到北京的從前。那種衚衕容易讓人迷路，兜兜轉轉最後不知自己從哪兒出來。但迷路就是它的樂趣。

GS：翻譯給你帶來什麼？

鄭：它賦與我的生活一個形狀；長篇的譯稿，經常逼迫我去過定時作息、保持鍛煉的生活。

我需要給自己壓力，否則在這個網路鬧哄哄的年代，完全可以荒廢度日。其實我有點少爺脾氣，多年以來都不願在職場或學院發展，被某種遊戲規則限定，但又不願意僅僅是出賣勞力做著有一搭沒一搭的翻譯活計。在西方中世紀的鍊金術里，人體消化所需的熱量稱為「低等的火」，與煉金過程中「高貴的火」相對。既然生命是一場火祭，無論你活得多麼隨俗也時時刻刻在消耗著「低等的火」，那就不如把生命的柴薪投擲在……比如文學翻譯這種有價值的事業上。人要專註、要痴迷才能快樂。我翻譯自己喜歡的東西時，非常快樂。「有火就有灰燼」，作為終產物的譯文，也許末了不過是些灰燼——你要知道，文學史上很少有譯本的生命會超過五十年。但那天專程來見我的那個你們的朋友——阿玉，他居然能從印在紙上的死的文字，讓亞歷山大的情懷在他身上燃燒：這有點像朱天文侯孝賢他們的說法，電影在現場是活的，死於膠片，放映時照到觀者感動的內心，才又復活過來。我離《波斯少年》的世界已經遠了，自己長了一點蕭瑟之氣，現在要我翻譯這個書，一定翻不出我二十多歲筆下的青春意態。凡事皆有定時。

GS：遠濤，我好奇你為什麼自己不創作。

鄭：（笑）非得創作嗎？其實我有想寫的素材，是熔合家族志與心靈史的東西，很難，因為涉及大的時代背景，不知能否有朝一日寫成。這個素材的內在矛盾是你寫二十世紀的中國很容易讓史蓋過了詩，個人在時代車輪下很容易特顯蒼白渺小。本來我投注感情的只是那個人。也許我應該先寫一些小篇幅的文字。寫作好比肌肉，用進廢退，總該用它才會長進。不過……托馬斯·曼說a writer is someone for whom writ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it isfor other people. 根據他的定義，那種寫起來最艱難的人，才是寫作者，哈哈。我譯小說需要數易其稿，寫小說，改的次數恐怕只會更多，而且時機還沒有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