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戰爭】為蘇維埃愛沙尼亞而戰: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瓦加諾夫

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瓦加諾夫,1919年12月9日出生於愛沙尼亞佩喬雷。1940年3月,瓦加諾夫應徵入伍,加入愛沙尼亞國防軍,在塔爾圖獨立步兵第2營第2連服役。1940年9月隨愛沙尼亞國防軍集體轉入蘇聯紅軍,進入紅軍愛沙尼亞第22地方軍第182步兵師服役。1940年11月,瓦加諾夫進入塔林步兵學校,於1941年12月12日畢業,授予少尉軍銜。爾後在該校任迫擊炮排長,承擔教學工作,並進入莫斯科步兵學校接受為期3個月的培訓。1942年初畢業後進入紅軍愛沙尼亞步兵第8軍第7師第300團第1營迫擊炮連任連長。隨第8軍參加了大盧基、解放愛沙尼亞和庫爾蘭戰役。瓦加諾夫在戰爭中曾兩次負傷,因表現出色榮獲過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和衛國戰爭戰勝德國獎章。

戰爭結束之後,瓦加諾夫退役並進入內務部塔林刑事調查局擔任警官。因工作出色榮獲1枚紅星勳章和2枚「保衛公共秩序優異服務獎章」。2008年10月4日,瓦加諾夫逝世,葬於塔林。

(本文摘譯自原作者對瓦加諾夫的訪談)

I·韋爾希寧(採訪者,以下簡稱「問」):可否談談您的戰前歲月,您在哪兒出生,又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N·瓦加諾夫(以下簡稱「答」):在戰爭爆發前,或者說在入伍之前,因為我在戰前就入伍了,我和父母生活在普斯科夫區的普喬雷—當時屬於愛沙尼亞。1919年12月9日出生在馬洛日瓦村。這片土地以前屬於沙俄,但在1920年根據蘇俄和愛沙尼亞簽訂的《塔爾圖合約》,將佩喬雷地區割讓給了愛沙尼亞。我們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裡,可以說是這裡的土著居民了。衛國戰爭結束之後,佩喬雷地區又被劃給了蘇維埃俄羅斯聯邦的普斯科夫州,到現在愛沙尼亞又開始索要這片領土。可是誰會把它還給愛沙尼亞?傻瓜才這麼干呢。我們家當時在佩喬雷有一小塊土地,平時以務農和捕魚為生。我長大了一點之後就去愛沙尼亞六年制學校上學,說是上學,其實也就是冬天去學校讀書,夏天我們得放牛或者打工,每天都是干不完的活。另外我在小學還接受了東正教洗禮。

戰爭爆發前我的日子過得很充實,每天不是放牛就是干農活,要麼去礦上挖煤。在塔爾圖附近有煤礦,我們一般是5月開始下礦,一直干到7月份,塔爾圖附近的發電站就是燒我們挖出來的煤。等到了冬天,我就和爸爸去普斯科夫湖捕魚然後去賣了換錢。那個時候我們是夜裡劃著小船穿著雨衣去捕魚,帶著麵包和牛奶充饑,有時候撈上來的魚直接就煮魚湯。我們一般在普斯科夫湖、納爾瓦湖上捕魚,有時候還去盧加河。

問:您的家人和同鄉當時過得怎麼樣?有沒有因為民族問題受到一些困擾?

答:過得怎麼樣!怎麼說呢,就跟今日的愛沙尼亞差不多吧。同等工種,俄羅斯族的工資只有愛沙尼亞族的80%。要是說當時過得怎麼樣—不客氣的說,不怎麼樣!當然了,要是單身漢的話,還能勉強糊口。但要說農民養一家子的話,那不太可能。就拿我們家來說,我父親有十個孩子,兩個孩子因為饑荒夭折。我們小的時候,生活很艱難,那真的是在飢餓線上掙扎。為了一家人糊口,我爸爸要四處舉債,還得拆了東牆補西牆,從這個銀行借錢換那家的債。但不管怎麼說,日子還勉強維持下去,等到家裡的孩子長大了就鬆快點了。我的哥哥伊萬曾經去維爾揚迪,販賣衣服和牲口,還能補貼家用。我也在佩喬雷給人放牧或者打工掙點錢。不過主要的收入來源還是下煤礦挖煤。

問:你當時打工一般能掙多少呢?

答:比如說在莊園里給別人收莊稼,干12—15個小時能掙4個克朗(愛沙尼亞貨幣單位),你說這值多少錢?幾乎等於沒有,當時吃頓飯起碼要14克朗,而且還有日常開銷。挖煤的話一天8—10克朗,而且愛沙尼亞人的工資比我們高。所以當時為了糊口,我們好多人都改了個愛沙尼亞名字。我爸爸當時就說「怎麼都是挖煤,愛沙尼亞人和俄羅斯人待遇還不一樣呢?」到今天愛沙尼亞也還這樣。

問:你是怎麼進入愛沙尼亞軍隊服役的呢?當時在哪兒當兵,又有什麼事?

答:1940年3月,我應徵入伍,在塔爾圖一個獨立步兵營的第2連當兵。我入伍之後沒幾個月,愛沙尼亞就被併入蘇聯了。

問:那你作為一個俄羅斯人,愛沙尼亞軍官是怎麼對待你的?

答:實際上我們基本看不見愛沙尼亞軍官。比如說我們的上尉連長,我一個月也就能見上兩三次。負責日常管理的是軍士,也就是長期服役的老兵、士官和排長。排長都是塔林軍校的畢業生,他們主要負責日常訓練。他們怎麼對待我們?我們那個排大約有50個人,不過沒有既沒有純粹俄羅斯人組成的班,也沒有純粹愛沙尼亞人組成的排,都是混編,大約有一半到三分之一士兵是俄羅斯族。不過俄羅斯族要是想長期服役的話,那必須得懂愛沙尼亞語才行,還得改愛沙尼亞式的名字。用俄羅斯名字在軍隊里不要想當士官,那軍官就更別想了。比如說我有個戰友姓維塔利,他後來改了個愛沙尼亞姓,叫約埃薩爾,後來他還跟我們一起去塔林步兵學校上學,共同在愛沙尼亞第8軍戰鬥,戰爭結束以後去公安機關工作。至於說軍官,他們基本不負責日常管理,每個月領了薪水就去俱樂部混日子。

(圖註:愛沙尼亞國防軍)

問:愛沙尼亞國防軍的武器怎麼樣?當然,指的是你服役期間。

答:裝備的大多數都是比較陳舊的步槍,德國造、俄國造和日本造,大炮是英國的……總的來說大多數都挺落後的,基本和舊沙俄軍隊一樣。

問:你還記得1940年夏天愛沙尼亞政權更迭的事情嗎,當時你就在軍隊服役。

答:現在愛沙尼亞都在說那叫佔領,但我其實不這麼看。我當時就在愛沙尼亞國防軍服役,可怎麼叫佔領?那應該有戰鬥,有慘烈的抵抗,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迎接紅軍的是鮮花。我當時是國防軍士兵,可上級根本沒有給我們下發子彈、手榴彈,步槍當然是有的,但也沒讓我們跳進戰壕和紅軍開戰。當時都是用政治手段解決的。為什麼愛沙尼亞國防軍總司令,前沙俄軍隊上校萊多納沒有下令抵抗?為什麼帕茨總統沒下令抵抗?當時愛沙尼亞軍隊在佩喬雷—沃魯方向有2個師,3萬多人,要打完全可以打。所以怎麼叫佔領呢?從法律意義上說,所有法令都是帕茨總統簽署的,當然了,對於夾縫中的小國,比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來說,它們也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選邊站隊,命運由這個或者那個大國決定。比如說,瑞典佔領了愛沙尼亞300年,他們怎麼不朝那些惡魔開槍呢?愛沙尼亞人怎麼拆了蘇聯士兵的銅像,不拆瑞典人留下的城堡呢?

(圖註:歡迎蘇聯紅軍的愛沙尼亞民眾)

比如說,現在都把1940年以前的愛沙尼亞當做民主國家的典範。我當時身在其中,可感覺不到什麼民主。作為歷史的參與者,我還記得當時的事情。今天愛沙尼亞總說帕茨時期是真正的民主,我不知道民主在哪兒,某種程度上說更像法西斯。我給你舉幾個例子,比如說1923年,根據愛沙尼亞和蘇俄達成的協議,愛沙尼亞釋放了一批共產主義者,可等這批人被送到距離普斯科夫不遠的伊茲伯斯克的時候,愛沙尼亞警察毫無理由地朝這些人開槍,其中25人只有2個人活著越過了邊境。可這就是我記得的歷史。1938年以前,許多愛沙尼亞共產黨員被捕,並且在未經審批的情況下被處決。1938年5月,愛沙尼亞才部分解除了對共產黨組織的禁令。到1940年,數以萬計的愛沙尼亞人民走上街頭公開抗議,帕茨總統迫於壓力才釋放了部分被捕的愛沙尼亞共產黨員。這就是所謂的民主。所以我一直說,德國入侵時期才叫佔領,蘇聯時期不叫佔領。因為相關的法律都是總統簽署的,總統簽署命令讓愛沙尼亞國防軍併入蘇聯紅軍。

當然,我並不會為流放愛沙尼亞人的行為辯護。應該流放的是支持匪幫的人,而不是知識分子。我也知道,蘇聯軍隊遣散了一批前愛沙尼亞國防軍軍官,並且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

問:那麼在1940年年底,您怎麼進入塔林軍校的呢?

答:都是順其自然的事情。1940年秋天也就是9月,愛沙尼亞國防軍併入蘇聯紅軍,改編為愛沙尼亞第22地方軍。該軍下轄2個師,第182師和第180師。我所在的團和第182師師部都駐紮在埃爾瓦。當時上級問我是否願意去塔林步兵學校上學,那是在1940年11月,我就同意了。塔林步兵學校的學制是3年,另外學校還開設了基層政治指導員課程 ,課程時間是6個月。當時我們軍校生的津貼和士兵一樣,1個月40盧布。而政治指導員學員主要從愛沙尼亞平民招收,津貼是600盧布。600盧布那可是一大筆錢!過了兩三個月,我先是被任命為副排長,然後是排長,津貼漲到了65盧布。軍校訓練的規章條令都是蘇聯紅軍的,教學也是用俄語,管理體制和以前都一樣。軍校分成兩個營,第一營主要招收愛沙尼亞居民,政治指導員班招收的主要也是愛沙尼亞居民。不過當時的學員們不分民族全都一視同仁,不管你是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猶太人、白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只要是愛沙尼亞居民就可以。第二營則主要招收愛沙尼亞士兵以及紅軍士兵。在戰爭爆發前兩三周,兩個營開始混編,我在軍校第2營第6連服役。 I第2營當時有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甚至還有猶太人。為什麼這麼做呢?可能是斯大林當時正在進行戰爭準備,但可能不是很信任愛沙尼亞人,所以要保證俄羅斯人和愛沙尼亞人混編。我們就這樣迎來了戰爭。

(圖註:蘇聯紅軍愛沙尼亞第22地方軍,仍然穿著愛沙尼亞國防軍的軍服和鋼盔,但軍銜標誌等都換成了紅軍式樣)

問:能談談塔林軍校的教職人員嘛?

答:在混編以前,第1營指揮人員里有愛沙尼亞人,第2營則主要是俄羅斯人。當時我所在的連連長是愛沙尼亞人,排長也是,懂5國語言,衛國戰爭的時候他在第8軍當團長。

問:那戰爭爆發的時候是怎麼樣呢?

答:戰爭爆發當天,1941年6月22日是星期天,我記得那天天氣很好。那天軍校組織參加體育比賽,和我們一起比賽的還有其他部隊的官兵,飛行員、炮兵和步兵。我們的作息時間是平常7點起床,周末8點起床,不過由於當天有比賽,所以起床比較早,7點就到了體育場。我那天的比賽項目是1500米跑,但上級突然就終止了比賽,組織全體官兵列隊,然後就宣布了戰爭爆發的消息。當時在場的領導有校長、政委,分管訓練的副校長和一個少將軍銜的愛沙尼亞副校長。戰爭爆發之後軍校就組織了兩個指揮部,校本部和野戰參謀部。軍校學員進入塔林組織防禦陣地,我們負責構築派爾努公路方向的工事。每天有大約三四十名動員起來的平民和學員一起幹活。我們的工作包括布設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挖掘戰壕和防坦克壕,構築掩體、觀察哨以及雜七雜八的活。因為是老兵,所以我還要教那些平民怎麼挖戰壕和防空壕,怎麼構築觀察哨。大概過了兩個禮拜,塔林市內的氣氛已經非常緊張,當地公安機關難以維持局面穩定。我們這些軍校學員就被調走,和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一起上街巡邏,維持市面治安。在那段時間塔林的局面稍有好轉。塔林當時宣布宵禁和燈火管制,軍校學員還要負責保衛火車站、郵局、水塔等重點目標,一直持續到41年8月10日。

後來上級下達了命令,把塔林軍校的學員疏散到後方繼續訓練。我們做了好長時間的火車,差不多一個月吧,最後到了阿爾泰地區的斯拉夫哥羅德,你要看看地圖就知道了,我們轉移的路線超過4000公里。

(圖註:反映戰爭初期塔林撤退的油畫,蘇聯通過海路和陸路疏散了大批軍民,其中許多人成為後來組建愛沙尼亞第8軍的骨幹)

問:說說路上的情況,我知道你們當時經過了納爾瓦,差點就趕上了德軍轟炸。

答:其實德軍在我們到之前就轟炸了納爾瓦,整個城市幾乎一片火海,火車站更是重點轟炸目標,不過我們在納爾瓦停留的時間不長。軍列經過約赫維的時候還遭到了森林裡匪徒的襲擊。當時列車上也有武器,所以在遭到襲擊的時候,軍列停了下來,學員們都領到了槍支、子彈和手榴彈下車戰鬥。不過等我們下了車,那些土匪也都跑了。

接下來我們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千里迢迢地抵達了阿爾泰地區,我記得那裡是亞羅沃耶湖,周圍是一大片草原。我們這一路都沒有條件洗澡,在這裡終於可以一洗征塵了。在路上我們都是和向前線開進的部隊相向而行,他們是去前線,而我們是去後方。到了亞羅沃耶湖,我們終於可以脫掉衣服在湖裡痛快的洗澡了,恰好這是個鹹水湖,淹不死人。等到了斯拉夫哥羅德,我們發現這裡的所謂軍校其實就是一頂頂帳篷,白天氣溫超過20度,晚上就只有幾度。軍校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課程,不過很快我們就奉命轉移到了秋明。1941年12月12日,我終於從軍校畢業,被授予了少尉軍銜。

問:那麼畢業之後呢,您就直接上前線了?

答:不,我並沒有直接上前線。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還在秋明繼續學業的時候,校長多羅費耶夫上校被調到了前線,接替他的是布拉諾夫上校,但新校長就任的時候我們恰好就畢業了。有大約二三十畢業生被挑選出來,具體標準我不清楚,但應該是挑選優秀畢業生,這些人被任命為教導排排長,分別前往塔林軍校和秋明第1和第2步兵學校任職,另外還有些畢業生則被派往前線。有一點要說明,當時秋明有很多疏散過來的軍校,這座城市乾脆就成了兵營。塔林軍校、秋明第1步校、第2步校、通訊兵軍校等等。而我在畢業以後留在了塔林軍校,擔任迫擊炮教導排排長。接著我們校長布拉諾夫上校也被調到前線了,接替他的是以前的軍校副校長秋特林,他現在已經是少將了,是因為負了重傷才調到後方。當時我向秋特林校長提出我希望去前線,校長說你打個報告吧。我就打了申請報告,然後因為來自愛沙尼亞,我就被派到了愛沙尼亞第7步兵師第300團。當時這個師正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處於組建過程,我進入第300團後被任命為迫擊炮連連長。從此之後我在戰爭中先後擔任了不同職務,除了迫擊炮連連長,還有45毫米炮兵連連長和自動槍連連長。雖然是自動槍連,不過我們主要執行偵察任務。另外,塔林軍校在1957年撤銷了,這座軍校在戰爭結束以後改為秋明高等軍事工程學校,不再培訓步兵軍官,而是培訓工兵軍官。

(愛沙尼亞第8軍是蘇軍在戰爭中組建的民族部隊之一,其成員包括:愛沙尼亞第22地方軍殘部、軍校中的愛沙尼亞學員、愛沙尼亞殲擊營和工人團民兵、疏散到俄羅斯腹地的愛沙尼亞公民以及蘇軍其他部隊的愛沙尼亞族軍人)

另外還得說一點,軍校中所有非愛沙尼亞籍學員在畢業後都被調到了西伯利亞軍區,然後再從那裡上前線。而其他學員,不管是愛沙尼亞族、俄羅斯族、猶太族、烏克蘭族還是其他族,只要是在愛沙尼亞出生並且屬於軍校第1學員營,都被派到了愛沙尼亞步兵第7師,後來大多數也都在愛沙尼亞步兵第8軍服役。第7師組建後不久,又在車裡雅賓斯克組建了愛沙尼亞步兵第249師,1942年秋以這兩個步兵師為基礎,組建了愛沙尼亞步兵第8軍。我的很多同學都被調到了這支愛沙尼亞民族部隊,第7步兵師一次就從塔林軍校吸納了400名畢業生,大多數都在基層擔任連、排級指揮員,他們很多人都在戰爭中犧牲了。

對了,我剛才忘了說,在派往愛沙尼亞步兵第7師之前,我前往莫斯科進修了3個月,在那裡的培訓課程是指揮滑雪營和滑雪連。培訓完了之後我才回到秋明,然後才是打報告調到愛沙尼亞第7師。

(圖註:愛沙尼亞第7師第300團部分軍官合影,前排中間即為瓦加諾夫)

問:我知道戰爭結束之後,您擔任了愛沙尼亞的塔林軍校同學會主席,可否說說您組織了幾次聚會?

答:我們大概聚了兩三次。我現在還留著聚會照片。後來又過了挺多年,我們老同學又聚了一次。簡單給你說說其中一個老同學,他叫尼古拉斯·索洛韋伊,退役上校,他今年去世了。索洛韋伊在愛沙尼亞是個社會名人,

問:您以前的同學現在還有幾個人健在?

答:現在在愛沙尼亞的同學還有大概10個人建在。比如說當年在初級政治指揮員培訓班的98人種,現在只剩下3個人:A·洛維亞金在塔林,屈萊在派爾努,還有格連,他後來是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外交部長。要我說,這些同學裡命最硬的是彼得·格羅斯,他三年前去世了。為什麼說他命最硬?戰爭時期他是步兵連連長,參加過大盧基、解放愛沙尼亞和庫爾蘭的大戰,可一次傷都沒受過。哦對了,他跟我一樣,榮獲過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可現在誰還記得啊?塔林還有個我們的同學,伊利亞·德里特里耶維奇·沃伊金,他是愛沙尼亞第8軍少數幾個參加過勝利閱兵的人之一。還有個人,羅蘭德·基維,他現在在哈留的養老院呢,當時我倆都在一個營,我是迫擊炮連連長,他是機槍連連長。

問:你的同學裡有誰在戰爭中表現出色呢?

答:我們有個同學後來還拿到了蘇聯英雄。在塔林上學的時候那個同學成績並不突出,和我們一樣都是平常人。後來他還跟我在一個學員連。畢業之後他並沒有進入愛沙尼亞第8軍,而是在其他部隊服役。戰爭結束之後他染上了酗酒的惡習,我在警察局工作的時候有一次在納爾瓦還跟這個老同學見了一面。他本身就是納爾瓦人,雖然也曾經試過戒酒,可什麼用都沒有。最後他為了買伏特加連金星勳章都給賣了。雖然我們這些老同學都給他介紹過工作,可他一個也沒幹。後來當地的公安局長曾經向市委書記彙報,因為其人行為不端,是不是要給最高蘇維埃打報告,申請剝奪他的蘇聯英雄稱號,但市委書記拒絕了這個提議。後來我聽說這個老同學去世了,在他死的時候也沒有被剝奪蘇聯英雄的稱號。

問:能說說您參加大盧基戰役的情況嘛,這是您第一次參加戰鬥?

答:啊,是啊,我當時是迫擊炮連連長,那是第一次戰鬥,步兵負責進攻,我們迫擊炮負責火力支援。大盧基那可真是一場大戰…….德國人把那座城市完全變成了一個堅固支撐點,到處都是碉堡、地堡、帶頂蓋的工事和藏在壕溝里的坦克。我還記得,為了攻克最後一個地堡,用上了3噸炸藥用於爆破。指揮這次行動的是萊明少校,他現在也已經去世了。

(譯者註:在大盧基戰役的最後階段,德軍的結尾行動失敗,守城德軍已經是瓮中之鱉,但城防司令薩斯中校仍率領殘部困守在核心地堡中負隅頑抗,第8軍軍長佩恩命令要活捉薩斯。攻擊核心地堡的第249師派人勸降,薩斯則派了一個當地的偽警察回應,希望將地堡中的傷員運出並由蘇軍妥善醫治。蘇軍收留了傷員,但薩斯仍拒絕投降。由於大盧基附近風雪交加,在先期開進的途中第8軍配屬的炮兵沒有跟上來,因此第249師組織了一個大約30人的突擊隊,由萊明少校率領,使用炸藥先後兩次爆破地堡。雖然地堡被部分炸毀,但薩斯還是不肯投降,而蘇軍手頭的炸藥已經用光了。無計可施的萊明少校命令向地堡中喊話,虛張聲勢的說給地堡上又裝了個大炸藥包,薩斯中校及其殘兵這才打出白旗投降,大盧基戰役遂告結束)。

(圖註:大盧基戰役之後,愛沙尼亞第8軍舉行授勛儀式)

問:您有沒有聽說過愛沙尼亞第8軍有支部隊集體投敵了?我是聽您的一些戰友提到的這個事情。

答:我聽說過什麼?這件事我是知道的,當時我就在戰場。我們第300團有個營,營長是愛沙尼亞人,好像就是愛沙尼亞當地人,營政委好像是早就在紅軍服役的老兵。他們幹了些蠢事。我實在找不到別的語言形容,為什麼?因為整個大盧基都被我軍包圍了,包圍圈可以說插翅難飛,大家都在為密不透風的包圍興奮。而就在這個時候,營長和營政委居然違背了軍人誓言,帶領士兵向德國人投降。至於你問投敵的細節,那確實很難講,沒人說得清。但整個營確實是向德國人投降了,不過他們沒拉走機槍連和迫擊炮連,而當機槍手和迫擊炮手在弄清楚他們是向德國人那邊叛逃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向這些叛徒開火。至於說有多少人活下來,大概也就一百多人吧。等到我軍攻克了大盧基,這些人又都被抓回來了。

問:那在大盧基戰役之後是什麼情況呢?

答:在大盧基戰役之後,第8軍被調回後方進行整補,然後又轉移到普斯科夫方向。當時聽說計劃是大盧基、普斯科夫的戰役結束以後蘇軍就會馬上解放愛沙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但戰局並未如此發展,我們被派到了納爾瓦,我記得斯大林下達了儘快解放納爾瓦的命令,目的是解放波羅的海艦隊,同時逼迫芬蘭退出戰爭。我們第8軍很快就被調到了納爾瓦方向,與德軍爆發了戰鬥,用了好長時間才突破了德軍防線。在解放普斯科夫之後,第8軍又推進到普斯科夫和楚德湖之間,當時我們的炮兵和坦克都是用鐵路運輸,而步兵只能靠兩隻腳行軍300公里。在納爾瓦戰役爆發後,我們開始向埃馬約吉河推進。不過坦白的說,此時德國人已經開始從塔林溜之大吉了,所以接下來沒什麼大的戰鬥。但是在行軍路上,我們能看到有些村子被燒得只剩下空架子。當時整個第8軍只有第7師第354團在塔林方向和德軍爆發了戰鬥。第354團抽調部分兵力組成了一個先遣隊,裡邊還有不少我在塔林軍校的同學。這個先遣隊一股腦衝進了塔林,當地市民後來說,晚上上床睡覺的時候塔林還屬於德國人,等到早上起來城市就變成紅色的了。我們從埃馬約吉河到塔林及其周邊這一路上都沒遭遇什麼大的戰鬥,德國人跑的很快,只留下了愛沙尼亞黨衛軍和一些後衛部隊。可那些黨衛軍現在居然還有紀念碑呢!在此之後我在愛沙尼亞沿海的島嶼還參加了戰鬥,戰爭結束的時候正在庫爾蘭。

(圖註:納爾瓦戰役期間的愛沙尼亞第8軍部隊)

問:您還記得1944年納爾瓦戰役期間的事情嗎?

答:你可能也清楚,納爾瓦戰役期間第8軍基本上屬於第二梯隊,負責構築防禦工事,或者在芬蘭方向佯裝準備進攻的主力。在納爾瓦戰役期間參戰的基本只有迫擊炮和炮兵,步兵主力根本沒有參戰,只有一個獨立懲戒連參加了戰鬥。在奪取納爾瓦的戰鬥中,軍炮兵主任邁埃上校犧牲了,我還記得上學的時候他還是軍校的老師,當時他在講台上邊講課,我們坐在下邊聽。

問:在納爾瓦發生了什麼呢?

答:就我所見,這座城市基本被摧毀了,也就剩兩三棟樓。

問:現在有人聲稱1944年3月蘇軍空襲了納爾瓦並將其摧毀,認為這種行動是毫無必要的,您怎麼看呢?

答:一派胡言。轟炸當然是存在的。可要怎麼把德國人從納爾瓦趕走?不轟炸不開炮可能嗎?戰爭必然會有犧牲,難道我願意看到嗎?要是沒有戰爭,那自然就沒有傷員,沒有戰俘,沒有殘廢,沒有轟炸炮擊,也沒有破壞。可是不打一仗,不投炸彈,不開一槍納爾瓦就能解放嘛?我應該告訴你關於納爾瓦被毀掉的真相,在戰鬥爆發前,我們駐紮在金吉謝普位於第二梯隊,當時就能聽到德國人在納爾瓦城裡爆破的爆炸聲。戰爭結束之後,有個作家還寫了篇文章,說對納爾瓦的轟炸和炮擊根本沒有必要。可不這麼干能怎麼辦?這樣的文章在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也正式印刷刊登了。他寫的根本是歪理。沒有轟炸,沒有炮擊,沒有傷患戰俘的戰爭存在嗎?

(譯者註:在納爾瓦戰役期間,蘇軍對塔林和納爾瓦多次實施了轟炸。根據獨立之後愛沙尼亞方面的說法,為了「報復愛沙尼亞人與德國合作」,1944年3月9日,300多架蘇聯轟炸機對塔林實行「地毯式轟炸」,向老城區投下1725枚高爆炸彈和1300枚燃燒彈,造成大量建築物被炸毀,數百無辜平民死難。但這個數字顯然大大誇大了。根據蘇軍記載,3月9日當晚執行轟炸任務的只有遠程轟炸航空兵第890團的19架轟炸機,總計投彈129枚,而且蘇軍的目標是塔林的碼頭、火車站、軍事設施和德軍北方集團軍群的指揮機關,在轟炸過程中有10枚燃燒彈和10枚高爆彈落入市中心。)

問:您是不是也參加了薩馬雷島戰鬥?

答:我參加過,那次戰鬥損失太大了,我能在薩馬雷島戰鬥中活下來,可能是因為我是迫擊炮連連長。我們第300團第一批上岸的那個營幾乎全都損失在灘頭了。第7師在戰鬥中損失特別大,後來第249師還給第7師補充了一些兵員。

(「早也盼,晚也盼,望穿雙眼......自己的隊伍來到面前」:解放塔林的愛沙尼亞子弟兵)

(擔任炮兵連長時的留影)

問:我知道,您在庫爾蘭戰役期間表現出色而且還獲得了嘉獎,也就是頒發給指揮員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能說說當時是怎麼榮獲勳章的嘛?

答:當時我隨部隊參加封鎖庫爾蘭德軍集團的戰鬥。當時給我們下的命令是要突破德軍防線,全殲庫爾蘭集團,據說敵人總共在10萬上下。在我們那個方向一開始是拉脫維亞第130軍展開進攻,但他們沒能突破敵人的防線,就又把我們愛沙尼亞第8軍拉了上去,但最後也沒有得手。戰爭結束的時候敵人才最終投降,而且對我來說,戰爭結束並不是在5月6日、7日或者9日,而是在5月14日,當時庫爾蘭敵軍投降以後我才知道,不是10萬人,而是30萬人,而且也不全都是德國人,裡邊還有不少通敵者,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弗拉索夫分子。對這些人來說他們別無選擇,要麼是投降死在紅軍手裡,要麼是戰鬥到死。所以整個第8軍當時打得很艱難,只有1個營取得了些許進展,其中有個雅克布·昆德爾後來被追授為蘇聯英雄,他犧牲的時候我也在場。

問:也就是說,您看到了他用身體擋住了機槍射擊孔?就我所知,他複製了馬特洛索夫的壯舉。

答:其實沒人知道,他是不是要用身體擋住射孔。我本人當時距離他50—70米遠,我看到了什麼呢?昆德爾沖向機槍的火舌,跑了一兩米就停住了。不過請正確理解我的意思:他們怎麼寫是一回事,但是他究竟當時想怎麼做,其實沒人知道。

譯者註:關於愛沙尼亞第8軍的蘇聯英雄雅克布·昆德爾的事迹,請見本人推送文章:

【一個人的戰爭】誓掃匈奴不顧身:愛沙尼亞的「馬特洛索夫」-蘇聯英雄雅克布·馬丁諾維奇·昆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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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繼續投入戰鬥。至於我怎麼拿到的勳章?當時我在戰鬥中負了傷,但並未離開火線,那當然是因為愛國心啦!受傷是因為自己犯蠢,差點被狙擊手打死。當時我是迫擊炮連連長,正在指揮部隊轟擊進攻德軍。戰場上突然出現了4輛「虎式」坦克,正在向步兵連陣地衝擊。當時我正在一座房子的二層里,那裡是我設置的觀察哨。我突然發現敵人的坦克炮口朝我這邊指了過來。當時應該趕快撤到一樓,但我仍然留在二樓指揮部隊射擊。我們連當時總共有6門82毫米迫擊炮,每門迫擊炮每分鐘發射2-3發炮彈,那一分鐘就能射出18發。炮彈重3公斤,能夠爆出3500枚彈片。就在我繼續指揮的時候,敵人的坦克開了一炮,雖然打中了房子,但沒有打到二樓,而是命中了一樓天花板的位置。我當時被衝擊波震傷,但仍然留在指揮位置。

但我拿到勳章並不是因為這次戰鬥。那天我們奉命攻佔布里德內火車站,那附近有一個鋸木廠和其他若干支撐點。雖然有坦克的支援,但森林中到處是污泥濁水,坦克容易陷進去,所以最後只能撤出去。所以參加戰鬥的只剩下步兵、迫擊炮和輕型火炮:45毫米和76毫米炮。

(在庫爾蘭受到當地民眾歡迎的愛沙尼亞第8軍)

接下來我們又轉移到了另外一個戰線,順便說一句,當時還下雪了。在進攻開始前首先是火力準備,那炮打的跟潑水一樣,什麼東西都往德國人腦袋上招呼。我還是指揮迫擊炮連,步兵營進攻的時候我們連仍留在陣地上保持火力支援,我則待在觀察所。這時候營長傳達了命令,「調一個步兵連去解圍」。我們連也得跟著進森林,到處都是被炮彈打倒的大樹,地上一片白雪。天已經黑了,德國人再次發動了反擊,而且還使用了燃燒彈。這次反擊可能是威力偵察。我們在樹林里開設了防禦陣地,一直待到了1945年3月30日。我們這個營在進攻開始的時候大約有450人,最後步兵就剩下了七八十人。不過我們迫擊炮連還基本完整,只有一個人犧牲,一個人負傷後送醫院。當時好像是有斯大林的命令,負傷不下火線的軍人可以頒發一級衛國戰爭勳章,而且我們所在的部隊擊退了敵人的進攻。後來迫擊炮連全體官兵每個人獲得了3000盧布的獎金。我記得當時普通士兵如果擊落1架敵機的獎金是5000盧布,當然不是高射炮兵,而是步兵用輕武器擊落敵機。步兵炸毀坦克也可以獲得獎金,不過是3000盧布。

(根據《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愛沙尼亞人民》一書記載,1945年3月18日,瓦加諾夫在機槍連連長羅蘭德·基維的配合下肅清了布里德內火車站附近的一座大樓。在戰鬥中他指揮部隊摧毀6座地堡和8個防空壕,也因此榮獲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

問:就我所知在愛沙尼亞第8軍獲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的人並不多?

答:第8軍獲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的人不超過40人,即使是整個二戰期間也不過頒發了4萬枚,不止是指揮員,各級部隊也可以根據戰功頒發涅夫斯基勳章。我的三枚獎章: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紅星和衛國戰爭戰勝德國獎章好多年前就被偷了。但就算沒有被偷現在我也不會佩戴,因為愛沙尼亞法律規定禁止佩戴,如果違反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的刑罰。

問:在戰爭勝利前您在做什麼?

答:在勝利前不久,我臨時擔任過機槍連連長,當時這個連有150人,直屬團部指揮。當時我們正準備鑽到樹林里向敵人進攻,突然被一群衛生營的姑娘給唬住了,她們問「你們還去哪兒,愛沙尼亞人」,弄得我們一頭霧水「還能去哪兒,去戰鬥啊」「德國人已經投降啦!」。那天就是5月9日,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就算德國宣布投降了我們還得打下去,庫爾蘭敵軍到5月14日才最終放下武器。不過德軍里有很多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黨衛軍,他們不甘心投降就跑進了樹林里,我們動用了所有部隊去搜剿這些殘敵。

問:你還記得炮兵勞德塞普嘛?他以前是炮兵連長,現在是愛沙尼亞第8軍老戰士委員會的主席。

答:那怎麼忘得了,他後來還當過將軍。

問:他作為老戰士委員會的主席,組織遷移了蘇軍戰士紀念銅像,您怎麼看這件事?

答:我們第8軍的很多老兵都參加了這個活動,你如果說銅像事件的話,我可以談談。這座銅像是抵抗佔領的象徵。那到底是什麼佔領呢?我們把愛沙尼亞共和國從魔鬼手中解放了出來。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抨擊德國人的佔領?為什麼他們要在利胡拉和納爾瓦給黨衛軍第20師修紀念碑?為什麼?他們在篡改歷史,但歷史是無法被篡改的,發生了什麼就是什麼。他們為什麼不抨擊德國人三年半的佔領?為什麼對死亡營緘口不言?我可以給你舉出很多例子,在我們解放塔林之前,塔林監獄有很多人被槍斃,在約赫維的沼澤地,塔爾圖的坦克壕,到處都是死難者的遺體。他們為什麼對此避而不談呢?因為今天的掌權者是當年法西斯分子的後代。德國人借愛沙尼亞納粹分子之手施暴。

(愛沙尼亞當地民眾在蘇軍銅像前紀念紅軍烈士)

(譯者註:2007年愛沙尼亞政府決定遷移位於塔林的蘇聯紅軍烈士墓並拆除紀念銅像,引發部分愛沙尼亞公民(多為俄羅斯族)的抗議,並自發組織保護銅像,與愛沙尼亞警方爆發衝突,期間有一名俄羅斯族喪生。此後所謂的「銅像之夜」事件不但引發了俄羅斯與愛沙尼亞的外交衝突,更有疑似來自俄羅斯的黑客對愛沙尼亞國內網路展開了大規模Cyber攻擊。)

你可能不知道,在大盧基附近曾經有個黨衛軍旅和我們交戰,後來被改編成了黨衛軍第20愛沙尼亞師,參加了納爾瓦戰役。1944年年底,德軍又用愛沙尼亞偽保安營組建了一個師。

德國人在佔領派爾努三天之後,愛沙尼亞法西斯分子槍斃了40名平民和共青團員。在德國佔領愛沙尼亞期間總共殺害了125000人,究竟是因何被殺呢?有的是共產黨員或者共青團員,有的是在蘇聯政府的土改後獲得土地的農民,甚至還有學校里的老師。甚至在解放塔林之後,我都能在附近聞到納粹屠殺死難者遺體的屍臭。為什麼愛沙尼亞當局對此沉默不言呢?他們怎麼不談談愛沙尼亞法西斯分子組成的討伐隊在白俄羅斯的暴行,他們燒掉了多少村莊,殺了多少人?還有在普斯科夫和諾夫哥羅德,愛沙尼亞法西斯討伐隊的暴行在檔案館中比比皆是。

他們又說,蘇軍士兵銅像是蘇聯佔領時期的象徵,但對我們來說,那是戰勝法西斯的象徵,是解放了愛沙尼亞的愛沙尼亞第8軍士兵的象徵。他們在塔爾圖開了個蘇聯佔領博物館,又豎立紀念黨衛軍的紀念碑。為什麼不敢說黨衛軍的暴行?為什麼有人能打扮成黨衛軍招搖過市?為什麼總統會歡迎前黨衛軍士兵?他們選擇可會說,愛沙尼亞黨衛軍士兵都是被當局動員起來強征入伍的,可你也知道,加入黨衛軍是要寫申請的。黨衛軍是紐倫堡法庭宣判的犯罪組織,選擇愛沙尼亞當局卻又給黨衛軍豎立銅像,他們只能給自己在全世界招來惡名。

我現在是愛沙尼亞公民,而不是俄羅斯公民,而是黨衛軍老兵每個月倒有退休金,我們這些紅軍老兵什麼都沒有。

(圖註:愛沙尼亞黨衛軍紀念碑前的當地民眾和老兵)

問:許多在迫擊炮連服役過的老兵都說傷亡要比步兵小很多,您怎麼看?

答:確實如此,迫擊炮最危險的時候是轉移陣地或者偽裝不夠好的情況下。我們一般在工事或者壕溝里開設陣地,而連長一般要通過傳令兵傳達命令。比如說,在庫爾蘭的時候,連指揮和陣地的通訊多次中斷,我的那個通訊兵,來自遠東的愛沙尼亞人昆德爾冒著敵人的火力多次重新連接電話線,那才真是出生入死。而且如果遭到敵人炮火的覆蓋,那也會有大量的傷亡。迫擊炮連的傷亡多少取決於連長的偽裝水平。

問:迫擊炮一般在多遠距離開火?

答:800—1000米。

問:那馬克西姆重機槍呢?

答:3500米左右。

問:你是在戰時入的黨?

答:我在1940年入團,1942年入黨。為什麼入黨呢,因為我當時就想消滅法西斯,而在前線,率領戰士們衝鋒的就往往是政委和共產黨員,在戰鬥中要身先士卒。我到死也是共產黨員,現在我還留著黨證。

不過你不要誤會,戰爭期間入黨並不那麼容易。只有願意和法西斯戰鬥到底,絕不屈服的堅定分子才能入黨。現在我們也知道,如果沒有共產黨和紅軍的話,就打不碎希特勒的骨頭。是我們而不是英國、美國打垮了德國人。我再重複一遍,政委和共產黨員,只能勇往直前,身先士卒,而我也是這麼做的。

發給我黨證的是第8軍政治部主任奧古斯特·普斯塔,當時在場的還有現在在愛沙尼亞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軍政治部副主任,蘇聯英雄阿諾德·梅里。對他怎麼評價?他在1941年就榮獲了蘇聯英雄稱號。當時他還只是個基層政治工作者,等到後來他被送到了波多利斯克軍校,一步步晉陞到了少校。後來在愛沙尼亞第8軍,蘇聯英雄是受到保護的,但他拿到英雄的稱號可是1941年。莫斯科方面現在還在為他支付作為蘇聯英雄的退休金。

譯者註:關於愛沙尼亞第一位蘇聯英雄,可見本人推送文章:

【一個人的戰爭】阿諾德·梅里:與法西斯分子戰鬥到最後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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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對自己的指揮員有什麼特別的回憶嗎?比如說團長、師長、軍長、參謀長等等。

答:我們第300團團長伊爾馬·保羅是個派爾努人,神職人員的兒子。他在戰前就在愛沙尼亞國防軍服役,戰爭爆發以後被晉陞為團長。我的第一任營長叫米克爾松。至於說高級指揮員我只記得佩恩軍長和參謀長盧卡斯。

問:如果我沒記錯,參謀長揚·盧卡斯在戰後不久就被鎮壓了……

答:他確實是被鎮壓了,但沒有被槍斃。那是愛沙尼亞共產黨中央第49次全體會議,當時會上爆發了權力鬥爭。原來的白俄羅斯第一書記,游擊運動領導人波諾馬連科帶人逮捕的盧卡斯,他撤掉了盧卡斯的肩章。盧卡斯被捕入獄後三個月就去世了。這次被捕的一共有十幾個人,包括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魏默和愛沙尼亞克格勃主席鮑里斯·庫姆,他們的罪名是通敵和反蘇嫌疑。公安部副部長也被捕了,後來還入獄三年。

他出獄以後回到塔林當了司機,後來還曾經向我求助,說以前經他手逮捕的罪犯要報復他。後來他又先後去塔爾圖和塔林的電影院找到了工作。

問:您還記得阿魯將軍嘛?

答:記得,卡爾·揚諾維奇·阿魯,他是軍炮兵主任,我們後來曾經好幾次聚會,我還認識他兒子。他在戰後因為健康原因退役,還有炮兵參謀長保爾曼,他寫了本書《從納爾瓦到瑟爾韋》,一開始他不在第8軍服役,是申請調過來的。

問:談談特別處的人吧

答:好,說什麼呢?我們團有個特別處,有大概四五個軍官。他們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但身份也是公開的。主要工作就是揪出破壞分子、特務和通敵分子。在我們第300團先後換了好幾任特別處處長,但他們就干他們的工作,我們做我們的工作,互不干涉。

問:戰爭結束以後你在軍中服役到什麼時候呢?

答:1947年。

(以下內容為瓦爾加諾夫戰後在公安機關任職的經歷,暫略去)

ps:2015年,愛沙尼亞拍攝了一部電影《1944》,反應了二戰中愛沙尼亞兩支部隊,也就是蘇聯紅軍愛沙尼亞步兵第8軍和黨衛軍愛沙尼亞第20師之間的恩怨糾葛。不過,早在1968年,蘇維埃時期的愛沙尼亞就拍攝過一部題材類似的電影,名為《Inimesed s?durisinelis/Люди в солдатских шинелях》(大意為:穿軍大衣的人),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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