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憑什麼能收稅呢？

我最近看白岩松的一檔節目，他在回憶他當年做東方時空的時候，中央台的領導人就教育他們這些主持人說，你們以後做節目的時候少說納稅人這三個字，不要讓老百姓意識到他是納稅人。納稅人這三個字中國人聽說大概還是通過美劇，在美劇裡面，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場面，當政府執法的時候和老百姓產生衝突，老百姓總是挺起胸脯說我是納稅人。納稅人這種說法在我們教育裡面不怎麼聽說，我們反而聽的比較多的是一些感恩的說法。比如說在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政府來救助，我們感謝某某某；我們翻身做主的時候，我們感謝某某某；我們發家致富的時候，我們感謝某某某，所以汪洋在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發言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以後要堅決破除人民發家致富是政府恩賜的說法。汪洋說了這句話之後，坊間一片嘩然，有人說人家只不過說出一種常識而已，有人說，這樣說是離間人民和政府的關係。究竟政府和納稅人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先給大家說一個故事。這是美國經濟政治學家奧爾森自己創作的一個思想實驗。在很久以前，人類生活在一片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有一些流寇靠打家劫舍為生，時間長後，老百姓就在村口放消息樹，流寇一來就推倒消息樹，大家就逃跑了。這時流寇首領發現，這種做法的成本收益不配比，每天要出差，還吃不飽飯，於是改變思路，找了一個山清水秀、山勢險峻的地方安營紮寨，從此流寇就變成了定寇，一個個定寇就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從此國防和外交就產生了。時間長後，老百姓發現，定寇一年不過來四次，收四次稅，我也不用東躲西藏了，所以老百姓就開始安居樂業。經過一段蜜月期之後，山上定寇來收稅時，難免有些兄弟手腳不幹凈，左手多牽了一隻雞，右手多牽了一隻鴨，定寇首領就想自己吃肉總不能讓下面人喝湯，於是對這類事就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山下老百姓的孩子長大後要找工作，發現去給山上定寇打工挺好，不但不事生產，而且還給解決醫療、住房、孩子教育問題。所以山下的老百姓就爭先恐後的到山上來做公務員，於是定寇團隊就越來越龐大，收的稅越來越多，老百姓覺得自己不能用手投票，就用腳投票了，聽說旁邊的什麼^^利亞、什麼^^拿大，好山好水好無聊啊，全家移民算了，時間一長，定寇管理的稅源就越來越少，這樣矛盾越來越尖銳，所以人類歷史上就周而復始不斷發生朝代更迭的事情。

從這個思想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和政府是什麼關係，以及國家是怎麼產生的。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國家和人民是契約的關係，老百姓提供的稅收以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那麼有哪些公共服務是老百姓不能做的？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三類：老百姓不得做、不能做、不願意做。先看不得做的事情：首推國防和外交，馬克思韋伯說過，政府是這個地球上唯一能合法享用暴力的機構，所以現在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容忍黑社會的存在，因為黑社會直接挑戰了政府的底線，這是老百姓不得做的；第二類是不能做，比如城市規劃，在哪裡建教堂、博物館、政府大樓，CBD應該在哪裡，什麼地方是富人區，什麼地方是窮人區。第三是不願意做的，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就是這種事情具有外部性。外部性按照中國人概念來講就是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所以外部性就是一個人的行為會對他人產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響，分為好的外部性和壞的外部性，比如教育，一個人如果接受了好的教育，就會傳給他的子女，從而形成家學淵源；再比如夜晚街旁的路燈私人是不會裝的，因為沒有投資回報，只能政府來做。壞的外部性，比如跳廣場舞的噪音會影響他人；環境污染就是壞的外部性，所以經濟學家庇古就提出庇古稅，這樣的才能平衡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的隔閡。這些都是政府做的事情，正因為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務，所以政府才有收稅權。如果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以後，老百姓不滿意，那麼老百姓就可以抗議了。

2015年的時候，我們知道台灣爆發了919的大水災，颱風來襲，台灣高雄市降了八百毫米的大暴雨，這時政府開始緊急救援，這時老百姓聽說，高雄市市長陳菊在老百姓遭受水災的時候正在市長官邸里睡覺，老百姓就開始質疑陳菊這些天幹什麼去了，陳菊的幕僚就召開記者招待會，說陳菊12點到1點在聽取救災的簡報，老百姓就問了那你1點到2點幹什麼去了，2點到3點幹什麼去了，3點到4點幹什麼去了，陳菊幕僚只能承認說陳菊3點到5點在官邸小憩，這個時候老百姓就不幹了，說我們在水生火熱中，而您老人家還在官邸睡覺，為此，高雄地檢署還準備以瀆職罪起訴陳菊。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擁有課稅權以後，就必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如果老百姓不滿意，就可以問責了。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發現，人民才是政府的衣食父母，而不是人民的幸福是由政府恩賜的。

01稅務師爺之更上層樓看稅收：政府憑什麼能收稅？[老闆師爺]—在線播放—優酷網，視頻高清在線觀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MTg2OTg0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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