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國與士大夫特權

04-22

依法治國比較好理解，我們現在也是提倡依法治國。西漢初年，所謂的無為而治，其實就是一種依法治國的表現，具體來說就說制定好法律，大家好好遵守，有人犯法，根據法律判刑就行了。法律是公開的，執行起來也交公正公平，所以天下就沒有什麼事了。老百姓，好好生活，也沒有幾個會犯法的，也不需要國家去管理。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漢文帝時期。一次，文帝出巡路過中渭橋，結果拉車的馬被一個行人驚嚇，這在當時叫做犯蹕，即觸犯了皇帝的行動。當時的廷尉是張釋之，這樣一件冒犯皇帝的時候，就有張釋之來審理。

張釋之經過審理得知，犯法的行人原來聽到了行車的聲音，因為來不及躲閃，就躲到了橋下邊。一會兒後，他覺得車馬應該走遠了，就從橋下出來，結果卻恰好撞上了文帝的車駕。驚慌得拔腿就跑，就這樣使馬受驚。張釋之依照法律規定，罰金四兩。

文帝聽說了很不高興，嫌他判輕了，張釋之據理力爭：「國法應該是天子和天下百姓一起遵守，如果違背律條，輕易重判或者輕判，就會使法律失去信用。既然陛下讓臣來處理，就要按照國法辦事，如果我帶頭任意行事，那豈不是給天下的法官們起了壞作用嗎？」文帝聽他說的有理，就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不再追究了。

這件事件一般都是用來說明張釋之的正直，其實這就是文景之治的精髓，國家有制度法律在，執行好這些制度法律就行了，這就是典型的依法治國，也就是和所謂的黃老之治。

以德治國就比較搞笑了。因為首先要在道德上判別這個人是君子和小人，也就是士大夫與庶民。以德治國主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東漢鄭玄解釋就是：刑不上大夫，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也就說士大夫有特權，犯了法不能按照法律來審判，而是要皇帝裁決。這與法家所主張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有著本質的區別。

依法治國對於士大夫階層是有利的，因為士大夫有特權，觸犯了法律也不要緊，只有皇帝不想殺你，朝廷有人為你說話，那就可以減罪什麼無罪了。

對於皇帝來說，依法治國就是以皇帝的意志來決定一個人是否有罪。皇帝想剷除異己，那就是一點小事就可以殺人，甚至無中生有的謠言都能拿來治罪，皇帝喜歡的人，犯了天大的罪，一樣可以得到赦免。漢武帝特別喜歡這樣按自己的意志去定人的罪，所以廢棄黃老之治的依法治國，採用儒家的「以德治國」。之後以德治國成為了漢朝的國策。

儒家的以德治國，並非不要法律，而是把儒家的思想凌駕於法律之上。在具體斷案中，就是以儒家五經中的句子斷章取義，所以儒家五經的解釋權就非常重要。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一個庶民偷竊被抓了，根據法律肯定要判罪的，但是這個小偷的父親也是小偷，根據儒家所說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個小偷就是一個孝子，那就可以判他無罪了。這個例子雖然荒誕，但是在儒家以德治國的框架下，就是這樣斷案的，這樣類似的案例是很多的。

用儒家五經當做自己判案的依據，這個方案是西漢酷吏張湯發明的。當時漢武帝偏愛有文才學問的人，張湯斷決大的案件，欲圖附會古人之義，於是請求以博士弟子中研習《尚書》、《春秋》的人補任延尉史，以解決法令中的疑難之事，在寫審判書的時候直接引用四書五經中的經典，作為自己判案依據。張湯這樣的做法深受漢武帝的欣賞。在之後就成為了判案標準。

在這種所謂的以德治國的框架下，皇帝掌握著官員生死，官員掌握著老百姓的生死。特別是地方官員，權力極大，如何判罪，就看他怎麼想的，同樣一件案子，在不同官員之中，判案的結果也是大不相同。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孔融為了維護孝道而殺人。據《藝文類聚》引三國吳秦菁的《秦子》，孔融做北海相的時候，有一天在路上看見一個人在墳墓邊哭泣自己的亡父，就停下來仔細觀察，發現這人哭是哭了，臉色卻一點都不憔悴。我們知道，按照儒家的經義，父母死的時候，應該悲傷，但不能過度到損害身體的地步。然而在後漢，所有自以為正直的知識分子，都以悲傷到哀毀骨立為榮，孔融曾經就是靠這個搏出位的，哪能容忍有人和自己背道而馳，當即把這人抓到官府，以「不孝」的罪名殺了。

這就是用道德來殺人了，不符合儒家忠孝仁義的人，都被稱作小人，一個人一但被打上小人的標籤，那就等於判處了這個人的死刑，不管他有沒有犯法。

這就是漢朝以德治國的真相，其反映的是士大夫的特權思想，是儒家人士道德優越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