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被時代塑造的標準病人

昨天，一位朋友突然跑來問我，為什麼自己不焦慮。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反問他：不焦慮不是一件好事嗎？ 他一本正經地看著我說：可是別人都在焦慮，為什麼我不焦慮。

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會因為不焦慮而懷疑自己，並為這種不焦慮而感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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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聽說「四分之一人生危機」是在gradschool的某節課堂上。當老師提到這個概念以及它的定義的時候，我的同學們頻頻點頭，我也覺得這個概念十分符合我當時面臨畢業後不知何去何從，處在異鄉一切懸空的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概念是一種安慰劑：它告訴我們，所擁有的不安和不好的心理狀態是合理的，這樣一個概念的存在，意味著我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還有許多其他人與我們一樣陷於此種困境，甚至，它還鼓勵我們去因此焦慮。

甚至的甚至，如果我們不因此焦慮，就會反過來質疑自己，並為自己並不因為此種原因焦慮而焦慮（就像我朋友那樣）。

我們可以感知到，這個時代一直在製造焦慮，留學深造、高薪職位、結婚生子、購置房產……焦慮似乎是我們的必然歸宿，以至於，當我們發現自己並沒有因為是否應該出國留學、跳槽風口行業、結婚生子或者購置房產而感到焦慮時，這個事實本身會讓我們懷疑自己。

——也許，我們正在被時代的信息塑造成一名標準病人。

對於扮演標準病人這件事情我還是頗有經驗的。在一些業內知名的治療師的演示課上，經常會需要一個人去扮演一個來訪者，即所謂的標準病人。

這活兒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活兒，可以說很需要專業修養和藝術修養兼具了。比如你要扮演一個焦慮障礙的來訪者，首先你得熟讀DSM-5里相關的診斷標準，其次你得有一個腦內形象這樣的人大概是怎樣的言談舉止思維方式，最後你還得賦予他生動的生活事件和刺激來源，把自己由內而外地扮演成這樣一個人。有時候演著演著，簡直自己都要相信自己編造出來的故事了，人類的情感感染能力不可謂不強大。

（倫勃朗是我感到最擅長刻畫焦慮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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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會發現，身邊環繞著一種氛圍，必須要成為一個標準病人，必須歸入這種焦慮文化的焦慮感：如果我們不對特定議題感到焦慮，就會缺乏歸屬感——周圍的人們都在如此積極地為這些議題焦慮，難道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嗎？難道我要被時代和群體所拋棄？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們就一直在慌亂地站隊，給自己找到一個可以歸屬的群體，這之後一切才能夠開展。譬如美國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可以追溯到報紙帶給歐洲殖民者的影響：每天印刷出版的報紙提供了殖民者所需要的信息，同時又只有這些殖民者可以得到這些報紙和信息，因此報紙及報紙上的信息就成為了提供有限的想像共同體的基礎，也由此產生了這些報紙的使用者的人群的共同體——就這麼簡單，一個民族的概念出現了。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和基礎。文字和語言的共同性，對於人類來說是一種基礎的、根性的心理共性，即，當一群人認同相似的語言和文字表述的時候，這群人最容易互相認同。

現代文化和新型傳媒，在今天，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成為塑造群體的基礎。

為了達到營銷和宣傳的目的，網路媒體在瘋狂地傳播充斥著焦慮和恐懼的信息，這些信息呈幾何倍數地增長，被人們傳閱，以表達自己的認同。

而在這些新型媒體中，以對特定議題感到焦慮的人群劃分變得尤為明顯。這些包裹著所謂概念和觀點的信息流加速了群體極化。當我們置身於相似群體中，我們的感受會更加強烈，表現也會更加極端。

＊群體極化：討論通常可以強化群體成員的普遍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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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劃分、被歸群一直是人類減少成本，開啟一種生活方式或者一項事業的基本方式。如今，你是為北上廣的房產焦慮，還是為綠卡焦慮，或者是為自己是否能出任創業公司ceo焦慮，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劃分你所應該歸屬的群體。這些焦慮感的信息傳播如此之廣，甚至讓人感到不知自己應該站入哪一隊列，為什麼感到焦慮，但是總之，你不焦慮大概是極其不對的，因為這意味著你會被所有的群體拋棄。

所以，如果你是個lgbtq人士，那麼你應該為「能不能趕快搞一張綠卡」而焦慮。

如果你是漂在一線城市的人，那麼你應該為「買車/買房/拿戶口」而焦慮。

如果你的年齡在某個階段以下，你應該為「何時年薪百萬」而焦慮。

如果你的年齡在某個階段以上，你應該為「結婚生子」而焦慮。

……

沒錯，當我們成為一個標準病人，我們所焦慮的東西是那麼符合此刻置身的群體，是那麼符合我們願景中的這個群體中的一員的形象。

我們以為自己站在了對的方位，以為自己找到了歸屬，但是這種歸屬可能只是一個牢籠。

我並不是在說歸屬是一個不好的詞，而是覺得這個時代的歸屬似乎有些不夠美麗。

畢竟——

曾經，人們可以根據音樂、詩歌、繪畫、傳說、服裝上的綉飾、圖騰上的動物、跨越海洋的船舶形狀、紀錄日月星辰的方式、廣袤山川的地形來歸屬自己，形成一種美的、有機的共同體。

而現在，我們卻連焦慮都不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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