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於對中國文化的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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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新中國還是舊中國，有一個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處於進化過程中的中國人的心靈，這種心靈尚未失去它的文雅與冷靜，並且我也希望，永遠不要失去它。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紫雪齋按：多年來，一直計劃以《文化性死亡》為題寫一些東西，終覺題目太大。只能一點一點針對性的寫，本篇乃其中之星星一點兒。

他死於對中國文化的不「忠誠」！？

1930年春天，一位德國牧師病逝於圖賓根。人的生死本是正常的事情，但這個人的死經過心理學家榮格的描述則不同尋常。榮格認為他死於自身「西方與東方精神之間的抵觸」，也就是「意識與潛意識之間所做的衝突」。這裡的東方精神比較具體指向的則是中國文化，但令我至今困惑的是中國的心理工作者為什麼忽視了這個要命的精神抵觸問題，甚至有意無意曲解了某些重要資料。

這個人是誰呢？

他叫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生前曾大力傳播中國文化，為中國文化的西傳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衛禮賢就將《老子》、《莊子》、《列子》翻譯成德文出版，此後又將《易經》、《太乙金華宗旨》、《慧命經》翻譯成德文出版。晚年，著有代表作《中國心靈》《中國文明簡史》《中國的經濟心理》。其中對《易經》和《太乙金華宗旨》的翻譯和評述，使他名聲大振，並深刻的影響了心理學家榮格。

衛禮賢1895年畢業於圖賓根大學神學系，1897年成為普魯迪斯坦特教會副牧師，1899年進入中國，成為青島教會牧師，1920年回國。在中國連續生活了21年。1922年又被德國政府任命為駐北京公使館學術顧問，再度來華；1924年回國，後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主講中國學，並擔任中國研究所所長，主編《中國學術與藝術雜誌》 ，1930年3月病逝於圖賓根，享年57歲。

榮格發現衛禮賢存在精神抵觸並有生命危險的時期主要是他回到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直至病逝這段時期，時間跨度大概五年左右。轉折點大約為1925年，這一年的前後衛禮賢的行為舉止在榮格的眼中反差巨大。

被中國文化同化的牧師

與

被中國文化基因改變世界觀的心理學家

榮格與衛禮賢相識於上個世紀20世紀初，那段時期榮格正在興緻勃勃的研究《周易》，並將古老的卜筮方法應用到他的患者身上。正當他受困於「歐洲式潛意識強加於我的」問題時，衛禮賢翻譯的《周易》附帶評論出版，榮格馬上弄到一本，並與書中內容產生令他欣慰的共鳴。此後不久，二人終於在蘇黎世會面，「有機會大範圍討論」關於《周易》的問題，同時「也談了許多中國哲學和宗教問題。」榮格的自己記述到「他跟我的談話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難的問題都得以澄清」，「維爾海姆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基因，給我們帶來了一種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中國文化基因」。

然而，令人唏噓惋嘆的是傳播中國文化基因的人卻死於文化精神的衝突，接受這種文化基因改造的則獲得了重生。事實的確是衛禮賢把榮格從與弗洛伊德分裂後的抑鬱和孤獨中拯救了出來，並且賦予其創造的機會與力量。尤其是1928年榮格繪製出一幅名為「金色城堡」的曼陀羅並疑惑不解，「這幅畫畫完後，我問自己道『這畫怎麼中國畫味這樣重？』」

曼荼羅下寫的是「此畫作於1928年，畫的是一個防衛森嚴的金色城堡。此時，身居法蘭克福的理查德·威爾海姆給我寄來論述黃色古堡即長生不老之源的一篇三千年前的中文文章。」

此後不久，榮格便受到了衛禮賢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論述道教煉丹術的文章草稿，標題也是『金花的秘密』，他還要求我就此寫一篇評論文章。」這就是榮格與衛禮賢合著的《金花的秘密》（《太乙金華密旨》）的事件緣由，正是這次合作對於榮格整個分析心理學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慢慢意識到了一種共鳴，我終於可以與某件事和某個人建立起聯繫了。」榮格曾飽含深情的寫道：「衛禮賢的畢生工作對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為它大大地澄清和確證了我在努力緩解歐洲人的精神痛苦時所一直尋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許多東西。以清楚的語言從他的身上，聽見那些我曾隱約地從歐洲人的無意識中猜測到的東西，這對我是一次了不起的經驗。我確實覺得他極大的豐富了我，以致在我看來彷彿我從他那兒接受的東西，比從任何人那兒接受的都多。」

可是，正當榮格為緩解歐洲人精神痛苦而從中國文化基因獲得澄清和確證的時候，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衛禮賢卻因為精神危機帶來的痛苦壓力正走向生命的終點。

接下來，我們看看榮格眼中或者說心中衛禮賢的兩種形象。

人生何止如初見

初見時，衛禮賢便給榮格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

「我見到威廉·維爾海姆時，他不僅在寫作和說話上，連舉止看上去都完全像個中國人。東方的觀點和古代的中國文化，已經一步步地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

「與一般的牧師不同，(他)深深地被中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崇尚西方文明，對中國固有文化棄置不顧，但他卻潛心鑽研被中國人遺棄的儒教和道教，他如此地熱愛中國，以至於其寫字姿態和說話的方式以及外表風度完全像一個中國人。」

「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有一次竟對我說，『我沒給一個中國人洗禮，這真是太叫人欣慰了！』儘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卻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國思想的邏輯性和清晰性。用『影響』一詞描繪在他身上產生的結果是不太恰當的，可以說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

那麼，衛禮賢是怎樣被中國文化同化的呢？

按照榮格的描述「在中國時，他有幸拜見過一位老哲人，這位哲人因當時的革命運動被驅出內地。這位哲人名叫勞乃宣。」

勞乃宣何許人也？中國近代音韻學家。1902年至1903年2月，任浙江大學堂(浙江大學前身)總理(校長)。1911年，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重視教育，主張普及等韻字母之學，推行漢語簡字拼音，曾奏設簡字學堂於南京，並長期從事於古代數學研究。勞乃宣也重視圖書館建設，1914年，與德國弟子衛禮賢在山東尊孔文社內建立藏書樓，這是青島第一座圖書館。樓內廣收經、史、子、集、諸子之書，也收藏中外現代圖書，外文圖書以德文為多。

衛禮賢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便是讓他在歐洲名聲大震的譯作《周易》。而這個譯本以及精闢的評論正是在勞乃宣的親自指導下完成的。榮格對此有一段頗具精神性的評述「當翻譯完最後一頁，出版者的初樣出來後，這位年邁的勞乃宣大師卻去世了，彷彿他的著作業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將滅亡的中國的最後一個音訊傳到歐洲，而威廉確乎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弟子，他將老哲人的心愿實現了。」雖然「行將滅亡」是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榮格帶有自己情緒對中國文化的不準確見識，但那也不過是為了強化衛禮賢個體身份特徵而為之。他著力表達的衛禮賢的內心認知「這是維爾海姆自認為所全力投入的一種文化使命，他認識到，對於滿足我們靈魂的需求，東方可以說是一個寶貴的源泉」。

但衛禮賢回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之後，榮格卻看到了與「初見」時不同的變化。

逆方向的被動同化與始終如一的「傳教」目的

「不論是他在教學工作中，還是在給一般人開講座時，他看上去都能感覺出歐洲精神的壓力。基督教的觀點和思維模式開始穩步走向前台。我去聽了他講的幾次講座，結果這些講座跟傳統佈道別無二致。」

榮格曾試圖提醒衛禮賢注意威脅著他的危險，對他說「我親愛的威廉，請不要誤解我的話，不過我有種感覺，就是西方的東西正再次擁有你，你對你那次將東方介紹給西方的旅行變得越來越不忠誠了「

衛禮賢的回答是「我認為你說得對——這兒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強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麼辦？「

榮格認為「這種朝過去的轉變在我看來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險的。我將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覺得，作為同化結果，威廉內心裡一定發生著衝突。我想，由於這是一次被動的被同化，即是說，是一次對環境影響的屈服，因此會產生出相對而言即是潛意識衝突的危險，一種他身上西方和東方精神之間的抵觸。我假想，倘若那種基督教態度開始讓步於中國影響的話，那麼，逆轉方向之事現在很有可能正在發生：歐洲因素有可能再次佔東方因素上風。如果這樣變化過程發生時沒有一種強有力的、有意識的努力去加以詮釋，那麼，潛意識中的衝突就會嚴重影響其身體健康狀態。」

衛禮賢的精神抵觸危機狀態持續了幾年，到他去榮格家裡做客的時候身體已經垮了，而且變化急劇，每況愈下。後來聽說衛禮賢住進醫院，榮格曾去到醫院探望他，在榮格眼前他已經「是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衛禮賢告訴榮格他做的一些夢，在夢裡「他再次到荒蕪無盡的亞洲廣曠大草原那兒去了一趟——他離開的中國，他正尋找著中國留給他的問題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兒已被西方籠罩死了。直到現在他才意識到這一問題，但卻沒有能力找到答案了。」

事實上，正是在這段精神抵觸時期衛禮賢撰寫了《中國心靈》，他在書中寫道：「我更情願採取一種新方式在中國傳教。……對我來說，最好的辦法是讓自己過一種與基督精神相符的簡單生活，通過在學校和醫院的工作來影響別人，和他們一起生活、建立起親密關係，同時相信聖靈的力量。……所以我也許能夠走的更近，真正觸摸到中國人的本質。」

從這些相關的描述，應該說「精神抵觸」在衛禮賢的「意識」層面一直存在著，他的「傳教」目的始終如一。榮格先生認為他被中國文化征服了、同化了，顯然受到他自身對中國文化深度認同的影響，與基督教比起來，顯然誇大中國文化對衛禮賢的精神影響之深度。

但榮格提到了「忠誠」，這可以說才是正中衛禮賢的要害。中國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誠」與「信」，這一點衛禮賢不可能不了解。而中國文化的「誠」「信」要求是自我反省、「自得之」為主，《禮記·中庸》中寫道：「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詩經·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道德經》則講「道法自然」。而衛禮賢傾力翻譯的《周易·繫辭傳》中對「中孚」卦九二爻辭的發揮則是「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也就是說若你不能做「誠」與「信」，不但影響深遠，而且是「自遺其咎」而咎由自取。

綜上，可以說衛禮賢並沒有如榮格說言被動被西方因素同化，而是始終如一的「傳教」信念讓他從深入中國文化開始便有了精神危機。衛禮賢告訴榮格「什麼東西正強烈地攫住」他，那也不是榮格以為來自西方文化或基督教，而是來自中國文化的力量。若他的老師勞乃宣還活著，衛禮賢或許有機會擺脫這個「攫住」他的強大力量，可惜勞乃宣在《周易》翻譯完成後便壽終正寢。

中國人常常將誰被什麼「克」死了，衛禮賢是不是呢？

西方文化「克」中國文化

榮格對基督教態度與東方文化差異的認識，卻也很適合用來解釋衛禮賢晚年的境遇。榮格認為西方基督教所表現的更多是意識層面的對峙和緊張（表現在衛禮賢身上則是「傳教」與「被同化」的矛盾與衝突），東方則表現為對無意識的重視（五日三省吾身、自得、道法自然），重視無意識是東方人格保持均衡與完滿的重要基礎。在《金花的秘密》評論中榮格寫道：「中國哲學史表明，中國從來沒有遠離過核心的心靈因素（ cental ），因此沒有陷入單方面地過分發展過分自大的單一心理機能，也就保持住了自我。中國人對於生命體內部與生俱來的自我矛盾和兩極性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對立的兩方面永遠是彼此平衡的 — 這是高等文明的象徵。而片面性（ oneside-ness ）儘管它提供了動力，它仍然是末開化的標誌。如今在西方發端的反抗理智崇尚情感或者崇尚直覺的這個反響，我認為是文明發展的一個標誌，是意識對專橫的理智設定的過分狹窄之界限的突破。」 如同錢穆先生稱東方文化為內傾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傾文化。而榮認為「無意識」決定「意識」，從中國文化的相生相剋來講，「無意識」克「意識」吉；反之，則凶。

衛禮賢也許正因此而遭遇自身難以克服的精神危機，進而軀體化與他多年的舊病融合為一。

對此衛禮賢自己也是有著深刻認識的，只不過無法「切近己身」。他在《中國心靈》最後一章「東方和西方」的結尾如此寫道：「要把人性從時間和空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還需要做兩件事：深深地潛入人性的潛意識層次，直至從那個深度往上，所有充滿活力的、只能以一種神秘的統合的關照加以體驗的道路完全獲得自由。而這恰恰是東方的專利。另一方面，人性還需要對自主個人的最終的強化，直到其獲得能與外部界世界的全部壓力相匹敵的力量，而這卻是西方所長。「

這與榮格認為衛禮賢身上存在東西方精神抵觸的衝突是相呼應的，它們可以相剋相生，但必須是東方「克」西方，而不是相反。所以榮格晚年選擇了東方克西方的道家生活，而得以安然病逝於蘇黎世湖上的家中，享年86歲；衛禮賢則是從中國回到歐洲不到十年便舊病轉沉死在57歲的壯年。

當然，衛禮賢重情日益加深的那段時期，他也意識到「歐洲思想及相關的人類文化可預知的發展」之前景——「關於人類目前所走的道路，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認為：它正向一個滅絕孤芳自賞的和受地域限制的文化的時期邁進。……各種具有傳統傾向的基礎結構也已徹底崩潰了。……這裡面存有極大的危險。本土的、超獨立文明的物質毀滅將使整個人類化為烏有。在此過程中人類頂多只能求助於機器。我們確已到達危險的邊緣，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西方而是整個人類的沒落與滅亡。「

這也很像是衛禮賢對自己4年後就將因為深刻的精神危機而過早去世的預言。

在衛禮賢臨死前，榮格曾被一幅幻影強烈震撼：「在我床旁，立著一位身著一襲深藍外衣的中國人，雙手合十插在袖裡，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給我一個消息，我知道這很說明問題。」這說明什麼問題呢？榮格沒有直接說出來。但從榮格委婉的表述中，可以做出一些判斷：首先這是凶信，關於衛禮賢即將去世的消息；其次透露了衛禮賢的真正死因以及他夢中找尋的「中國留給他的問題的答案」；第三陰中包陽，凶中有吉，預示了榮格生命道路的轉折點，以及他晚年的選擇。

關於衛禮賢的內心衝突，尤其是「不忠誠」，榮格留下這樣一段話「威廉的問題大概也可被視為是意識和潛意識之間所做的衝突，這種衝突在他那裡以西方與東方之間的抵觸形式出現。……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時，威廉也沒坦率說出來。儘管我向他介紹心理學上的觀點時，他表現得極其感興趣，但是，他的興趣也只保持在我說起客觀事物，如一個念頭或是宗教心理學引起的一些問題時。他只到這時，他一切都很好。不過我一俟試圖去觸碰他內心衝突那一實際問題時，我馬上即能體會到他往後縮的感覺，一種將自己內心鎖住的感覺——因為這些事情正中要害。……那兒是一個命運，不允許任何人去干擾它」

距離衛禮賢去世，又有了八十多年的歷史過去了。距離榮格去世，也已經整整五十五個年頭了。今天的中國人正在大規模接受西方心理學林林總總的侵襲，在心理學領域以及很多領域西方文化外傾的特徵洶湧澎湃的「克」著內傾的、重視「無意識」的中國文化。這給中國人精神領域帶來的註定是凶多吉少、險象環生的境況。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多少精神疾病和心理問題是這種相剋造成的呢？而今天精神疾病和心理問題的診治判斷又有多少是捨本逐末的因治病而致病呢？有多少人會記得並在意衛禮賢的教訓和榮格的諄諄告誡呢？

衛禮賢在他去世前四年所著的《中國心靈》中寫道：

「我見識過舊中國，它的一切那時看來還將世世代代延續下去；我也目睹了它的崩潰，看著新生活的萌芽怎麼從廢墟中生長出來。但是，不管是在新中國還是舊中國，有一個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處於進化過程中的中國人的心靈，這種心靈尚未失去它的文雅與冷靜，並且我也希望，永遠不要失去它。」

「這個過程的開始雖很緩慢，但行動的巨輪卻越轉越快，這是復興的巨輪，它旋轉著，把舊的一切從一無所有中培植出來。但新事物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它的根仍然在過去，只有懂得闡釋進化之根的人，才能從過去中預測未來。」

參考文獻：

《中國心靈》（德·衛禮賢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98年1版）

《榮格自傳》（瑞士·榮格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05年1版）

《榮格手稿 紅書》（瑞士·榮格 中央編譯12年1版）

《周易集解纂疏》（清·李道平 中華書局94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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