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往事

吉隆坡的夕陽透過緋紅的浮雲,把一縷泛黃的光灑在林間的通勤車上,它透過車窗,流到了我的臉上。

一如既往地下班,只是,這次史蒂文選了一條和以往都不一樣的路。車子駛過義山墓地,四周一下子安靜了下來,整個曠野只剩下了發動機的轟鳴和車裡同事的歡笑聲。

我聽著音樂,微弱的電流流過耳機中的線圈,有節奏地振動,聲音透過夕陽下金色的空氣傳到我的耳朵里,彷彿也染上了時光的印記,在我的腦海里留下一陣略帶滄桑的旋律。史蒂文開車很快,蜿蜒的林間小道上,落葉被車輪捲起,然後失去了控制,在風中掙紮起來。我就這樣發獃地看著窗外陌生的歸途。

忽然,一座高大的白色紀念碑映入我的眼。我是一個喜歡歷史的人,而紀念碑是歷史的墓志銘,我又怎能視而不見,於是凝神細看,只見碑上書——「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殉難紀念碑」。我心頭猛一顫動,一時間頭腦有些空白……

恰好來馬之前,讀過一本由中國當代作家鄧賢所寫的紀實文學,叫做《大國之魂》,講述的,正是這一段歷史。歷史的主角有中國遠征軍、有南洋華僑機工、有青年學生、有工程師、有將軍、有普通人……而這個故事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叫做滇緬公路。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1939年日寇全面封鎖了中國海上交通,中國戰場的武器、藥品奇缺,根本無力與日軍對陣,到1941年長沙會戰之時,日軍攻入長沙,國軍第九戰區炮兵第一旅佔據嶽麓山陣地,壓制日軍炮火,戰鬥最激烈的時候,炮彈告罄。第九戰區長官部急電重慶,軍令部回答:炮彈尚在仰光待運。

而滇緬公路——這條動用民工15萬人,工程師200人,歷時九個月在西南高山陡崖中開鑿出的工程界的世界奇蹟,彼時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抗戰的武器彈藥,正是從這條路,送往前線。當時,艱險的公路缺少車輛,更缺少駕駛和修理車輛的技術人員。危急關頭,星馬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號召華僑捐款捐物,以南僑總會的名義,號召華僑學生、工人回國參加汽車兵與工程兵,到滇緬公路投身抗日。1939年2月18日到9月14日,全馬先後有15批約三千多名熱血青年,他們放棄原有的豐裕收入和安定生活,攜帶自備器械,歷經輾轉前往中國西南,擔負起了滇緬公路的全部運輸任務。

駕駛著陳舊的運輸車,挺著疲倦的身體,冒著日軍晝夜的轟炸,忍受著叢林中瘧疾等致命疾病的煎熬,這些華僑不分晝夜馳騁在中國西南海拔4000米的滇緬公路上、奔波於峰巒如海的雲貴大山之間、通過1600公里國際運輸線,平均每日運送軍資300噸以上。

「中原北望,空殷匹夫救國之心,恤鄰救災,敢忘拯飢扶溺之責」。他們中的許多人,聽從了這句感召,踏上了西南這片於他們而言全然陌生的土地,至此長眠在高山深澗之中……

上世紀50年代,爺爺作為抗美援朝志願軍的一名汽車兵,渡過鴨綠江,入朝參戰,那時為了躲避美軍轟炸,車隊只能關閉車燈,憑著月色星光夜間行軍。多年以後,爺爺和父親說起這事,情緒還很平淡。他說,當年他的教官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滇緬公路上支援著前線打贏了日本人;後來他們則用這種方法,打退了美國人。後來,爺爺也成為了一名汽車隊教官,帶著更多的人,穿行在崇山之間。

我生於西南,長於雲貴,那裡的山崖高聳險峻,我是至小深有體會的,小時候我也始終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能夠做到僅靠月光,在高山間疾馳的。後來長大,看了很多書,聽了很多義士的故事。才明白,其實沒有什麼訣竅,國難當頭,但求一死,如此而已。

慷慨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正是如此。

直到抗戰勝利,三千多名勇赴國難的華僑共有一千多人永遠留在這條「死亡公路」上,他們再也沒能回到南洋,見到自己的家人,而另有一些人則留在了中國大陸,在歷次劫難中消聲覓跡,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

史蒂文開著通勤車很快穿過了這條小道,我趕忙回頭,想再看看這塊由馬來西亞雪蘭莪華僑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於1947年豎立的碑石,它與位於中國雲南省昆明西山森林公園內聳立的「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相隔千山萬水,遙遙相望。它們如同一條隱形的紐帶,穿過百年歷史的硝煙,跨越山海茫茫,將南洋華僑的心與血與祖國大地緊緊連在了一起。

後記——「2015年8月26日由中國民政部、中宣部、外交部、財政部、僑辦、台辦等部門組成的代表團,在位於吉隆坡的馬來西亞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殉難紀念碑前舉行紀念抗戰華僑英烈活動。

馬來西亞婦女、家庭和社會發展部副部長周美芬、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會長方天興分别致辭,中國民政部副部長顧朝曦宣讀祭文並向紀念碑敬獻花圈。

馬來西亞二戰歷史研究會,吉隆坡廣東義山、愛國和平基金會等華團代表近百人參加了公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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