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鏡頭記錄柬埔寨新娘的悲喜,三年了 | C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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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緣起
我還是從這三年來跟拍的柬埔寨新娘阿白的故事講起吧。
拍這個選題的緣起,就是我看到藍方在財新發表的關於柬埔寨新娘的報道。當時我在紐約一個叫「中參館」的網站做圖片編輯,我們要發表藍方這篇文章。於是我去網上找配圖,結果發現在各大圖片庫里都沒有特別合適的配圖。我就意識到外籍新娘這麼大的話題,特別是柬埔寨新娘,並沒有被很好的拍攝過。當時,我也很想回國做報道攝影,就覺得這是很好的選題。
跟藍方聯繫過之後,她簡單跟我介紹了她去江西採訪的情況,我也查了一些資料。這個議題的大背景,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當下男多女少,大部分大齡未婚男青年都集中在農村地區,面臨找不到老婆的問題。在江西景德鎮一帶,有幾個村子有特別多的柬埔寨新娘。
所以我順著藍方的線索,在2014年10月第一次去了江西。目前,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也有很多柬埔寨新娘,另外安徽,重慶,包括河北這種更靠北的省份也有柬埔寨或者是東南亞新娘。
我當時覺得越南新娘、緬甸新娘我們聽到的比較多,但柬埔寨這個國家跟中國並不接壤,從遷移的角度來講並不如越南這樣的國家容易。從人口販運的角度講,就需要更多的人販在背後幫忙組織,才能完成這種遷移。所以大部分女性都是先辦旅遊簽證,以旅遊的名義來到中國,一般都是先到上海或者廣州,然後再由當地的人販把她們帶到單身漢比較密集的村莊里。
初識阿白
我去了江西凰崗鎮後,就按藍方告訴我的,在路上隨便找人問問,一般人都知道幾家家裡有柬埔寨新娘的。我問的第二個人就把我帶到了一個有柬埔寨新娘的人家,我跟他們待了一天半左右的時間,那家的柬埔寨新娘就把我介紹給了阿白和她老公,也就是我後來一直拍攝到現在的家庭。當時阿白剛剛生了寶寶,只有四十天。
其實剛認識阿白的時候,我就很明顯能感覺到阿白的老公鄒大哥,他很不信任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來幹什麼。
但他還是讓我給他們拍了張全家福,要留作紀念。我拍完就洗出來,再送給他們。
通過跟阿白聊天,我就發現,她剛來中國的時候以為中國就像她在電視里看到的那樣,特別的發達,都是大城市,而她在家鄉柬埔寨就是在農村種地。所以她就覺得如果能夠嫁到中國來,能賺很多錢,供養父母。
她在柬埔寨家裡一共九個兄弟姐妹,全都以務農為主。她和她妹妹一起,聽信了村裡一個熟人——其實相當於人販的介紹。那個熟人跟她講,你看我們家已經蓋了新房,因為我女兒嫁到中國去了。你們也可以像她一樣有錢,像她一樣寄錢給家裡蓋新房子。於是她就和妹妹兩個人偷偷辦了護照,來到中國。
來了以後,她們兩個人被分別賣到江西不同的村子。
我和她見面那天,她就說非常想家。中國跟她當初想像的完全不一樣,這個村子也挺窮的,嫁過來並沒有從經濟上對她的的生活有太大的改變,就是被人販子騙了。而且她說,人販,包括介紹她的熟人,為什麼有錢——是因為他們通過介紹更多的柬埔寨人來中國而獲利。所以她通過自己的經歷,就一下子理解了人口販運的利益鏈條是怎麼回事了。
那天我們剛認識,她就一下子給我講了很多,很信任我了。當時她的中文還不是特別好,我後來還跟她說,如果你還有什麼想講的,你可以用柬埔寨語講,我用錄音筆錄下來了一段她用柬埔寨語說的話。雖然當時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但是後來我找人翻譯了後,能更幫我理解她當時的想法,而且能用她熟悉的語言傾訴,對她更是心理上的疏導。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她有很多積在心裡的話都沒有機會講。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他們家,要把照片送給他們。但我發現他們在收拾行李——因為第二天她老公要去泉州打工。所以他們全家決定搬去泉州。我當時其實很驚訝,因為下午聽了阿白講的很多故事,她的故事其實要比我在之前的柬埔寨新娘家裡聽到的故事更複雜。從新聞故事的角度講,她的故事衝突點更多一些,我當時已經快要下定決心跟拍他們了。他們說要去泉州,我就問他們能不能跟他們一起去。他們就說還是不要一起去了。其實可以理解,他們當時還不信任我。
但是一邊收拾行李一邊聊天的時候,阿白就哭了,她說其實她還是挺想回家的,她很想家。那時她已經離開柬埔寨一年多了,但她知道老公家裡很窮,她沒錢回家,也沒辦法回家。
她老公其實一直都沒有阻止我拍攝或者趕我走,他甚至還拉我到一邊跟我講,雖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幹什麼的,但我對她(阿白)好,我良心上說得過去。我知道我們家非常窮,但是我也想努力攢錢,明年春節時如果能攢到錢,就買機票幫她回家。
當時我聽到很驚訝。在去江西之前我也查了很多資料,做了很多心裡準備,覺得可能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他們當地有很多的外籍新娘或者是像他們這樣讓我進他們家,跟他們相處這麼長時間。結果當時他特別坦然。我就問他,那如果她回家就再也不回來了,你能接受么?他說,那她已經給我生了一個寶寶了,如果她真的要走,我也沒辦法。
鄒大哥當時大概四十七八歲,之前沒結過婚,也沒小孩。他們一家有兄弟三個,一個哥哥結婚後有三個女兒,另一個哥哥沒有結婚。所以他家這個四十天的寶寶對他九十歲的媽媽來講,就是家裡的第一個孫子。
對很多人娶外籍新娘的人而言,娶妻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延續家中香火。從他的角度,我可以理解這個兒子對他的重要性,甚至是大於這個買來的老婆的。
泉州之行
最後他們要走那天我去看他們。軟磨硬泡,他們同意我跟他們一塊去泉州。我們一起坐了十個小時的大巴,去了泉州。
當時我也沒什麼心理準備,一下子又跑了一千多公里,從江西去了泉州。
這個就是他們在泉州租的一個房間——其實就是儲藏間。泉州的房子一層有很多停車位,當地人就把這樣小的儲藏間、停車位改造成了打工的人住的單間,一個月兩三百塊錢,他們就住在這。
當時阿白生了孩子後也沒奶水,家裡經濟條件也不好,還要買奶粉,用錢非常緊張。鄒大哥有兩個哥哥也在泉州打工。他到泉州後買了電動車,在泉州載客,算他們的收入來源。中間他也做過保安,但是他覺得保安太不自由而且很累,很消磨意志,還是打零工比較好。
總體來說,他五十歲左右,沒什麼文化背景,字也認識的非常少,沒什麼技能,其實就屬於打工者里非常底層的、只能做一些重勞力。
他們一家三口都要靠他養活,經濟上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因為那次去了泉州,我和他們一家一下建立了信任。對他們來說,平時也不怎麼看報紙電視或者上網,很難理解為什麼有一個人突然出現,帶著相機,每天跟他們在一塊還願意坐十個小時的大巴從江西去泉州。
我想是我的這些舉動,讓他們慢慢理解——首先我是好人,然後我可能是真的很關心他們而不是有什麼企圖。我覺得他們最開始特別擔心我把小孩偷了。
2014年那次交往之後,我就經常去看他們,平均三四個月去一次。一般鄒大哥出去打工,阿白就在家帶寶寶做做家務。
可能在坐也有一些攝影師,拍照的話,經常跟他們待一天也拍不了幾張照片。我跟他們這樣在一起,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和阿白還有寶寶在一起,觀察他們都在做什麼,我真的對家庭主婦的工作肅然起敬。帶一個孩子,一堆衣服要洗,洗不完的碗……但她真的把時間安排的很好,比如寶寶睡覺的時候她去洗碗,寶寶醒了就帶著寶寶去買菜,然後再哄寶寶睡覺、餵奶——就是每件事都安排的特別好。這其實真的很辛苦。
後來2016年9月時,阿白就生了第二個寶寶,又是一個男孩。其實可以想像他們家的家庭壓更大了,兩個孩子而且兩個都是兒子。
阿蓮的故事
在剛認識阿白時,她就跟我說過她是和妹妹一起來的。她妹妹叫阿蓮,嫁到了一個離她不遠的村子,但是那家人對她非常不好,阿蓮就想辦法逃跑了。
當時我聽完這個故事後,覺得如果姐妹兩個人的故事放在一起,會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她們兩人一起來中國,結果現在她們兩個人的生活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留在中國生了孩子,另一個人逃回柬埔寨了。
所以我2015年底去柬埔寨,也找到阿蓮。她現在在金邊的一個工廠打工。我跟她回家,也去工廠看她,我想知道她現在的生活狀態是怎麼樣的。
採訪後我發現,她從中國逃跑的故事要遠比我想像的複雜很多。因為當時她中國的家人打她,她非常想逃跑。跑了一次,被抓回來了。
她就給她媽媽打電話,她媽媽給大使館打電話,大使館讓她媽媽籌錢買機票。最後她媽媽用盡一切辦法,給柬埔寨駐中國的領館打了一筆錢,領館給阿蓮買了機票。
與此同時,阿蓮自己逃跑了。先搭車去廣州,又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在這個過程中,她被警察發現簽證過期,被拘留了一段時間。
她也不記得被拘留了多久。拘留的地方沒有講柬埔寨語的人,她一度以為沒人管她,自己要死在那裡了。好在後來機票的錢到了,警方和使館聯繫過之後,她就被遣返回柬埔寨了。
我記得第一次見她採訪時說:「我現在覺得不再需要依靠男人了。」因為對她們來說,剛來中國的時候是為了寄一些錢回家,而現在她們可以靠自己的勞動來掙錢。
在柬埔寨辦影展
在往返柬埔寨的這個過程中,我和一些柬埔寨NGO建立了聯繫。我發現,其實他們很少能聽到、看到柬埔寨新娘在中國的故事。大部分人知道的是像阿蓮這種被解救人的故事,像被虐待、要挾、賣到妓院,或像奴隸一樣給老公家裡做家務……看了阿白的故事後,他們發現自己對柬埔寨新娘在中國的了解挺片面的。
雖然和阿蓮對比而言,阿白的生活已經幸福很多,但從照片可以看出她的生活條件並沒有比在柬埔寨好很多。所以柬埔寨的NGO覺得,這些照片可以讓他們自己更深入地了解他們要解救、幫助的人的生活情況,也讓柬埔寨人能了解中國的另一面。大家都在電視看過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許看了阿白的照片他們就知道中國真實的情況,甚至打算去中國的人就不會冒險了。
所以,我們一起策劃在柬埔寨做一些攝影展。
第一個選在大城市的學校里,因為大學生畢業後可能會成為NGO從業人員;另一個是柬埔寨的村子,其中已經有很多年輕女性嫁到中國了,我們就在那兒做展覽,目的是為了讓還住在村裡的女性能夠更清晰的了解,如果選擇這條路後可能的生活,來做出更好的選擇。
在金邊皇家法律經濟大學的公共走廊里,我們把告示欄蓋住,貼上照片。目的是希望學生路過的時候都能看到這些照片,而不是只放在別人不會去的地方做成藝術展。還是希望讓大家了解這個現象和社會問題背後的故事。
這是所有照片貼上來的效果,當時有好多學生來看。
這個是村子裡。為了找一個大家都會去的公共場所,所以選擇了佛教寺院。因為佛教領袖在柬埔寨基層是非常有發言權的。所以如果佛教領袖說去中國要慎重,或不要被人販子欺騙的話,是非常有分量的——比我們這種外來人更有說服力。
這是當時在村裡做展覽的時候,很多當地學生和村民過來看。
在金邊大學做展覽的時候,和我合作的NGO還請來了政府負責人口販運議題的官員。我覺得挺榮幸的,因為對新聞紀實攝影者來說,我們希望大眾能看到這些故事,了解這些社會議題。也希望真正做決策或通過決策能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人物能看見並有所觸動。所以他們請到官員讓我挺感動的,因為我自己沒有能力做到。
在金邊的時候,因為學生都非常積極,我就放了幾張白紙,希望他們在上面寫一些感想和寄語。當時我也一直在和阿白溝通,但她自己沒辦法親自到柬埔寨來了解大家的反饋,只能通過這個方式間接地讓她知道其實她的故事是有人看到,有人在乎的。
比如:
A:姐姐你好,我看到你的視頻,看到像你一樣的柬埔寨姐姐在被剝削,我希望你能儘早和在柬埔寨的家人團聚,好好照顧自己,還有很多人像你一樣身處困境,姐姐再見。
B:姐姐你好,看了你的視頻,我了解你的處境但希望你不要放棄。因為每個人都面對不同的困難,比如在柬埔寨很多孤兒都沒有放棄爭取更好的生活,你的生活會好起來的!我愛你,再見,為你的兒子生活下去。
攝影師的介入
我想講一下自己作為拍攝者這三年里,對於該不該介入當事人生活的想法。
我剛認識阿白時,她就跟我說「我想回家」。我也是學新聞的,接受過專業訓練,有一條原則就是不能介入當事人的生活。
當時她想回家的慾望挺強烈的,還跟我講了她妹妹逃跑的經歷。那時我並不知道她妹妹具體經歷了多少磨難才回的家,覺得如果只是一張火車票事還是可以解決的。
當時我問了藍方,該不該給她買火車票。而且我想拍攝這個群體,就是因為背後有社會問題,希望通過拍攝來推動這個變化。那如果我自己的舉手之勞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我為什麼不去做呢?
藍方就跟我說千萬不要做這個,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後續所有的事情都是沒有辦法預料和處理的,沒有辦法承擔責任的。所以後來我還是決定不要介入,只是跟拍她。
後來我發現,雖然她想家,但她想留在中國的想法是大於回家的想法的。
她通過旅遊簽證來中國後就去辦了結婚證,後來辦了兩三次續簽都是按旅遊簽證來續的。他們住在村子裡,去地級市辦理簽證續簽,包車往返也要一天時間。他老公本身就窮,以每月一次的頻率就負擔不起了,所以後來她只能「黑」在中國。
她自己算是模糊了解在中國的法律處境。後來我根據法律條文的理解跟她解釋了這些。如果她要回家,可能會留下「黑底」,按照法律規定,三到五年都不能來中國。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兒子。所以為了兒子她會選擇留在中國,暫不回家。
所以對她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回家,而是和家人建立可以便捷溝通的途徑。一開始認識她的時候,她就說打長途電話特別貴。所以我就把手機借給她,這樣她就能和妹妹阿蓮視頻聊天。
後來我在網上幫她買非常便宜的智能手機,比泉州的商場便宜很多,她老公再把錢還給我。即使我不在,她也可以借鄰居的wifi和妹妹發語音或視頻聊天。
其實到現在,在錢方面,除非我說送,她們都會把錢還給我。
因為我說要去柬埔寨,我就開始幫她和家人互相帶東西。我第一次去柬埔寨的時候,阿白給了我一小包東西,是阿蓮逃跑時沒來得及帶回家的衣服,還有一個手機。我從柬埔寨回中國的時候,她媽給我了一大堆東西,大概有10公斤。基本上都是阿白在國內想吃但吃不到的黃糖、晒乾的野菜,還有腌魚等。所以我也為他們做了很久這種人肉快遞。
陪阿白回家
今年年初,阿白跟我說她媽媽病了。
我和她家裡用Facebook的年輕一代一直有聯繫。對方問我,能不能讓阿白回來看看媽媽。
我當時了解簽證的情況,覺得可能性非常小。我也找了好幾個法律教授諮詢。最後通過一個朋友聯繫到國際移民組織(IOM)的官員。他們一直密切監控柬埔寨新娘在中國的情況。IOM官員回復說,中國很多沒有簽證的柬埔寨新娘,只要有合法的結婚證是可以到當地補辦簽證的。這和我諮詢法律教授和研究法律條文的結果完全不一樣。按法律,一旦過期就要罰款、然後拘禁或直接驅逐出境。
但IOM官員說,由於男多女少問題嚴重,所以中國政府是希望外籍新娘能留在中國,保持家庭和睦,所以有這個不成文的規定。
得知這個,我們就覺得很有希望。鄒大哥也是托各種親戚,最後在今年8月,阿白拿到了在中國的簽證。
當時我在越南出差,沒辦法和他們一起去。阿白說,她和老公一起去的出入境辦公室,警察態度非常不好。她說:「我老公可笨了什麼都不會講,所以我進去就哭,一邊哭還衝出入境的人吼」。一開始工作人員說不知道簽證能給多久,大概給3個月吧。阿白就開始哭,說3個月不夠,她要回家還要再回來。她是給自己加戲,將哭鬧作為一種拿簽證的策略。最後她拿到簽證是半年有效,可以有充足的時間計劃回家。
這個獲取簽證的過程,雖然信息方面是我在提供,但最後她是靠自己拿到簽證的。在她老公都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是她自己用謀略才拿到簽證。
9月,我們就訂了往返機票。她帶了小的那個寶寶回柬埔寨了。我和她老公有一次去學校接大兒子放學的時候,問他怕不怕阿白回去以後就不回來了。他說是有一點擔心,但她只帶了一個寶寶走,所以還是會回來。
「如果兩個寶寶都帶走我就覺得只有40%可能,如果只帶一個寶寶就60%。」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不知道他是怎麼量化這個可能性的。我覺得鄒大哥對阿白也是有信任的,但他心裡多少還是有些沒底。
後來我們9月去柬埔寨,阿白要求在家裡呆很長時間,所以我給她定了1個月的往返機票。我跟她在那邊呆了一周。
阿白在柬埔寨和中國的狀態特別不一樣。在柬埔寨,她身邊全是關心她的人。但在中國,她大多數情況下自己一個人在家,雖然有鄰居,而且跟她關係也不錯,但是感覺完全不一樣。
婚姻還是買賣?
關於外籍新娘的問題,一開始我的理解比較簡單。中國男人買外國女人,經濟條件好一點的男人買差一點的女人。之前韓國、台北農村的單身漢就會買越南新娘。現在中國經濟條件越來越好,男女人口比失衡越來越明顯,外籍新娘的問題自然也就越來越明顯。
在江西,當地人的婚嫁其實跟買賣婚姻沒大區別。年輕人平常都在外打工,沒時間回家認識別人。春節回家時就會通過家人或出去玩的時候認識一個理想的結婚對象,之後兩家就會提親。春節結束後,兩人會去同一個地方打工,相處一年,如果覺得合適,春節回來就會結婚,如果不合適再找。
在這個過程中,錢是在最開始就要談清楚的。在這樣的模式下,娶柬埔寨新娘的整個認識和相處模式不會對他們的婚嫁觀有很大的衝擊。另外,從金錢角度來看,娶柬埔寨新娘(共計七八萬)比娶中國女生便宜很多。娶中國新娘可能要十幾到二十萬,一開始給定金可能要給一萬零一塊,意思是萬里挑一,之後還要給禮金。所以整體算下來數額巨大,而且當地經濟條件也的確不好。
這和很多城市裡的年輕人對婚姻的理解可能不一樣。我們可能認為要先談戀愛,了解對方,有了感情基礎再結婚。但在有些社會設定下,婚姻只是大家湊在一起過日子的家庭形式。
另一方面,在介紹外籍新娘這一社會問題時,有的媒體把女人當作純粹的商品。這很難幫助我們深入了解這一群體。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偏見和誤解。
「人販」的複雜面
我還認識了別的柬埔寨新娘。阿朵是我最早認識的,她算是村子裡挺受尊敬的柬埔寨新娘。她其實扮演著介紹別的柬埔寨女人來中國的角色,就是人販子。但她很照顧她帶來的妹妹。這也讓我看到問題背後的複雜性。我本來認為「人販子」就是邪惡的群體,但通過與她們零星的接觸,我開始了解她們。她們的組織分工明確,層級森嚴。在柬埔寨,那些已經來到中國的新娘的母親負責說服工作。還會有人幫助辦簽證,護照,送上飛機。到了中國要有人接機,把女人帶到村裡,還要有人提供住宿,之後有人帶她們去不同的單身漢家裡去看。在村裡帶人去單身漢家的這份工作,最適合已經嫁過來的女人去做。她們會說兩國語言,可以通過老公找到村裡有需求的單身漢。她們做「人販子」,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大部分柬埔寨新娘都是為了錢來的,但來了之後發現老公沒錢,可能是村子裡最窮的。而整個村子也很窮。
因此對她們來說,如果不去工廠打工,做人販抽成是最快的賺錢方式,比工廠裡面工作還要輕鬆。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
阿朵後來一度回過柬埔寨老家。因為當時柬埔寨打擊人販,她很擔心她媽媽,所以回去了一趟。之後她又回中國了。
新娘們的成長
我跟拍柬埔寨新娘三年,在這個過程中我也看到她們明顯的成長。阿白一開始中文很差,後來拿簽證在警察面前哭,也是一個例子。在她跟老公相處過程中也慢慢掌握主動權。現在還是她主內老公賺錢。但她想在家庭事物上有更多發言權。比如她之前想逼迫她老公戒煙。
我還認識了嫁到江西的麗麗。她生了兩個孩子,對中國的生活很滿意。她老公之前有一個對象,但因為談錢談不攏沒有成功。
還有張子萱(可戳「閱讀原文」看更多她的故事),名字是老公給起的。她在中國生了一個兒子。但她其實在柬埔寨有一個前夫,有兩個孩子。後來她前夫酗酒,他們離婚了。
她放棄柬埔寨的家,為了更好的生活條件來中國。現在她和老公在鄭州的燈具廠打工,賺到的錢給柬埔寨的媽媽照顧兩個孩子。她也想柬埔寨的孩子,但她覺得媽媽可以照顧他們,但沒人照顧她在中國的孩子,所以她選擇留下。
每個柬埔寨新娘都有複雜的故事,每個人都特別堅強。可以想像,一個人在陌生的國家,不會講當地的語言,是很無力、無助的。她們能下決心去陌生國家,跟素未謀面的人結婚,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非常勇敢。
柬埔寨總體來講還是很落後。即使在工廠打工,每個月也只能拿200多美金,換算成人民幣是1300元左右。她們在柬埔寨找不到很好的改變命運的途徑。很多人只能找一個男人嫁了來改變命運。
我總是在想,如果她們從小能夠在更好的社會條件中長大,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人生會有更多的可能性。她們很勇敢,有能力,完全可以實現更好的生活。比如跟子萱一起打工的人就說她很聰明,幹活很利落。
柬埔寨新娘嫁到中國來之後基本扎堆到幾個村莊,她們一起打牌、做飯,有人回家還會帶東西回來。有經商頭腦的人會做飯賣給別人賺零花錢。她們有微信群,用語音互相聊天。甚至有人還在做微商,賣越南、東南亞的零食。
逃跑的新娘在回到柬埔寨後,會受到很大的歧視和社會壓力。我一開始認為她們回柬埔寨之後在工廠工作是自立自強的表現,其實不然。
她們逃跑之後一般都會先回家。但在農村,熟人社會,很多人會說閑話。當地的社會風俗很保守封閉,女人結婚之後,不是處女了,就很難再嫁。可以說嫁人是評價女人的唯一標準。
阿蓮回去後被說閑話,沒別的選擇才去金邊打工。我之前認為她們去工廠是女權的代表,終於可以不需要男人,自己賺錢了。但是她們其實是想創造一個新的身份,在新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所以我放棄發表阿蓮的照片,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她發生了什麼。
後來我才發現柬埔寨學生的話很有意義。他們是柬埔寨另外一種聲音,更加包容和開放。他們告訴逃跑新娘不要用傳統的、身邊人的眼光看待自己。
鄒大哥之前給我看一張照片。他和阿白吵架,氣頭上跟她說,要不然你就回家吧。阿白非常生氣,把照片里鄒大哥的頭撕了。這也說明她對中國的家,對鄒大哥也是有感情的,她非常想要表明是家裡的一員。她爸媽希望她留在柬埔寨,但她想回中國養自己的兩個寶寶。
我當時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為對人口販運的關注,而且中國男女比例失衡一定會出現很多社會問題,外籍新娘的流入是接下來十年二十年我們一定會面臨的問題。
在拍攝過程中,很幸運的認識這麼多人。阿白和鄒大哥給我很大的信任,讓我走進他們的生活,一拍就是三年。
他們家的兩個兒子,大兒子的小名是中外(意思是一半中國人,一半外國人),二兒子中柬(一半中國人,一半柬埔寨人)。拍到現在,他們身上特別標籤化的東西的已經剝離了。外籍新娘,大齡單身農村「剩男」,沒有這些標籤。他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三年下來,支撐我拍攝的還是我們之間這種感情吧。當然也會持續關注這種社會問題,但到最後更多是一種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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