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存在主義和愛情

下午頗為焦慮，寫了幾個字，狀態不佳。放上一首曲子，聽來聽去，思緒混雜，肘子，馮友蘭，薩特與海棠花無序飄蕩又揮之不去，但這曲子並不能給人以存在的證明。而關於存在的經典「證明」，首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不以為然：我的存在是前提，是主動的，是選擇的，而不是邏輯推演的，我是我個人的，而笛卡爾的我是通用的。尼采更是高呼：「上帝已死，現在我們熱望著---超人生存！」顯然，那康德式的深沉與晦澀已不能再束縛我們忽忽如狂的小宇宙了。我要飲酒，我要熬夜，我要重金屬，還要愛——牽著夢的手，跟著感覺走，康德曾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現在，康德已死，尼采歸來！

之所以想談一談存在，是因為最近偶然再現於眼前的兩句話，一句《圍城》當中，「那時候蘇小姐把自己的愛情看得太名貴了，不肯隨便施與。現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捨不得穿，鎖在箱里，過一兩年發現這衣服的樣子和花色都不時髦了，有些自悵自悔。」另一句《第二性》當中，「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蘇小姐的愛情悲劇曾是也仍是普遍的，女性的覺醒與解放運動，在曾經，在當下，也仍然如火如荼。這句驚世宣言的作者，波伏娃，便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她與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愛情，是人們津津樂道又難忘項背的哲學實踐，靈魂碰撞。而存在，存在主義，存在主義者，有這樣一種定義，略顯繁瑣，姑且引用如下：

——存在主義者關心的是個人（individual），是具體的人類存在（human existence）。

——他們認為，人類存在不同於其他事物的存在（being）類型。其他實體是什麼就是什麼，但作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選擇我想讓自己成為的樣子。我是自由的——

——因此，我對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負有責任，這一令人眩暈的事實會導致

——一種焦慮，而這種焦慮與人類存在本身密不可分。

——但另一方面，我只有在境遇（situations）中才是自由的，這個境遇包括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括我被拋入的世界中那些物質、歷史和社會變數。

——儘管存在各種限制，我總是想要更多；我熱忱的參與著各種個人計劃（projects）。

——因而，人類存在是模糊的：既被局限在邊界之內，同時又超越了物質世界，令人興奮。

——一位從現象學角度來看待這一情況的存在主義者，不會提出簡單的處理原則，而會專註於描述生活經驗本身的樣子。

——通過充分的描述經驗，她或他希望能理解這種存在，喚醒我們去過更真實的生活。

現象學巨匠，胡塞爾與海德格爾師徒分別指出，「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和「無需理會智識的雜亂，只要關注事物，讓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顯然，這是一種把哲學與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結起來研究哲學的方法，薩特初次接觸時，他自己在四十年後回憶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這種觀念與生命交融的譜系，固然直接上承尼采與克爾凱郭爾，但古典時代，斯多葛學派與伊壁鳩魯學派，早已經將哲學當做一種生活方式，蘇格拉底也說：「未經過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這一跨越兩千餘年的譜系發展至此，薩特用六個字，喊出了二十世紀的一股旋風：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我不斷的通過行動創造自身，這一點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的人類境遇之中，以至於，它就是人類境遇，從有第一縷人類意識那一刻開始，直到死亡將其抹去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一句話，從你現在所處的地方開始，你進行選擇。而在選擇中，你便選擇了你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成長於二戰的薩特哲學，在1945年10月的文章《戰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war）當中指出：「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一直要銘記在心的一點是，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毀滅自己以及我們的所有歷史，甚或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只有我們的自由能夠阻止我們。如果我們想要活下去，那麼我們就必須決定活下去。」就這樣，他為人類這個剛剛把自己嚇了個半死，現在終於準備好長大成人，負起責任的物種，提供了一門量身定做的哲學。

現代存在主義，精確的誕生時間是在1932年到1933年之交的某一時刻。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波伏娃，薩特和雷蒙阿隆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喝著店裡的招牌特飲杏子雞尾酒。也是在這裡，薩特知道了那個音節朗朗上口的哲學，現象學（phenomenology），薩特在震驚之餘，跑到柏林取經，他帶回了德國現象學的方法，結合克爾凱郭爾思想，以一種現象學創立者未曾想見的但卻更讓人興奮和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創建了他的杏子雞尾酒哲學——現代存在主義，一種期望、憂慮、興奮的哲學，是山間的漫步，是對深愛之人的激情，是來自不喜歡之人的厭惡，是巴黎的花園，是勒阿弗爾深秋時的大海，是坐在塞得過滿的坐墊上的感受，是拳擊比賽，電影，爵士樂或者瞥見兩個陌生人在路燈下見面時的那種激情。他在眩暈，窺視，羞恥，虐待，革命，音樂和愛欲中——創造出了一門哲學。彼時的薩特，還不到三十歲，他佝僂著背，嘴唇像鯰魚一樣下翻，面頰凹陷，耳朵突出，雙眼望著不同的方向，因為他幾乎失明的右眼嚴重散光，時常會向外遊離。有評論稱：「存在主義令人噁心的混合了哲學的狂妄，模糊的美夢，生理學上的吹毛求疵，病態的品味和躊躇的愛欲。。。。。。」巧合的是，薩特在1938年出版了一本小說，名字就叫《噁心》。存在主義者們，在咖啡館裡閱讀，寫作，喝酒，戀愛與失戀，交朋友，談論理想，並噁心著。像極了《碼頭風雲》里的馬龍白蘭度——穿著緊身體恤，肌肉線條裸露，叼著香煙的形象。自由外衣下的粗獷，性暗示，荷爾蒙，暴力無需再遮遮掩掩。

薩特也在深度參與時代律動的過程中，獲得了一時無兩的聲譽，以至於，總統戴高樂親自否決了對他的拘捕令：伏爾泰是不能逮捕的。而他的哀榮，也的確不亞於伏爾泰的國葬——雖然他本人拒絕國葬，拒絕勳章，拒絕諾貝爾獎——他是自由的，獨立於榮譽與評價之外。而他的私生活，他的特立獨行，早已超出了一般所謂哲學家的範疇，而成為時代偶像。他與波伏娃的愛情更「驚世駭俗」，他們都厭惡婚姻，於是在一個夜晚他們在杜樂麗宮花園的石凳上擬定了一個兩年的契約。他們做兩年的情侶，再決定是否續約，分手，或以某種方式改變他們的關係。他們都有各自的情人，但將彼此放在第一位。他們的關係是一種作家間的關係。薩特和波伏娃都無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慾望。他們寫日記，他們寫信，他們告訴彼此每天的每一個細節。也在這份愛情中，波伏娃明白了女性真正的獨立是什麼。真正的女性主義，其實就是女性的個人主義，是女性擺脫依賴、獨立自主，達到自我實現的主義！唯有獲得獨立的人格，跳脫出糾纏於愛情的細枝末節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這也是一段極其長久的關係，從 1929 年一直持續到 1980年薩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時間裡，這段關係是存在主義在現實中的哲學演繹，由自由和友誼兩個原則定義而成。雖然這麼說聽起來過於鄭重其事，但就像在任何一場長久的婚姻中那樣，他們共同的記憶、觀察和玩笑，將他們綁在了一起。

顯然，這種獨立女性愛情追求的實現，是同相悅的靈魂的相遇分不開的。而蘇小姐的悲劇則不然，她矜持，又渴望愛情，她內心熱烈，卻表現出冷若冰霜的一面，她渴求別人的追求，卻又欣賞追求者匍匐腳下的感覺。她的矛盾是時代的，也是文化的，歸根結底似乎是文化的，新舊碰撞，中西碰撞中，這個文學博士，既有用法語說出「吻我」的勇氣，又有氣急敗壞，嫉妒抓狂的保守。她終究要依附，這跳不脫的中國式女性圈套。「我愛的人，我要能夠佔領他的整個生命，他在碰見我之前，沒有過去，留著空白等我」——「愛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麼苦於終成眷侶的厭倦，要麼苦於未能終成眷侶的悲哀」。不論是鮑小姐的熱切與現實，還是蘇小姐的矜持與糾結，嫉妒。。。。。。都像是錢先生講的那樣：「活像那中國裁縫仿製的第一套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兩方補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

是從何時開始——說不清楚了——不曉得羅素哪個腳上長雞眼，不知道咖啡館這個座位上坐過薩特還是梅洛龐蒂，並不得不通過枯燥乏味的考試，簡直不足以談哲學。而存在，也容易淪為墮落的遮羞布。我們不得不回溯康德，不得不叩問軸心時代，不得不一次次出發，去不厭其煩的建構，這建構臻於完成時，又必歸於遠古。海德格爾曾多次引用莊子，不知道他如何理解「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何不放下這樣那樣的執著，聽聽風雨，看看春花。宇宙之大，渾然一體，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天而不言，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我的我，奮其私智而欲描述之，可能窮之乎？必將窮也。而存在主義隨著薩特們的死去，也讓位於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者們——往而不返，良可浩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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