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最致命「殺手」科學家悄然復活

儘管無法十分肯定，但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Lysenko）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科學家都殺了更多的人。也有一些可疑的科學成就使成千上萬的人生命縮短：炸藥、毒氣、原子彈，但李森科這位蘇聯生物學家毫不猶豫地通過虛假的農業研究導致數百萬人餓死。幾個世紀以來，只有槍炮和火藥——許多研究人員的共同產物——才能與這種屠殺相匹敵。

20世紀初，李森科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中長大，他完全相信蘇聯革命的承諾。因此，當科學理論和革命學說發生衝突時，他總是選擇後者——確信生物學最終會符合意識形態。如今，李森科對意識形態的忠誠，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幫助他在俄羅斯重獲青睞。而今的俄羅斯反美情緒高漲，由於他對西方的敵意以及對西方科學的不信任使得俄羅斯現在對他推崇備至。

李森科以不同尋常的速度一躍登上了蘇聯科學界的頂峰。最近，《當代生物學》上一篇關於他的文章介紹，李森科於1898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直到13歲才上學。不過，他趕上了俄國革命的好時機並獲得了幾所農業學校的入學許可。在蘇聯漫長而艱難的冬季，他開始試驗種植豌豆的新方法。儘管他設計的實驗進行得很糟糕，而且他很可能偽造了一些成果——他的研究在1927年獲得了一家官方報紙的讚揚。他出身貧寒的背景——人們稱他為「赤腳科學家」——也使他在蘇聯共產黨內頗受歡迎。

20世紀30年代，官員們開始讓李森科負責蘇聯的農業。唯一的問題是：對於科學，他有著非常古怪的想法。特別是，他討厭遺傳學。雖然遺傳學當時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但在20世紀前20年，該領域得到了迅速發展——遺傳學領域的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於1933年。在那個時代，遺傳學強調了固定的性狀：植物和動物具有穩定的特徵，編碼成基因，遺傳給它們的後代。儘管李森科名義上是一位生物學家，但他認為這些想法是反動而邪惡的，是在固化現狀並否認所有的改變能力。（事實上，李森科否認基因的存在。）

正如記者傑斯帕?貝克（Jasper?Becker）在《飢餓的幽靈》一書中描述的那樣，李森科認為環境本身塑造了植物和動物。他宣稱，把它們放在適當的環境中，讓它們暴露在恰當的刺激下，你就能夠幾乎無限度地改造它們。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李森科開始「教育」蘇聯的農作物在一年的不同時間裡發芽——通過各種實踐，包括在冰冷的水中浸泡它們。接著他宣稱，未來幾代的農作物將會記住這些環境暗示，即使沒有得到處理，也能夠繼承這些有益的特性。根據傳統遺傳學的說法，它類似於把一隻貓的尾巴剪掉並期望它能夠生下沒有尾巴的小貓。據《飢餓的幽靈》一書透露，李森科甚至吹噓能夠在西伯利亞種植橘子樹。他還承諾將在全國範圍內提高農作物產量並將蘇聯空曠的內陸地區改造成廣闊的農場。

這些主張正是蘇聯領導人想要聽到的。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李森科的幫助下建立了一個災難性的實現蘇聯農業「現代化」的計劃，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加入國有集體農場，導致了大面積的作物歉收和饑荒。然而，斯大林拒絕改變路線並命令李森科用其激進的新思想作指導來解決這場災難。例如，李森科迫使農民在播種時將種子的間距拉近，因為根據他的「物種生命法則」，來自同一「階層」的植物永遠不會相互競爭。他還禁止使用一切化肥和殺蟲劑。

《飢餓的幽靈》一書透露，小麥、黑麥、土豆、甜菜——根據李森科的方法——幾乎一切都死亡或腐爛了。這場饑荒導致至少700萬人死亡，斯大林仍然應該為此負主要責任，但李森科的做法致使饑荒持續的時間進一步延長並加劇了糧食短缺的狀況。（從1932年到1933年，饑荒的死亡人數達到了頂峰。4年後，在使用李森科的方法開墾的耕地增加了163倍之後，糧食產量實際上比以前更低了。）

因為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李森科的失敗絲毫沒有削弱他在蘇聯的權力。李森科的肖像懸掛在全國各地的科研機構中，每當他發表演講時，銅管樂隊都會奏樂，合唱隊會唱一首讚頌他的歌曲。

在蘇聯之外，一位英國生物學家哀嘆道，李森科「完全忽視了遺傳學和植物生理學的基本原理……與李森科交談，就像試圖向一個不知道極限的人解釋微分學。」對此，李森科完全不予理會，他厭惡西方的「資產階級」科學家，並譴責他們是帝國主義壓迫者的工具。他尤其討厭源自美國的關於果蠅的實踐研究——現代遺傳學的經典研究。李森科將這樣的遺傳學家稱為「果蠅愛好者及人民的仇敵」。

雖無法使西方批評者緘口，李森科仍然試圖消除蘇聯國內的所有異議。拒絕放棄遺傳學研究的科學家發現自己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監視和控制。其中幸運的可能只是被解僱，從而陷入貧困境地。但成百上千的人被圍捕，被投進監獄或精神病院。一些人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是國家的敵人；還有一些人被餓死在監獄裡，最著名的是植物學家尼古拉?瓦維洛夫（Nikolai Vavilov）。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蘇聯可以說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遺傳學研究團體。李森科將其徹底摧毀了，甚至使俄國的生物學倒退了半個世紀。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李森科的權力開始被削弱。1964年，蘇聯生物學獨裁者李森科被解除了職務，直到1976年去世，再未獲得任何影響力。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他的肖像繼續懸掛在一些機構中，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個國家終於擺脫了李森科主義帶來的恐怖和恥辱。

然而，正如《當代生物學》上的這篇文章所說，在過去的幾年裡，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正悄悄復興起來。出現了一些讚揚李森科的書籍和文章，對此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其中包括「俄羅斯右翼分子、斯大林主義者、一些合格的科學家，甚至東正教信徒」。

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的復興有幾個原因。首先，表觀遺傳學的興起讓「李森科」式的想法流行起來。大多數生物都有成千上萬的基因，但並非所有的基因都是同時處於活躍狀態，在細胞內有些基因會被開啟或關閉。關於「基因表達」中的多種變化的研究被稱為表觀遺傳學。碰巧的是，環境暗示往往是基因活性的影響因素。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由環境引起的變化甚至偶爾可以從父母傳給孩子——像李森科所宣稱的那樣。

但即使粗略地看一下李森科的研究成果，也會發現他並未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對錶觀遺傳學進行過預測。李森科聲稱基因並不存在，而表觀遺傳學則把基因作為一個給定的前提條件：它們（基因）是被開啟或關閉的東西。雖然表觀遺傳變異偶爾（僅僅是偶爾）會從父母傳給孩子，但幾代之後變化總會消失，不可能永遠存在——這與李森科所說的一切相矛盾。

那麼，單憑表觀遺傳學就無法解釋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的復興。還有更多的事情發生：對科學本身的不信任。《當代生物學》發表的這篇文章解釋道，李森科的新捍衛者「指責遺傳學是為美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違背了俄羅斯的利益。」畢竟，科學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推理似乎是，因為「赤腳科學家」李森科站在了西方科學的對立面上，他就一定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英雄。的確，對蘇聯時代及其反西方鐵腕人物的懷念在今天的俄羅斯很常見。201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俄羅斯人贊同斯大林的個性和「管理技能」。斯大林的備受推崇自然也附帶了他的忠實追隨者——包括李森科在內——開始重獲青睞。

一方面，這種復興是令人震驚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俄羅斯，遺傳學不可能被再次禁止，復興的企圖總體來說仍然只是一場邊緣運動。但是，邊緣思想也可能會帶來危險的後果。這一復興歪曲了俄羅斯的歷史並掩蓋了李森科濫用權力而造成的難以置信的傷害——威逼同事緘口甚至將他們迫害致死，更不必說所有因為他的歪理邪說而被餓死的無辜百姓。事實上，甚至一些「合格的科學家」也在對李森科進行追捧，這表明一些圈子裡的反西方情緒無處不在：為了意識形態，甚至連科學也被扭曲了。

另一方面，與李森科事件同樣令人沮喪的是，西方世界中也出現了意識形態對科學的扭曲。近40%的美國人相信是上帝創造了人類，就是現在的模樣，而不存在進化；近60%的共和黨人將全球氣候變化歸咎於非人類原因。雖然在真正的道德層面，二者不可同日而語，但2008年莎拉?佩林（Sarah Palin，共和黨籍，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長）對果蠅研究的嘲笑，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李森科。而左翼自由主義者也不必沾沾自喜：有一些主要是左翼的原因——對轉基因生物的歇斯底里，還有人性的「白板理論」——聽起來就像是李森科主義復興的翻版。

李森科的「科學」已經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然而，要警惕的是：李森科主義的危險——將生物學包含在意識形態中——依然潛伏。

博科園-科學科普｜文：山姆?基恩（Sam Kean）/世界科學（World-Science）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