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稍有權威就開始耀武揚威

04-22

蔣緯國，蔣介石次子，歷任國民黨裝甲兵部隊處長、戰車團團長、裝甲兵司令部參謀長、副司令、司令，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副校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對於軍事戰略研究頗有成果，被台灣軍方奉為「軍事戰略學家」。

本文為蔣緯國先生所記敘的一些所見所聞，雖多為軍界見聞，但其中暴露出的人性之醜陋，亘古未變。

民國三十一年，我坐隴海線的夜快車從潼關回新安，胡宗南將軍有事找我去研究。

我喜歡睡在上鋪，因為臭蟲都在下鋪，不過他們分配下鋪給我，我也就坐在下鋪。

火車還沒開時，進來了一位少將，我就站起來向他敬禮，我敬完禮還沒坐下，他就說：「上去。」

我心裡想：「我買在下鋪，你叫我上去，我還求之不得呢！」於是我就把上衣脫掉，掛在上鋪，這麼一掛，就露出我的配槍來——一把銀色的白朗寧，是我去部隊臨走時父親送給我的。

那位少將一看到我這把手槍便問我：「你這把手槍哪裡來的？」我說：「我家裡老人送給我的。」

他又問：「他也是軍人嗎？」我說：「是。」他說：「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說：「行。」便把手槍拿出來，退下子彈後交給他。

他看了以後很喜歡，說：「我跟你換一把怎麼樣？」他的手槍也是白朗寧，不過已經生鏽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彈再裝回彈夾，把彈夾也給他，並且說：「對不起，我只有這一個彈夾。」他說：「好了。」意思好像是你還羅嗦什麼，然後他就把他的手槍放在我的槍套裡面。

第二天一早火車到了西安，胡宗南將軍派熊副官來接我，這位少將也認識熊副官，見了他便恭敬地問：「你來接誰？」

熊副官說：「我來接蔣上尉。」說來好笑，這位少將跟我換槍時也沒問我的名字，他又問：「在哪一車？」熊副官說：「就在你後面。」

後來這位少將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有人來報告：「外面有一個少將跪在門口不肯走，要求見上尉。」我就趕快出去把他扶起來，他把槍還給我，我也把槍還給他，並且請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說：「這件事情沒有什麼，這把槍任憑誰見了都會喜歡，將軍如果喜歡的話就帶回去用好了，沒關係。」他說：「那不行，以後見了老太爺怎麼說。」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從西安回到潼關時發生的。白天火車很擠，雖然是對號快車，但是過道上都坐滿了人，很多人帶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頭。火車開車後，我看到一個上校自彼處擠過來往前走，沒多久又看到他從前方擠回來。

第二次經過我的座位旁邊時，我就站起來問他：「上校，你是要找人還是要找位子？」他說：「找位子啊。」我就說：「請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生氣地問我：「剛才我過來時你看見了沒有？」我說：「我看見了。」他說：「你剛才為什麼不讓？」

我說：「上校，剛才你是從我背後過來的，等到我看見你時你已經走過去了，我以為你在找人，及現在看你又擠回來了，所以我特別問一問。」

沒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過來，說：「你羅嗦什麼！」意思是你還不讓位。其實我已經站在旁邊，我說：「你請坐。」說完就到廁所里坐在馬桶上。

後來列車長來查票，車廂里有認識我的人就跟列車長說：「那位上校剛才打了蔣緯國。」列車長就問：「那蔣緯國呢？」那個人說：「他現在坐在廁所里，他的位子給了那個上校。」

列車長就跟那位上校說：「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沒有票，列車長一方面要他補票（那時候能叫軍人補票已經算是進步了），同時告訴他剛才那個上尉是蔣緯國。

他聽了以後，等補完票就跑到廁所門口「嘣」的一聲跪了下來，並且再三地道歉。這一來反而把我嚇壞了，我挨揍時並沒有被嚇，反而覺得很正常，但是看見了一個上校跪在我一個上尉面前，我可受驚了，就趕快把他扶起來。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諒他，說他家裡還有老娘在，好像我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槍斃似的。我把他扶起來後請他回到座位上，我還是坐廁所里，他堅持要我回到座位，說廁所里臭，那時候的廁所當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覺得了。

從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國的軍隊是怎麼樣的一批人組成的，要帶著這麼一批人去打仗，還要面對如此精銳的日軍，還要打勝仗，實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們在德國的武官換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謂「十三太保」之一。武漢失守後，湖南省主席張治中下令燒長沙，他明知不對，卻又不講。因為中央要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不能把一個完整的城交給日本，但是燒城應該由里往外燒，他反而從四個城門開始燒，人民還沒撤走，把老百姓燒死在裡面，所以他被依軍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斃。當時他是長沙警備司令，階級是少將）。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槍，要跟我換，他給我的一把手槍是二五的，連栓都拉不開，完全銹死，這麼一把手槍，他還好意思自己佩戴，還要跟我交換。

軍人的槍是第二生命，哪能讓槍銹得連拉都拉不開。我對中國軍人實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誰，竟然敢這樣占我便宜，我就懷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階級壓人家之外，還能做什麼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掛的手槍銹得不能用，還不覺得是恥辱，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即使他對我有禮貌，也只是封建的觀念而已。

我們的國家制度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評，官員的辦事能力的確欠缺，辦事態度也的確不好，但是這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錯，也不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錯，這是傳統養成的習慣，這種習慣存留在民間也存留在政府內，不論是誰，稍稍有權威後就開始耀武揚威了。

有一次大家為此話題辯論，我認為實在不值得如此爭論，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認現實，努力糾正。

例如一個小小的二等兵，當他奉派去當橋頭盤查哨時，自認有了權威，執行任務時就對老百姓大聲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禮貌的行為；共　黨看準這一弱點，便對老百姓態度親切，老百姓自然傾向他們。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學校大操場上，落雪剛停，有一個同班同學，硬逼我從他褲襠下鑽過去，結果我鑽過去了。那個學生在我們班上年齡是最大的，個子也是最高的，因為他已經第三次留級了，他當眾罵我是「繼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時候我們在第二、三堂之間有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其他各堂間則是十分鐘。一個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納三十位左右的學生，就在同一天，我們合併三個班級在一個大教室上課，那個大教室可以容納八十個人。

在第二堂下課時，那個大個子就在講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總是過一段時間要找個機會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場羞辱過我，現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說：「你明知我扳不過你，你的個兒這麼大。」

他說：「給你一個機會你還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曉得我練過工夫，尤其兩個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裡邊一緊一按，他馬上就曉得我有多大的勁，不過我還是讓他扳過去了。

後來他就當著所有同學的面說：「你們不要以為蔣建鎬扳不過我，其實全校沒有人扳得過他，剛才我要他鑽褲襠，實在是我的不對，我當著大家向蔣建鎬道歉，以後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實在是一個功夫最好的人。」

從此這個人也不做混混了，書也念得不錯，跟我們一起畢業，後來他考進上海海關，做了關務員。

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錯，不過我們畢業後就沒有來往了。

民國四十二年，我的先室過世，父親就送我到美國陸軍指參學院正規班念書。那時候從中國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訓班，我則進正規班。念了一年後，民國四十三年我回到台灣，與母親（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車，他借了一輛很漂亮的七人座車給我，平常他自己都捨不得用。有一個星期天，我一個人也覺得無聊，便帶了一本書及筆記本到淡水海灘上做一些思維的工作。

情報學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報學校大門口後，衛兵不讓我進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駕駛就下去跟衛兵說：「那是蔣緯國將軍。」

衛兵大概念過幾天書，他就跟我的駕駛說：「你告訴他，這是蔣經國將軍辦的，叫他別開玩笑。」就是不讓我進去。

後來衛兵排排長出來了，他問清楚情形後就罵那個衛兵：「蔣緯國將軍就是蔣緯國將軍。」那個衛兵說：「對不起，我以為他開玩笑的，我跟他說這是蔣經國將軍辦的。」

民國四十四年，有一天我從台北到台中，路過銅鑼山，那時候的縱貫道上常常會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橋，公路上路肩雖然很寬，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間一段，兩輛車要會車時，外面的輪子就會落在路肩上，而過橋時則只能有一輛車通過。

我們的車到銅鑼山時，前面有一輛彈藥車，上面坐了一大群軍眷，男女皆有，看他們很興奮的樣子，可能是到某處參加晚會後要會營房。

那天我還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車子，說也奇怪，我在台灣從不戴槍出門的，那天臨走時，因為是晚上從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駕駛說：「咱們今天把槍帶著吧。」

於是我們各帶了一支卡賓槍和一把四五手槍，我身上帶著四五手槍，又在后座擺著一支卡賓槍。

當我們的車子要過橋之前，聽到彈藥車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後來他們開得愈來愈慢，也不讓我們過去。到了有涵洞的橋上頭，他們就停在那裡，我們就過不去了。

我們在距離他們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然後就看到前面跳下兩個大男人來，我聽到他們說：「肥的！」原來他們看到我們的車子很漂亮，想搶我們。

我就跟我的駕駛說：「開遠光燈照著他們。」說完後，我就從後面右手門下來，他從前面左手門下來，他拿著槍，我也拿著槍。因為車子開遠光燈，所以對面的人看不見我們。

對方起先有兩個人跳下來，後來又跳下四個人，都是男的。我帶槍時一定先上子彈，但不是為了要警告對面的人，我就喊我駕駛的名字：「徐宏，上子彈！」他拿著卡賓槍，我拿著四五手槍「啪嗒」一聲上膛，犧牲了一顆子彈。

他們聽到我們拉槍後說：「小心，他們有槍。」我們兩人就繞到遠光燈的前面，其實我們車子上已經沒有人了，我故意往後指揮，說：「你們在後面看著，我們朝前面走！」讓他們以為車上還有很多人。說完我們兩人就前進，並對他們說：「不準動！」

因為我們的燈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駕駛拿著卡賓槍，等於是一支小衝鋒槍，他們也不敢亂動，我就拿著四五手槍繞到那輛彈藥車的駕駛座旁邊，一伸手就把駕駛的識別符號摘下來。

我說：「你回去後老老實實地向你自己的部隊長報告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我不提出報告，這個識別符號我會還給你師長的，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那位師長是周中峰，後來還當過軍團司令、國安局局長，可是他帶部隊實在不行，他的部隊的紀律由此可見一斑。

民國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陽街，我自己開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車，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輛「國防部」的交通車把我的吉普車逼到人行道上，我聽到、也看到一個中校階級的軍官對駕駛說：「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駕駛下來揍我，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結果駕駛就跳下來跑到我的吉普車旁邊，伸手進來，想要揍我。他把手伸進來後，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彎身，把他的手一疊，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邊。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識別符號摘下來了。我說：「我不會怪你的，是那個中校指示你的，你向總務處處長報告，我會把識別符號還給總務處處長。」那時候的總務處處長是王雨農。

這點點滴滴加起來，賬都算在「中國國民黨」身上，也難怪民進黨有那麼多機會指責國民黨，實在是有些人做得太過分了，予人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