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請警惕悄悄靠近的「貧窮危機」

04-20

夜幕降臨，日本東京的鬧市街道上，出現了許多拉著小皮箱的年輕女孩。

她們剛結束白天作為餐館服務員、建築工之類的工作，有的去提供簡單食宿的網吧過夜，有的在尋找招牌上寫著「能充電」的咖啡廳，準備捱到天明，還有的，則在等待援助交際的機會……拉杆箱中，就是她們的全部財產了。

這不是電影中的虛構場景，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2014年初，日本NHK電視台播出了兩部紀錄片，聚焦日本的女性貧困現象，引起轟動。

今天書單君要和大家分享的，正是由這兩部NHK紀錄片節目組合著的紀實類書籍：《女性貧困》。

為什麼光鮮亮麗的年輕女性會和「貧困」聯繫在一起？中國女性是否也有相似的「貧困危機」？

我們先來看兩個真實的故事。

離開了男人，生活就一落千丈

對35歲的橋本禮子來說，生活就像一場場需要咬緊牙關的搏鬥。

每天一睜眼，就有4份零工在等著她，分別是在援助老年人的組織打掃衛生，在殘疾人機構郵寄信件，在針灸治療所擔任文職，另外還兼著一份上門做面膜的工作。

最累的時候，早晨躺在床上根本爬不起來。之所以這麼拼，是因為她要獨力撫養3個孩子。

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禮子在30歲時和孩子們像逃跑一樣離開了丈夫的住處。因為之前一直做家庭主婦，沒有任何職場經驗的她只能同時做多份低端工作，加上政府微薄的育兒補貼，每月收入不過20萬日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1000元）。

以日本的消費水平，這點錢要養一個大人三個孩子是非常拮据的。禮子說，每天都體會著不能滿足孩子願望的焦慮感。

老大想參加學校的足球俱樂部，但是釘子鞋太貴，買不起；女兒想上補習班，也成了奢望……

你或許會說，禮子的困窘，是此前作為全職主婦的她沒有職場技能造成的。那麼29歲的職場女性吉田茜的遭遇，或許更具有代表性。

吉田茜曾經是一名外企白領，英語流利，現在在一家IT公司工作。同樣因為遭遇家暴，她帶著4歲的兒子從家裡逃了出來。

因為獨自撫養孩子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她迫不得已由正式工轉成了薪資按小時計算的合同工。降薪之後，算上政府的育兒補助，小茜的月收入在20萬日元左右，但除去房租、水電費、孩子的託管費等，幾乎存不下什麼錢。「每天光是解決溫飽就夠讓人頭疼的。」

為了省錢，她常常不吃午飯，餓著肚子，捱過休息時間。離婚後，她也從來沒帶兒子去旅行或者逛遊樂園，連生了病，都不敢去醫院。

小茜最大的願望，就是等孩子長大不用照顧了，可以繼續去學英語，找一份像樣的工作，無論如何，也要供孩子上大學。

在這本《女性貧困》里，還有很多生活陷入困窘的女性案例：

因就業不景氣，只能靠打零工還助學貸款債務的女大學生；
付不起房租，拖著拉杆箱徘徊在營業到深夜的各種店裡，靠手機撫慰心靈的「充電少女」；
童年被繼父性侵，從中學開始就靠「援交」謀生，「能活到三十歲就知足了」的未成年女孩……

但書單君注意到，更多數的女性，是像禮子和小茜那樣，她們之所以陷入貧困，與離婚或生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據統計，2011年，日本的單親母子家庭數量較10年前上升了近30%，達123.8萬戶，其中能夠得到男方撫養費的只有38%。

沒有家庭的庇護，缺少社會的幫助，再加上在就業市場上的弱勢，很多帶著孩子的單身女性就這樣一步步滑向了貧困的泥潭。

更殘忍的是，貧困會成為代際相傳的惡性循環。許多來自單親母子家庭的女孩，早早未婚先孕，在本該追求夢想的人生的起點，卻先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已遇見「貧困危機」的中國女性

在讀《女性貧困》之前，我從未想過，在經濟發達、就業充分的現代大都市，僅僅因為一次失敗的婚姻，就足以讓年輕女性淪為貧困階層。

也許有人認為，日本女性的貧困現象與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有關，而中國的國情有所不同。

但事實上呢？

書單君在採訪了幾位女性「書米」後驚訝地發現，她們已經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遭遇「貧困危機」的風險。

「書米」法雅是一名單身媽媽，2年前，她結束與丈夫十年的感情，離了婚，帶著孩子獨自生活。

幸運的是，法雅有一份體制內的穩定工作，再加上離婚時，從事律師職業的妹妹竭盡全力幫她爭到了應得的財產，使她在離婚後的生活依然有所保障。

然而法雅卻告訴我，雖然絕對的貧困是沒有的，但是離婚導致了她經濟上的相對窘迫。

雖然不至於吃不飽飯，但她堅持了兩年的記賬顯示，孩子的支出佔了大頭，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自己購物、娛樂之類的支出就必須儘可能減省了。

離婚後，她有很長一段時間陷入萎靡抑鬱當中，無心工作，也無心照顧孩子。情緒低落的她申請轉到更輕鬆的崗位，領導表示理解，爽快答應了。在她最艱難的時候，單位同事甚至會幫忙接送、照看孩子。

法雅說：「如果沒有這份工作，不是這家單位，我都不敢想。」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法雅這麼幸運，有一家好單位。很多企業對待承擔養育責任的女性時，並沒有那麼友好。

「書米」李青曾經是一名教師，現在是一名全職媽媽。她說，其實這是有些無奈的選擇。

有一次，兒子因為發高燒，幼兒園不肯收，事情比較急，她沒有提前跟學校請假就趕去了。雖然沒有耽誤教學，但還是被人打了小報告，學校漸漸就不再排她的課，等於是間接辭退。

等兒子大了一些，她找了家附近的一所學校，重執教鞭，僅用了一個學期，就把年級倒數第一的班帶到了第一名。

可是那一年，學校新招了很多編製內的老師，李青剛來半年，沒編製，又因照顧孩子請假比較多，再次被間接辭退，只好又回歸家庭。

雖然丈夫收入並不算太高，但好在婚姻穩定。她就暫時在家中兼職做微商，賣點小零食，補貼家用。談起以後的職業規劃，她傾向選擇公務員之類有編製的職業。而在以前，對那種「一眼望到頭」的工作她是很不屑的。

李青說：「你看吧！當了媽媽之後就是這樣無奈。」

法雅和李青的個人遭遇，讓我對職場女性要面對的壓力，有了更深的感觸。而從大環境上看，形勢同樣不容我們樂觀。

隨著生育二胎政策的放開，以及保姆等家政服務的價格越來越高昂，可以明顯感受到，近幾年，全職媽媽的數量在逐漸增加，其中的高知女性也越來越多。

有人甚至大膽預測：中國延續幾十年的「雙職工」家庭模式將會受到挑戰，白領女性將迎來一波回歸家庭的潮流，全職媽媽時代或將到來。

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事實同樣不容忽視：中國的離婚率正在逐年上升，婚姻關係的穩定性已大不如前。據英國《經濟學人》網站報道，2015年中國離婚的夫婦達到380萬對，比10年前的兩倍還多。

可以想見，對於職場地位不那麼穩定的女性來說，一旦婚姻關係也遭遇不測，養育壓力陡增，她們的生活質量就將面臨嚴峻考驗。

「女性貧困」這個話題，猛一看有點聳人聽聞，好像它發生在日本就離我們很遙遠。

但不得不承認，中國職場上對女性或隱或顯的歧視，真的並不比日本好多少。

想想單位招聘的時候，對已婚未育的女求職者避之不及的態度，想想女性要想在職場上真正出人頭地，得做出多大的犧牲、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就知道一旦婚姻出現變故或者生活出現意外，女性就要面臨怎樣的生存壓力。

如何避免《女性貧困》中的現象在我們身邊真切發生？說實話，書單君也沒有濟世良方，只能說從目前來看，不論是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還是健全社會福利保障上，我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會機制和環境，靠個人力量很難改變，但近年來有一種聲音，我覺得尤為需要女同胞們警惕——

「丈夫就是用來付賬的。」

「我負責貌美如花，你負責賺錢養家。」

「男人掙了錢不給你花，就是不愛你。」

……

這類在自媒體上大行其道的言論，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許多女性的認知，使她們誤以為可以更多地依靠另一半，而不是自己，來實現幸福。

在我看來，這種「觀念貧困」比物質貧困更可怕，因為它會在潛意識中弱化了女性掌控自己生活的意識，在不容樂觀的現實環境中，這無疑會使她們對生活風險的抵禦力變得更弱。

就像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羅子君被迫離婚，一夜之間，從闊太淪為底層，如果沒有多金的前夫給她買了房作為補償，如果沒有分分鐘開掛的閨蜜助陣，缺乏職場生存能力她處境無疑會極為艱難。

生活不是電視劇，我們都沒有主角光環的加持。

命運的河流風大浪高，人生的船，還需你向前一步，自己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