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的崛起之民族的覺醒

01 芬蘭書面語的誕生

只要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獨立的語言，那裡就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民族。

Wherever a separate language is found, there a separate nation exists.

——Johann Gottlieb Fichte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

在瑞典長達600多年的統治里，芬蘭的官方語言一直是瑞典語。學校教的是瑞典語、文學作品是瑞典語，一切書面語言都是瑞典語，但這片土地上絕大多數民眾說的卻是芬蘭語。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重要標誌。那麼芬蘭書面語是如何出現的呢？這不得不從宗教開始說起。

整個中世紀的歐洲，是羅馬基督教會的天下。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教會勢力龐大，德意志各王侯的利益長期受其制約，同時教會也早已變得腐敗不堪，深受民眾不滿。他們使用的聖經，也是經過無數次修改、以維護教會的地位與利益彙編而成，一直宣稱教會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解讀《聖經》的權責單位，並且宣揚只有靠神父和主教才能夠得救。

到了16世紀，歐洲出現了一名修士叫馬丁·路德。他對自己的宗教信仰嚴肅而認真，一直對自我救贖充滿了煎熬。他不斷鑽研《聖經》，希望能獲得真正的解脫。終於有一天，他讀到《聖經》中保羅寫給羅馬教會的書信，讓他豁然開朗。保羅說：「你只要相信耶穌基督就能得救。」，馬丁·路德從此處推論出「因信稱義」的理論，即：救贖無需靠神父，信就可以得救，不必對神父的指示言聽計從。

《聖經》的原著是以拉丁文書寫的，而當時極少人懂拉丁語。於是，馬丁·路德將拉丁語書寫的聖經原著翻譯成了德語，並依靠印刷術快速將他對教會的批判文章傳遍了整個歐洲。教皇要打壓馬丁·路德的計劃尚未成形，他的大名與理論已家喻戶曉，並立刻收穫了各路人馬的支持。

路德教義不脛而走，隨勢傳至芬蘭（至今路德教義都是芬蘭的主流教派）。遠在圖爾庫的芬蘭主教米歇爾·阿格里高拉Mikael Agricola（1510-1557）受到馬丁·路德的鼓舞與啟發，在1548年做了一件更偉大的事，他將《聖經》新約翻譯成了芬蘭語，整部芬蘭語聖經在1642年面世。

這本書籍的重要意義遠遠超越了宗教本身，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芬蘭語書籍，芬蘭書面語從此誕生了！儘管這個時候的官方書面語仍然是瑞典語，但芬蘭書面語的出現成為隨後芬蘭民族認同感被喚醒的濫觴。

（米歇爾·阿格里高拉Mikael Agricola被稱為芬蘭書面語之父，他在書創建的語法規則，是後續芬蘭書面語語法規則的基礎。芬蘭的書面語後期被修改過很多次與口語有較大區別。）

02 國之雛形

話說1808年，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一世向瑞典挑起戰爭所宣稱的主因，是對瑞典在拿破崙大陸體系（打擊英國）事件上的制裁，並非是為了芬蘭這片小小的土地。由於戰爭開始沒多久，俄國就輕而易舉的攻克了芬蘭南部區域，亞歷山大一世索性繼續攻城略地，佔領了整片土地一勞永逸。

戰爭尚未徹底結束，亞歷山大一世英明神武的在已攻克的芬蘭領地內召開了波爾沃會議。他彙集了當時這片土地上的四個產業階層（貴族、神職人員、中產市民與農民），要他們發誓對俄沙皇效忠（而非瑞典），並且他公開宣布這片領地為芬蘭大公國，承諾給予大公國充分的自治權，保留芬蘭現有的憲法（當時的瑞典憲法）及宗教信仰。

此外，為了將這個新大公國建立成為一個更具功能性的實體而方便管理，亞歷山大一世（1809至1825年掌管芬蘭）還認為這個大公國需要一個國都（芬蘭歷史學家Matti Klinge認為，亞歷山大一世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向芬蘭本地人與外界展示芬蘭大公國將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單元體。）。儘管當時的圖爾庫一直處於芬蘭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但是他更中意三面環水的另一個港口城市——赫爾辛基。

1812年，亞歷山大一世宣布當時僅4000居民的赫爾辛基為這個大公國的國都，並於1817年敲定了最終版的城市重建方案，籌備建造了該城市的核心區域作為政治、文化的中心。

對掠奪來的土地實施自治，是當時俄國採取的普遍政策，但無形中為芬蘭劃分了具體的疆域、建立了國都，並形成了單獨一套的政治管理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對將來的「俄羅斯化」埋下了失敗的種子，為芬蘭的獨立創造了條件。

03 民族認同感的悟覺

亞歷山大一世的一系列舉措，讓芬蘭大公國在外界看來，是一個充滿了希望、並擁有美好明天的新天地。大公國吸引了一批外來移民，其中很多就是瑞典人。對於他們來講，只是換個地方繼續按照自己的法律法規、宗教信仰過生活而已。1813年，芬蘭來了一位改寫他們歷史的瑞典人——約翰斯·內爾曼（Johan Vilhelm Snellman，1806-1881）。

約翰斯·內爾曼16歲考入芬蘭最古老的圖爾庫大學（1640年建成），這所大學於1828年搬遷至赫爾辛基，成為皇家學院，即現在的赫爾辛基大學。在這裡，他結交了對他未來政治生涯產生深遠影響的好友埃利阿斯·倫洛特Elias L?nnrot，當時的埃利阿斯·倫洛特忙碌於搜集芬蘭地域內各路英雄傳奇的民歌。

1835年，埃利阿斯·倫洛特將收集來的古老民歌，彙編並出版了一部講述民族英雄傳說的史詩巨著——《卡勒瓦拉》（Kalevala）。史詩從遠古時代敘述起，至聖女瑪麗亞塔生下卡累利阿王止，從多個側面、多個層次，謳歌古代芬蘭人民英勇無畏的氣概。遺憾的是，由於受限於語言的制約，初版的《卡勒瓦拉》沒能在人民群眾中傳閱。

同年的約翰斯·內爾曼則完成了他的哲學博士論文，並開始在皇家學院擔任講師。在特任教期間，約翰斯·內爾曼才望高雅，深受學生愛戴與尊敬。但他對傾俄的教委會十分厭惡，關於教什麼，怎麼教，他不願意聽從傾俄教委會的安排。結果在1838年，他被吊銷了講師資格。次年，約翰斯·內爾曼主動被放逐，他前往瑞典和德國，直到1842年再次回到芬蘭。一去一回間的經歷，使他的政治生涯具體化——他想要喚醒芬蘭人民自己的民族認同感！

他再次回到芬蘭，聲望不減當年，且更名揚千里。俄國當局將他視為激進極端分子，不斷打壓。他沒有辦法在赫爾辛基大學謀職，轉而搬去東部小城庫奧皮奧（Kuopio），在一所學校任校長。從那時起，他開始從兩方面著手實現他的理想：

（1）創辦文獻期刊，一份是史無前例的芬蘭語期刊：用以強化人民的語言能力且催生民族認同感（當時80%的民眾說芬蘭語，但官方語言與書面語言始終是瑞典語，普通大眾的芬蘭語語言能力並不強。）；另一份是瑞典語期刊：用以激勵當時受教育階層的芬蘭人推廣芬蘭語。

（2）積極為芬蘭語爭取與瑞典語同樣的官方語言地位，掙脫被俄羅斯同化的命運。

可想而知，這是一個何其艱難的過程，約翰斯·內爾曼每走一步都舉步維艱，但他始終堅持不懈，並更加積极參与各種公眾辯論、弘揚其觀點。1846年，儘管他創辦的瑞典語期刊被禁，但其觀點被眾報刊轉載、廣受熱議，並得到越來越多的民眾支持。與此同時，普通群眾的語言能力也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這使得埃利阿斯·倫洛特在1849年擴充再版的《卡勒瓦拉》很快就受到廣大群眾的爭相傳閱，一方面大大激發了人民的民族認同感，另一方面催生了民眾的民族主義精神。一時間，芬蘭出現了各類文學家、音樂家等創作了無數作品，使得民族熱情進一步升華，眾多說瑞典語的受教育階層自發選擇要做芬蘭人自己，芬蘭民族義士A.I.Arwidsson提出了著名的口號「瑞典我們不（再）是，俄羅斯我們不想變成，讓我們做芬蘭（自己）吧！」，但由於他當時的極度激進，被驅逐出芬蘭大公國。

約翰斯·內爾曼的日子更加步履維艱，一度經濟拮据難以維持日常所需。直到1855年，當時的俄皇尼古拉斯逝世，他的情況才開始好轉，不僅於次年1856年重歸赫爾辛基任教，並在7年後被選為芬蘭參議院內閣。任命期間，他不但實現了將芬蘭語與瑞典語並駕齊驅成為大公國官方語言的理想，而且在1865年成功發行了芬蘭貨幣。

此時的芬蘭，有了自己的語言作為官方語、自己的首都、自己的貨幣、自己的管理體系，獨立之路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