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宗教還是發展宗教？——細讀宗教政策白皮書

首發公眾號： 天涯何處是神州

2018年4月3日發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這是1997年《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發表21年後我國政府再次發表宗教政策白皮書，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白皮書顯示，中國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2億人，宗教教職人員38萬餘人。其中，佛教教職人員約22.2萬人，道教教職人員4萬餘人。10個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總人口2000多萬人，伊斯蘭教教職人員5.7萬餘人。天主教信徒約600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0.8萬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5.7萬人。依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14.4萬處。佛教寺院約3.35萬座，其中漢傳佛教2.8萬餘座，藏傳佛教3800餘座，南傳佛教1700餘座。道教宮觀9000餘座。伊斯蘭教清真寺3.5萬餘處。天主教教區98個，教堂和活動堂點6000餘處。基督教教堂和聚會點約6萬處。

回到1997年，那時的白皮書的數據是：各種宗教信徒1億多人，宗教活動場所8.5萬餘處，在中國約30萬宗教教職人員中，有佛教出家僧尼約20萬人、道教乾道和坤道2.5萬餘人、伊斯蘭伊瑪目和阿訇4萬餘人、天主教教職人員4000人、基督教教牧傳道人員1.8萬餘人。有佛教寺院1.3萬餘座，道教宮觀1500餘座，清真寺3萬餘座，天主教堂、會所4600餘座，基督教(新教)教堂1.2萬餘座，簡易活動場所(聚會點)2.5萬餘處。

從這些數據看起來，佛教教職人員人數增加了約2萬（10%），道教增加了1.5萬（60%），伊斯蘭教增加了1.7萬（40%），天主教增加0.4萬（100%），基督教增加近4萬（220%），可見基督教神職人員增加最多幅度最大；宗教場所佛教增加2萬座（150%），道教增加0.75萬座（500%），伊斯蘭教增加0.5萬處（16%），天主教堂增加1400座（30%），基督教教堂和聚會點增加2.3萬處（62%），基督教教堂的數量增加仍居首位。

1997年的數據顯示，佛教教職人員在每個寺廟裡大約有15個，道教16個，伊斯蘭教1.3個，天主教0.86個，基督教0.48個；而到了2018年，變成了佛教6.6個，道教4.4個，伊斯蘭教1.6個，天主教1.3個，基督教0.95個。看起來似乎是佛道教職人員的密度下降，其他宗教都在上升。如果佛教道教原來的宗教場所的教職人員密度不變，那隻能說明新建的這些宗教場所里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教職人員，佛道商業化的嚴重程度可見一斑。其他宗教教職人員密度上升，如果數據可靠的話，說明原來需要留在宗教場所主持宗教儀式的教職人員足夠了，多餘的人可以進行傳教活動，可見其傳教力量有所增強。

原國家宗教局副局長陳宗榮在2014年發表《對宗教工作中六對矛盾認識的新思考》中指出：

從黨和政府的角度，過去認為信教的人越少越好，甚至希望宗教儘早消亡。現在，我們雖然一般不再簡單以信教人數多少評判宗教工作的好壞，但在不少黨政幹部的潛意識裡，仍然有多與少的顧慮和忌懼，在統計宗教信仰者人數時往往人為地壓縮數字。對於黨和政府來說，多與少的問題實際上是正常與非正常的問題。宗教是一種客觀存在，信教群眾也是黨的執政基礎，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群眾有信仰宗教的需求，黨和政府就應該尊重和保護，這是黨的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我們評判宗教工作不能以信教人數多少作為標準，而是要看信教人數的增長是不是正常，宗教活動是不是有序，宗教關係是否和睦，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是否愛國守法，宗教是不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等。最近，中央對考核幹部的指標作出了重大調整，不再簡單以經濟的量的增長「論英雄」，而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各個方面統籌評價一個幹部的政績。如果我們還以傳統的觀念單純以信教人數多少來評判宗教工作，就會陷入難以自拔的怪圈，必然會扭曲我們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模糊我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目標，這樣不但無助於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而且還會損害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

從各宗教這20多年的發展來看，宗教管理部門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為名放任宗教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把宗教發展和宗教教職人員、宗教場所數量增加當作政績，似乎宗教發展了、信教公民增加了就能說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他們似乎忘記了馬克思指出的「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論斷。

國家堅持宗教信仰自由，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所以信教人數多少不應該成為考核宗教事務部門的依據。但對於黨和國家來說，信教人數增加，無神論的人數減少，並不符合黨的指導思想。政府沒有發展宗教的責任和義務，信教人數越來越多、比例越來越高與我國的國家性質和發展方向相違背。目前存在的「有神論有人講、無神論無人講」、「有神論有錢、無神論無錢」的現象，就是因為沒有人對此負責。這是黨委和政府尤其是思想宣傳文化教育部門的主要領導應該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員田心銘在《無神論和宗教研究中的十個關係問題》中指出：

宗教影響的擴大，不是宗教工作的政績，而是思想宣傳、意識形態工作中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宗教的長期性不是永恆性。宗教必將消亡也是宗教長期性的題中應有之義。離開宗教終將消亡去講宗教的長期性，就把宗教永恆化了，是對宗教長期性的片面解讀。以宗教的長期性為理由反對無神論的研究宣傳教育，實際上是把宗教當成了永恆存在的社會現象，否定在思想領域堅持唯物論和無神論、反對唯心論和有神論的必要性，否定這項重要的意識形態工作，替宗教有神論侵蝕不信教群眾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創造條件。

有些教徒以「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這句話來嘲諷無神論者，其實是把這裡的信仰與宗教信仰等同。實際上，這裡的信仰指的是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質區別。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信仰，是建立在規律基礎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問「為什麼可信」，而是「信」；科學學說不是問「信什麼」，而是要問「為什麼可信」。對於虔誠的教徒來說，自己信仰的宗教是不能批評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批判世界，而且提倡自我批評。一個鄭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一個有自我批評勇氣，有改正錯誤勇氣的政黨。

中國人民的信仰是人定勝天，是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這樣的一種精神，不要以為 「有神」 和 「無神」 才是信仰。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神明意味著要靠我們自己，我們不需要跪著祈求神明的幫助。洪水來了，禹帶領著百姓去治理；天上有十個太陽，後裔就射下來九個；太行和王屋擋住了道路，我們窮盡子孫也要把這兩座山挖走。

回過頭來說，十八大以來宗教發展的勢頭是有所放緩的。根據2009年人民日報《經典中國?輝煌60年——宗教和諧篇》的數據，「截至2008年底，中國有各種宗教信徒1億多人，信教人數呈平穩增長態勢。宗教活動場所共約13萬處，比1997年增加約5萬所。宗教教職人員約36萬人，比1997年增加6萬人。」而這9年來宗教活動場所只增加了1.4萬處，宗教教職人員只增加了2萬餘人，比1997年到2009年這12年里的增速明顯放緩。十九大報告要求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希望宗教管理部門能夠以十九大精神為指導，引導廣大群眾以憲法第二十四條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信仰，擺脫宗教迷信的束縛，遏制信教公民和宗教場所數量日益增長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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