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統的監視下,我們被允許擁抱5分鐘

「我很難說,越過國境到底對不對。我也很難說,這堵牆要不要修。但至少我真正到了這裡,聽到了一些普通人的聲音,一些可能被新聞淹沒的聲音。」


位於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線上的友誼公園,原則上只是數千萬個普通公園中的一個。但這裡沒有涼亭,也沒有驟降驟起的鴿子群。

在1994年,「美墨隔離牆」尚未大規模建起以前,友誼公園是兩地移民們自由相會的「接觸點」。

而隨著美國邊境軍事化進程的推進,「一級圍欄」和「二級圍欄」陸續建起,雙層隔離欄把公園一分為二,一邊屬於美國的聖地亞哥,另一邊屬於墨西哥的蒂華納。

隨之而來的,是無數個割裂的家庭,以及一張張弔詭的「全家福」。

友誼公園一角

在友誼公園,拍最詭異的全家福

「友誼公園是我見過最『不友誼』的公園。」

近10米高的圍欄上,布滿了紅外攝像頭,運動感測器和雷達探照燈,紅頭美洲鷲偶爾在上面投下陰影,佩戴著USBP臂章的美方巡邏員比前者的數量還要多——但人們似乎並沒有被眼前的超現實場景嚇倒。

這仍然是邊境線上陽光煦煦、很美麗的一個禮拜天。

人們到友誼公園,等待美國那邊的家人。在美國一側,友誼公園的開放時間只有周末的幾個小時。

邊境教堂的角落裡,30歲的阿芒達利茲坐在自帶的摺疊椅上,旁邊還有一瓶水——他是友誼公園美國一側的常客——顯然,他準備在這裡呆很久。

另一側,一名盲眼老婦由一名年輕女子扶著,在陰影處坐下。前者打扮得十分得體,脖間系著一條紅藍相間的絲巾,唇上抹著色彩飽和的口紅,像是參加一個聚會。

在烈日下,兩個女人撐著傘與對面的人相見。

雖然太陽跟炒勺似的燙人,但隔離欄的南北兩側,已經聚集了約莫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著10點鐘,邊境巡警打開美國那邊的門禁。

「來這裡的人們有著一個明確的目的,他們能在這裡和國境線對面的家人或朋友會面。」自2013年以來,一直記錄著這個公園的攝影師格里塞達·聖馬丁說。

友誼公園墨西哥一側

每逢周末,巡警會打開美國一側的圍欄,在美生活的墨西哥人,可以跨過這30米的距離,與墨西哥的親人們隔著另一道圍欄相見。

數小時的會面,已經成為美墨邊境的一部分。

有人喃喃細語,有人低聲啜泣,也有人在默然禱告。但更多的人談笑自若,宛若平常見面聊天。甚至有幾個身手矯捷的少年,一溜煙爬到高牆頂部,略帶著挑釁和蔑視似的閑逛起來。

兩個月以來,Alejandra與她的丈夫Daniel 都在這裡相會。Daniel 暫時無法離開美國,Alejandra也得不到合法赴美的許可。

Maria的丈夫和四個孩子都住在加州,兒子 Leslie八歲之前,他們一家六口都住在美國,但這一年Maria 回墨西哥參加父親的葬禮,此後就再沒能返回美國。

Olga帶著兩歲的孫女與兒子Jonathan會面。他們已經度過了13年相隔的日子。Jonathan因為奧巴馬時期「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DACA 計劃)的政策,暫時合法地留在了美國。在此期間,他一旦離境,就不能再次返回美國。

67歲的何塞·馬爾克斯,是墨西哥街頭樂隊「蒂華納罪犯」的主唱,也是友誼公園墨西哥一側的常客。

雖然與身在美國的女兒蘇珊娜相隔僅幾英里,但他們已經被眼前這道鐵欄分開了16年。

即便美名「友誼公園」,但這裡戒備森嚴,像何塞這樣,偷渡到美國又被遣返的墨西哥人,只能用手指尖兒觸碰圍欄後面的家人。

「網眼太密了。」何塞說,自己從未真正看清過女兒的臉。

何塞透過密網,碰一碰蘇珊娜的指尖。

通過寬窄不到2厘米的鐵絲網格,何塞儘力去碰蘇珊娜的手指頭。那邊的蘇珊娜也做著同樣的動作。一番努力下,兩根指頭的末端,終於艱難地伸到了對方的領空。

這是父女倆最親近的時刻,何塞甚至能聞到蘇珊娜臉上爽膚水的味道。

「這一幕似乎有點超現實,」攝影師聖馬丁說,「人們好像在探視監獄裡的親人。」

何塞在墨西哥一側與女兒和外孫合影。

蘇珊娜和兒子約翰尼在美國一側和何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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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透過細密的鐵絲網,向小女兒唱著墨西哥童謠;夫婦們在金屬柵欄之間,努著嘴唇去夠對方;偶爾有孤身一人的少婦四處打望,卻看不到她那年輕丈夫的身影;年邁的父母錯過了對面孩子的成長,再次見面時,他們已經是一個或幾個小孩的父母……

這是聖馬丁能看到的大部分情形。

一名從美國被驅逐出境的墨西哥人通過蒂華納的邊界圍牆親吻他的妻子。

這是很多邊境移民見到親人的唯一方式。

Salgado的全家福。Salgado和侄子二人在美國。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女兒則住在墨西哥。這是Salgado 十四年以來第一次見到女兒。

Carmen 一家合影。Carmen夫婦一共有五個孫子,其中兩個在美國居住,小孫子 Crystal 今年11歲,這是奶奶 Carmen第一次見到她。

若沿著這些星散的「接觸點」往西走,就到了隔離欄的盡頭。

靠近海灘的這一段被有意設計成了留有縫隙的欄杆式,柱式圍欄一直修到了海堤,並且還向太平洋的海水延伸了100米。

就像一塊燒紅的石頭,偶爾捲起的海浪嘩地澆上去,蒸騰出永無休止的熱氣。

「這就是特朗普聲稱要加寬加厚的一部分。」何塞對聖馬丁說。

從90年代開始,這裡的隔離牆已經被加固了好幾次。

從一級圍欄到二級圍欄

被遣返之前,何塞靠著在美國的街頭演奏為生。

他至今還能想起,1971年友誼公園由前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落成的時候,這裡只有幾根單薄的鐵絲作為象徵性的區隔。

「我希望這裡不會有太長的圍欄。我討厭在任何地方看到圍欄。」當天,尼克松夫人來到這裡,命令身邊的人剪掉了橫亘在公園裡的鐵絲網。

1971年,帕特·尼克松到訪友誼公園,在這裡親手種下了一棵「友誼之樹」。

在1994年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友誼公園都允許人們自由出入。跨境的家庭經常來到這裡一起吃飯,很多人選擇在公園裡舉行婚禮或宗教活動。

但如今,一切就像蛋清和蛋黃一樣分明——下午2點鐘一到,這些人都要在工作人員的催促下離開。唯有那幾隻盤旋不休的美洲禿鷲,能夠沒日沒夜地飛過來又飛過去。

2006年,人們隔著尚且單薄的柵欄做起了跨國瑜伽。

事實上,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總統一直在加強邊界安全的問題上躍躍欲試。

20世紀上半頁,美國曾因勞動力奇缺,兩次向墨西哥引進過勞動力。但與此同時,非法移民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從1964年起,美國移民局每年僅允許0.6萬墨西哥人合法移民到美國。

而這一策略後來被證明效果不佳。及至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後,移民的湧入到了難以遏止的地步,美國政府便開始了大規模的造牆計劃。

位於友誼公園的其中一側隔離欄,正是在這個時期拔地而起,並在1998年加高了18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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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一天上午,何塞和他妻子一起收看了9·11恐怖襲擊的電視新聞轉播。

次年,人們在世貿廢墟里攏共清出了180萬公噸殘骸。同一年,何塞被移民局驅逐出境。

而和他有相同遭遇的,還有瓜地馬拉人,薩爾瓦多人和宏都拉斯人。蘇珊娜則幸運地留在了美國,但因為屬於無證移民,她無法到蒂華納看望父親。

何塞站在他的房子外面,從被美國驅逐出境算起,他已經在蒂華納的小屋裡獨自生活了16年。

何塞坐在陳設簡陋的家裡。

何塞和他的樂隊——「蒂華納罪犯」,正在蒂華納市中心的街上等待有人雇他們去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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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美國的移民政策再次收緊。

確鑿無疑的癥狀是,在這個世界上最繁忙的關卡,行人和汽車有時候要等待6個小時才能進入美國。

而從美國開車進入墨西哥,卻基本上等於沒有關卡。暢通無阻的陸路交通、低廉的物價、寬鬆的藥物管制以及熱鬧的紅燈區,一度讓蒂華納成為美國人理想的度假勝地。

2006年,美國邊巡在聖思多羅驚訝地發現了一條精心設計的地道。據時報記者的描述,「在這條2400英尺長的秘密通道通過的,有時是高純度的海洛因,有時是非法移民。」這一發現,也變相加快了美國的邊境軍事化進程。

2008年,在靠近海灘的一側,友誼公園的柵欄仍留有寬大的間隙,甚至能通過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

2009年,二級圍欄在建。

2011年,海灘上的隔離牆繼續加建,延伸至海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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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收回友誼公園的所有權,隨後又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建了第二道鋼筋圍欄,也就是現在能看到的那樣。

2012年,擁有二級圍欄的友誼公園重新開放。

由它組成的隔離牆,如今一頭扎進蒂華納的海灘,而另一頭,則由近至遠、由高變低,沿著邊境,伸向遙遠的墨西哥灣。

中間闖過了奔騰的格蘭德河、荒蕪的奇瓦瓦沙漠,以及擁擠的諾加萊斯城區,有時會毫無規劃地在農場和野生動物保護區之間穿梭。

在這道長達3169公里的隔離地帶,時常會看到舊鞋子、兒童書包、空塑料瓶和爬梯,還有移民丟棄的渡河用的輪胎,以及美國邊境巡邏隊留下的子彈殼。

美墨隔離牆在聖地亞哥(美)和蒂華納(墨)段的開端。

隨之而來的,還有無數個家庭割裂的生活。

「如果說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我最不想要的,那大概就是和老婆孩子相隔的命運。」

阿芒達利茲一邊往網眼裡逐根逐根地遞芝士條(這是女兒諾瓦最喜歡吃的零食),一邊回答聖馬丁的問題。

2012年,與家人暌違數年的男孩忍不住哭泣。

而最想要的,他說是「每周都能掙到比墨西哥高十倍的工資」——然後把掙到的錢寄回家鄉小鎮——那裡工作崗位稀少,人民貧苦到有些人無法理解的程度。

長期以來,為了躲避本國的毒品、經濟停滯、高犯罪率和政治腐敗等問題,像阿芒達利茲一樣的年輕墨西哥人,總會想方設法偷渡到美國,尋找更安全的生活和更好的工作機會。

他們都是聽說了美國發財機會多,不惜冒著被射殺或被抓的危險,穿過沙漠或格蘭德河谷,到北邊撞撞大運,即使混不下去,也絕不回去。

販賣大麻和冰毒,能夠換取足夠的錢去養活他們的孩子。

蒂華納的街區。這裡飽受毒品、貧困、和暴力犯罪的困擾。

監視下的「五分鐘家庭」

2012年,加建了二級圍欄的友誼公園,在當地教會和人道主義團體的強烈要求下重新開放,並在周末上午10點鐘到下午2點,允許美國這邊的人走到第一道柵欄前。

母親節這天,移民母親們收到了NGO組織送的鮮花。

這是邊境線上難得的溫情時刻:被驅逐離境的基督牧師 Jonathan 和妻子 Gladys 在蒂華納邊境牆前舉行婚禮。

十年後,何塞又見到了蘇珊娜。大致也是在這十年里,蘇珊娜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兒子約翰尼也在不久後出生了。

如今,一個禮拜里總有那麼一兩次,他們能在友誼公園見面,談論著彼此錯過的時光,以及當下的生活。

儘管在蘇珊娜那邊,柵欄已呈灰色鏽蝕狀,邊境巡警又總是在維持秩序,但是在何塞這邊,氣氛卻輕鬆許多。金屬鋼樑早已被當地的藝術家團體漆成跟天空一樣的藍色。

重新見面後,何塞寫了一首歌,準備著周末見面時為女兒演奏。

當天,何塞雇了兩個樂手,他則把手風琴綁在胸前,為蘇珊娜唱了這首歌。手風琴發出的溫暖而嘶啞的顫音,穿過圍欄直達蘇珊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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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人權組織又成功說服邊境官員在墨西哥兒童節那天打開圍欄,讓母親和孩子短暫接觸。

自那以後,高大的鋼閘門大約一年打開一次。5、6個被選中的家庭被領到圍欄前,母親和孩子可以在巡警的監視下,擁抱5分鐘。

人們排著隊,等候與家人的「五分鐘擁抱」。

相聚的Rebecca一家

去年,加布里埃拉每天晚上向上帝所做的禱告終於起了作用——她是被選中與家人團聚的移民之一。

穿越沙漠進入美國的時候,她只有8歲,這是她9年來第一次擁抱在墨西哥一側的母親瑪利亞。

4月30日,她和母親有了5分鐘真正意義上的相見。「這是我拍過的最緊張的照片。」加布里埃拉說。

「打開邊境門」活動結束後的加布里埃拉家庭合照。

幾分鐘的快樂之後,大門在她們身後再次關上,她們又不得不回到現實中。

「但是,相較而言,我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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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難說,越過國境到底對不對,我也很難說,這堵牆要不要修。

但有一點能夠確認,『特朗普先生打算把那些沒有獲准進入美國的墨西哥人都轟回去,然後在美墨邊境上砌一堵牆,混凝土,實體的,讓他們永遠進不來』在這裡並不是一個令人發笑的流行段子。

對於友誼公園的人們來說,這無疑是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

——格里塞達·聖馬丁

參考文章

[1]The Other Side,Griselda San Martin

[2]friendshippark.org,history

[3]Griselda San Martins documentary

[4]A Song Of Love And Longing On The Mexican Border,The New York Times

[5]Life and death on the Mexican border,theguardian,William Atkins

[6]Undocumented Lives: The Untold Story of Mexican Migration,Ana Raquel Minian

[7]《拉丁美洲研究: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問題》,孫晨旭

[8]《北美新世界 | 墨西哥移民的逆襲之路》,地球知識局

攝影 / GRISELDA SAN MARTIN

綜合 / 趙昕萌

編輯 / 簡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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