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的收入差距持續惡化？

「贏者通吃」作為人類社會的現象，似乎勢不可擋，與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惡化。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處於財富頂峰的人，和社會赤貧階層之間的收入距離，被拉大了上萬倍。

那麼，收入差距的擴大到底因何而致？

是像反自由貿易者所說的，是因為全球化？還是像「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推動者所指責的，是因為現代資本家的「道德淪喪」、「過度貪婪」？還是像國際媒體所指責的，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

在本文中，我希望通過分析現代經濟的特徵，尤其是財富實現的手段，來證明如下結論：

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是因為現代資本家比以前「道德淪喪」，不是因為現代企業家更加貪婪，而是現代技術和規模化商業模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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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商業增大收入能力差距

農業的產出與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係，這限制了農民創收空間。

不能因為這畝地種好了，下一畝地就可以少花勞動時間或肥料成本，每畝地所需要的勞動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獨立的，這就使農業生產難有規模效應。

每人每天只有 24 小時，即使不睡覺不休息，農民的收入也難以逃脫產出跟投入間線性關係的約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幾千年來沒有農民靠種田種出億萬富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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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騰訊的產出和投入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係。在騰訊 QQ 空間里，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設計師與程序員花幾天時間，而一旦設計好了，虛擬帽子賣一頂一塊錢，賣 100 萬頂創收 100 萬元。

基金管理行業也是如此。像對沖基金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可能整個公司只有 15 到 20 人，這個團隊可以管理 2 億美元，也可以管理 20 億美元。因為一旦他們決定投一個公司的股票，投 10 萬和投 1000 萬美元對他們來說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時間完全一樣。管理 2 億和管理 20 億的運營成本類似，但利潤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華爾街的公司賺得很多，年收入幾百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遠遠高於傳統農業甚至手工業，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別的規模效應和金融行業的性質所決定的。

金融交易的本質是其價值創造不完全取決於勞動時間，也不完全取決於成本的投入，而是取決於金融從業者的人力資本。包括他們所受的教育、積累的經驗、組織能力、個人情商、個人誠信和人脈關係網路等。

新型產業、金融行業跟傳統農業和工業的收入差距，並非像大眾媒體和政客們說的那樣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或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現代產業具有全新的特徵。

只要這些行業對各社會群體是開放的、機會是平等的，就不能因為張三有本事進去而你沒相應人力資本進入，而要求政府多干預、多對他們徵稅。

姚明在退出職業籃球賽之前，平均每打一場球的收入是 25 萬美元左右。這個數字相當於 5 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近 30 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對於習慣於勞動價值論的人來說，打一場籃球賽賺 25 萬美元，怎麼也難以從勞動時間和強度來解釋。

可見，教科書里給的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

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 70 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和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是數量級意義上的。

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 70 年前的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千倍。即使相對於同時期美國和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數， 70 年前籃球球星的每場球賽收入也不會是當時 5 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或 30 個中國家庭的年收入。

今天跟 70 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 70 年前，一場籃球賽只有現場觀眾享受。即使門票貴到 200 美元一張，有 1 萬名觀眾，主辦方也只能得到 200 萬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辦方沒有其他收入。

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其說是給在現場的觀眾打的，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量達到數億人的美國與中國觀眾打的。這些觀眾可以通過電視、互聯網視頻觀看實況，也可以在比賽之後通過互聯網下載觀看。

這種因為電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經濟和體育打破了國界，帶來了受眾數量級的巨大變化，使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

所以，姚明每場球賽的收入這麼高，倒不是他比過去的球星多做了什麼，而是現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幫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資本增值，讓他的勞動所能帶來的價值大幅提升。

換言之，現代技術和全球化使「贏者通吃」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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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技術、媒體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所見所聞，拓展了人生閱歷，而且大大提升了生產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馬行空」、「日理萬機」不再是抽象的誇張隱喻，而是我們每天的真實生活。

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許多其他後果，其中「贏者通吃」被不斷延伸，先是地區內的「贏者通吃」，後是省市範圍內的「贏者通吃」，再後是全國範圍內的「贏者通吃」，現在是全球範圍內的「贏者通吃」，與這一不斷延伸的過程相伴的是贏者與非贏者間的收入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這是貪婪、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致，還是人類社會日益進步的必然副作用？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否則我們就會對當今社會、經濟做出誤判。

在傳統的中國、美國以及其他社會，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機會。在鐵路、汽車、飛機、電話出現之前，各村、各鎮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場，那時沒有像沃爾瑪這樣的連鎖店集團公司，任何規模化的家電日用品生產、運輸與銷售都不可能實現。

人工運貨的距離也許可達二三十公里，但更遠則體力難以支撐；即使馬車和驢車可使運輸距離增加，但由於沒有現今寬闊的公路網，馬車運輸的有限容量和高額成本還是極大限制了生產規模與市場範圍的擴張。

因此，張三在張家鎮、李四在李家鎮可各辦一家雜貨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辦得太大，張家鎮和李家鎮甚至還可容納多家雜貨店。從這種意義上講，正因為每家雜貨店規模都小、需要的創業資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創業意願和能力，多數人都有機會籌集到所需資金、進入「企業家」階層。

多數人有從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機會，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對於任何良序社會都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並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於太離譜的重要前提。一旦中產階級占多數，社會穩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產者有恆心，穩定會是他們自然偏好。

在這個意義上，正因為以前開飯館、開理髮店或者種田的選擇空間比較大，「創業機會」總體比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沒有現在大。當年的地主也許真的富有，但沒有幾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幾千倍、乃至幾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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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交通運輸與信息技術的變遷，商業和餐飲業也在經歷公司化、規模化的發展過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規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費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更方便地買到物品，消費者和創業者雙贏。

規模化零售也給社會帶來挑戰，它們能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從生產廠商採購，利用現代物流低成本運往各地，由於它們採購量很大，掌握進貨的定價權，能把進貨價壓到最低，進而能大打價格戰。

相比之下，夫妻雜貨店的規模小，它們進貨沒有砍價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廠商給的價格。所以，規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極強競爭優勢，夫妻雜貨店很難生存。於是，今天人們做「小本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中產階級難以擴大。

餐飲行業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等連鎖餐飲公司，因其規模優勢，能把各類食物原料進貨價壓到最低，而夫妻餐飲店卻不能。這勢必造成傳統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連鎖餐飲公司取而代之。

還記得《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嗎？不管是武大郎開的酒店還是飯館，都會分別被連鎖酒店和連鎖餐飲取代，武大郎開店實實在在地成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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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手工業這些傳統夫妻店行業，這些年已經經歷或正在經歷「去夫妻店化」的洗禮，由一個個大公司取而代之。社會因此失去了眾多中等收入機會，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階層，讓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出現更為嚴重的分化。

只是這種分化不是因為資本家剝削或貪婪而來，而是企業家利用現代技術帶來的便利，通過規模化經營降低了進貨成本和改善了運營效率。

這樣，他們比傳統夫妻店更能給消費者優惠的價格、好的服務和更多的商品選擇。儘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擠掉了眾多夫妻店，擴大了社會財富差距，但這是「創造性破壞」，而且其背後並沒有剝削，也不一定是貪婪使然。

股票市場改變了財富數量級。股市給上市公司股票定的價，從本質上是對未來的定價，是對創業者創辦的企業之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定價。現代公司治理讓公司能脫離創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經營下去，使公司的壽命沒有明確的上限。

於是，微軟未來無限多年收入預期的貼現值可以有 2000 多億美元，蓋茨 20 多歲時就成了億萬美元富翁。同樣道理，李彥宏和馬化騰都是 30 多歲就成為數十億美元富翁。股市讓他們不需要等幾十年、幾代才能實現創業的果實，而是現在就能把公司的未來變現。

這說明，雖然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企業與個人都有未來收入預期，但以前沒有資本市場，沒辦法對未來收入預期做定價，也沒辦法把未來收入轉變成今天就能算數、就能花的財富。因此，過去即使張三創業成功，有很好的未來收入預期，人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麼多億萬富翁，部分是資本市場所致，因資本市場對未來做定價而來。是資本市場量化了未來收入預期才有了那麼多的億萬富翁，而不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更貪婪或更剝削的結果。

對於由資本市場帶來的這種財富差距幻覺，政策和法律層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應，因為過去和現今社會都有未來收入預期，只是一個沒對這些定價，另一個對此進行了定價。

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在惡化，這是現實，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大致背景。

惡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運輸技術、信息技術、互聯網為全球化提供了基礎，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贏者通吃」的地理範圍不斷擴大延伸。這樣，有能力的群體成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財富。

而規模化商業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將許多傳統夫妻店擠出，讓眾多資產階級加入工薪大軍。

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財富分配往兩個極端分化。但這些因素跟貪婪、剝削沒關係，政府要做的顯然不是去禁止技術革新，更不是去阻擋全球化。

各國政府可以做的是為社會底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給那些在競爭中不幸運或者天生人力資本不足的人有體面生活的機會。激勵上升通道、保障底層是上策。

除此之外，強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是應對現代經濟現實的良策。在國家層面如此，在個人層面更是如此，人力資本的價值高於任何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