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學（對藝術概論的理解很重要）

1簡述康德提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主要原因，基本內容和主要影響

主要原因：康德哲學的問題

康德所面臨的哲學問題是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學的問題，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學問題，這個問題貫穿了他的全部哲學思考。

當康德登上哲學舞台的時候，正是近代哲學陷入困境之時。西方哲學從希臘哲學開始形成了一種理性主義，對它來說，我們只有通過理性的認識活動，對自然萬物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才能通達事實的真相，這種觀念在近代哲學中終於演變成為一種科學主義精神，並且極大地推進了認識論的發展。認識論要解決的是我們關於事物的認識究竟是如何產生的，由此而形成的知識其普遍必然性或真理性從何而來，以及它所適用的範圍等等問題。早期近代哲學家們為了解釋科學知識的來源、確定性和範圍等認識論問題而分成了兩大派別，這就是英國經驗論與大陸唯理論。

經驗論從實驗科學出發，主張一切知識都來源於感性經驗並且以經驗為基礎，它試圖通過對經驗的歸納概括出自然法則來。唯理論則從理論科學出發，認為感覺經驗歸根結底是個別、相對和偶然的，因而不足以充當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的堅實基礎，所以知識乃是由一些理性固有的天賦觀念推演出來的，非如此不能說明知識的普遍必然性。於是在認識論問題上，這兩派哲學家各執一端，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他們的片面性則決定了誰也不可能最終解決問題，休謨的懷疑論就是近代哲學陷入困境的最好寫照。他的懷疑論不僅使經驗論企圖通過對經驗的概括歸納獲得有關自然法則的知識這一理想最終破滅了，而且也使唯理論陷入了困境。休謨把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觀念之間關係的知識，一類是關於外在事實的知識。關於觀念之間關係的知識與外在事物沒有關係，只要符合自己的法則而不矛盾就一定是普遍必然的。關於事實的知識就不同了。由於關於事實的知識必須建立在感覺經驗的基礎之上，所以這類知識只能是或然的。由此可見，經驗論的理想固然破滅了，唯理論的理想也一樣陷入了困境：唯理論試圖從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賦觀念推演出人類的全部知識，而休謨卻證明理性所固有的觀念僅與自身相關而與外在事物沒有任何關係。

經驗論與唯理論之爭使哲學在認識論問題上走進了死胡同，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近代哲學的啟蒙主義以崇尚理性、提倡科學和推進知識為己任，然而經驗論與唯理論之間的爭論卻使這些理想出現了落空的危險。它意味著我們不僅不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為科學知識之基礎的理性本身也發生了動搖。因為科學知識是理性的產物，無論是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無法被證實，還是理性無法證實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結果是一樣的，那意味著理性本身成了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啟蒙主義的基本精神內部發生了矛盾，這就是理性與自由之間的衝突。

由於近代哲學家們所倡導的理性主要是一種科學理性，這就使哲學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之下形成了一種機械決定論的自然觀。在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的鼓舞之下，哲學家們試圖將科學方法推廣到人類知識的一切領域，他們相信無論自然、社會還是人類自己統統服從於統一的法則，那就是自然的因果律，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說明。因此，人與自然萬物沒有什麼不同，一樣服從於共同的自然法則，他不過是一架更精密更複雜的機器而已。結果，啟蒙主義的兩大支柱－－理性與自由就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當哲學家們把科學理性貫徹於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的時候，不僅自由而且人本身的價值和尊嚴都成了問題。

對康德來說，無論知識問題還是自由問題，其實都與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相關，那就是形而上學問題。

在形而上學問題上，哲學在哲學家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爭論中，幾乎變成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我們實在無法在它之中找到一絲一毫科學知識的特徵。更嚴重的是，正是形而上學企圖成為科學的理想締造了一種科學思維方式，並且形成了科學萬能的觀念，儘管這種「科學世界觀」促進了自然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但是它亦將我們迫入了有可能喪失自由、泯滅人性的困境之中。

這就是康德所面對的哲學問題，我們可以把他的問題概括為「在一個嚴格遵守自然法則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沒有自由，有沒有獨立的價值和尊嚴」的問題。由於這些問題都與知識有關，所以康德便從知識問題入手來解決這些問題。

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認識論問題上，康德主張「調和」經驗論與唯理論。他一方面同意經驗論的原則－－一切知識都必須來源於經驗，另一方面亦贊同唯理論對經驗論的批評－－對科學知識來說僅有經驗是不夠的，它們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們便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如果知識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知識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識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須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康德用一句話把這個難題擺了出來：我們如何能夠先天地經驗對象？在康德哲學中，「先天的」（a priori）與「後天的」（a posteriori）是一對基本概念。「後天的」意即單純經驗的，就知識而言表現為個別、偶然和相對的。「先天的」意即獨立於經驗而且是經驗的先決條件，就知識而言表現為普遍和必然的，康德因而也稱之為「客觀的」。顯然，如若我們承認普遍必然性的科學知識是存在的，它就必須同時具有經驗和先天這兩方面的因素，然而看起來後天的經驗與先天的因素卻是水火不相容的。

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先天地經驗對象？如果按照形而上學關於知識的傳統觀念，亦即知識必須符合對象才能成為真實可靠的知識，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證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為我們既無法說明外部事物及其屬性如何能夠挪到意識之中來，更不能證明必須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知識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經過長時間的深入思考，康德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觀念：既然當年哥白尼可以把地球與太陽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設想不是太陽圍繞著地球轉，而是地球圍繞著太陽轉，從而提出了「日心說」假說，我們為什麼不能按照這個思路考察知識問題呢？換言之，如果知識必須符合對象這條路走不通，我們不妨像哥白尼那樣換一個角度，把知識與對象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看一看讓對象符合知識亦即主體固有的認識形式會有什麼結果。在康德看來，問題由此便得到了完滿的解決：一方面，我們的知識的確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但是另一方面，進行認識活動的主體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認識形式，由於這些認識形式在經驗之先並且作為經驗的條件而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之中，因而便使知識具有了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換言之，經驗為知識提供材料，而主體則為知識提供對這些材料進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識就其內容而言是經驗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則是先天的。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證明。

這就是被人們稱之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學革命。

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影響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其獨特的方式證明了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體在認識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動性，但是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後果。因為如果不是知識必須符合對象而是對象必須符合主體的認識形式，那就意味著事物對我們來說被劃分成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主體的認識形式所認識的事物，康德稱之為事物對我們的「表現（Erscheinungen）」，另一方面是未經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在認識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體」或「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雖然構成了知識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據，但是亦限制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我們只能認識事物對我們的表現而不可能認識事物本身。這樣一來，不僅自然科學要求按照自然本來的面目認識自然的原則發生了動搖，而且更嚴重的是，形而上學企圖超越自然的限制而把握宇宙自然之統一的本質和規律的理想註定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說，自然科學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學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看，「哥白尼式的革命」歸根結底是對理性認識能力的限制，其結果完全是消極的。

然而在康德看來，這個消極的限制完全可以轉化為某種積極的成果。雖然認識形式的限制體現了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們的認識領域之外還有一個不受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無限自由的領域。於是，對理性的認識能力的限制就為理性的另一種能力亦即實踐能力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因為實踐理性或者說道德意志乃是以自由為其根據的。如果事物對我們來說不是表現為兩個方面，我們可以認識事物自身從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那就意味著一切都在認識形式的限制之下因而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但是如果事物對我們來說劃分為兩個方面，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事物劃分為表現和事物自身兩個方面，人亦如是。一方面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服從於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則，在這個領域中他是沒有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因而亦具有不受自然法則限制的一面。換句話說，人具有兩重性，他是一種「有限的理性存在」。假如我們無限地擴張理性的認識能力，其結果勢必把一切都變成了必然的東西而使人失去了自由。而當我們限制了理性的認識能力的時候，這就會為自由保留了一片天地。所以，康德認為我們有必要限制知識，以便為道德信仰留地盤。

由此可見，康德的哲學革命應該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它通過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來確立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則通過對認識能力的限制為自由開闢道路，而且這後一方面真正體現了康德哲學的根本精神。

正如哥白尼的日心說最初只是假說一樣，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是一種假說。如果我們要證明它是正確的，那就必須考察理性本身，證明人類理性的確具有一些先天的認識形式，而且這些認識形式在認識中具有法則的作用。康德把這項分析考察理性的工作稱之為「批判」。

康德的「物自體「

德國哲學家康德用語，指離開意識而獨立存在，但是不可認識的本體。他能作用於感官，一起感覺，但人們只能認識他的現象而不能認識其真實面目，從而在自在之物和現象間畫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康德認為，經驗為知識提供材料，而主體則為知識提供對這些材料進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識就其內容而言是經驗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則是先天的。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證明。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其獨特的方式證明了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體在認識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動性，但是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後果。因為如果不是知識必須符合對象而是對象必須符合主體的認識形式，那就意味著事物對我們來說被劃分成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主體的認識形式所認識的事物，康德稱之為事物對我們的「表現（Erscheinungen）」，另一方面是未經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在認識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體」或「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主體先天的認識形式雖然構成了知識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據，但是亦限制了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我們只能認識事物對我們的表現而不可能認識事物本身。

事物自在之物與現象的劃分對認識形式的限制體現了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們的認識領域之外還有一個不受認識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無限自由的領域。於是，對理性的認識能力的限制就為理性的另一種能力亦即實踐能力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因為實踐理性或者說道德意志乃是以自由為其根據的。從而為為自由開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