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與「天降正義」
原文地址:Erdogan seems unhappy with system he created in his image
原文發布時間:2018年3月27日
註:本文在原文基礎上有所增補刪改。
上篇鏈接:帝國、受託人與埃爾多安
「正義」這個詞經常被用於伊斯蘭政黨的名字當中。而在土耳其,它也是執政黨名字的一部分:正義與發展黨(AKP)。這個看上去充滿希望的標誌性名字幫助該黨把握住了本世紀初土耳其人最關心的兩個問題——社會的公正與發展。然而,儘管他的黨已經執政十七年,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對「正義」的追求卻仍未停止。例如,埃爾多安經常在演講中抱怨自己的孩子當年由於就讀於伊瑪目中學而面臨的困難——「伊瑪目係數」使得伊瑪目中學的大學錄取率一直低於其他高中,並導致他不得不將孩子們送到美國留學。
那麼,埃爾多安的子女真的曾遭受過他所說的那種不公嗎?「伊瑪目係數」真的是阻礙虔誠學子進入大學的罪魁禍首嗎?事實卻並非如此。埃爾多安所深惡痛絕的「伊瑪目係數」(?mam Hatiplere katsay?)1999年開始應用,正發黨上台後廢除,但他的幾個兒子早在該係數政策實施前就從高中畢業了,而他女兒的考試成績則高於120分的分數線,並未因該係數而無緣國內一流大學。因此,埃爾多安虛構了事實,「迫於無奈」地將自己的子女們送到美國留學——埃爾多安宣稱那些被送到西方接受教育的土耳其學生「回國後都成了西方的志願間諜」。在打悲情牌的同時,埃爾多安也在全力扶植伊瑪目中學,2018年正發黨當局對伊瑪目高中的計劃撥款額比起去年翻了整整一倍,雖然只有11%的土耳其高中生就讀於伊瑪目高中,但對其撥款卻達到了土耳其對高中投入總預算的25%。此外,在不利於伊瑪目中學的「係數因子」政策被廢除多年後,2017年土耳其大學錄取數據顯示,伊瑪目高中畢業生的大學錄取率僅為18%,遠低於普通公立學校的35%。看起來「不公」的確存在,正發黨用新的不公替代了舊的不公,但在揮霍了大量真金白銀後,埃爾多安期盼的「正義」似乎仍然遙不可及。
(相關閱讀:擇校風波:土耳其的伊瑪目中學鬧劇;埃爾多安「虔誠世代」夢碎;研究論文:關於伊瑪目中學初中生對體育教育態度的調查)
隨著他對權力的控制越來越緊,埃爾多安追求「正義」的言辭也開始不斷增強並變得日益尖刻。
2016年7月未遂政變結束後,土耳其國內外紛紛對埃爾多安在社會各界開展的大清洗和土耳其司法獨立原則的喪失表示擔憂,埃爾多安和他的黨徒們對此則不屑一顧,自誇土耳其的司法遠比歐美公正。
然而,埃爾多安仍然在大聲地扮演著尋求「正義」的受害者。去年十月,當他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西方對待穆斯林的態度時,埃爾多安說:「我仍在尋找正義,但它並不存在。」今年1月10日,埃爾多安又引用了一句英國的著名法諺——「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向他的部下們表示祝賀,他們根據埃爾多安的指示一舉清除了4000多名土耳其的法官——罪名是與伊斯蘭宗教人士兼逃犯費特胡拉·居倫及他領導的恐怖組織「居倫運動」有關,儘管就在幾年前居倫還和埃爾多安一起扳倒了軍方高層,並且十多年來一直是親密盟友。
3月6日,在土耳其最高上訴法院成立150周年紀念儀式上,埃爾多安再次發表了令人困惑的言論——這更像是從一個在野的反對派領導人而非一個註定要成為帝國總統的人口中說出的話。埃爾多安宣稱:「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在絕望中向天空張開雙手高呼正義,那麼就一定是法律制度存在問題。」當談到法官們未能滿足他對「正義」的定義時,埃爾多安將他們形容為「殘忍的」(zalim)——這是一個來自古蘭經中的強有力的概念,意味著他們做出了敗德、虐待、壓榨盤剝等非正義的行為。最後他說:「我們必須知道,當我們失去了正義,我們就將失去一切。我們也重視法律的至上性。」
雖然正發黨在政變後持續了20多個月(至今仍未結束)的全國緊急狀態下實施了反覆的大清洗和「安全檢查」,但針對土耳其司法界的停職和調查行動仍在繼續。目前,土耳其的一萬八千名法官中有一半多都是三年內新上任的。3月19日,在埃爾多安對法官的一場演講上,新任命的法官們為埃爾多安的講話狂熱地鼓掌,引發了人們對他們能否保持司法獨立性的強烈質疑。
正如埃爾多安在3月6日講話中所說的那樣,土耳其的司法系統如今在他的努力下正促使人們向更高的權威祈求正義。然而,考慮到埃爾多安和他的黨已經統治土耳其十七年了,埃爾多安難道不應該滿足於現行的制度嗎?換句話說,他是否還準備堅持自己曾經的規則?為了更好地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看2016年2月土耳其憲法法院批准釋放兩名記者時埃爾多安的回應:「我絕不會尊重和容忍憲法法院的這一裁決。」此前,兩名記者在報道中揭露了土耳其國家情報局向曾擊落俄軍戰機的敘利亞「土庫曼旅」輸送武器的秘密,埃爾多安則宣布此舉屬於間諜行為和幫助恐怖組織「居倫運動」。
埃爾多安的這些話絕不只是說說而已。正發黨當局的一些決策在法律層面上頗有爭議,至少可以說,這些決策的法律依據模糊不清。例如,在2月中旬,新聞報道顯示土耳其的憲兵和警察特種部隊將要加入土軍前往敘利亞阿夫林地區參戰。到了三月初,土耳其國內外的新聞媒體都忙於分析這些部署的原因,但他們關注的只是戰爭在軍事上所處的階段,以及進行城市作戰的可能性。
然而,這些部隊被部署到敘利亞的法律依據卻尚不清楚。為此Al-Monitor諮詢了一些法律專家、憲法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們都表達了各自的看法。首先,土耳其的憲兵、警察特種部隊和「村衛隊」(一種民兵組織)的設立都是服務於國內安全,這三種武裝力量由內政部指揮管理,但現在為了參加阿夫林的進攻均被交由土耳其軍方支配。那麼,這些部隊是如何在沒有任何法律授權的基礎上就部署到國外的呢?幾位憲法學者——沒有人願意在報道中公布姓名,告訴Al-Monitor他們完全找不到能夠將憲兵特警和村衛隊派往境外作戰的法律依據,而只有少數幾個批判性的媒體電視網敢於在電視節目中對這種混亂的法律狀況提出質疑。
人民民主黨發言人Ayhan Bilgen表示,將憲兵和警察派往境外作戰需要有專門的法律制度安排,這次行動為土耳其和國際法帶來了嚴重的風險。儘管由於戰爭的原因這些部署在今天可能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但日後它終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而律師兼議員Meral Danis Bestas也告訴Al-Monitor:「沒有哪條法律能夠解釋憲兵和特警的這些部署,在國內他們即使是從一個市派往另一個市都需要有特殊許可,而將村衛隊這種民兵派駐境外就更無法解釋了。」
一名憲法學教授對Al-Monitor說:「在持續的緊急狀態下有太多的規定和制度被作為緊急法令實施,並形成了好幾個漏洞,它已經成了一個胡亂拼湊而成的可怕的大雜燴,沒人能夠搞明白它到底是怎麼回事。憲兵在戰時移交軍方指揮的確是合法的,但我知道沒有任何法規或交戰規則允許他們在境外部署。我們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會有相關法律出台,而正發黨政府會在事前通知我們。」
那麼,如果我們假定這些部署的確沒有任何法律依據,那我們又該如何解讀當前的情況呢?對此,這位學者表示:「事實上,根據我與正發黨方面的會談,這些部隊在跨過土耳其邊境後就是在以一種沒有官方身份的狀態參與土耳其的軍事行動(而憲兵和特警的傷亡被排除在軍方公告外也間接證實了這一點)。如今,埃爾多安已經忘了被他反覆修訂的現行法律,或者說他根本就不在乎違背法律造成的影響。」除了部隊部署外,另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是,土耳其的行政單位,如國家郵政系統和銀行在敘利亞城市像國內一樣開設站點是否具有合法性。
因此,看來即使有了緊急法令可以利用,隨著十七年來埃爾多安權力欲的不斷增長和正發黨的持續執政,總統和他的黨徒也不會保證自己將遵守法律。相反,這位專制者樂於踐踏法律——即使那是由他自己設計的,只是因為他們可以這樣做而無需接受任何監督問責。在危機時期,例如戰爭期間,依靠永無止境的緊急狀態,他就能無所顧忌地干任何事。
這就是為什麼在土耳其的新聞中,我們經常能看到洋蔥新聞式的標題,例如一架被拘留的鋼琴,或是騾子在牲口棚里被捕後獲得了保釋。因此,看來埃爾多安終究是對的:大多數土耳其人別無選擇,只能向天空張開雙手以祈求司法系統中可能出現的奇蹟。
在埃爾多安的國,人民唯一能指望的不是法律制度(justice),而是「天降正義(justice)」——從天而降的正義與發展黨。
【下集預告:埃爾多安——科索沃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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