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我不喜歡正能量

04-22

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正能量」鋪天蓋地式的出現在媒體，報刊，社交網路已經人們的交談之間，無孔不入地進入了我的生活。可是我從來都很不喜歡「正能量」這個詞，也從未使用過它。

為什麼討厭「正能量」，首先這個詞沒有美感，我反覆讀這個詞，怎麼讀怎麼彆扭。嚴格來說「正能量」算不上一個合格的中文詞，它是硬生生將「正」和「能量」兩個粗暴地拼在一起，讀起來總那麼生硬不舒服。

這個世界是這麼容易分出「正」「負」的嗎。我一點自信都沒有，所以我自認為還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放的人，道德標準寬得沒邊，約炮，一夜情自然看得很開，同性戀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就算有人堅持要和充氣娃娃結婚，我也可以理解。還有甚至是婚外情和自殺，我也不覺得隨便揮動道德大棒指責他人就一定是正確的。看過韓國電影《外出》男女主人公因為家人遇交通意外在醫院照顧重傷的家人時認識，隨後在朝夕相處中互生好感，隨後發展成婚外情。我深知世事無常，人性的複雜，每個人在困難面前都是脆弱的，都渴望得到溫暖和慰藉，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不要隨意站在道德高地職責他人。人生而面對種種的悖論，生命的悲劇性方為永恆。當年我在《鏘鏘三人行》中聽到梁文道先生說自己中學時代讀了薩特（也許記得不對）的哲學，覺得人生是如此虛幻而產生了自殺的想法。我當時是一半的好奇，一半的肅然起敬。什麼書如此神奇，我也想看看。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人，他們很有思想，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很容易困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可這是哲學上的終極問題，無數個最聰明的大腦窮盡一生都解不開的難題。有的人一旦開始思考人生，一旦開始迷茫他就再也回不到過去矇昧無知的日子裡，他們非常痛苦，這種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陳然，當人們發現自己終有一死，而所有的豐功偉績在人死後全部歸零。千秋霸業，榮華富貴在死亡面前變得虛無縹緲，甚至不值一提。想到這裡，人怎麼會不迷茫不痛苦呢。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有的人選擇了宗教，還有的人選擇自殺。對選擇自殺的這些人來說，生命是無意義的，世間的一切也都沒有意義，旁人所謂的珍惜生命，不讓家人傷心之類的理由對他來說根本不予理會，有人說他們不負責任，可是責任對於他也是不值一提的東西，死亡是一種解脫，也是對意義的追尋。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涅槃是佛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讓自己的肉體和精神永久徹底地從宇宙中消失。世人往往貪生怕死，而有些佛教徒卻貪死厭生，在古印度就有修行者自願躺在車輪下被碾死。我也不禁為他們動容。人的思維是很複雜的，不要輕易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別人。

這個世界是很複雜的，並不是非黑即白的。我想知道什麼就一定是「正」什麼一定是「負」，正負的標準在哪裡，這個標準由誰來定出來的。後來我明白了，根本沒有標準，應該是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對「正能量」的標準。全國十三億人就有十三億個關於「正能量」的標準，而且每個人都是裁判員，只要對方觀點與自己一致，那麼對方就有「正能量」，如果對方持相左的意見呢，那不用說，自然就是「負能量」了。有了這個邏輯，我們不難理解2012年秋天，日本購島風波後，一群人打著「愛國」的旗號在街上打砸同胞的日系汽車，還有一個暴徒滿滿的「正能量」，拿起磚頭將一個日系車車主腦袋打破，打成癱瘓，事後暴徒依然振振有詞「我這是愛國！」如今這一幕又重新上演，一群蠢貨在南海仲裁案後抵制肯德基，要求砸掉蘋果手機，改用國產手機。他們心中洋溢著恐怕也是「正能量」的興奮。這批蠢貨如果真這麼愛國建議回家先把國產手機的安卓系統和國產電腦的Windows系統卸載了，這兩個操作系統一個是谷歌的，一個是微軟的，但都是美國公司。

有人會說，那些暴民只是少數，「正能量」是指社會中多數人形成的一些積極向上的共識。是嗎，上街砸車的暴民或許是少數，其他地方呢？有哪個暴民覺得自己是暴民的呢，他們不都覺得自己一身正能量嗎。前不久的雷洋案似乎已經被其他新聞淹沒了。我記得有相當多的人的關注點不是雷洋怎麼死的，而是他是否嫖娼了。就連辦案警察也對他的死因三緘其口卻一再強調他確實嫖娼了。為何如此呢，這其實是相當部分民眾的共識「只要人是個壞人，怎麼死的都無所謂」。他們無法明白一個人不論是否罪大惡極，也有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實質正義必須通過程序正義去實現，而不是通過警察或者民眾的濫用私刑來實現。當然這顯然不是很多人心中的正能量，他們覺得程序正義太麻煩，太費時，不痛快，既然認定了壞人就要快要狠，所謂大快人心。這也表明，很多人心裡，司法追求的並不是公平和正義，而是為了得民心，為政治服務。也正是如此，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了胡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很多冤案。而真正的獨立公正的司法既敢對抗總統，也不懼違抗民意，它追求的就是正義。

《巴黎聖母院》中有個情節，又怪又丑的卡西莫多被綁在刑架上示眾，他直呼口渴要喝水，然而底下卻是亢奮的民眾，他們辱罵他，嘲笑他，朝他扔石頭。在這個時候，美麗的愛斯梅拉達卻-親手將一罐水送到卡西莫多乾裂的唇邊。這也是雨果小說永恆的主題——博愛。在雨果看來人世間的博愛可以超越法律與秩序，在《悲慘世界》里冉·阿讓的故事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浪漫主義的情懷。誰都知道法國，知道巴黎，時尚之都，藝術之都，浪漫之都。可是誰又能想到當年正是這些時尚浪漫，富有審美眼光的法國人發動了法國大革命。一邊是人間天國的美麗理想，現實卻是千萬人頭落地的人間地獄。

中學歷史課我們就知道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性文件《人權宣言》，還有它們的口號：平等、自由、博愛。這算是當時革命的「正能量」了。可是革命一起來立馬失去了控制，它象一頭可怕的怪獸，吞噬一切，並且甚至不準備放過它的催生婆。人權成了奢談，革命群眾只要將「反革命」的帽子隨便往某人頭上一扣，他就被送進了監獄。剩下的司法審判不過是走個過場，然後就送上斷頭台了。在某些地方甚至以浪費時間為理由廢除審判程序，那些「反革命」直接從監獄不經審判就被送上了斷頭台。

革命了，建立了新制度，要追求平等呀，可是人人生而平等太渺茫了，那就人人死而平等吧。歐洲本來有兩種死刑，砍頭和絞刑。中國人認為被皇帝賜三尺白綾自縊而死是種體面的死法，留個全屍。斬首那是身首異處，太慘了。歐洲相反，認為流血而死是一種光榮，所以平民處死才用絞刑，貴族處死都是砍頭。既然革命了，舊制度被打破了，那就廢除絞刑，一律死刑。這下好了，劊子手大吐苦水，要殺的人實在太多，工作量實在太大，連磨斧頭的時間都沒有。事實確實如此，革命是永遠需要創造出新的敵人的，沒有了敵人還怎麼鬥爭還怎麼革命，所以「反革命」一定是殺不完的，而且一定越殺越多，否則怎麼體現革命的豐功偉績。既然劊子手忙不過來，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高效殺人機器斷頭台粉墨登場。一個小時，幾十顆人頭就落地了。可是「反革命」實在太多了，連斷頭台都忙不過來了，於是革命群眾有了新發明，他們把1500個「反革命」趕到一艘船上在盧瓦河上鑿沉，幾個小時的功夫，1500人就沒了。

那麼自由呢。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是由「公意」這樣一個概念做先導的。「公意」的提出是法國革命思想先驅盧梭的功績。他的意思是說在舊制度中，公眾是沒有自由的，國王說了算，這就是專制的意思。那麼在新制度下應該相反才對，應該是由公眾說了算，這就是民主的意思。對待任何一件事，公眾都有「多數人的意思」，這就是「公意」了，只要公意得以實現，這當然就是大家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做為一個公民，他的「自由」就是服從「公意」，當他和公眾意願一致了就真正進入了「自由」狀態，就獲得了幸福。所以為了幫助每一個公民幸福，就要強迫他們自由，也就是先服從「公意」。

這個邏輯好熟悉啊，不就是今天的「正能量」嗎？估計也只有同樣歷史悠久，哲學底蘊深厚，富有革命情懷的中國人和法國人能理解這樣的邏輯了。要是遇到沒有歷史沒有文化的美國人，他們想破腦袋也不明白「自由」怎麼變成「服從」，「強迫」怎麼還有「自由」。美國人梭羅在一篇文章「論公民的不服從」提到有權利說不才叫自由。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提到，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個社會利益的名義也不可逾越，它不承認大多數人獲得的利益可以理所當然地彌補少數人的犧牲。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假如有人不肯服從這種強迫的自由呢，人是否有選擇「不幸福」的自由，結論是可以的，只是這個「不幸福」將是「很不幸福」，他會被「自由幸福」的革命公眾送上斷頭台。

有了這樣的自由，還有這樣的平等，再加上這樣的人權，博愛就可想而知了。底層革命群眾的狀態就是相互檢舉揭發，人人自危，自己是站在斷頭台下欣賞死刑的盛宴還是被綁在斷頭台上領死就全看自己的運氣了。那些革命黨也好不到哪去，做為舊制度的象徵，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先被送上了斷頭台，然後他們把貴族送上了斷頭台，接著他們把不支持革命的中間派送上斷頭台，再接著他們把革命地不夠激進的溫和派送上了斷頭台，在然後自己被另一批更激進的革命黨送上了斷頭台，當然那批更激進的革命黨在不久的將來還會被更加激進的革命黨送上斷頭台。

革命是要不斷創造敵人的，它吞噬一切，當它吞噬完了外部就對內相互吞噬。歷史在這裡真是極富戲劇性，最諷刺的就是羅伯斯庇爾，這個大名鼎鼎的雅閣賓俱樂部的掌門人，革命三巨頭之一，法國革命恐怖帶頭人，他把無數「反革命」送上斷頭台，最後一次，當他想再一次進行內部大清洗時卻被他的革命戰友先下手為強，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送進了監獄。

當年處死國王和王后時，有一個大臣自願做他們的辯護人。什麼？居然還有人為萬惡的舊制度辯護，為舊制度的代表國王和王后辯護！革命黨當然不能容忍這種違背「公意」的「負能量」存在。他們乾淨利索地把這位辯護人送上了斷頭台。他們不知道這同時也把自己的脖子伸到了別人的屠刀下了。當他們把司法當作革命的殺人的工具，當他們摧毀了司法獨立，消滅了公平和正義的同時也就埋葬了自己。不知監獄中的羅伯斯庇爾有何感慨，本來公正的司法，專業的辯護人是可以救他一命的，可如今這些都沒了，只有一條通向斷頭台的路。他是否會有一絲悔恨和反省，流下凄婉而哀傷的眼淚。

兩百多年過去了，法蘭西是這個世界上最愛革命的民族，他們從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折騰到了第五共和國，中間不知道有多少次革命，王朝復辟，再革命，再復辟，革命的殘暴血腥也還一次次上演。如今他們依然沒有消停，似乎今天的法國人依然熱愛遊行，每年的新年元旦之際他們總要上街打砸汽車和商鋪，發泄心中的不滿，他們心中裝著也是滿滿「正能量」的「革命傳統」。

德籍猶裔維克多·克倫貝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里提出了一個相當經典的問題：「什麼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他和戈培爾的個別演講嗎？」與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克倫貝勒極度清醒地發現了納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的講辭或文章、宣傳單張、海報與旗幟；這種影響力不是透過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而達致。」「相反地，納粹主義之所以能滲進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單詞、片語和語句的結構，靠著廣泛、機械而又不自覺地重複使用它們達到百萬次以上。」

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雖然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今天，我看著電視屏幕里時不時的「傳播正能量」，社交媒體滿屏也是「傳播正能量」。人們相互交流也張口閉口「正能量」。我心裡有著莫名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