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有故事，那我們有酒嗎？

尋找中國大戰略的穩定之錨（特別番外篇）

美國東部時間3月22日12時30分，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了針對所謂「中國經濟侵略」的貿易備忘錄。根據該備忘錄，美國未來將針對價值約500億美元的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特朗普還在簽署時特意指出「這只是開始。」

6小時後，中國商務部發布了一份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價值約30億美元。在中美相繼公布貿易措施後，世界各國股市紛紛大幅下跌，而債市與黃金攀升。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貿易戰的陰霾開始籠罩全球。。。。。。

特朗普的重點轉向外部

事實上，自去年年底以來，中美關係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挑戰。而貿易問題僅僅只是這一挑戰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為了分析這一變局的全貌，我們不得不從特朗普——這位行事風格極其特殊的美國總統開始。

當特朗普還僅僅只是一位總統候選人時，其競選言論中就不時出現某些針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言論。稱「我們不能繼續每年做生意丟五千億美元給中國人了，我們賠不起了。」他甚至一度揚言要把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給中國商品加征45%的關稅。而在當選之後他又在中美關係中極為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搞了小動作。一時間中美關係將在特朗普就任後往何處去成為了世人關注的話題。

然而就當人們對中美關係前景憂心忡忡之際，中美兩國元首卻迅速的在海湖莊園進行了一次成功的不系領帶會見。雙方在貿易，朝鮮等問題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世人似乎開始覺得，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並不那麼「反建制」，中美關係仍然能夠平穩的發展下去。

17年7月，中美關係開始傳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先是特朗普批准了1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其後中美經濟對話未能就鋼鐵產能問題達成一致，「蜜月期」似乎提前結束了。8月，特朗普政府開始討論對中國啟用301條款的可能性。

11月特朗普到訪中國，雙方不僅簽署了價值2500億美元的合作意向協議，特朗普還對中國領導人的高規格款待讚不絕口。一時間人們又對中美關係燃起了新的希望。

然而，事情在12月急轉直下。

先是中美經濟對話全面停滯，之後特朗普簽署了包含美台軍事交流內容的國防授權法案，又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著重指出了以大國競爭來看待國際事務的觀點，中國被列入戰略競爭者名單。

進入2018年，特朗普政府在擺脫了頻繁停擺的困擾以及激烈的內部換血之後，在3月接連擲出所謂台灣旅行法與對華貿易備忘錄兩枚重磅震撼彈，至於讓全世界政治觀察家眼鏡碎一地的美朝峰會，似乎也帶有這某種壓縮中美協調領域，獲取單邊行動自由的色彩。中美關係的航船到此似乎正漂流向一個令人極度擔憂的的方向。

這一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特朗普為何選擇這樣一個時間點突然採取了對中美關係具有嚴重惡化性質的步驟呢？

我並非百年後的歷史學家，能夠坐擁完善的歷史檔案，完整呈現這一選擇的全貌。但至少，我可以大膽的做出一個推測，特朗普的施政重點，正決定性的由國內轉向國外。

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施政重點主要是通過其心儀的國內法案。截至17年12月，特朗普在醫改，移民，債務上限，國法撥款等重要的立法領域都獲得了程度不一的收穫。而被其視為珍寶的減稅法案在12月初得以在參院強行闖關通過。一時間，多有聲音認為特朗普的交易藝術在推動美國國會長期停滯不前的立法進程中還是發揮了不少作用。而特朗普自己也得以在國情咨文演說中為自己大肆表功。

如果說特朗普善於與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建制派們討價還價推動國內目標這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在3月之後，特朗普政府的變動已經完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在科恩辭職，蒂勒森走人，開掉麥克馬斯特，甚至女兒女婿也被邊緣化之後，特朗普政府中能夠反映建制派意見的閣僚幾乎一掃而空，全部被換上了特朗普私人小圈子或者鷹派成員。

我們無從知道特朗普是厭倦了繼續在國內推動立法，又或者在減稅案之後他本就沒有其他足夠分量的立法計劃，至少特朗普政府已經失去了國內政治的方向感。而面對未有重大起色的民意與中期選舉的壓力，特朗普很可能已經把重點轉向了國外，而中美關係，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然而僅僅分析特朗普的政策選擇並不能讓我們完全明了特朗普的政治邏輯。因為我們還需要更深入一層，去分析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特朗普這個人，這個極其特殊的人本身。

特朗普的極度自戀型人格現在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他對於現行國際秩序蔑視的種種表現已經不能認為是認知鴻溝的後果。而其身上肆意流淌著足以令人瞠目的過度自尊需求，甚至已經到了完全無視他人存在的地步。特朗普已經數次在推特上解職自己的閣僚，甚至完全不事先通知，在美國的政治史上近乎於史無前例。如果做特朗普的臣屬尚且如此，那麼成為他的敵人恐怕更是不能想像的災難了。

特朗普身上帶有著一種19世紀達爾文式的世界觀，軍校與名利場讓他認識到的就是只有強者才能獲得權力，弱者只能仰其鼻息而已。在他的字典中沒有失敗，也沒有憐憫可言。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常常能讀到不少特朗普早年經商的軼聞，不過我們恐怕不難想像諸如他低價獲得酒庄、迫使賭場審批加速的種種手段如果用於政治談判，又將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特朗普習慣於用訛詐與恫嚇為自己的目標開道，任何屈從於他立場的人只會被他不屑一顧，但任何敢於冒犯其過剩自尊的人更是要承擔火與怒的後果。一旦成為他的獵物，就需要在強硬又尊重的分寸拿捏中抵制他獲取談判對手最後一個銅板的熱望。坦率的說，不是令人羨慕的差事。

然而，即使做到了這些，你仍不可能高枕無憂，因為政治事務畢竟與商業談判不同。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下一次他又需要在何時何地再度改變自己的談判條件甚至是已經達成的妥協，來達成自己的國內目標，或者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

固然，特朗普喜歡排場與奉承，給予一些場面上的尊重能使他感覺良好。但如果你不能避免成為他最大的目標，那麼這些終究只能管用一時。

當然特朗普的風格並不是沒有弱點，在拋棄美國戰後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同時，他也拋棄了長久以來攸關美國國家利益先後次序的所有深刻洞察，凱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偉大的思想被降格為特朗普人格的外在表演需求。而這一點很可能終為狡猾的敵人所乘，成為其阿克琉斯之踵。儘管我無意將他比為英雄。

最後，我們還剩下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特朗普？為什麼是2016年的美國？

修昔底德所謂何事？

公元前433年9月的一天，普尼克斯山上雅典的公民大會同時迎來了科基拉與科林斯兩個城邦的大使。這兩個城邦在不久之前剛剛為埃皮達努斯的內戰兵戎相見，而現在科基拉大使的任務是全力說服雅典與他們結盟，而科林斯的大使正是要避免這一點。

在東拉西扯了一番科林斯人本質邪惡，不守規矩之後，科基拉大使終於亮出了他的王牌。首先與作為中立城邦的科基拉結盟並不違反之前的三十年合約，更重要的是，如果放任科林斯打敗自己，那麼科基拉龐大的艦隊將成為科林斯的戰利品，進而威脅到雅典賴以生存的海上優勢。而雅典人都清楚科基拉大使的弦外之音，斯巴達對雅典權勢日益擴張心懷恐懼，戰爭或許正日益臨近，而科林斯就是斯巴達的重要盟友。幫助科基拉就是幫助雅典自己。

科林斯的大使同樣做出了直接的威脅，如果你們不幫助科基拉，那麼我們都將得到和平。如果相反，那麼你們的行動就將成為敵視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證據，戰爭的風險將會急劇放大。

當天氣晴朗的時候，站在普尼克斯山上遠遠的就能望見阿提卡半島上鬱鬱蔥蔥的農田和葡萄園，一旦戰爭開打，斯巴達的大軍只需要三天就能抵達。

雅典人徹夜討論，終於在第二天早上達成了一致，接納科基拉的同盟請求。不到兩年之後，空前規模的戰爭爆發了。

在西方世界，修昔底德及其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文科高等教育的必讀書目之一，尤其在軍事及國際關係領域更是如此。正如我們在《孫子兵法》中汲取智慧一樣，西方人也求助於他們的先哲的教誨。

然而近幾年，修昔底德在中文世界的名聲卻越來越響亮，這恐怕要歸功於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格雷厄姆 阿利森。而他也撰寫了一部有關中美關係的著作名叫——《註定一戰》。嗯，一個聽著就過於悲觀的名字。

他將人類歷史上16次上升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競爭做了歸納，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其中有12次都導致了戰爭。如你所知，一戰是其中典型的一次，而今年正是一戰結束100周年。

事實上，我們很難說因為人類比2500年前或者100年前更聰明，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就與我們無緣了。因為對於權勢競爭失敗的恐懼深深的刻寫在人類基因的內部無法擺脫。而恐懼，特別是守成大國對上升大國權勢擴張的恐懼正是修昔底德陷阱運作的根本動力所在。

就像在故事開始時，雅典知道斯巴達對自己的恐懼，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很可能助長戰爭的風險，但他們除了在心理上接受戰爭，還是否可能有其他選擇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當我們真正翻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時候，我們或許會發現更多沒有被修昔底德陷阱包括在內的更加豐富的觀察視角。而這次，起決定作用的恐怕就不僅僅是恐懼而已了。

在很大程度上，雅典幾乎就可以等同於古希臘。精美的建築與雕塑，偉大的哲學與藝術，以及早熟的民主制度。西方文明上溯源頭幾乎言必稱雅典。

然而在那時非雅典的其他古希臘人看來，雅典卻近乎於一個邪惡國家，乃至於斯巴達發動戰爭的口號之一既是將其他城邦的尊嚴還給他們。這又是為什麼呢？

公元前478年，為了維持一支大型常備艦隊以對抗波斯帝國入侵的威脅，許多希臘航海城邦聚集在雅典周圍成立了提洛同盟。雅典負擔一半常備艦隊的募集並任命整個同盟的指揮官以及定期召集會議，其他國家以繳納貢金的形式支持同盟的軍備。至少在開始時，同盟還算具有較為平等的性質。

但是隨著對波斯作戰的節節勝利，不少城邦開始懷疑同盟的必要性，主張自己的利益，這當然引起了雅典的激烈反應。自公元前446年開始雅典不停的派出大軍鎮壓叛離同盟的城邦，摧毀艦隊、夷平城牆、處決煽動者、強制駐軍。而作為同盟象徵的金庫也在公元前454年遷往雅典，並開始撥出專款用於雅典的市政建設與福利發放。提洛同盟儼然成為了雅典自己的帝國。

這一切都與雅典特殊的「民主」制度有著緊密的聯繫。雅典的制度是富裕寡頭與破產僱工農民的權力平衡。平民通過公民大會掌握政權，但不去侵犯寡頭的財富。而寡頭在坐擁財富的同時也容忍平民掌握的政權。而來自提洛同盟源源不斷的資金則充當了階層間的「潤滑劑」，而同盟強大的海上力量則保證雅典始終得以從海外進口維生的糧食。雅典人逐漸把自己依賴於榨取其他城邦的財富維持自己富裕生活當成了所當然，而維持帝國的權威又需要不斷證明自己的強大武力。雅典人又怎能不生活在恐懼之中呢？

甚至，就連這些都還不夠。西西里與埃及的富庶又引得雅典眼紅，更多的財富與更大的市場召喚著雅典人在整個東地中海四處出擊。

當戰爭真正來臨時，伯里克利只好對有些動搖的雅典人坦誠相告「事實上你們是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過去取得這個帝國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現在放棄這個帝國一定是危險的。」的確，現在回頭已經太遲了。

很有趣的是，雖然都屬於古希臘，但斯巴達與雅典好像來自於兩個星球一般。不用說哲學與藝術，除了戰士與赫赫戰功，斯巴達幾乎什麼也沒有留給世人。

但是斯巴達的政治制度卻不像是一個我們想像中的莽夫國度。雙王制，三十人會議與公民大會，複雜的制度平衡維持著斯巴達審慎而有節制的內外政策。外邦的動蕩很少引起他們的野心。

然而，斯巴達同樣是一個建立在壓迫制度上的城邦，只不過他壓迫的是境內的奴隸。希洛人在城邦中佔據絕對多數，而斯巴達人無時無刻不活在奴隸起義的陰影中。因此，需要強大的常備軍，也因此軍隊不宜長期遠征。事實上如果不是害怕雅典權勢擴張可能將支援奴隸起義，斯巴達恐怕根本就不想作戰。

這並不是說斯巴達就對戰爭的爆發完全沒有責任了，事實上斯巴達沒能很好的約束自己重要盟友科林斯的自行其是。而更重要的是，斯巴達據有希臘農產品最為豐富的地區，與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雅典足以構成互補。如果斯巴達願意出口糧食進而得到對雅典政策的影響力，很可能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戰爭。

不過，對於一個為了鎮壓奴隸起義而崇尚儉樸集體生活的城邦來說，金錢不僅毫無必要，甚至是危險而具有腐蝕性的。

諷刺的是，斯巴達打贏了戰爭，卻不可能始終拒絕金錢的影響。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清心寡欲的傳統就被消弭殆盡。雅典人的金錢做到了他們的海軍都沒有能做到的事情。

或許，比起在權勢鬥爭中陷入失敗，國家更害怕的是在迅速變動的時代潮流中被迷茫的裹挾而去。用盡一切力量保住已有的成果，但拒絕任何危險的變化。殊不知唯一不能拒絕的，就是變化本身。

不到30年前，象徵世界分隔的柏林牆轟然倒地。歷史終結了的呼聲響徹雲霄，人類的命運似乎就要邁向統一與光明的新紀元了。很快，911事件告訴我們，並非所有人都對這個世界的變化的方向滿意。而08年的金融危機的迅速蔓延更是狠狠的嘲弄了將全球經濟聯繫在一起的全球化與金融業擴張。人們開始朦朧的意識到，永遠美好的世界只是一個廉價的承諾。變化，永不會離我們而去。

今天的美國人已經不復冷戰結束時的樂觀。是因為他們不再記得政治正確曾經是他們抵禦蘇聯式外部超越承諾與改革自身社會的思想資源了嗎？是因為一個不再承諾外部超越路徑轉而尋求加入全球化的中國挑戰與從根本上拒絕心靈與政治生活現代化的阿拉伯挑戰使他們茫然無措了嗎？又或者是因為全球分布的價值鏈上游的超額利潤與下游勞動機會遠離本國而依賴發展中國家的凈儲蓄輸入修復收入分配的全球化體制從本質上就是不可持續的？

都對或者都不對？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就是特朗普，就是2016年的美國。

戰爭，毫無疑問對於所有人都是悲劇。然而我們在伯羅奔尼撒，在薩拉熱窩，甚至在今天看到的幾乎都是相似的戲碼。我們畏懼變化迅猛的時代更甚於權勢鬥爭失敗本身。政治家不顧一切的想要在高漲的洪水中抓住那僅有的浮木，不是為了擁抱變化，而是為了回到過去。

就如同人不能用雙手阻止海浪，扭轉長時段的歷史變化終非人力所能及。更何況就如凱恩斯所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

不過，必要時我們也能從歷史中發現某些轉瞬即逝的機會，讓我們暫時漂離險境。

以中日協調為軸線的三重反擊戰

「我的兄弟：命運沒有使我歿于軍旅，我只有將我的佩劍交納於陛下手中。你的善良的兄弟拿破崙。9月1日，於色當。」

當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發出這封舉世聞名的投降信時，已經是62歲了，並飽受著腎結石的折磨。法國在歐洲的優越地位也正如他那風燭殘年的身體一般徒剩空殼而已。普法戰爭的失敗，象徵著即將統一的德國即將取代法國登上歐洲霸權之巔。

他是怎麼會落到這步田地的？

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用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台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在人民一次次走上巴黎街頭革命的過程中，法國送走了三個王朝，兩個共和國。國事紛亂對應著社會思潮的變動不居。而精於權術的拿破崙三世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施展手腕，把各色階層統一在富有魔力的拿破崙旗幟之下登上權力頂峰的。1852年稱帝的全民公決，他可是得到了9成的贊成票呢。

然而，他的政治基礎又是極為脆弱的。老兵和農民支持的是拿破崙這個姓氏。資產階級才不管誰掌權，只要別妨礙他們賺錢。那麼軍隊呢？他們需要勝利和榮譽。如果當時就有電視機與推特，拿破崙三世一定也會反覆把玩，看看民眾會支持他到何種地步。

非常不湊巧的是，拿破崙三世有一顆燒炭黨人的心臟和充斥法國稱霸夢想的頭腦。「杜伊勒里宮之謎」的外交智謀卻遠不能匹配其有如兔子一般快速增殖的想法。倒是遠在柏林的俾斯麥一語中的「他喜怒無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

皮埃蒙特與普魯士好像是新興民族國家教人興奮的典範，而奧地利么，叔父一生都在與他為敵。拿破崙三世的外交政策違反法國自黎塞留以來抑制中歐統一的原則支持民族革命。卻不知道這是在葬送法國的霸權。不僅如此，他對比利時和波蘭居然又懷有非分只想，惹得英國與俄國大為不快。

俾斯麥當然對拿破崙三世的自相矛盾洞若觀火。在以幣重言甘誘使其中立坐視普魯士打垮丹麥與奧地利之後，拿破崙三世才發現自己處境不妙。奧地利對德意志已經心灰意冷。英俄不肯施以援手。法國只能獨自抵抗德國的統一。

好吧，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他戰敗了。不過無損於經他之手改造的巴黎市容之偉大壯麗。至少這一點，任何去過巴黎的旅行者都會同意。

或許，150年之後，有人還在犯同樣的錯誤？

如你所知，中美貿易戰的烈度目前還在升溫。在未來的兩個月里，報復與反報復的清單或許還會越列越長。的確，面對特朗普的猖狂挑釁，強硬回擊是我們應該去做的。

從最初的500億美元商品清單來看，特朗普的目標已經不僅僅是要求縮減貿易逆差這麼簡單。提高中國高技術產品關稅，更重要的恐怕是著眼於讓在未來美國相關行業公司在中國生產產品出口美國的模式失去吸引力，進而保留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這一點，恐怕任何談判籌碼特朗普都不會讓步。

即使我們可以通過某些手段與特朗普達成妥協，其意義也頗為可疑。當他再度面臨國內困局時，能有多大動力去維護一個在他看來可以隨時提高要價的協議呢？而讓特朗普以這樣一種訛詐式的手段進入我方的決策考量中，顯然也不是什麼值得羨慕的情景。更不用說，帶來的潛在民心士氣損失了。

但是，這絕對不意味著，僅僅通過在貿易戰這個領域裡謀求對等回擊，就足以達成一種對我們有利的平衡。我方存在諸多明顯的限制。

首先，中國是中美貿易中的順差者，在貿易戰中加碼的能力天然受限。其次，對美報復清單是不是足以在美國國內營造對特朗普不利的政治環境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同時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到中美貿易對於中美關係及中國自身改革的重大意義。通過貿易戰把經貿聯繫極大惡化很容易，一旦中美關係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礎，未來恐怕會存在更多的惡性變數。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關係近來面臨的問題絕非單一的經貿問題。事實上，是政治，經貿與軍事全方位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考慮經濟上的反制就會窄化我們的思維，使我們失去更為寬廣的考慮視野。

對，某種對等回擊之外的手段能夠更好的維護我們的利益，甚至還不只是如此而已。

這種手段就是中日協調。

從經貿問題本身來看，目前存在著兩個相互競爭的勢頭。即美國希望聯合歐盟日本與中國打多邊貿易戰，而中國則希望爭取他們反對美國的單邊做法。毫無疑問，誰能夠更好的說服這兩個國際經貿的大玩家，誰就可以在戰局中獲得主動。

而相對於遠在萬里之外的歐洲，日本對於我國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的重要性顯然要遠遠超出。日美同盟是美國干預東亞事務的根本依靠，而駐日美軍的基地更是美國在亞太執行戰略任務的憑藉。不論是亞太再平衡還是印太戰略，如果沒有日本積極主動的配合，美國的任何亞洲戰略都不可能順利實施。

因此，在無法避免中美關係日趨動蕩的前提下，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極有必要再做審視。

自12年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以來，中日關係始終僵冷。即使我們承認中日關係在目前的局面下很有改善的必要，那麼實施它又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中日關係改善的勢頭明顯，安倍對於加入一帶一路及亞投行已經持開放態度，而中國方面，也已經表現出了對中日關係回暖的興趣。

日美關係事實上在特朗普當選之後極為不順。特朗普絕對無法忘記安倍在競選中完全傾向希拉里的立場。不論安倍之後用了多大誠意，奉上多少利益，日美兩國領導人的狀態顯然不可能回到之前的狀態中去。

而最近，特朗普更是犯下了一個極為致命的錯誤，讓日美同盟的嫌隙擴大到了之前無法想像的地步。急於解決朝鮮問題的他，居然讓韓美同盟壓倒了日美同盟。

現在看來，文在寅政府與朝鮮進行的所有接觸都有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授意。而3月9日，爆出令世人震驚不已的美朝峰會，更是以越頂外交的方式，把日本置於了一個極端尷尬的位置。在一個與日本安全關切存在重大利益的問題上，特朗普居然事先完全不徵求日本的意見，任由文在寅政府行事。乃至於在經濟方面，在韓美就匯率及鋼貿問題上達成一致的同時，日本居然還和中國一道躺在322的制裁名單上。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安倍政權之所以目前遭遇醜聞纏身民意低迷，正是由於所有人都看出了日美關係的虛弱與安倍不受美國歡迎的事實。而修復與美國，或者其他大國的關係來挽回民意幾乎就成了安倍下意識的反應。安倍很快就將踏足美國，而之前安倍也已表示願意考慮年內訪華。

毫無疑問，改善中日關係絕非是中國單方面的需求，日本特別是安倍政權所面臨的壓力一點也不比我們更小。

戰略與外交是一個如此微妙的領域。在很多時候，僅僅是傳遞某種姿態與可能性就足以對整個格局構成不成比例的重大衝擊。

與日本協調，是中國目前足以扭轉局勢的也極具可行性的最大王牌。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的當下，重申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有效性，重申中日關係對兩國及世界局勢的重要性，重申朝鮮核問題的解決不能逾越聯合國框架之外，重申中日願意在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地區經濟發開事務中加強合作，重申兩國支持更為開放合作的國際經濟秩序，同意開展中國加入CPTPP的前期工作，正逢其時。

中日關係的改善，勢必衝擊美國的地區戰略安排，在日顯雛形的四國包圍網中衝擊出至關重要的缺口，甚至直接將之癱瘓。同時也對美國國內意在國際協調的聲音增添其反制特朗普的論據，擴大特朗普對華戰略的弱點。

更重要的是，同樣致力於開放國際秩序的中日雙邊及多邊安排保證了中國除對美關係之外的又一開放渠道，為中國自身的改革保留了更多可能。

俾斯麥曾有名言，政策是可行性的藝術。一國的政策必須始終保有比對手更多的可行性方能立於不敗，隨性而至抑或自我設限，皆遠不是足以自誇的某國之道。拿破崙三世追求外交革命而反受其亂正可為鑒。

然而，同時也必須指出，以充滿馬基雅維利式的外交謀略本身為目標，而不是尋求更加審慎平衡的全局大戰略，亦不能維持長久的國運。俾斯麥離去後德國的教訓可能還更為深刻。

也就是說，尋求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星球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是一個永遠也不會止息的西西弗斯式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