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半壁江山今天在北京說了這些話，任志強開始操心鄉村振興

本文源自新浪財經訊「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8年年會」的發言綜合整理

《張文魁呼籲對國有和民營財團改革 否則將爆發危機》

張文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

張文魁表示，中國宏觀經濟的病症其實是微觀病灶產生的結果，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的話，可能很多政策、對策不一定有用。

　　在他看來，過去5年槓桿率上升迅猛，並不是宏觀貨幣政策主動寬鬆的結果，更多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而這個微觀病灶就是殭屍企業，除此之外，財團企業也特別值得關注。

　　「宏觀貨幣政策有時候被動的寬鬆，但是廣大的中小企業根本得不到信貸資源，很多信貸資源被那些大的企業集團吸取走了。現在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財團化非常嚴重，幾個大企業合併起來，成了國內500強，世界500強。很多民營企業搞金融、搞房地產，也成了財團，他們動不動就是上千億，甚至是幾千億的貸款。但是他們的償債能力怎麼樣？他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怎麼樣？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現在已經越來越多暴露出這些問題，所以除了殭屍企業之外，財團化是非常嚴重的，下一步會成為重點」。

　　張文魁稱，10年前爆發的歐洲金融危機是因為工作時間短，福利高，實體經濟衰敗。北美金融危機是居民部門過度按揭貸款造成的，中國的危機也可能是亞洲金融危機、歐洲金融危機和北美金融危機的「三合一」。當然，更重要的是亞洲金融危機因素，「20年前，很多韓國的財團以及東南亞財團，雖然他們不是國有的財團導致的政商連接非常嚴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資源，造成了這些問題」。

　　「現在不單是民營企業，包括很多國有財團。國有財團可以做紅色財團，很多民營的財團其實也是淺紅色的財團，他們跟政府官員有很多的聯繫。他們不但股權鏈條不清晰，融資投資鏈條不清晰，甚至業務鏈條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簡而言之，要對這些財團進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們的透明度，強化他們的披露，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我想東亞病可能會在中國爆發」。

《王一鳴「十問」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話題是「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我對此談幾點認識。

　　這句話是中共十九大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的一個重大判斷，而且強調我們正處在一個攻關期，要攻克三個關口：轉方式、優結構、增動力。對於發展的質量，我查了一些文獻，好像缺乏一些標準的學術定義。

　　從微觀層面來看，通常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中觀層面來看是產業和區域發展質量。宏觀層面主要指國民經濟的整體質量和效益，通常也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去衡量。從投入產出關係來看，高質量是投入少、產出多、效益好的發展模式。

　　第一，我認為這個轉變要完成三個轉型：

　　一是要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

　　改革開放是從短缺開始起步的，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填補「數量的缺口」。現在很多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那麼，未來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填補「質量的缺口」。微觀上是產品的質量，宏觀上是總的生產效率。這個階段的基本任務應該是增強發展質量的優勢，中國速度現在已經是享譽世界了，但怎麼創造一個享譽世界的中國質量非常重要。

　　二是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

　　傳統製造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了。未來產業發展主要不是靠規模擴張，而是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這個過程需要推動要素在行業內、企業間的自由流動，以實現要素的再配置。而這種再配置，對制度、環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我們要素的數量紅利，無論是勞動力、資源、土地，應該說正在消失。而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的要素瓶頸就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的不足，這跟高速增長當中的電力、能源、交通的瓶頸是不一樣的。所以十九大提出要通過三大變革，來提高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

　　十九大提出攻克三大關口：

　　一是發展方式的關口。

　　我個人理解，我們的發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投資拉動，而投資拉動的空間正在明顯收窄，基本原因就是邊際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後，從增量產出比來看變化是很明顯的，每新增一個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帶來的後果就是槓桿率的攀升，這也是我們金融風險不斷積累的根源性因素。從國際主要經濟體的比較來看，我們的槓桿率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這個數據是用的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來比較的，甚至比希臘還快，這也成為了金融風險的重要積累因素。

　　二是攻克優化經濟結構的關口。

　　我們過去的結構調整主要是依託產能，特別是工業製造產能的擴張，而這種擴張現在越來越受到產能過剩的約束。所以未來的結構優化，一定表現為跟高速增長時期不一樣的調整模式，成為一個主要的形態。

　　三是要攻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口。

　　我們的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條件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未來怎麼樣提高要素的生產率，是我們攻克這個關口的重要條件。

高質量發展階段要適合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我們現在也在探索建立「高質量」的衡量指標，我覺得不能簡單以成熟經濟體的標準結構作為我們的參照依據，還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大國特徵，而且我們正處在結構的快速變動期，要充分考慮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點。而高質量發展，我覺得最根本的還在於深化改革，來增強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當然包括我們現在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是根本途徑。

　　第二，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條件，我們現在具備一些有利條件：

　　一是經濟結構正在出現重大變化，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一些基礎性條件。包括最近5年服務業佔比的提高和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提高，這大大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過去這個階段我們估計運行穩定程度是最高的。

　　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不斷擴大。而且這個群體的消費結構正在迅速升級，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市場驅動力。而且中國市場正在趕超美國，因為規模最大。未來對於我們的質量提高，這是一個最強大的驅動力。

　　三是這兩年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高質量發展開闢了有效途徑。改革主要是有效增強了市場供應，特別在存量資源配置上，強化了市場的供應。全要素生產率從2015年以後，總體是由降轉升的，這也從側面反證了結構性改革對效率的提高帶來的意義。

　　四是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中國正在進入創新活躍期，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一個技術支撐。我們的研發程度去年是2.15，超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們的獨角獸企業佔全球的比重也非常接近美國。在一些新興的業態，我們應該說是居於世界前列的，這都為轉型創造了條件。

　　五是全球價值鏈的變化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機遇。最近全球價值鏈的變化主要是依託美歐服務業的價值鏈和依託製造業的價值鏈這兩大價值鏈相對集聚的，而且從全球生態網路來看，服務業佔比是提高的，大概在價值鏈裡面佔60%，這為我們下一步服務業參與全球化，提升國際競爭力，推動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創造了機會。

　　第三轉向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特殊挑戰和應對。

　　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環境？倒逼企業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這就需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進一步打破壟斷，要關注新興產業當中，贏者通吃帶來的新的問題，這個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

　　二是如何推進體制進一步創新來推動增長從依靠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科技成果的產權激勵制度，科技成果的產權屬性是什麼，這是最近科技界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如果是國有的，很難起到激勵作用。還有怎麼完善創新成果向企業的轉移機制，還有一個知識產權的創作、保護和應用。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加快我們的人力資本積累？需要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受教育的機會。（圖）這兩張圖一個是農民工子弟學校，一個是四中的教學環境的比較，差異性很大。現在高等教育資源總體上也會過剩，能不能把三本院校轉型為技術高校和職業教育？向這個方向轉型，加大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能不能放寬國外一流大學到國內辦學的條件？

　　四是如何優化區域空間結構，提高空間資源的配置效率？要利用高鐵建設的大發展時期，加快形成網路化發展格局，發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創新城市建設的投融資機制，現在地方政府融資的債務在迅速上升，怎麼來規範融資行為，這個也是面臨的一個課題。

　　五是如何打破階層固化，增進社會流動性，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現在社會的縱向流動明顯受阻，橫向流動也受到各種條件的約束。這個流動性可能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

　　六是如何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個可能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紅利所在。現在承包地的「三權」分置改革，宅基地擴大流轉範圍，還有集體建設用地怎麼樣同權入市？

　　七是如何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有效應對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環境挑戰？我們正進入一個特殊歷史期，這個時期環境壓力是最大的。

　　八是如何健全風險管理體制，防範化解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風險？我們要打攻堅戰，這個也是一個特別突出的話題。

　　九是如何進一步擴大開放，特別是服務業開放，縮小與前沿國家生產率差距？包括製造業，怎麼降低股比限制？最近上海新能源汽車美國要投資，後來也是因為各種因素。

　　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　這個可能是最根本的。十九大提出了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要構成這個事情，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樓繼偉批評勞動力自由流動受限：戶籍限房限車限學籍

樓繼偉，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成員

　　樓繼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而在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最關鍵的是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動，「但是勞動力的流動障礙太大了。舉些例子：戶籍、限房、限學籍、限車」。

　　他表示，自己在財長任上時，曾與教育部合作制定學籍制，「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到小學和大學，學籍跟著孩子的一生。義務教育的財政資源跟著孩子學籍走，一直到獎學金、助學金」。但最後，部分地區不讓孩子入學，這個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動」，樓繼偉強調。

　　樓繼偉批評了「農民工是最便宜的，不同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種地」的提法。「如果允許人家流動，也上養老保險呢？可能他掙了10萬塊錢，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學了，那是什麼情況？」

　　樓繼偉稱，「現在農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這是過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結果」，「要想辦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

　　在強調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問題上，樓繼偉認為，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轉變轉政府行為，「現在的地方政府離開了原來的做法後，怎麼干真不是特別清楚，現在又開始搞開發區，想辦法把人拉過來，然後就是高端人口，什麼學歷給戶籍，給房子，反正還是這麼一套激勵機制。要知道，華爾街一個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個以上的低收入服務業的人的就業在支撐」。

吳敬璉：別喊口號 三中全會336項改革應一項一項查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說三點意見：

第一，我們的會議主題非常重要，從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變。

　　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做學者、做研究工作和做教學工作的人，都應該在這個轉變上做出貢獻。我想提出兩個問題。我們應該要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比如說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這個高質量發展大概有兩點認識跟高速增長是不一樣的。

　　一是高速增長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高質量的增長需要靠創新和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效率來支持增長是蘇聯60年代後期最先提出來的。我們正式的提出是在1995年，「九五計劃」明確說了，要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所謂集約增長，就是說依靠投入增加的增長轉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十五」走了一點彎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長方式轉變為主線，後來一直是維持。後來有一些提法，其實核心也是在提高效率上，比如說要跨越整個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說要著眼於供給側，就是講的這個問題。

　　二是從集中注意經濟增長，提出高質量發展跟增長的內容有一些社會方面的要求。

　　這個問題據我的記憶，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時候就強調了。雖然沒有像現在這樣把它集中突出的來作為一個主要要求提出，但是分別早就提出來了。現在又集中的提出，說明我們過去這二三十年做的不夠好。我們必須要總結經驗教訓，到底我們取得了哪些成果，我們為什麼沒有完全達到目標，這樣我們新措施才能夠真正的實現質的要求。我們如果重複一些過去無效的做法，那就延誤時機了。因為現在提出的有些做法過去做過，好像效果並不好，我們需要總結教訓。

　　第二，我們現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從政府方面做些什麼？現在還不太具體。

　　政府提出號召，你們要做什麼，政府自己要做什麼，應該做出比較實際和明確的規定。有兩件事情：

　　一是建立一個好的體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是我們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現在過了四年多，要檢查一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裡面講了336項改革，一項項的檢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東西需要改進，哪些地方原來執行不力，有很多實際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號。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實處就變成一紙空談。

　　我最近碰到好幾件事，我在海南一個縣調研，縣委書記說他有很多苦惱，其中一個是，這個縣是貧困縣，有很好的熱帶氣候，但是他沒有好的農業品種。我覺得很奇怪，10年前我們就去過熱帶作物研究院，而現在這個縣就是研究院所處的地區，當然現在研究院已經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農業教學的併到了海南大學，這件事情就使我感覺很震驚。

　　還有一件，原來一個社科院的所長體檢的時候要做胃鏡。但是他的身體情況已經不能做胃鏡了，我突然發現，我們的膠囊胃鏡是世界最先進水平的，外國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隨機的。我們武漢的一家企業，現在在上海，它的膠囊胃鏡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沒有盲區。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來在哪個醫院有，最後問到了，說上海葯監局已經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醫院沒有用這個技術。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是什麼原因，我在北大醫院問的，北大醫院的人告訴我，是因為北京想讓他低價，結果實驗用的膠囊用完了就沒有新的了。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這個例子還是小例子，整個市場的容量在全世界來說是很大的。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有很多實際的事情要落實，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我們一條條的去看，這個體製為什麼改變不了？

　　二是政府有一條，除了要建立體制，還有一個事情就是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檢查自己的職責。

　　這裡面的總綱是什麼？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過去我們政府的經濟政策是以產業政策為中心的。現在是以競爭為基礎的，我們需要檢查一下現在的政策，是不是轉向了以認責為基礎？比如我們的領導機關發的文件，有一天我跟發改委的同志討論這個問題，說發改委一年發了幾百個文件，有多少是產業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競爭政策？而且照我看，這兩種文件應該有衝突。

　　競爭政策有一條，就是要對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競爭審查，我開玩笑說，你們發的那些文件要審查。在我看來，從部審一直貫徹到企業，要定責任書的那些政策，要符合平等競爭要求。所以這個轉變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我們的領導機關都習慣了用行政命令來對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產業、不同的技術和不同的地區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規定，這是原來我們中心向國務院建議產業政策的重心。最近在海南跟省里一位管多規合一的人了解，我就問他們，你們這個多規合一的規劃，跟發改委的空間規劃是什麼關係？他們說我們沒有辦法按照他們那個做。那麼怎麼弄？

　　第三，我們理論界有些問題需要研究。

任志強：如果城市資金不能進入農村，農村怎麼能富呢

任志強，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

　　任志強直言，靠提高農村的生產效率以解決農村的脫貧問題，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農村的脫貧必須與城鎮化發展聯繫在一起。

　　任志強認為，應打破城鄉土地的雙軌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雙軌制，農民的宅基地做交換時，使用權哪兒有什麼權利？它不能作為銀行的抵押資產，因為不能交換。尤其是不能讓城裡人到農村去買宅基地。城市的資源和金錢如果不能進入農村，農村怎麼能富呢？」

白重恩：地方政府考核應重視企業和居民的主觀感受

白重恩，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

　　在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要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來轉變，可能地方政府的作用也要進行轉變。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實現地方政府激勵導向，從高速度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應該說過去這40年左右我們是以高速度增長為導向，地方政府的激勵有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控制。儘管我們考核的內容裡面有很多指標，GDP的增長只是其中一項。而且這個權重在過去幾年也降低了，但是其他的比如投資、財政收入等等指標，都和GDP高度相關。而且我們也有很明確的增長目標和全國的增長目標，這個增長目標最終會分解到各地。所以GDP的增長，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除了總量的激勵之外，我們可能還會定一些結構性的激勵，我們希望地方來促進某一些產業的增長，而抑制另一些產業的增長，所以產業的政策也是我們激勵之一。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我們沒有辦法列全。除了有這種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控制之外，可能地方政府的領導還要考慮在本地得到的支持，本地的事件對他的影響。本地的支持，也是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我們過去的發展歷程中，某些企業的政策可能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也會更大，可能居民的支持，話語權就不會太重要，應該說沒有企業的話語權大。這些都會使得地方政府追求增長，因為增長對企業來說是有好處的。可能消費者的利益，居民的利益，就不會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本地的支持有時候也會有自上而下的激勵，有的時候我們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考核的時候，會問他的下級，甚至問一些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對他的看法。所以我們這一整套的激勵體制，包括自上而下的，我們本地的，都是以高速度增長作為導向。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看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居民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還是比較低的，我這裡是列出G20的國家，每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有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比中國低，沙烏地阿拉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和其他國家的比例還是差距很大的。從2000年到現在，大部分時間我們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在下降。只是到了2010年之後，有了微弱的上升。這可能跟我們追求增長的地方政府的導向是有關係的。

　　除了居民的消費佔GDP的比重比較低之外，另一個就是增長的效率、質量可能也有問題。如果我們追求過高的增長目標，就可能對效率產生負面影響。我在這裡畫了這樣一個圖，看這幾個事件之間的邏輯關係。當我們設定過高的增長目標的時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可能就要通過地方政府驅動的投資來刺激。政府驅動的投資要有資源、資金、土地和勞動力，當他們佔有比較多資源的時候，自然就使得市場中的其他企業獲得資源的成本比較高，他會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相對來說效率比較高，政府驅動的投資相對來說效率比較低的話，當下面這個投資占的比重下降，上面的投資占的比重上升的時候，整體的效率就下降。整體的效率下降，使得我們實現高的增長目標就更加困難，又要進一步的要求政府驅動的投資來刺激，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所以高速增長的導向，可能把我們帶入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在這個惡性循環中，我們整體的效率是低下的。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我這裡沒有辦法直接獲得政府主導投資的數據，我們看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投資的數據。我們來看所有發債券的企業，他們都要發資產負債表，發債券的企業資產負債表都是公開信息。我們把所有發債券的企業資產負債表都找來，把其中發行城投債的企業歸成一類，我們相信，這一類企業的投資可能跟政府驅動的投資關係比較大，其他的企業歸成另一類。我們來看發行城投債的企業，它的資產占所有發債企業資產的比重，我們看到是非常快的在增加，從2006年到2017年。2017年我們只有上半年的數據，因為年報還沒有出來，我們會看到這個比重，就是發行城投債的企業的資產占所有資產的比重在增加。

　　我們再來看不同的企業投資帶來的回報多大，城投債企業的資產回報率與其他企業的資產回報率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差距，尤其是2015年之後，發行城投債的企業的回報率在繼續下降。我想這間接的說明，我們政府的投資效率和其他企業投資的效率是有差距的，而且這個差距好像還並沒有縮小的趨勢。

　　剛才說到政府驅動的投資佔用資源，會使得其他的部門要素成本上升。我在這裡給大家看一個數字，就是中國每單位GDP的勞動力成本，和美國單位GDP勞動力成本的比值，2008年到2014年之間，總體來說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說，我們勞動力成本的優勢相對都在降低。對於總體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為全要素生產率波動很大，我算的是三年的移動平均，確實是2007年之後，全要素生產率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2015年以後有所回升，但是即使是有所回升，仍然是比較低的一個水平。

　　當地方政府有這麼強的激勵來追求增長的時候，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獲得了大量的資源進行投資以後，對整體的經濟效率確實有一個負面影響。

　　怎麼來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我比較關心的是宏觀經濟指標中一些和高質量發展比較相關的指標，我覺得高質量發展一個重要的含義就是居民從經濟增長中有更強的獲得感。我們剛才看到，居民消費佔GDP的總值比較低的不能算是高質量。

　　居民的消費獲得，我們需要有更好的公共服務，未來的三大攻堅戰裡面，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都是很好的公共服務，當然還有其他。還有一個就是更高的消費率，更高質量的消費，這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元素。

　　除了居民要獲得更多以外，另外就是我們增長的效率、增長的質量還要更高，就是更加快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更加高效的投資，這裡面創新也需要投資，更加高效的人力資源的發展和配置。除了人力資源要配置以外，還有發展的問題就是教育。高質量的發展還包含著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這也是我們三大攻堅戰之一。這裡面這些都是相關的，如果說我們能實現比較高效率的增長，居民可能就會獲得更多。如果我們有更高效率的增長，我們的風險一定程度上就會被控制得住，所以這些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之間是互相相關的。

　　怎麼讓地方政府通過激勵來支持高質量的發展？剛才我們講到地方政府激勵的時候說到有兩部分。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激勵，一個是來自於本地的激勵，我們來分別看一下。在自上而下的激勵中，我們能否考慮將對GDP地區生產總值的考核改為地區收入總值的考核？比如說我這個地區確實沒有多少就業的機會，可能最好的安排就是把我這個地區本地的居民讓他到外地去，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如果我們只考核地區生產總值的話，地方政府是沒有激勵這樣做的，因為他教育好的人都跑走了。但是我們如果考慮地區收入總值的話，如果這些外出的人的收入也算作本地的貢獻，他可能就有更強的激勵來開發人力資源，讓人力資源在全國範圍內更有效率的配置。

　　我們希望地方政府能對消費更加重視，我們的指標中能否更加強調居民的消費佔GDP的比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因為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比較低的話，自然居民的消費也就上去了。除了我們直接考核這個指標之外，為了讓地方政府有更強的積極性來支持消費，能否在稅收上面，由生產地向消費地轉型？現在我們很多的稅收是在生產地來收的，增值稅是在生產地收的，企業所得稅也是在生產地收的。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稅收，他就會更強力的支持生產，而沒有多大的激勵來支持消費，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地方政府的激勵。

　　更加強調高效和可持續的公共服務，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加強對地方政府資產和負債的考核。我們有計劃來發布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希望幫助我們促使地方政府在追求地區收入總值增加，追求本地居民消費增加更快的同時，還能夠控制風險，不要讓本地地方政府的債務變得太高。

　　自上而下的考核，除了前面一些指標以外，我還覺得我們可能需要更加重視企業和居民的主觀感受。只有企業和居民才能真切的體會到地方政府對他們提供的服務有多好，所以我們要考慮主觀感受。還有就是為「大膽創新探索撐腰鼓勁」，這是我們中央經濟全會中提到的。產業政策可能在中國這個環境下是避免不了的，那麼產業政策能否更加傾向於居民的消費，特別是服務的消費？我們居民消費中，非常欠缺的一部分是服務的消費，我們能否在中央的層面鼓勵地方政府更好的為服務消費創造良好的生產和消費的環境？當然，除了考核，要防止數據操縱。

　　地方政府的激勵除了自上而下之外，還有來自於本地的激勵。為了讓資源的配置能夠效率更高，不被集中到少量的企業中，我們應該要使得企業有更加均衡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中，如果有了這個，可能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更高一點。另外就是賦予居民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我們怎麼讓居民能夠真實的反映他們對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他們的感受，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當然，很多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我們要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更好的發揮本地的支持、激勵和約束作用，可能是我們中國特色的問題，需要我們不斷的探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

《韓俊解讀一號文件：防止農村人口過度流失》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韓俊

大家下午好！根據年會的安排，我圍繞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介紹一些情況，談一些看法。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部署，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去年年末，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規格是非常高的，會議要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謀篇布局，會議很重要的成果就是討論通過了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一號文件已經發了20個。

　　今年的一號文件一方面是體現對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三農」政策的繼承和總結，更是開創新時代「三農」工作新局面的綱領性文件。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是管長遠、管全面。所謂管長遠，是一號文件一直謀划到本世紀中葉，怎麼實現農村的全面振興。所謂管全面，就是不但是講農業現代化，講農村經濟建設，還有大量篇幅是講農村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每一個建設都有一大章。

　　今年的一號文件是要確立鄉村振興的方向和總體思路，去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走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叫「七個之路」：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質量興農之路、鄉村綠色發展之路、鄉村文化興盛之路、鄉村善治之路、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

　　這「七個之路」是堅持問題導向提出來的，現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鄉村是表現最為突出的。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農業發展質量亟待提高；二是農民適應生產率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能力不足，新的職業農民隊伍的建設亟待加強；三是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的欠賬比較多，農村的環境和生態問題比較突出，鄉村的整體發展水平亟待提升；四是國家支農體系相對薄弱，尤其是農村金融改革任務繁重，城鄉之間要素合理流動的機制亟待健全；五是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強化，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當然要走向法治，但是自治和德治非常重要，不過現在的自治和德治相對薄弱。現在大量的社區村落共同體在解體，甚至相當多的農村家庭的功能也在解體，農村越來越由一個熟人的社會走向一個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的社會。你現在回到老家，人互相都不認識了，鄰居也不認識了。所以農村的治理，也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這「七個之路，是按照問題導向歸納出來的。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還要定任務、定政策。文件的一個突出亮點是謀划了一系列的重要工作抓手，重要的目的就是搭建起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四梁八柱」的政策體系。這個「四梁八柱」頂層制度設計當中有三個基礎性的支撐：一是制定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這個規划到二十大，因為鄉村振興戰略是十九大提出來的，二十大要交賬，這是一個保留五年的規劃，一號文件跟規劃是同步進行；二是明確了要制定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的條例，鄉村的振興要有黨內的法規做保障；三是明確提出來要抓緊研究制定鄉村振興法的有關工作。這三個頂層的制度設計，三個基礎性的支撐就是這三件大事。

　　這個「四梁八柱」的政策體系當中，包括一系列的戰略、工程、行動計劃，加起來有50多項。「四梁八柱」的政策體系當中，還有鄉村振興一些制度性的創新，要全方位提供製度性供給。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提出探索實施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當然需要對宅基地的三權，特別是資格權的法理要進行研究，提出要建立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新增耕地指標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餘指標跨省域調劑機制。這句話是一個很大的政策。包括新增耕地指標如果跨省調劑的話，就是土地的增值收益更多的要到農村，也是土地增值收益對農村的一種轉移支付，本質上也是一個大的財政概念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鄉村振興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的任務，目標是提的比較宏偉，跟十九大對發展階段劃分，跟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描繪結合起來，對2020年、2022年、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的目標都做了描述，一個大的原則就是近細遠粗。到本世紀中葉農村發展到什麼地步現在也說不太清楚。但是為了保證政策落地，當前和長遠要結合好。

　　我前面講了，到2022年的目標，在規劃裡面要把它細化。這樣短期保證鄉村振興戰略能夠建行動，能夠建實效。需要準確的把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要義，鄉村振興是以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基礎，包括農村的文化、治理、民生、生態等在內的鄉村發展整體性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更加重視非經濟層面的問題，文化、治理、民生、生態這些方面還存在一些相當薄弱的環節。

　　十九大對鄉村振興戰略提了一個總的要求，有五句話：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句話不能分開談，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應該注重協同性、關聯性和整體性。因為沒有產業的興旺，生活富裕就無從談起，鄉風文明和治理也是分不開的。這些話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五句話有四句是不一樣的，鄉風文明跟原來一樣，但是要求不一樣。所以不能簡單的講鄉村振興戰略是新農村的升級版，我們在政策上不是這麼表述的。它是新時代我們做好三農工作的一個新的旗幟，是一個總的抓手。

　　現在各個方面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討論焦點，都在問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城鎮化是什麼關係。應該說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是要否定城鎮化，也不是要抑制城鎮化。去年我們城鎮化率達到了58.5%，接近60%。今後10年和15年，城鎮化也不可能像過去20年那麼快。因為農村能出來的人少多了，農村的機會比原來也多多了。所以現在一方面農村人口向外轉移的趨勢會繼續，但是會放緩。而且現在回到農村的人，我講的這個農村不簡單的就是村莊，縣裡也會越來越多，在浙江沿海非常明顯。鄉村如果人口長期過度流失，農村都是老弱婦孺留守，這個鄉村一定會走向衰敗。所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要防止農村人口的過度流失。所以不能夠認為等到我們的城鎮化已經達到70%，進入成熟階段了我們再回過頭來建設鄉村，這個路徑是行不通的。我們現在提鄉村振興戰略，它跟城鎮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應該看到，我們現在鄉村的常住人口現在還有接近6億，到2035年還有4億多人。這些人的收入改善了，真正鄉村發展起來了，我們的發展質量才能真正提高。如果發生在越來越衰敗的鄉村，無從談起發展的質量，發展的高質量是無從談起的。

　　大家還在關注，現在在打脫貧攻堅戰，鄉村振興跟擺脫貧困，跟脫貧攻堅是什麼關係？政策上講的非常明確。打好脫貧攻堅戰，本身就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鄉村的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對貧困地區來講，在2020年之前的鄉村振興核心就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一個長期的戰略，既有利於當前加快實現脫貧的目標，鞏固脫貧成果，也有利於為脫貧之後，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的面貌，為農民真正走向富裕能夠奠定一個基礎。

　　鄉村的振興戰略實施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堅持城鄉的融合發展，堅持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強化鄉村振興的制度性供給。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圍繞著錢從哪裡來，農民的土地權益怎麼保護，土地增值收益怎麼更多的用到農村，怎麼能夠提振農村的人氣等這些關鍵的環節，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任務。

　　總之，將來通過鄉村的振興來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這本身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途徑。鄉村振興的目標就是要加快形成一種功能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

吳曉靈：證監會卓有成效 對推遲註冊制非常遺憾

吳曉靈，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會主任

　　吳曉靈在發言中提到2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決定註冊制推遲二年一事，她表示對此非常遺憾，「我當時也在會上發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當時介紹了穩步推進註冊制改革的情況和成效。吳曉靈也表示，證監會這兩年已經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是在理念上，「還是想對指數、對投資人的盈虧負責，所以沒有放開。」她認為，籌資人需要公開透明披露信息，保薦機構要對信息的完整負責，投資人要對自己的錢負責，而不是由政府負責，「政府就是看誰違規了沒有」。

　　其認為高質量的發展體現為高水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環境的品質提高上。圍繞這個問題，吳曉靈提了三個觀點：

　　第一，挑剔的客戶培育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想要提高大家的生活質量，必須是消費者可以挑剔的，而且必須是挑剔的。只有挑剔的客戶，才能夠讓生產者努力的去滿足你的要求。這樣的話，就需要我們更好的維護消費者的權益，要更多的來提倡公益訴訟，通過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和公益訴訟，通過案例、判例的指導，引導社會向維護消費者利益方面去發展。

　　第二，企業要有能夠按客戶需求組織生產的自由。

　　在中國，不是每個企業他想為客戶生產什麼就能生產。有兩個制約：一是生產要素並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動的，並不是每一個生產者都能夠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權；二是要有融資的便利，因為在市場經濟當中，資金是組織各種要素的龍頭，沒有融資的便利，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什麼事也幹不成。

　　中國現在是高槓桿的情況，發展間接融資是不太可能了，間接融資發展，特別是銀行貸款的發展，只能夠增加全社會的槓桿。因而，未來中國今後發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結構調整，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吳曉靈指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應當解決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資本到底活動的範圍邊界在什麼地方？就在於我們怎麼樣來認識證券。對於資本市場，對於證券的定義與否，對於我們未來融資的便利程度其實是有關聯性的影響的。她認為，「我們的財富管理市場這麼混亂，就是投資計劃不能夠列為證券，引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二是通過證券來融通資金，怎麼來看註冊制？吳曉靈認為，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其實就是買賣雙方的事情，政府只給我開了一個菜市場，市場的價格賣什麼東西，買賣雙方自主決定，註冊制就是來做買賣的人到政府這兒來報個到，政府就制定規則，它監督買賣雙方是否執行了制度。至於價格水平，改革開放40年了，哪一個領域價格改革的徹底，那個領域就發展得好。所以資本市場不放開政府對價格的管制，我們現在股票發行的價格還是受管制的，建立一個好的市場是不可能的。

　　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上處於什麼位置？

　　吳曉靈認為，各國政府其實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場。所以政府只能夠在基本的公共服務和基本的社會保障上下功夫，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應該讓市場來做。馬斯克「獵鷹」導彈回收成功打破了一個神話，並不是說這樣高端的技術有關的東西民營企業不可以介入。

　　她指出，政府應該把有限的錢放在保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上，保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上。我們現在的政府熱衷於搞投資基金，現在各類大大小小的投資基金都介入到了一般性的競爭行業當中去，有好多說的是戰略性的新興產業，誰想到中國能夠出現阿里、騰訊和百度？它從來都不是在規划過程當中的，而是滿足市場需求的過程當中給了它一個企業生產的自由，它能夠創造出來。

　　最後，吳曉靈表示，「政府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我們的責任是保好基本，市場的責任是給大家更多的選擇，讓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李揚：只有準入無退出的股市是沒有效率的

李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李揚團隊做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治理問題的嚴重性不亞於一般公司——絕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開不了股東大會，財務狀況在惡化。「去年我們發現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現金資產增加了20%」。

　　李揚分析稱，由於貨幣刺激政策等等，很多的信貸流向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錢後，沒有東西投，所以增加了現金資產，惡化了資產負債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資金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干別的事，上市公司現在好多的問題很大」。

　　李揚認為，發展資本市場要有新思路。首先，從觀念上看，發展資本市場的目的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能有這個之外的其他目標。在明確上述前提下，發展資本市場要拓寬眼界，不能局限於A股、小板、創業板和新三板，要放開對信用的管制，放開私募，要允許地方在資本市場上有更多的作為。要讓草根，讓地方的資本形成能夠有更寬闊的平台」。

　　此外，發展資本市場不能局限於股市，應當高度重視長期信用機構的建設，特別是權益性的投資。「現在不許商業銀行做投資，其他的長期信用機構曾經有一點，但是後來慢慢在萎縮，我覺得這個事情也要引起高度重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裡面就談到了這個問題，在住房領域中要有長期信用機構，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要有長期信用機構，在城市化過程中要有長期信用機構，這幾個都是要長期制定的，都是要吸收大量股權性資金的」

　　在談到金融創新時，李揚稱，「曾幾何時金融創新、互聯網金融等等是受到上上下下的追捧的，但是現在又受到上上下下的圍剿，無論是過度的吹捧還是現在過度的圍剿都是不對的，都基於我們對金融創新，對影子銀行等等不正確的認識」。

　　李揚分析稱，我國很多的金融創新就是在影子銀行的名義下進行的，所做的事情是把債務性資金轉換為權益性資金。「仔細看看，這正是我們需要的。所以對於這樣一些影子銀行等等這樣一些金融創新，我們要有一個科學的態度，要從中間甄別，要能夠健康的發展「。

　　在談到股市時，李揚表示，一個是准入問題，一個是退出問題。只有準入，沒有退出，那麼股市是沒有效率的。「美國式資本市場是絕不可能在中國產生的，我們經常說我們的市場不規範，因為美國市場是機構為主，中國市場是散戶為主。散戶為主的狀況改變不了，中國沒有改進的途徑，中國整個機構投資者在散戶化。所以這些問題，一定要考慮到中國特別的國情」。

劉世錦建議設立高水平教育和研發特區 吸引優秀人才

劉世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在劉世錦看來，我國最大的短板是基礎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最近這些年，我們有一句話是大樓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其建議，搞若干個高水平教育和研發特區，搞一些高水平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立項管理，包括知識產權等方面實行一些特殊的體制和政策。

　　「目標就是把全中國、全世界最優秀的人都吸引來，創造一個最有利於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特區，當然還是要適合中國國情」，劉世錦表示。

許善達：留底稅款制度對高科技重資產企業有負面影響

許善達，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

他認為要想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降低企業槓桿率，減少企業融資成本，這兩個問題都是應該儘早加以研究解決的。

　　營改增以後，全國政協組織了一次政協的調查組，關於營改增以後的深化稅制改革的這樣一個問題，許善達參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協開會對此次調查報告有一句特別重要的判斷，認為營改增並沒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稅需要進一步完善，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現在中國執行的一個留底稅款的制度。許善達指出，我國從1994年開始，設計就是正的交稅，負的不退稅。留底，等以後有了銷項再來對沖，實際上相當於政府負債。

　　「但是這個留底稅款制度，對於高科技重資產企業是一個非常有負面影響的悖論。」許善達表示，這個政策在銷項還沒有實現的時候，對你的設備購進要征17%的預繳稅款，對於廠房投資要征11%的預繳稅款，這個預繳稅款的比重相當大。

　　所以現在很多高科技重資產企業在投資中間已經呼籲這個問題要逐步解決，國家已經做了決策，像大飛機、航空發動機，這兩個公司已經決定實行退稅制度。因為如果他們要不退稅的話，這兩個國有企業投資規模那麼大，還要征那麼多的預繳稅，這個是對企業發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許善達認為，還有另外一個角度需要更快的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留底稅款的總額現在沒有宣布，但上萬億是沒有問題的。這個上萬億實際上是政府負債，而這個政府負債在我們的政府負債裡面並沒有統計，所以實際上政府的槓桿率，包括了上萬億的留底稅款。

　　營改增以後，不動產、建築業都進入增值稅，進入進項，所以留底稅款增加的速度高於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稅收增長速度。現在每年的增值稅徵收總額裡面，存量的留底稅款占的比重已經不小了，而且增長速度還很快。所以這個政府相當於我們每年徵收的增值稅裡面，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政府負債征出來的，是預繳稅款。

　　許善達表示，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夠及早解決的話，對未來的政府收支平衡會帶來非常大的風險。如果把這個問題要早點消化和解決，同時也會降低政府的槓桿率，這個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企業的發展也很重要。

湯敏：土地置換應探索在深度貧困地區先做

湯敏，國務院參事

　　在談到鄉村振興的扶貧攻堅時，湯敏提出了兩個建議，第一，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車間建到村頭，幫助農民就業。他引述考察所見稱，「村裡的人們乾的是手工業的活，不需要交五險一金，減少了40%的成本，僅多了一點運輸成本。另外可以把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激活。有一些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在那裡也可以工作。在山東省現在就有大概6千多個村裡的扶貧車間，在河南等等，現在也在快速的發展。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實際上是可以移到農村去的」。

　　第二，土地置換應探索在深度貧困地區先做。「土地置換實際上是一筆很大的資本，這筆錢如果能夠先在貧困地區使用，對下一步的扶貧很有幫助」。他舉例稱，廣東的鄉村振興計劃採取了一個辦法，叫後隊變前隊，「先去把那個最差的隊找出來，把最差的村子找出來，找出2700個貧困村。鄉村振興先從貧困村做起，如果搞不好的話，又變成錦上添花，又拉大了距離。廣東三年一輪，先把最差的做一輪，提高了以後，再找相對差的再做一輪。這樣的話，鄉村振興從政府的資金投入，政府的工作重點放在這些貧困村或者低收入村裡面，這樣讓我們的鄉村振興，同時也達到了扶貧的作用，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可以考慮在其他地方推廣」。

王小魯：靠質量發展最終還是要靠「市場」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主要靠什麼？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王小魯稱，當前各地出台了各種優惠政策、鼓勵政策、鼓勵科技創新、財政補貼、鼓勵高技術產業。但總體來講效果不好，效率也不高。在其看來，促進科技創新，促進技術進步，最根本還是要「靠一個公平競爭的高效率的市場」。

　　對於政府的作用，王小魯說，也很重要，「比如在教育方面，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在基礎科研方面，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這些方面，政府當然要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術創新、產業發展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才會有一個高效率的市場，才會有一個技術不斷進步、新技術不斷湧現的市場」。

汪同三談高質量發展：不能只強調質量而忽視發展

汪同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汪同三表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是符合基本經濟規律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注意使得各項任務都能夠尊重基本規律。「比如說現在三大戰役：金融風險、扶貧、環保。如果單純看這三個戰役，都是和經濟增長有一定矛盾的。而經濟增長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適度的經濟增長，就實現不了高質量發展，不能只強調高質量，同樣要重視發展」。

　　他舉例稱，防範風險會造成金融抑制，而且現在已經出現了這方面的問題。那麼怎麼樣能夠和發展聯繫上？到了最後階段，脫貧大概就到了政府兜底了，能夠不用政府兜底的，基本上都快解決了。解決不了的，最後都要政府兜底。政府兜底和發展、增長是一個什麼關係？環保現在已經到了採取巡視的辦法來推動工作了，它和增長和發展是什麼關係？這都需要我們具體的研究，在政策的落實當中要考慮。

　　此外，政府強調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如果是簡單的消費的話，頂多能實現簡單再生產，沒有增長。要想有增長，要實現擴大再生產，就意味著消費必須能夠產生投資。不能夠導致投資的消費，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只有能夠導致投資的消費，才能夠實現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所以如果單純強調消費的話，那就不符合基本的規律。

高培勇：應將基建投資納入政府預算精細化管理

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

　　高培勇介紹，中央基建投資在1998年之前不過幾百億，而到目前為止，已經將近6千億了，佔到中央本級預算的五分之一。

　　對照十九大提出的「要發揮投資在優化供給結構當中的關鍵性作用」而言，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央基建投資有一系列問題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資本身是反危機的產物，其作用是拉動內需。但是這些年來，逆周期已經逐漸轉化為順周期了，該退的不退，每年還要保證都有增長。規模越來越大，支出範圍就逐步的擴大，實際上已經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的領域去了。本來是用於拉動內需的投資項目，還延伸到了競爭性領域以及其他的，特別是地方事權的領域當中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高培勇認為，伴隨著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提出，對基建投資要進行改革。首先是定位問題，用於拉動內需的就用於拉動投資，做逆周期調節的就做調節。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資就做中央級別的基建投資。如果是用於地方的基建投資，那就不能轉化到其他方面去。

　　「隨著高質量的發展，這筆錢如果不能精細化管理，就要適當的壓縮投資，不能每年幾百億的增長」。

　　「這種誕生在危機時期的特殊機制，要做常態性的安排。特殊時期發生的事情，放在正常年間就要有正常的機制，把這筆錢納入到正常預算當中來。跟政府支出處在同一個盤子當中，用同樣的一套標準去加以管理。幸好這次十九大提出全面實施績效管理，要把這筆錢首先納入到績效管理當中來」，高培勇稱。

作者：一堆經濟學家，如張文魁、王一鳴、樓繼偉

來源：本文源自新浪財經訊「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8年年會」的發言綜合整理、經濟學家圈

鏈接：中國經濟學界半壁江山今天在北京說了這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