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第18期】俄羅斯國家（際）形象：歷史遺產與戰略詮釋

標籤：當代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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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俄羅斯在國際影響力增強的同時，其國際形象除在中國等少數對其有傳統好感的國家之外卻遭遇困境：一是西方世界對俄羅斯的懷疑心理和輿論指責不斷升級 ；二是東歐和原蘇聯國家接連出現以「去蘇聯化」、「改寫歷史」為標誌的將俄羅斯「妖魔化」的行動。[2]p.52

自18世紀初開始，世界的目光已習慣於聚焦克里姆林宮和紅場，因為它已經成為這個國家（從俄羅斯帝國到蘇聯，再到今日的俄羅斯聯邦）的政治中心和權力象徵。[1]p.75

正如蘇聯劇作家兼詩人瓦西里耶娃形容的，「俄國生活上下起伏的舒張和收縮，集中在這個石砌的宮牆的樂聲里。上升—下降—上升—下降」。[1]p.75

像國際上其他國家一樣, 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體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外交政策、自然地理 、歷史文化傳統和國民風尚等因素塑造出了不同的國家形象。[3]p.10

在這裡，我們主要研究以西方話語霸權主導下的國際社會輿論環境中，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國際形象演變背後的過程及因素。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碎了傳統的世界政治版圖。「紅色俄國」「紅色蘇聯」「紅色政權」「紅色領袖」，一個個鮮活的政治和歷史符號，為20世紀的世界歷史打上了深深的紅色烙印。[1]p.76

著名紅色詩人馬雅科夫斯基創作了長詩《蘇聯護照》，他自豪地寫道 ：「我瀟洒地從寬大的褲兜里掏出這無價之寶。念一念！羨慕我吧！我是蘇聯公民！」[1]p.76

20 世紀 20-30 年代，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理論，新成立的蘇聯政府通過各種途徑擴大革命的影響，號召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起來發動革命，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輸出革命」的態度必然激起國際社會中的主流——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滿，把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視作「紅禍」。[4]p.54;[5]p.53

「威脅」、「恐怖」、「敵人」等形象就存在於美國大眾傳媒的報道中。當「十月革命」在俄國勝利，出現「紅色」的蘇維埃政權後，在西方國家，相應的出現了「紅色恐怖」。

俄羅斯國際形象大幅提升的唯一階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反法西斯的中堅力量，蘇聯在東線戰場上以驚世駭俗的表現和犧牲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喝彩。但這一來之不易的正面形象很快隨著冷戰的全面拉開而消失殆盡。

蘇聯解體前, 在以西方新聞媒介為主導的國際輿論中蘇聯的對外形象大多以負面為主。在冷戰時期,西方把蘇聯作為 「敵人」形象加以宣傳,蘇聯被描繪為一個陰冷 、僵化 、固執的「邪惡帝國」。[3]p.10

冷戰框架下，美蘇意識形態對立是兩種政治和經濟制度、兩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對抗與鬥爭。美蘇雙方決策層都認為，由於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對方必然視自己為敵人和對手，必然會對自己實施強硬的態度和手段。西方認為它們的資本主義擴張、民主、人權和基督教文明受到來自蘇聯計劃經濟、專制恐怖和無神論的嚴重挑戰。而西方國家也相信，蘇聯同樣把西方視為對自己的威脅，因為蘇聯領導人把資本主義世界「描繪成一個罪惡的、敵視的、威脅著蘇聯的世界」。[4]p.53

由於「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國家利益等方面的對抗，西方媒體長期將蘇聯刻畫為陰冷、僵化、霸道的「邪惡帝國」和 「專制、恐怖的極權主義國家」。[7]p.91；[8]p.78

20 世紀 90 年代 ,西方輿論熱烈慶祝強大敵手———蘇聯的解體,他們熱情地把新俄羅斯描述為「好孩子」和戰略夥伴。此時國際輿論中出現的俄羅斯形象既「民主」又「自由」 , 但在俄羅斯人心中 , 與「民主」 、「自由」的俄羅斯相伴的國家形象是「貧窮」和「軟弱」 , 充滿了屈辱和失敗。[8]p.78

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對作為蘇聯的繼承者 ———俄羅斯聯邦並未表現出足夠的尊重:一方面認為它是「冷戰的失敗者」 ;另一方面並沒有立即把它引入「西方文明世界」的門檻, 而是給俄羅斯貼上了「後共產主義」 、「後極權主義」 、「轉型國家」等標籤。

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輿論為何無視俄羅斯的現實和俄羅斯人民的切身感受 ? 因為它們並不希望俄羅斯東山再起,「大多數西方人希望 90 年代初期那個相對軟弱 、願意合作的俄羅斯將會是外交界的一個永恆特徵」[9]p.295

俄羅斯政府為了塑造一個西方社會新成員的形象,消解西方對俄固有的敵意,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在政治上做出種種讓步 。【3】p.10

但是即使在國家利益面前的讓步也無法徹底扭轉俄羅斯國際輿論上的負面形象。

以俄羅斯 E-世代（E-Generation）公司於 2008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為例，1998—2006 年間英國媒體上涉及俄羅斯的 500 余篇文章中，俄羅斯人的基本形象是「野蠻的」、「狂躁的」、「順從強權的」，甚至常被指責「行為舉止失當」，而俄羅斯的國家形象則與「古拉格」、「蘇聯式的」、「AK 自動步槍」、「寡頭」、「腐敗」等有關。{6}p.26

葉利欽時期西方主流媒體對俄羅斯國家形象普遍採取「貶損化」和「妖魔化」等論調，將焦點集中於俄羅斯的人權、民主、車臣戰爭、黑手黨犯罪、金融寡頭和地方選舉改革等話題上，譏諷和詬病俄羅斯的經濟衰敗、政治腐敗、社會動蕩。[7]p.92

隨著普京執政逐步加強中央政治權力，調整外交方向，抑制金融寡頭、控制媒體等舉措，「俄羅斯威脅論」又甚囂塵上，西方媒體將普京描述成「沙皇」和「獨裁、專制、陰險、惡毒」的克格勃分子等，將俄羅斯塑造為一個漠視法律、肆意妄為的國度。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俄羅斯的外部輿論環境和國家形象塑造。[7]p.92

毫無疑問，普京是當今俄羅斯社會發展及國家形象的核心。一方面，普京執政以來建立的垂直政權體制和新國家主義的鐵腕政策基本實現了經濟振興、政治穩定和社會制度轉型，帶領俄羅斯進入相對穩定的復興建設期，使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自信心顯著增長；[7]p.96

另一方面，普京在國際交往特別是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和南奧塞梯問題等重大事件中所表現出的強硬作風和犀利言辭，經西方媒體放大為「暴君」、「秩序挑戰者」、「專制統治者」的特徵，也嚴重加劇了與西方間的緊張氣氛，妨礙了國家形象親和力的形成。[7]p.96

為了自身的政治戰略需要，西方社會經常有意強化俄羅斯「欺負弱小鄰國」、「能源訛詐」的形象而忽視俄羅斯本身的安全需求，這極大地影響了西方社會對俄羅斯的認識，使俄羅斯難以改善帶有攻擊性的「威脅」形象。[6]p.31

背後推手：戰略猜忌和「冷戰」思維的延續[6]

西方與俄羅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短時間內難以調和，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在西方的觀念里，民主國家在貿易和外交上成為可靠夥伴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執行同美國利益一致的對外政策和防禦政策的可能性也較大，而俄羅斯的民主屬性被否定後，西方必然將蘇聯的復活視為潛在的威脅，自然也就導致對俄羅斯的遏制政策。[10];[6]p.29

「俄羅斯是一支龐大可怕的力量——神聖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須以合作或對抗來加以遏制"，基辛格的話道出了西方對俄羅斯難以消除的戒心。[10];[6]p.29

從十月革命西方干涉，到蘇聯解體，俄羅斯想根本扭轉這種負面形象狀況是非常困難的，即使國家制度「改弦易轍」、「改朝換代」也無濟於事。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算俄羅斯全盤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甘心做個「好孩子」，只要國力稍有復甦，很快又變成或又被視為西方的威脅。[6]p.32

所以，俄羅斯威脅論和蘇聯威脅論一樣，都源於俄羅斯與西方在戰略利益上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制度性差異是剛性的，是戰略性的。[6]p.32

同時，由於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文化傳統影響至深，其不可能犧牲自身利益來迎合西方，因此俄羅斯在西方的形象困境會是一種長期的現象。[6]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