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不止於傲骨與駿馬

這麼多年以來，對於徐悲鴻有著兩種認知，一是四年級語文《徐悲鴻勵志學畫》中那個勤奮好學、傲骨英風的有為青年；一是坊間津津樂道的「徐悲鴻和他的三個女人」中的「民國渣男徐悲鴻」，其「多情而薄情」之面，似乎只有「林徽因和她的三個男人」才能與之匹敵。

然而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直至今日仍然難以長大，楊振寧、李政道云云皆是如此。真真假假過後，我們來看看徐悲鴻。

一、從娜拉出走之後說起

1945年的最後一天，蔣碧微看到的徐悲鴻，神情落寞、臉色蒼白，他提著一個重慶流行的粗布麻袋，來到沙坪壩。

徐悲鴻是來簽離婚協議的，從一場說走就走的私奔，到最終勞燕分飛，徐悲鴻和蔣碧微28年的婚戀，至今是一段欲說還休的傳奇，只是傳奇也熬不過歲月。在分居多年之後，兩人協議離婚，蔣碧微的條件是：100幅徐悲鴻的畫作，50幅徐悲鴻所藏古畫，100萬元現金，以及兩個子女每月各2萬元的生活費。而1945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徐悲鴻的薪水，每月不足2萬元。

當時徐悲鴻帶來的麻袋裡，除了100萬現金，還有一幅不曾裱過的畫——《琴課》，畫面上一個少婦正在練琴，這是巴黎時期的蔣碧微。那時，徐悲鴻只是一介窮學生，省了錢，給蔣碧微買了小提琴。在徐悲鴻的記憶里，蔣碧微是那個和他私奔的少女；在蔣碧微的記憶里，離魂協議簽完，「徐先生匆匆地先走」，她搭了律師的車回到重慶，在朋友家裡打了一夜的麻將。

回到28年，蔣碧微也許從未想到那一場驚天動地的私奔會是這樣一個潦草的結局。

蔣碧微，也就是蔣棠珍，生於1899年的江蘇宜興，祖上都是朝廷做官的文人學士，她父親蔣梅笙醉心詩書，設立了女子兩等學校，她就是其中的第一屆學生，而那時，女學生不多。十三歲時，父母給她定了一門親事，男方是蘇州名門望族查家的二兒子查紫含，兩家門當戶對，私交甚好。

但就在查家緊鑼密鼓準備幾天後二兒子的婚禮之時，一條新娘子蔣棠珍探親染疾、不幸暴斃的消息傳了過來，婚禮變成了喪禮。而一年後蔣棠珍以蔣碧微的身份出現，身邊有了另外一個男子，就是帶她私奔的徐悲鴻。

那時的徐悲鴻，仍然是個四處為了生活而奔走的窮學生，他經歷了包辦婚姻，但家中妻兒早已去世，為了深造美術，他跑到上海半工半讀，憑藉出眾的才學得到了蔣梅笙的賞識並邀請他經常上門做客。

1917年5月，對於蔣碧微來說更像是一場冒險，而那個要和她私奔的畫家，她並不了解，她只知道，他闖進她家，給她打開了一片新天地。他如此地不一樣，他的世界很大，有美妙動人的故事，有矢志上進的毅力，有他人所沒有的魄力和勇氣。她開始有了一種新奇的感覺，秘密的喜悅。

郎有情妹有意，不多久，徐悲鴻派人給她傳了口訊：假如現在有一個人，想要帶你去國外，你去不去？

她說：「我去。」

1917年5月的一天夜裡，趁著父母出門聽戲不在家，她留下書信，立刻按照事先的安排來到了碼頭，和他一起搭乘了前往東京的客船。私奔前，徐悲鴻還專門刻了一對水晶戒指，分別刻著「悲鴻」和「碧微」。

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後，西方的個人主義被引進來，誕生了一批自我意識覺醒、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她們紛紛走出家門，追尋自己的個人幸福，試圖衝破舊制度和父權社會的桎梏。而蔣碧微生於那樣的家庭化背景，她十二三歲時便已熟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安邦定國志》、《七俠五義》等書籍，她的一句「我去」，毅然而決絕，可以說是最早出走「新女性」之一。

而徐悲鴻在20歲時再度來到上海，在求學的過程中結識了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其影響下確立了自己的創作思路；又相繼結識了蔡元培、陳師曾、梅蘭芳及魯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運動思潮的影響，樹立了民主與科學的思想。

這樣看來，這時候的蔣碧微和徐悲鴻真可謂是志同道合、靈魂伴侶。

1918這一年，徐悲鴻有了嬌妻相伴，這一年，他和文學大師魯迅會晤，但是徐悲鴻不知道幾年後，魯迅寫了他小說中難得一見的愛情題材小說，小說的主人公子君從原生家庭中逃出和涓生私奔同居，但不久愛情歸於失敗，最終以一「傷」一「逝」結局。

魯迅寫道：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二、理想與現實

1919年3月，在康有為的幫助下，徐悲鴻得到了去法國留學的官費名額，進入徐梁畫院進修接受正規的西畫教育。「靠徐先生一個人的留學官費，我們在歐洲撐過了6年光陰」。1925年國內時局不穩，官費像斷了線的風箏，沒有著落，那是他們最窮困的歲月，常常要靠朋友救濟，後來為了糊口，蔣碧微還去做了綉工，徐悲鴻給小說畫插畫。

這對為愛私奔的情侶，生活不再甜蜜，沒了官費的徐悲鴻，1925年，只身前往南洋賣畫籌錢，留下蔣碧微一人在巴黎，他在友人宴請的酒席上，想到遠在巴黎的蔣碧微可能連麵包都買不起時，潸然淚下。而他不曾想到，此時的蔣碧微，生活得如魚得水。晚年的蔣碧微回憶說：「起先以為他走了，我會寂寞無聊，想不到正相反，以後的日子，過得愉快輕鬆。」因為她有一群天狗會的朋友。

天狗會是留學生們組成的小團體，互相以兄弟相稱「謝壽康是老大，徐悲鴻行二，張道藩居三，邵洵美排四」，而唯一的女性是蔣碧微，這一群人中「道藩是最熱心的一位」，常常充任蔣碧微的男伴，教她跳舞。漸漸地，情愫暗生，這一場愛戀，以張道藩和法國女子素珊在上海結婚收尾，只是張道藩與蔣碧微藕斷絲連，在後面的年月里，演繹一段天下皆知的三角戀。

1927年4月，留法8年之後，徐悲鴻和蔣碧微回到上海，此時的徐悲鴻留學歸來，衣錦還鄉，受聘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和主任，夫榮妻貴，那一段日子，也許是蔣碧微最風光的時日，「如今的他，已經是一位聲名鵲起的大畫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就像一位精神抖擻的鬥士，站在他康庄大道的起點，用他這支如椽畫筆，辟出他的遠大前程，那時，我將分享他的成功果實，並且為他驕傲」、「上天總不會再把我的幸福快樂剝奪了吧」。

而在徐悲鴻兒女的記憶里，小時候家庭富足，家中有6個傭人，缺少了家庭的歡樂，因為父母不和，父親很少在家。

父親徐悲鴻在忙什麼呢？

1926年 春日，返回法國。

夏季，至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並在此臨摹藝術大師約當斯的《豐盛》，受益匪淺。

自感這一年是創作最多的一年，其中不乏得意之作，如油畫《簫聲》、《睡》等。

1927年 先後遊歷了瑞士及義大利的米蘭、佛羅倫薩、羅馬等地，觀賞到眾多名家畫作。

5月，法國國家美術展覽會展出其作品9件。

秋，抵達上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後改稱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

1928年 1月，與田漢、歐陽予倩組織「南國社」。在上海成立南國藝術學院，任繪畫科主任。

2月，應南京中央大學的聘請任藝術系教授。

10月，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年底辭職。

1929年 專職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在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美展彙刊》上連續發表《惑》、《惑之不解》等文章，批判了歐洲美術界的現代形式主義藝術流派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提倡繪畫的寫實性、創新性。

都是與藝術有關，都是和他的美術理想有關，這並不奇怪，那個時代的許多人正是因為對當時中國繪畫陳陳相因、千人一面，以致造成在造型上的無能現狀的不滿，才到西方去尋求改革的良方。這是民族危亡的當年，留洋學子身上普遍的特性，而徐悲鴻則極具代表性。

徐悲鴻並不僅僅是想做個名家，也並不只是想通過繪畫來謀求個人利益，而是夢想著通過學畫來改變乃至挽救中國，既包括它的藝術，也包括它的社會。

歐遊歸來後的徐悲鴻迅速展開了他的藝術革新運動，他的第一站仍舊選擇在上海。然而顯然，他沒有選對地方。

上海這個當時中國的自由世界，卻不可能由徐悲鴻的一種藝術主張來籠罩，哪怕這種主張在當時的中國藝術界乃至中國社會，都有多麼的必要。徐悲鴻在離開上海後，因此也曾對此地作出過「（滬上）鬼域」的評價。徐悲鴻在上海的不愉快經歷，自然包括了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期間，因劉海粟好說大話，引發了徐悲鴻與徐志摩之間關於西方現代繪畫的爭論。

這一時間段的徐悲鴻在為夢想奔波，飽受挫折和失敗的滋味，而當時留洋的畫家，雖然年輕時豪氣干雲，但卻缺少韌性而被挫折擊倒比比皆是，比如孤寂內秀而多愁善感的林風眠。

但徐悲鴻不一樣，出身於社會下層的童年生活經歷，讓他從小有著悲天憫人的超凡情懷，曾希圖以一肩之力，擔起改變社會不公的責任，這也是他自號「東海貧俠」的原因，亦是其勞累過度、英年早逝的原因。徐悲鴻超出預常人的要強，蔣碧薇在其傳記中，曾不無揶揄地記述了他的許多懦弱品質。但這些懦弱只有她才真實地感受到，倒恰恰反映出了徐悲鴻個性上的要強。

徐悲鴻一直在堅持著，也因為他背起十字架獨自堅挺著，在社會變革高潮迭起、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除了上海優雅的上流社會追求筆情墨趣的閒情逸緻之外，才有了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通俗直觀的作品。

有大志、有能力、有韌勁，富有俠義氣的徐悲鴻，和那個喜歡讀俠義小說的蔣碧微的私奔，入情入理，更增添一份浪漫與俠義氣息，但此刻作為父親和丈夫的徐悲鴻將全部的心思投身於他的美術理想，也就成了蔣碧微口中的「徐悲鴻的心目中永遠只有他自己，我和他結婚二十年，從來不曾在他那兒，得到絲毫安慰和任何照顧。」

而張道藩呢，無微不至「將我倆之間的愛，看作世界上最純潔的事」 。

三、傷逝

《傷逝》中的子君從「我是我自己的，你們誰也沒有干涉的我權利」到只知道恭順地伺候涓生，自覺地扮演起封建式的賢妻良母的角色。她也不再去工作了，而是把自己關在小家庭里，「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涓生和子君，最終一「傷」一「逝」。更何況蔣碧微和徐悲鴻，也許蔣碧微太想要徐悲鴻成功了，她處處按照她的設想去要求，一旦不從，便大喊大叫，乃至以離婚要挾，所有和蔣碧微生活過的人，包括兒女，都說她脾氣很大，罵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鄉下人」。

但是幾年之後，蔣碧微還是遭遇了危機，「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認，他最近感情上有波動，他很喜歡一位在他看來是才華橫溢的女學生，她的名字叫做孫韻君」孫韻君，就是孫多慈。

孫多慈當年比蔣碧微小14歲，她出生於安徽世家，祖父做過晚清尚書，父親孫傳瑗是國學教授，她第一年報考中央大學文學院沒有考上，就在中大藝術系旁聽，次年以繪畫最高分被藝術系錄取，而當時的閱卷老師正是徐悲鴻。徐悲鴻還曾想撮合孫多慈和朋友，朋友一句「我覺得她是個沒有個性的人」道破了孫多慈的個性，孫多慈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這場尚未形成的師生戀中，兩人僅僅留下兩枚戒指，一枚題字「大慈」，一枚題字「大悲」——「慈」是孫多慈，「悲」是徐悲鴻，留下的還有蔣碧微在這場愛情里失了態的堅守：

她先是一把火燒光了孫多慈送的種在家門口的一百棵楓樹苗，接著到學校女生宿舍，告誡她離有愛人的徐悲鴻遠一點，並且給孫多慈的父母寫信，希望他們管教管教自己的女兒。然後給相關人員寫信，阻止孫多慈的出國。

兩人在心靈上愈走愈遠，隨之而來的，是在徐悲鴻夫婦的十幾年冷戰。十幾年裡，同徐悲鴻一起赴歐留學的張道藩，在回國後棄畫從政，官至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並蔣碧微上演著一段神秘而不可思議的戀愛史。只有徐悲鴻沉迷畫室，蒙在鼓裡，

此時的徐悲鴻忙於奔走和創作，《田橫五百士》、《九方皋》、《傒我後》、《愚公移山》等一系列有著強烈現實寓意與社會擔當的、易於理解、充滿激情，能夠鼓舞人心的藝術作品正是在這一時間段創作出來的。除此之外，他在法、比、德、意、蘇、印、新加坡舉辦展覽多次展覽，在各大博物館、大學中成立四處「中國近代美術展覽室」，宣傳了中國繪畫藝術。並將幾年來賣畫所得近10萬元美金全部捐出用於抗戰救災。

1943年徐悲鴻主持籌辦中國美術學院，認識了19歲的廖靜文。相識一年後，因長期過度疲勞，患嚴重的高血壓及慢性腎炎，在中央醫院治療7個月，作品銳減。

而就在同年的2月9日，《貴陽日報》上刊登了徐悲鴻的一則聲明：

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斷絕同居關係，已歷八年，中經親友調解，蔣女士堅持己見，破鏡已難重圓，此後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無干涉。茲恐社會未盡深知，特此聲明。

這則聲明是為一場訂婚儀式鋪墊的，3天後，徐悲鴻和廖靜文訂婚。

蔣碧微同樣又給廖家去了一封煞氣騰騰的信，指責廖靜文破壞了她的婚姻，並把這份啟事鑲在玻璃鏡框里，赫然放在客廳迎門的書架上，命名為「碧微座右銘」。

好在最後，兩人達成調解，與1945年12月31日簽字離婚，就此，糾纏二十多年的兩人，再無瓜葛。當時蔣碧微的條件是：100幅徐悲鴻的畫作，50幅徐悲鴻所藏古畫，100萬元現金，以及兩個子女每月各2萬元的生活費。

此時的徐悲鴻，大病未愈，廖靜文給了他晚年的歸宿和家庭的溫暖，徐悲鴻仍堅持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仍堅持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上簽名，主張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1951年抱病到山東導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體驗生活，為勞模、民工畫像，搜集反映新中國建設的素材。7月，患腦溢血，半身不遂。

1952年抱病卧床一年有餘，腦溢血病症尚未完全消除。

1953年抱病指導中央美術學院教學工作，為結業班的學生講課，為教員油畫和素描進修小組上課。為抗美援朝的志願軍畫《奔馬》。9月23日，擔任第二次文代會執行主席，腦溢血症複發。9月26日晨，逝世於北京醫院。周恩來總理前往弔唁。入葬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時年58歲。

而蔣碧微在1949年，拋下兒女跟隨張道藩去了台灣，公開同居，10年後，兩人分手，蔣碧微一個人生活了二十年，靠著變賣徐悲鴻的畫作度日，1978年在台北去世。

一傷，一逝。

四、天下有簡單事，而為愚人製成複雜

如果說有的人天生有一種豐腴的氣質，那麼徐悲鴻無疑是瘦的。瘦的人多會讓人好奇，比如莊子，他大概也是瘦的，孔子則不一定，比如許多優秀的哲學家、作家、藝術家都是瘦的，這和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有關。

瘦的原因之一在於生活的清苦。

徐悲鴻生於貧寒之家，母親魯氏是位淳樸的勞動婦女，父親徐達章是私塾先生，能詩文，善書法，自習繪畫，平日應邀作畫謀取薄利以貼補家用。

而迫於生計所需，年幼的徐悲鴻跟隨父親一邊學習作畫，一邊學習生活，四處輾轉，畫畫於這樣一個孩子而言，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可以借之謀生。徐悲鴻13歲隨父輾轉於鄉村鎮里，賣畫為生，接濟家用。17歲時，徐悲鴻獨自到當時商業最發達的上海賣畫謀生，並想藉機學習西方繪畫，但數月後卻因父親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留學期間，日子更是清苦，勒緊了褲腰帶過活。

瘦的原因之二在於思想上的獨立和堅持，比如他的畫作，褒之者視若宗師嚴父，貶之者則斥若外行學閥。1950年代，徐悲鴻的聲譽與影響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頂峰，1980年代以後，他一度又幾乎被當作反面教材。無論舉世而譽之，或舉世而非之，無論環境是認同還是寬容，都堅持自我。

徐悲鴻並不僅僅想做成功的畫家，他更想做到的是憑一己之力，復興真工實能、同情底層民眾的畫家畫，並造就一場新興的藝術運動，革除在他看來是無聊的一切形式主義的藝術遊戲，包括傳統文人畫的筆情墨趣。畫畫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意義在於社會責任的一種承擔，在於承擔社會責任之外，能夠稍稍安慰自己孤獨和寂寞的心靈。

太多時候，我們因為關注到愛情中的孰對孰錯而抹去了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抹去了他為了他心目中的那個理想社會所做的掙扎、努力，和奮鬥。

而關於愛情，這個東西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蔣碧微將愛情附麗在生活的細節之上，而徐悲鴻則將愛情揉入到自己的家國情懷之中。

對於蔣碧微而言，沒有了愛就沒有了生活，徐悲鴻關心的是國家大事、繪畫事業而不是她和他們的生活；對於徐悲鴻而言沒有了家國就沒有了生活，蔣碧微如何變得少了俠氣，越來越依賴到只剩下庸俗？

愛情這麼隱私的事情，我們怎麼能把自己帶入第一人稱去敘說呢？只能感受罷了，楊振寧、林徽因、齊白石同樣如此。

比如蔣碧微，她的卧室里始終擺放著他為她畫的畫像《琴課》。

比如徐悲鴻，在他去世前，也一直帶著她送給他的懷錶。

比如有人說徐悲鴻的畫只有兩個模特，男人是他自己，女人就是蔣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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