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爭鳴】中國經濟發展學論綱

04-21

（易棉陽,趙德馨.中國經濟發展學論綱[J].求索,2017(10):46-54.）
摘要：中國經濟發展學是揭示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和規律的科學。它以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發展狀況為邏輯起點。它的內涵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歷史描述;二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理論分析;三是從歷史和分析中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 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 同時綜合使用歷史歸納和演繹推理法、定性和定量研究法。中國經濟發展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屬於中國經濟學範疇, 但在邏輯起點、研究對象、研究任務上有顯著的區別, 因而所做出的理論貢獻也不相同。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 既是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需要, 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學; 中國經濟發展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一、引言

從公元前2世紀開始,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長期領先於世界, 這一點毋庸置疑;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 中國經濟逐步落伍於歐洲, 至晚清民國時期,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美髮達國家, 這一點也不必忌諱;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 改革開放之初是第十一位, 2010年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經濟發展走過了一條「領先於世界→落後於世界→領先於世界」的「之」字道路, 迄今為止, 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出現過這樣的「之」字道路。中國經濟發展獨創的「之」字道路, 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學理論, 這個理論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實踐的獨特性決定理論的原創性。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理論抽象, 正因為中國經濟發展「之」字道路在世界上具有獨創性, 以此為基礎抽象出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也具有原創性。現有的有關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理論, 不是建立在中國經濟發展「之」字道路的基礎之上, 因而也就不屬於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新形勢, 如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後的許多問題, 是現有經濟學理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理論解決不了的, 需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 挖掘歷史、把握當代, 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 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以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發展現狀為基礎所構建的中國經濟發展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十年前, 趙德馨首次提出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狀況中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學的命題, 囿於當時研究條件的限制, 沒有提出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的具體思路。本文試圖從邏輯起點、主要內容、構建方法等方面對中國經濟發展學的構建提出若干設想, 並就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理論特徵和重大價值進行討論。

二、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邏輯起點

演繹和歸納是經濟學兩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在斯密的《國富論》中, 演繹和歸納是統一的。
但自斯密之後, 演繹和歸納出現分離:李嘉圖崇尚演繹否定歸納, 構建了演繹經濟學, 演繹經濟學後來逐步發展成為主流經濟學;馬爾薩斯推崇歸納反對演繹, 後來發展成為歷史經濟學。
通過邏輯演繹方法建立起來的經濟學流派, 都是以某種假設作為其邏輯起點。譬如, 新古典經濟學就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其邏輯起點。當「經濟人」在從事消費活動時, 其目標是實現效用最大化, 新古典經濟學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消費者行為理論;當「經濟人」在從事生產活動時, 其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 新古典經濟學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生產者行為理論。
經過薩繆爾森等人的綜合所形成的現代宏觀經濟學, 以新古典經濟學作為微觀基礎, 這樣一來, 「經濟人」假設也就成為了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儘管不贊同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 但由於它們都是遵循李嘉圖的邏輯演繹思路來構建理論體系, 非主流經濟學也是以某種假設為其邏輯起點。如行為經濟學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建立在交易費用為正的假設之上。
由於前提假設不同, 各經濟學流派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 政策主張亦不相同。通過歷史歸納法建立起來的經濟學流派, 則不是以某種假設作為其邏輯起點, 而是以歷史作為其邏輯起點。最典型的是德國的新舊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詳盡的歷史資料和統計數據的基礎之上, 他們堅決反對把假設作為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做法。施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嶄新時代是從歷史和統計材料的研究中出現的, 而絕不是從已經經過100次蒸餾的舊教條中再行蒸餾而產生的」。與歷史學派有深厚淵源的熊彼特也說「歷史學派方法論的基本和獨特的信條是:科學的經濟學的致知方法應該重要地———原來說是完全地———在於歷史專題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據歷史專題研究所作的概括」。熊彼特自己的研究也遵循歷史學派的傳統, 在創新理論和商業周期理論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
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以歷史和現實分析作為其邏輯起點, 這一點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曾明確指出,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蘇聯經濟學家沒有沿襲馬克思的從經濟史中抽象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做法, 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忽視了蘇聯經濟史。1959年到1960年, 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發現這本書存在很多問題, 最突出的是「這本教科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 總是先下定義, 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辭彙的解說, 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什麼「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呢?毛澤東認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 規律是說不清的。」

我們將要構建的中國經濟發展學, 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新成果, 因而必須堅持馬克思在經濟研究上的正確做法。中國經濟發展學以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發展狀況 (即中國經濟發展「之」字道路的具體情況) 作為邏輯起點。這裡所講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狀況, 經濟發展史是指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發展史, 主要是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史。中國經濟發展學是建立在對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發展狀況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通過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描述和分析, 從中發現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學說, 並用史實進行證真, 形成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近年來, 中國經濟學界正在著力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 有的學者從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入手, 有的學者從解讀中國經濟模式入手, 目前尚無學者從解讀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和現狀的視角入手。中國經濟發展學將彌補中國經濟學界的這一缺陷。

三、中國經濟發展學的內涵

任何一門經濟學理論都應該具有求真、求解和求用三大功能:

求真就是對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現狀的真實情況作出準確的概述;
求解就是對經濟發展的機制、績效作出合意的解釋;
求用就是致用於現實決策。

中國經濟發展學所研究的內容, 融歷史描述、理論分析、理論抽象三位於一體, 歷史描述是求真, 理論分析和理論抽象是求解和求用。

第一層次是歷史描述。即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做長時段的整體性描述, 具體內容主要包括:

經濟發展政策的演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前, 中國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經濟, 經濟發展政策對經濟發展的速度、績效的影響巨大, 因此, 描述中國經濟發展須先從經濟發展政策的解構入手。
經濟發展水平的數量描述。由於統計數據的缺失, 至今沒有完整的近代中國曆年GDP數據, 中國經濟學家分析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居然不得不使用外國學者麥迪森的估算數據, 因此, 用一個合意的標準對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作出合意的估算, 是中國經濟發展學一個重要目標。
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 既體現在數量上也體現在質量上, 高速度的增長未必是高質量的發展, 這已經是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 有必要對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作出客觀的評價。
經濟發展的特點。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既有別於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 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如既突出政府調控的作用又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地方錦標賽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速度與效率逆向交替, 等等。這一部分內容屬於實證性經濟史的範疇, 給人們展示中國經濟發展的全貌, 它是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邏輯起點。

第二層次是理論分析。歷史描述不能直接出理論, 要通過理論分析才能找到蘊含在歷史中的規律, 從而形成經濟學說。所以, 運用相關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史進行分析, 是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習近平深刻地指出,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我們既要立足本國實際, 又要開門搞研究。對人類創造的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 我們應該吸收借鑒, 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 要有分析、有鑒別, 適用的就拿來用, 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在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地位, 同時吸收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一切有用的理論和方法。這一部分要分析的主要內容包括:

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內條件。運用相關理論和方法從人口結構、資源稟賦、自然環境、資本形成、基礎設施、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方面, 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與推動因素進行全面分析。
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條件。運用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歷史上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運用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的相關理論分析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以來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要素流動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中國經濟結構的轉換。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就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轉換的過程, 運用產業經濟學相關理論與方法分析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轉換、傳統農業的改造與轉型、製造業的轉型與升級;運用區域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分析中國區域經濟結構和城鄉經濟結構的轉換。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探究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以來制度創新是如何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如何促進位度創新。這裡所講的制度包括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產權制度、財政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價格制度、企業經營體制, 等等。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與市場。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 政府無為或者亂作為均會阻礙經濟發展, 排斥市場和放任市場會阻礙經濟發展。運用相關理論探究歷史以來特別是近現代以來政府與市場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為與教訓。

第三層次是理論抽象。即從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的分析中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主要內容包括:

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論。中國經濟發展走過了一條「之」字道路, 從長期來看, 「之」道路形態表現為「領先於世界→落後於世界→領先於世界」;從短期來看,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中國經濟發展總體上經歷了「凱歌行進→停滯徘徊→高速發展」的「之」道路, 具體體現在經濟發展速度、經濟增長質量、經濟發展績效、經濟體制演進、所有制結構變遷、產業結構轉換等方面。
中國經濟發展約束條件論。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歷史中歸納出約束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自然條件, 如土地資源稀缺、自然環境相對較差, 等等;二是人文條件, 如制度創新不足、缺乏冒險和合作精神、國際經濟環境變幻莫測, 等等。
中國經濟發展動力論。從中國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提煉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基因, 這種動力基因就是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也是體現在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兩個方面, 如人力資源極其豐富、技術創新能力強、人民勤勞勇敢、體制改革, 等等。
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論。通過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約束條件和動力基因, 根據歷史經驗, 提出中國經濟可以承受的、可持續的發展速度, 即7%上下波動, 並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實對此做出證明。
中國經濟發展質量論。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提煉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標準, 主要包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經濟效益水平、生態環境狀況等, 利用這個標準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質量評估。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論。從中國經濟發展史中歸納出不同歷史時期所出現的不同經濟發展模式, 剖析每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徵、優勢、不足, 提出中國未來應該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發展機制論。西方國家推行的是市場經濟機制, 國內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 建立政府作用最小化和市場作用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機制, 這與中國經濟發展史並不相符。歷史以來, 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負有全責, 這已經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 但以政府取代市場或者領導市場的做法也不利於經濟發展, 這也有深刻的歷史教訓, 中國的經濟發展機制應該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機制。
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論。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走過了一條經濟發展「之」字道路 (即「領先→落後→領先」) 的國家, 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典型意義, 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為他國提供了經驗、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豐富了現代經濟學的內涵。

在中國經濟發展學的三位一體結構中, 歷史描述是邏輯起點, 它不僅給人們提供對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全景描述, 而且是理論分析的基礎, 還擔負著檢驗理論的重任;理論分析上承歷史描述, 下啟理論抽象。沒有對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理論分析, 中國經濟發展史就無法上升到理論層面, 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就無從入手;如果說歷史描述屬於實證性經濟史、理論分析屬於分析性經濟史的話, 那麼, 理論抽象就是經濟史的最高形態———理論經濟形態。所以, 中國經濟發展學是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的統一。

四、中國經濟發展學的方法

習近平指出:「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 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 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 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具體體現。這一方法適用於歷史研究。列寧指出:「歷史唯物主義從來也沒有企圖說明一切, 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中國經濟發展學植根於中國經濟發展史, 因此,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學的根本方法論。譬如, 考察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必須用歷史的觀點、求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優速度必須用實踐的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必須用辯證的觀點、剖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機制必須用發展的觀點, 等等。

在經濟學說史上, 頗具爭議的是歷史歸納法和演繹推理法。

所謂歷史歸納法, 就是在廣泛地收集歷史資料的基礎上, 對史料進行整理和歸類, 從史料中歸納出一般性結論。經濟學研究運用歷史歸納法的一般路徑應是:

第一步, 儘可能多地收集相關史料;
第二步, 對史料進行考據加工;
第三步, 抓住涉及事物本質的史料並從中歸納出一般性結論。

所謂演繹推理, 就是從一般性的前提出發, 通過演繹推導, 得出具體或個別結論的過程。一般而言, 經濟學研究中的演繹推理法遵循三段式步驟, 即

「前提假設→邏輯演繹→研究結論」

前提假設處在整個鏈條上的前端, 是研究的基礎。例如,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以下假設之上：

「經濟人」假設
效用最大化假設
利潤最大化假設
完全信息假設等假設

根據這些假設, 演繹出以下理論：

消費者效用理論
生產者理論
市場理論等

經濟學鼻祖斯密在方法論上綜合運用歷史歸納法與抽象演繹法。在《國富論》中, 斯密運用演繹法推導出工資均等化趨勢理論, 然後又運用歸納法從英國經濟史中歸納出阻礙這種趨勢的因素。斯密之後的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兼采演繹推理和歷史歸納兩種方法, 但到李嘉圖那裡, 情況發生變化, 李嘉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邏輯嚴密的科學, 不能通過歷史歸納來得出結論, 只能通過以模型分析為特徵的純粹演繹推理來得出結論。李嘉圖實際上徹底否定了歷史歸納法。李嘉圖的極端做法遭到了歷史學派的強烈反對, 歷史學派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收集歷史資料, 並從歷史資料中歸納出經濟學結論, 「歷史學派方法論的基本和獨特的信條是:科學的經濟學的致知方法應該重要地———原來說是完全地———在於歷史專題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據歷史專題研究所作的概括」。歷史學派實際上是把經濟史等同於經濟學, 因而在方法論上排斥邏輯演繹法, 走向與李嘉圖相反的另一個極端, 因而也是不對的。後來的經濟學家在經過反思之後, 認為經濟學方法應該回到斯密傳統, 發揮兩種方法各自的優長。馬歇爾指出:「歸納法和演繹法都是科學的思想所必須採用的方法, 正如左右兩足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樣。」

《資本論》是一部史論結合的鴻篇巨製。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既運用歷史歸納法又使用演繹推理法, 把兩者巧妙地統一於科學抽象之中。馬克思的科學抽象分為兩步:

第一步是由具體到抽象, 即通過分析和比較, 去偽存真, 從紛繁蕪雜的表象中抽象出一般性結論, 要達到這個目的, 「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 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
第二步是由抽象到具體, 即把抽象概念還原到現實中去, 用具體事例來檢驗和修正一般概念, 使一般概念變得有血有肉,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 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

第一步實際上就是歷史歸納法, 第二步就是演繹推理法。中國經濟發展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理論成果, 在方法論上必須堅持馬克思的方法, 用科學抽象來統一歷史歸納和演繹推理, 而不是割裂歷史歸納和演繹推理。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也應分兩步走:第一步, 充分地搜集、佔有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史料, 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歸納性描述, 勾勒出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全景, 以形成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認識;第二步, 通過對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分析, 從中提煉出一般性結論, 即上文所講的中國經濟發展「八論」, 然後把結論放回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去, 用豐富的歷史資料去檢驗、修正結論。

經濟學研究既要對經濟發展狀況作出準確的描述, 同時又需要對經濟發展的速度、績效作出精確的數量分析, 因此,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經濟學研究的兩種不可或缺的方法。中國經濟學界存在兩種錯誤傾向, 第一種是重技術而輕思想, 過分推崇計量分析, 忽視定性分析。這樣的研究成果, 並不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第二種是排斥計量分析, 這在中國經濟史學界有比較明顯的體現。中國經濟發展學是經濟史與經濟理論的結合, 既需要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作定性描述和分析, 也需要對經濟發展的速度、質量作具體的計量分析, 所以, 構建中國經濟發展學, 要綜合運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

五、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理論特徵

習近平在2016年7月8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 提出要「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我們所要建設的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就是中國經濟學。

「中國經濟學, 從廣義上說, 包括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的一切經濟學科既包括理論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思想史、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等，也包括應用經濟學中的國民經濟管理學、金融學、財政學、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等」。

政治經濟學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組成,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歷了兩種理論形態, 以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傳統政治經濟學是第一種理論形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二種理論形態, 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同義語。中國經濟發展學是立足於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發展狀況, 揭示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和規律的科學, 屬於經濟史的範疇。由此看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發展學之間是並列的關係, 都是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史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當然就是經濟史研究的指導理論, 中國經濟發展學屬於經濟史範疇, 自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

只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異同進行比較, 才能凸顯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理論特徵。

第一, 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存在爭議, 有的學者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形態, 即改革開放以後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發展理念、發展政策和發展道路。有的學者認為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具體包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發展、經濟運行、對外經濟關係, 等等。不難發現, 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時間上, 前者是指改革開放以後, 後者是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研究對象的內涵上, 前者研究生產關係, 後者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國經濟發展學以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和以此為基礎抽象的經濟發展理論為研究對象。儘管兩者都把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改革開放時期或者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學則是要探究歷史上的中國經濟發展, 以及蘊含於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土壤之中的經濟發展理論。
第二, 研究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 為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促進生產力發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理論指導。從這樣的意義上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被稱為改革的經濟學、建設的經濟學、發展的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學的任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史 (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和經濟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歷程) 進行客觀的歷史描述,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中找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 探尋經濟發展中的政府和市場作用, 分析經濟發展中的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 最後從歷史基因中抽象出中國經濟發展學理論。
第三, 邏輯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發展學都以事實作為邏輯起點, 但內涵卻不相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 「基本經濟制度」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這就是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前文已指出, 中國經濟發展學以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發展狀況為邏輯起點。
第四, 理論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成果異常豐碩, 包括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共同富裕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宏觀經濟調控理論、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理論、科學發展觀理論、「新四化」協調理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理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 等等。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理論貢獻表現為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八論」, 即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論、約束條件論、動力論、速度論、質量論、模式論、機制論、典型論。

以上比較揭示, 中國經濟發展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由於研究對象、研究任務、邏輯起點不同, 因而所做出的理論貢獻也不相同。四個不同, 一方面彰顯了中國經濟發展學的理論特徵, 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重大價值。

六、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重大價值

中國經濟發展學的重大價值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中國經濟發展史所呈現的「古代領先於世界→近代落後於世界→當代領先於世界」的「之」字道路, 在世界上絕無僅有。「之」字道路本身的內涵是什麼?為什麼會呈現「之」字道路?從「之」字道路中可以抽象出什麼樣的經濟發展學理論?回答第一、二個問題需要回顧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回答第三個問題是從中國的歷史基因中提煉出切合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理論。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急需從自身歷史中抽象出理論來作指導。林毅夫的研究揭示, 「按照西方主流理論轉型的國家大多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少數在轉型中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 推行的卻都是被西方主流理論認為是最糟的雙軌漸進的改革」。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特別是2010年, 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二大經濟體不相稱的是, 中國由於沒有對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經濟發展狀況作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因而迄今沒有形成指導經濟發展的理論。我們可以慶幸的是, 沒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論指導中國經濟發展, 否則中國經濟也可能陷入停滯狀態;我們擔心的是, 中國經濟發展自2012年進入中高速發展的新常態之後, 如果還不構建切合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學理論來破除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 激發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經濟發展有可能陷入停滯狀態。這種擔心絕非危言聳聽!因此, 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
第二,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自李嘉圖之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都宣稱他們所構建的理論是放之於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原理。中國國內也有一部分學者對此篤信不疑, 認為中國當前的任務是學好用好西方經濟學而不是構建中國經濟學。這種觀點是極其錯誤的, 恩格斯早就說過「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 各個國家各不相同, 而在每一個國家裡, 各時代又各不相同。因此, 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習近平更是深刻地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體現民族性,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 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 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西方經濟學沒有體現中國的民族性和中國的歷史文化, 因而在總體上不適用於中國。中國經濟發展學植根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 是具有民族性、體現中國特殊性的經濟學說。它的構建, 將有利於中國經濟學的建設。中國經濟學目前「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 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為什麼聲音比較小呢?是因為中國經濟學還沒有深挖「中國故事」, 沒有講清、講透「中國故事」, 因而沒有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學將深挖「中國故事」、講透「中國故事」, 這就必將擴大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影響。
第三, 世界經濟發展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建國之初, 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人均GDP甚至低於非洲的很多貧困國家。經過建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近40年的發展, 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2009-2010年, 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 2012年以後, 儘管貢獻率有所下降, 但仍然保持在30%以上, 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中國經濟發展得好, 世界經濟發展就有希望, 這已經成為世界共識, 所以, 中國經濟發展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 世界經濟發展也需要中國經濟發展學。習近平指出:「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 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把中國實踐總結好, 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立足於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和現狀的中國經濟發展學, 必將能為解決世界經濟發展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