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失落的城市:由「消極空間」改造引發的城市設計雜想

1、引:對城市的「信任危機」

《圍城》中有一句話,「結婚如深陷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去」,可以理解為:如果你結婚,你就會後悔;如果你不結婚,你也會後悔;無論你結婚還是不結婚,你都會後悔。當然,本文不是討論婚姻問題,而是城市問題,但引用錢鍾書這句話或許能更形象地引發一些城市工作者的共鳴:當城外的人滿懷憧憬與抱負真的走進城市之後,是不是已經有些人後悔了?當成簇的摩天樓、便捷的交通網帶給人們最初的震撼與衝擊過後,是不是已經有些人開始懷念曾經更為舒緩的生活尺度了?在快節奏的現代都市生活淹沒了人們的個性、拉遠了人們距離的同時,是不是已經有些人正準備動身離開這座曾經嚮往的城市,可能僅僅只為工作之餘多些生活?……

這麼看來,城市很像婚姻,而我們城市設計師就好比婚姻諮詢師——不見得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用一些「微創」手段改善現狀,重新樹立人們對城市的信念,讓市民為所在的城市自豪,而不是後悔。

城市設計師需要對城市的「信任危機」對症下藥。市民在「信任危機」下關注的往往不是城市一貫渲染的宏大願景,也不是與自己相距甚遠的「高大上」項目,而是「現狀」、「眼前」實實在在的改變——有人會問,這樣的判斷如何而來?答案很簡單,你我既是研究城市的專業人員,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在工作之外的城市生活中,這也正是我們所關注的。

《南山區地鐵2號線站點周邊「消極空間」改造策略研究》(下文簡稱《策略研究》)立意於此,城市設計師在該項目中,以市民的視角深入自己熟知的城市發現問題,從專業的角度提出解決問題的綜合性策略,研究過程與成果既有趣、又有效。該項目認為,傳統規劃設計由宏觀到微觀、自上而下的思維邏輯並不是化解城市「信任危機」的對症良藥。正如深圳「趣城計劃」所倡導的,通過人本主義城市規劃思路,通過見微知著、四兩撥千斤式的操作模式,通過對宏觀敘事下的傳統城市規划進行修整和補充,也許才能重新找回城市對市民的吸引力。

2、表象:積微成著

一組數字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出南山區目前公共空間的現狀:與深圳福田中心區及紐約曼哈頓相比較,南山區公共空間絕對值及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均為最大。其中,在與曼哈頓人均公共綠地的比較中,南山區的數據幾乎高出曼哈頓2倍,這不得不引發我們的思考——是否能夠用公共空間「量」的多少概括城市空間品質的高低?答案顯而易見,曼哈頓用更少的人均公共綠地實現了更優的空間品質,這意味著以供給為主導的公共空間建設及評價標準存在瓶頸,並不足以支撐城市空間品質的持續提升。

那麼,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隨著南山區未來6個重點片區(前海自貿區、蛇口自貿區、後海中心區、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高新園、留仙洞總部基地)的開發建設,區內開發強度幾近翻倍(從現狀0.9億平方米增至1.78億平方米),人口密度也勢必隨之增加,在此情況下,南山區該如何打造更高效、更高品質的城市公共空間?

為此,我們將目光投向了散佈於城市各處的「消極空間」。這一概念是由日本當代建築師蘆原義信在《外部空間設計》一書中首先被提出,在《尋找失落空間》一書中則被羅傑?特蘭西克加入了感情色彩,稱之為「失落空間」。它是對街區中散漫的、無組織的空間,包括建築間的中介空間、道橋間的邊角空間、用途不明的廢棄空間、未經設計的冗餘空間等的概念性描述。由於其往往形狀不規則、面積較小,因此在過去較長的時間內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策略研究》以市民對城市空間品質提升訴求最為集中和急切的地鐵站周邊地區作為先行「試驗」區域,試圖借「消極空間」的改造證明:在用地存量規劃時期,公共空間的精細化耕作才是提升城市品質的未來趨勢。

「量」與「質」

在公共空間「精細化耕作」新階段,「量」與「質」的關係需要進行重新審視:

(1)從提量到提質

金廣君教授在《城市設計:空間資源再分配的手段》中曾提到,城市設計在價值目標的提升方面,表現為「從『量』的效率到『質』的和諧」。即從空間資源分配的本質來探討「量」與「質」的關係,「消極空間」改造關注的是使用權的分配而不再是所有權的問題,因此對「消極空間」的調查主要是基於使用者的體驗,對其改造更多也是考慮周邊市民的使用需求。但所有權問題依然是「消極空間」改造得以推進的前提,因此《策略研究》對調查到的「消極空間」依據權屬重新切分分類,並探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改造的建設模式。

此外,人們對城市空間資源從關注經濟效益、以效率為本到關注綜合效益、以和諧為本的轉變,反饋到控制方式上,即為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作為對公共空間品質瓶頸的回應,「消極空間」改造聚焦於幾百至幾千平方米的城市微觀尺度,改造內容既包含自下而上的設計策略,如休憩裝置、可達路徑、色彩鋪裝、微地形等;又包含自上而下的實施策略,充分發揮政府、社會組織與市場在提升文化藝術活力等「軟環境」中的能動作用。

(2) 從量變到質變

城市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曾說:公共空間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帶來一些社交的摩擦,把本不會遇見的人帶到一起。這是對公共空間浪漫而感性的描述,暗含了與城市中一處處公共空間不期而遇時的驚喜之情,非常具有吸引力。

紐約市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口袋公園(POPS,為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s的縮寫,有「突然出現」的意思),形象地反映了此類公共空間為城市帶來的驚喜以及市民對它們的喜愛。口袋公園面積小(最小不到3平方米,一般介於800—8000平方米之間)、布局隨機又未知(往往位於建築周邊,集中於容積率較高而公共空間缺乏的地塊中),但目前500多個口袋公園已為寸土寸金的紐約市提供了相當於1/10個中央公園的公共空間面積,通過口袋公園建設而獎勵的建築面積相當於6個帝國大廈——其為紐約市帶來的變化是潛移默化的,併兼顧了公眾利益與經濟利益間的雙贏。

一座充滿驚喜的城市,非朝夕所能為之。對於城市邊緣地區或新區,通過宏大的規劃可以實現空間環境「質」的飛躍;但對於高密度城市建成區,除了拆除重建類城市更新這種對已有城市空間徹底的「革命」之外,只能依靠對零星散落空間的「改良」積累——「革命」是立竿見影的質變,而「改良」是溫和、漸進的量變過程。

在用地增量發展時期,當城市設計完成了空間從粉碎化走向整體化的過程之後,用地權屬與城市空間之間的矛盾得以化解;而在用地存量發展時期,當城市建設走向精細化時,城市設計需要回過頭來重新關注粉碎化的空間。可以預見,在此階段白紙上的規劃將越來越少,以「空間改良」為主的城市設計會成為一種趨勢,而漸進式的設計理念也將成為主流。

當然,我們也需清醒的認識到,「空間改良」過程中的每一步在城市尺度中來說都是不顯著的,但卻是必要的,正如一個「消極空間」的成功改造對整個城市來說微不足道,但卻為其周邊市民的生活環境帶來了質的變化,其價值體現於漸進式的過程之中,潛移默化地為城市帶來積極的改變。因此,城市管理者需對「空間改良」抱以足夠耐心,但卻不應降低對城市設計的期待;城市設計師則應積極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價值而非最終價值,因為沒有人會真正預見到城市的最終狀態。

「大規劃」與「小織補」

在我國各城市大步衝刺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下,城市設計師的日常工作往往被各種大尺度的設計所充斥,加之規劃教育長久以來對「規劃結構」這一概念的強調,城市設計師難免會形成一種「整體性的」的「大規劃」思維慣性,自上而下的系統性設計固然重要,但卻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對「消極空間」此類建築尺度小空間關注的缺失。有人說,規劃設計如同素描,結構性的把握好比勾勒輪廓,只有輪廓比例正確,細節的描繪才會有效。但目前一些城市的情況是,在「大規劃」確定了城市基本「輪廓」之後,「細節描繪」卻未及時跟進。而在城市尺度下,市民的生活是微觀的,其所關注及接觸的也僅僅是微觀的城市。城市在「大規劃」方面的一味急進,折射到市民對城市的感受上,就會導致「信任危機」。

我們有必要再次反思:城市設計為了什麼?答案是多方面的,但市民生活的宜居性毫無疑問會是其中之一。

城市學家M?S?馬拉勒斯為巴塞羅那制定的「城市針灸」城市更新戰略,是「小織補」最典型的案例:巴塞羅那並不急於大規模的城市再建設,而是以散落於城市各處的「消極空間」為建設重點,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裡,巴塞羅那創造了400多個可供人休憩娛樂的公園、廣場及街道,極大的提升了城市生活質量與品位,現已成為享譽世界的「巴塞羅那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巴塞羅那並未止步於此,目前正以「構建城市未來而建設始於當下」為挑戰,以「賦權於城市及其居民」為口號,推廣「城市人居」概念。該概念以市民為核心,其次才是城市規劃,囊括了一整套與城市生活相關的知識、原理、學說和規則,包含建築、公共空間、環境、設施、信息技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環境的關係等。

由此可見,在「大規劃」解決城市發展的方向性問題、未來問題的同時,城市設計師也需兼顧對城市進行不間歇的「小織補」,以解決現狀、眼前的問題。在《策略研究》中,城市設計師暫時擱置了自己的職業身份,以市民身份去體驗城市中的細節缺失,從微觀處重新審視以往宏觀視角難以解決的城市問題和漏洞。有理由相信,在城市陸續進入用地存量發展階段,當和諧宜居成為城市建設的重點時,這種於微觀著手,對「大規劃」的「小織補」將會成為一種規劃趨勢,並代表了一種城市設計師的城市態度。

巴塞羅那的城市進化

巴塞羅那未來及現有的城市軸線

3、根源:我們要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中?

戴維?哈維在《叛逆的城市》中認為,城市空間就是一個資本的戰場,城市化本質是通過「圈地」吸收剩餘資本的過程。而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與城市空間的本地化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主要體現為城市管理者與城市設計師對於引導資本的方向性分歧——城市設計師應減少因圈地運動而給公眾帶來的公共空間損失,並儘可能地引導形成更多本土化空間。

在洶湧的城市資本面前,不見得每一位城市設計師均能足夠清醒去呈現城市本來的面貌(本土化且公眾化),但在察覺到市民對城市的「信任危機」後,城市設計師是否會有所彷徨?——為什麼一些本應屬於公眾的空間卻隔離於公眾之外?市民在城市中享有何種權利?城市的主體是誰?我們要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中?……

在美國,這樣的城市設計反思從凱文?林奇的年代就已經開始;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呼籲的以街道為代表的公共空間復興,引領城市設計進入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階段;亨利?列斐伏爾則從社會學角度將城市的權利理解為市民的吶喊和需求,而城市僅是市民日常行為和工作造就的一個作品或是產品,城市可以是短暫的,但市民的作品卻是永恆的;戴維?哈維對亨利?列斐伏爾的觀點進一步升華,認為「城市權利是一種按照我們的願望改造城市同時也改造我們自己的權利」。

因此,為了回答「我們要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中」這一問題,就必須首先回答,我們尋求什麼樣的社會關係,我們希望以何種方式來生活,我們堅持何種美學價值觀念等。總而言之,每一位生活於城市中的市民都有提出自己訴求和塑造城市的權利,儘管這樣一種集體權利往往被忽視,但它卻為公眾參與使用和創建城市空間提供了可能性。

精英城市與市民城市

從「城市的權利」角度出發,城市設計首先應關注並致力於公共利益的實現,該實現過程以公共空間的提供和設計為核心。以此判斷為基礎,城市設計師單純依靠一己之力或上層意識顯然顯得力不從心。城市設計師在作為專業城市工作者的同時,也是市民,無論城市設計委託方是政府還是開發商,其作為「公眾代言人」的角色定位均不可改變,並以此身份在城市資本的戰場中為公眾博取利益。

但「公眾代言人」這一說法早已有之,城市設計師真的為公眾代言了么?現實是,公眾雖然數量龐大,但卻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信息的不對稱和溝通渠道的不順暢都決定了城市空間的「精英」特質,空間環境的真正使用者(公眾)很少有機會直接表達自己的需求,只能被動接受生產者提供的「產品」。此外,城市為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爭相創建區域的產業與人才目的地,精英化的城市空間似乎已經成為普遍認為的城市設計所要達到的最為理想的空間效果。

精英城市的設計趨勢本質上也反映著城市設計師自身價值定位的失准,與「公眾代言人」這一稱號名不副實。真正的為公眾代言,一方面需要城市設計師自己放下精英身份,敢於走進城市之中進行務實而接地氣的設計;另一方面,也需要鼓勵公眾積极參与到城市設計的編製與管理過程當中。

如果繼續刨根問底,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城市的主體是誰?是城市管理者么?是城市精英么?——至少在我國,城市管理者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在城市層面,「人民」近似於「市民」、「公眾」,因此市民、公眾才是城市的主體,也是城市設計的主要服務對象。由此看來,精英只是城市的小眾,無法代表公眾訴求,市民化的城市才應是最為理想的城市狀態。

目前,城市管理者及市民公眾參與的意識均在逐步增強,公眾參與已經成為規劃設計審批環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但公眾直接參与城市設計編製的機會依然很少。城市設計師應為其創造條件,在保障公眾城市權利的同時提高決策的民主性與透明性。《策略研究》試圖在此方面有所突破,藉助微信公眾平台收集市民對身邊「消極空間」的改造意願,接收公眾的「吐槽」;建議政府為公眾直接參与、主導如停車位「黑客」等臨時景觀設計提供資源;為公眾主動參與如樹木認領等社區營造活動提供更多機會,增加城市認同感。

理想與現實

城市設計師願意向公眾描述城市的美好未來,但公眾更習慣於評判身邊城市的變化,有時理想與現實的脫節導致城市設計被調侃為「鬼話」,這是一些人對城市設計在處理現實問題的不信任,或只注意到了其對美好願景的描繪。這樣的理解十分不正確,但本質反應了城市設計的時間尺度問題,也加雜了城市設計師對具體問題的價值判斷。

「理想」是目標導向的城市遠見,是相對宏大而概念的;「現實」是過程導向的持續的問題解決,是相對微觀而具體的。二者間存在差異,在學術界對城市設計的目標/過程導向問題也曾被反覆爭論,但「理想的」並非是「終極藍圖式的」,「現實的」也不等同於「缺乏目標統籌的」,二者均是城市發展不得迴避的問題,也均在城市設計師的業務範圍之內,並無本質矛盾,在具體項目中也並非「單選」關係。

為了能讓「理想」照進「現實」,金廣君教授曾呼籲建立城市設計管理框架機制,用以保證城市設計在複雜城市建設過程中的科學決策與持續效用。設計管理框架是城市設計實踐動態連續的時空體系,同時兼顧目標制定與過程管理,而行動計劃是其核心組成之一。行動計劃是對城市設計實施過程的統籌安排,包括開發時序、重點項目、近期建設等內容,其制定需要對所需解決的城市問題有較為充分的預計,在此基礎上明確設計實施各階段的子目標,進而形成完整確切的過程管理架構。

《策略研究》緣起於對城市微觀問題的發掘,但「消極空間」作為城市的普遍現象,其迴避不掉對總體設計目標的把控,因此具有構建城市設計管理框架的典型性。該項目的研究結論可從三方面加以概括,分別是:基於現狀類型分析的系統性設計策略、長期行動計劃以及近期實施項目庫。其中,行動計劃包括政府制定小型城市公共空間塑造計劃,與各類社會組織或企業合作、鼓勵公眾參與計劃,公共藝術計劃三方面內容;項目庫包括八個「消極空間」改造項目,分別針對每個項目提出具體的改造目標及改造策略,並選取典型「消極空間」進行概念性的改造方案設計。

圍仔西村沿線空間品質提升

4、價值:個人取向引領社會導向

在價值哲學領域,城市設計可被定位於一種價值實踐活動,其產生及發展首先反映為價值主體的社會性需要,而城市設計價值的主體即為城市設計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與城市的主體不同,公眾只是城市設計價值眾多主體之一)。我們通常所說的城市設計價值,指的是在城市設計實踐中實現的價值創造或獲得,同樣表現為對不同利益相關者需要的滿足。

價值的實踐品格有正反之分,城市設計亦如此。所謂城市設計的正價值,就是指城市設計實踐過程中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與環境價值得以均衡體現;城市設計的反價值是指由於片面過分追求城市設計某一種價值的實現而導致的其他價值的缺失甚至扭曲。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市場在改變傳統社會政治優先的社會結構時,也就把經濟活動和功利價值置於了社會結構的中心(正如戴維?哈維將城市空間描述為資本的戰場一樣)。而一些極端的功利觀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或政績,都是片面經濟取向或政績取向下價值觀的扭曲,這也是城市設計反價值的根源所在。

因此,在追求城市設計正價值最大化過程中,應該對城市設計多元主體不同的實踐目標有所均衡,這需要依託城市設計師加以推動。在此過程中,城市設計師的價值觀就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取捨「量」與「質」,如何理解「大規劃」與「小織補」,如何回應「精英城市」與「市民城市」間的矛盾,如何讓「理想」照進「現實」……其對城市設計價值的理解往往會以「蝴蝶效應」的形式影響著城市管理者的決策,一個最初設計理念的偏差,可能會將城市的發展帶入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城市設計相比一般技術工作,肩負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城市設計師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言人,均衡著各方利益並直接指導城市設計的最終實踐。說城市設計師是一個神聖的職業,一點也不為過。

那麼,為了使城市設計正價值在實踐過程中得到充分的發揮,城市設計師該如何做?

價值取向是人們在實現價值目標的過程中圍繞著如何實現價值目標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觀念性活動,它是決定「要做這個」或「不要做那個」的根據,最終形成「這個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的價值觀。可以說,價值取向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價值觀,正確的價值取向對端正價值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無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社會責任以及公眾責任,迫使城市設計師需要對自己負責、對公眾負責、對城市負責——這也決定了城市設計師責任取向的價值觀。

設計過程的對錯觀

有人說城市設計是「偽科學」,主要靠城市設計師的主觀感性認識組織城市空間而缺乏定量研究,談不上對錯之分,這樣的論斷是相當片面的。城市設計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它是一門橫跨了藝術與技術的人文科學,城市設計師既需要有一定的藝術修養,又需要有多學科的專業技術儲備。具體的設計過程是科學的過程,有原則可循,更有對錯之分。「正確」的設計除了要有對城市的感性認知之外,還應始終堅持科學的設計理念與嚴謹的設計態度,因地制宜,規避技術性錯誤;應始終以公眾利益為先,置社會性需求高於個人需求,秉行價值觀的責任取向,避免「錯誤」的價值取向。

實施過程的公眾觀

城市設計實施過程中的公眾觀,主要反映為能夠滿足公眾需求的高品質城市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的本質是公共利益,實現公共利益才是城市設計的根本目標。只有當公共空間滿足公眾的、整體的利益而非少數人的、局部的利益時,才會真正地表達「和諧」的本質。由此可見,公眾利益是城市設計價值最終能否得到更好實踐的關鍵性因素。

此外,《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中「莫三人(眾)而迷」的道理實則就是說正確的決策離不開公眾參與的力量。如果城市設計師能夠通過城市設計引導公眾參與這一健康社會導向的形成,現存的諸多不良城市現象,如《策略研究》所調查到的停車場對公共空間的蠶食、街道空間被佔用、機動車道對公共空間的阻隔、關注形而忽略質的空間設計等,均將會得到很大改善。

5、結語:不再失落的城市

在文章的最後,再回過頭來思考何為「失落的城市」:空間的失落尚可挽回,人的失落卻讓城市喪失了未來。儘管讓人們對城市產生「信任危機」的緣由林林種種,但至少在城市空間塑造方面,城市設計師是有能力通過專業的價值判斷,運用務實而親民的設計,在業務範圍內給城市帶來積極變化,儘管這種變化並不一定立竿見影;與此同時,城市設計師也應嚴肅看待自身的社會責任,通過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來引領積極的社會導向。

當然,在城市尺度下,一個「消極空間」的改造過於微不足道,個別城市設計師的價值反思也不值一提,但當微觀尺度的城市改變積累成了城市行動、城市設計師們又重新找回了城市的價值之時,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們發現城市正在為其發生改變——也許那時,城市就不再那麼失落了。

作者:

王萍萍,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風景園林工程師

洪濤,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高級工程師

(註:文章配圖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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