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成也叛逆，敗也叛逆

李敖死了。

這是一個有趣的人，也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他成名於兩蔣威權時代，過氣於台灣後民主化浪潮。

不過，若是單看李敖後來所寫的文章，讀者往往很難理解他過去的成名，只能欣慰他後來的過氣。因為這些文章大多充斥著「閨房生殖」之類的叛逆物語，並沒有多少值得稱道的深度，其認知水準似與痞子憤青鍵盤俠無異。事實上，李敖過去的成名恰恰得益於他的叛逆，後來的過氣也同樣受制於他的叛逆。

李敖年輕的時候，台灣恰逢萬馬齊喑的兩蔣當國時代，而西方披頭士的風潮剛剛崛起，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李敖的叛逆很容易使他成為台灣年輕人心中罕見之反抗代言人。

那時候的年輕人世界是「五月風暴」和「披頭士」的一代，苦悶的台灣年輕人跟西方年輕人一樣，沒有遭遇過苦難和艱辛，卻在抱怨自己一無所有，他們在老年人的統治下既看不到美好，也不願意承擔傳統的家庭責任，這些人眼裡的「自由」已不滿足於反抗傳統體制，更熱衷於顛覆傳統家庭道德對個人的束縛。李敖順應了這股風潮：

李敖早年在《文星社》成名的文章《老年人和棒子》、《傳統下的獨白》，都是以抨擊傳統道德和老人權威著稱

老人們鼓吹「禮義廉恥」，李敖則不屑「禮義廉恥」，他以肆無忌憚的放蕩好色和薄情寡義，嘲諷老人社會的舊道德——李敖不僅不會被年輕的追隨者視為「寡廉鮮恥」，反而會被當做追求「自由」的勇氣和對老年權威的挑戰。當時備受西方思潮影響的留洋女神胡夢茵，實際上就是被李敖身上獨一無二的「披頭士」風格所吸引，並一發不可收拾地墜入其中的。

另一方面，李敖的叛逆天性使他不由自主地厭惡兩蔣政權，斷斷續續地扮演了一個本年的批評和逆反者。那些蔣氏政權眼裡的「大逆不道」者，往往都能獲得李敖的好感甚至嚮往。蔣氏政權辱罵中共，李敖不僅心神往之，甚至還曾在1953年試圖偷渡過去；蔣氏政權打壓台獨，當時的李敖不僅沒有多少反感，甚至還曾幫助台獨人士彭明敏出逃。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李敖寫下《歷史與人象》《教育與臉譜》《上下古今談》《烏鴉又叫了》《孫悟空和我》等文章，譏諷蔣氏，頗受歡迎

最終，李敖因此協助彭明敏出逃遭到了蔣氏政權的監禁，而他也在監獄的受難之中完成了一個普通叛逆者向「自由英雄」知識分子的蛻變。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旦台灣民主化的浪潮真正到來，李敖卻慢慢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土壤。

台灣言論解禁之後，各種妄自尊大的叛逆言論紛紛湧出，李敖曾經之對當局的譏諷已經無甚稀奇，大家見多不怪，也失去了吸引力；更為重要的是，李敖曾經的忠實讀者大多年齡漸長，這些人慢慢意識到道德和權威在維繫一個社會中的價值，他們對李敖的叛逆已不甚感冒。

就這樣，李敖的競爭者愈來愈多，他曾經的粉絲已經離散，他的年老不僅使他的思維，甚至也使他的叛逆變得過時。他已不能滿足新一代年輕人對叛逆的渴求，他只能以越來越乖張、越來越低俗和越來越戾氣的語言來表達新的叛逆，以期重建以往的輝煌。

事實上，李敖終其一生，都是一個本能叛逆者。在兩蔣時期，他反對兩蔣；在李登輝時期，他反對李登輝；在陳水扁時期，他反對陳水扁；在馬英九時期，他反對馬英九；甚至在大陸也是如此（因《陽痿美國》與北京鬧翻，在台灣常大罵北京）。

他並不是一個如胡適般有洞見的人（不管立場對錯），不然他不會在1953年嘗試偷渡大陸。他的所有認知僅僅基於他的叛逆。他親共，是因為他反國民黨；他同情彭明敏，是因為他恨蔣介石；他讚揚大陸，是因為他厭民進黨；他為宋楚瑜站台，只是因為他抵制北京。

作為一個自負的叛逆者，李敖終身不曾變更自己的秉性，他的成名源於此，他的過氣亦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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