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改變命運-我是怎麼來到上海的

（一）

2003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溫暖的陽光灑在復旦校園的大草坪上，也灑在我的身上。站在復旦校門口，我知道我的命運即將發生改變!

但不是現在。現在我得趕緊乘上校門口的942路公交趕到火車站，再乘17個小時火車趕回我那四線城市，立即回到我那基層小機關去上班。

那一刻，我剛剛參加完了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複試。根據我的考試經驗，我覺得我考過了。

(如果讀者喜歡，以後我會講點我的考試技術。根據考試技術，我認為一場考試能否考過，考生應該在進入考場的時候就知道，而不是等到發榜時)

但在沒有接到復旦的錄取通知書之前，我仍然是一個四線城市基層機關的小科員。此時，我已經30歲，本科畢業工作了9年；在這個小城市裡，我已經結婚生子；每月工資1000塊剛出頭。

（二）

我開始理解這個社會算晚的。直到本科畢業4年，我才明白一件事：我在這裡再幹下去前途渺茫。

（現在很多同學畢業0.5年就弄明白了，所以「畢業半年失業率」成了個統計指標；精明的同學則大學期間就明白了，第一份工作就很理想。）

為什麼前途渺茫？

我不埋怨呆在小城市，小城市裡走出來的成功者多得是；

我也不埋怨出身草根，大人物出身草根的很多。

只能說，我的能力與我處的環境不匹配。

問題是，我有能力嗎？

那是1998年初。此時我才開始明白：人生，我沒有任何競爭優勢。

論學歷，我才本科，我們單位有上海財大的碩士，進單位比我早，還科員呢；

論學校，我普通二本，我們單位有北大的，也有浙大的，都科員呢。

論技術，大學我沒學到什麼技術，基層機關工作也沒什麼技術含量。

論政治資源，更別提了；論經濟資源，月收入1千元。

那時候，我特別羨慕那些叫「滬漂」、「北漂」的。

人家已經在上海、北京了，而我還不敢去。在我家鄉小城，官文化深厚，要從機關辭職，我不知道如何跟父母交代。

漂們自己吃飽全家不餓，而我已經訂婚了，不能想走就走。

我也特別羨慕那些考到上海、北京的大學生。

如果本科我也考到上海，畢業就會留在上海，就不至於走彎路，耽誤30歲之前這9年最寶貴的青春。

(三)

我決定到上海去。

為什麼選擇上海？

第一，我當時樸素地認為: 上海，市場的成分更多一些，更適合我這個草根 。

市場經濟就是合法的交換經濟，只要我有市場需要的資源，就能實現我的價值。草根就是提供勞力，也能換回自己的價值。這就是市場經濟吸引草根的地方。

當然，我辭掉機關的工作到上海，不是想賣勞力。

我想賣技術，都說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想賣點高級技術，回報高。

我認為，市場經濟的兩根支柱是財務和法律。市場評價技術人才，第一眼就是看「證書」。

那時和現在一樣，大家公認的財務證書最高的就是中國註冊會計師，CPA；法律證書最高的是律師資格，現在叫司法考試。當時這些證書考試的難度，絲毫不低於今天。

所以，我決定要考CPA、律考，考出來到上海去，靠技術實現我的價值。

第二，我還樸素地認識到，我需要名校高學歷。

中國傳統上重視高學歷。中國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計劃的部分，往往分配的是稀缺的社會資源，高學歷則是參與分配的重要要素。譬如現在上海211大學緊缺專業碩士應屆畢業，一般能拿到上海戶口；那時博士畢業，許多地方就招去做副縣長。

（我當時的這些樸素認識，對今天在上海奮鬥的青年、準備到上海奮鬥的青年，包括已經參加工作的和在讀大學的，不知是否還有借鑒？）

於是我斗膽做了個決定：考復旦大學最熱門（之一）的管理學院的博士研究生。

可是做決定的時候，我只是一個本科生，二本的。先不說考博難否，問題是這中間還差著個碩士沒考呢!

所以，我決定先考把CPA，律師、碩士、博士全考出來，再去上海。

哈哈，笑死人了，全考出來再去上海! 這要等到猴年馬月？這些東西你能考出來嗎？

（四）

從1998年到2003年，我準備了5年。

在這5年里，白天我還是那個小機關的小科員，科長讓我幹什麼我就得去幹什麼。

只有晚上和周末不加班的時候，屬於我自己。我用來學習考試，希望改變命運。

利用這5年的業餘時間，

我職稱考過了2級：會計師、高級會計師；

學位考過了2個：碩士、博士；

執業資格考過了3個：中國註冊會計師CPA、律師、中國註冊資產評估師CPV。

其中CPA、律師、CPV這3個考試是同一年（1999）考出來。

那年考過的科目是CPA（只剩一門）審計、律考全科、CPV全科。

2003年5月，我接到了復旦的博士錄取通知書；9月，我來到了上海。

從此開始了在上海的奮鬥，直到今天。

我叫牛奮，寫過一本考試技術的書《考什麼過什麼》。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考試技術，想了解我到上海以後的故事，歡迎你關注我在知乎的名字「牛奮老師」，或者我的微信公眾號「牛奮考必過」。

我寫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