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論文究竟應該怎麼寫？——新聞史論文學習札記（一）

本周學習的新聞史論文：

[1]俞凡,七君子事件中張季鸞致蔣介石函內容考確[J],新聞春秋,2016,4

[2]鍾新,張子晗,國內國際政治對重大外交事件報道的建構：《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報道研究[J],新聞春秋,2017,3

[3]王明亮,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確立過程之考察——以北伐前後（1926-1930）的穗沙滬漢為中心[J],新聞與傳播,2017,9

[4]吳果忠,何艷玲,自由主義與精英主義思潮的交織——淺論胡適的新聞思想[J],新聞春秋,2016,3

[5]陳昌鳳,新聞史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再讀《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J],新聞春秋,2016,3

這樣的學習是想搞清楚兩個問題：

1.新聞史研究到底可以搞什麼？

2.新聞史研究到底要怎麼搞？

一、《七君子事件中張季鸞致蔣介石函內容考確》——如何分析一個史料？

本文的邏輯是：先用一個史料復現過去學者們一直承認的結論的推論過程，再用一個史料推論出糾正舊結論的新結論。最後就其他相關的影響第二個結論正確性的因素進行分析和辯駁，最終確定第二個結論的正確性。

第一個結論所依附的史料是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先生的前妻鬍子嬰女士的回憶性質的作品《「七君子」獄中反誘降的鬥爭》。該文介紹了張季鸞如何告訴鬍子嬰有關葉楚傖、陳布雷試圖誘降七君子，而鬍子嬰、沈鈞儒試圖說服張季鸞上書蔣介石，告知其七君子拒絕按照葉楚二人計劃被強送致反省院的態度。張季鸞最終上書給蔣，最終致使葉楚二人誘降計劃未得逞的事情。

關於張季鸞信件的內容，鬍子嬰是這樣回憶的：「於是他就當著我的面，把信寫好。他的信並不長，內容大意是：鈞座毅然決然地要實行抗戰，這就要動員全國民眾，共同對敵。但是現在主張抗戰的最大群眾組織救國會的七位領導人，卻還關在監牢里，這是與人民對立，對抗戰不利。據我所知，他們七人堅決反對進反省院，甚至準備採取絕食的手段。如果萬一發生不幸，則各方的反應將對國家、對鈞座個人的威信均有不良影響，請鈞座三思。」

論文作者由這段史料推斷出以下結論：張季鸞對於這件事情對蔣介石的勸服根據是：將七君子關在牢中影響抗戰動員，於抗戰無益。七人如果絕食而死，更有損國家和蔣介石聲譽。這一觀點是一直以來為史學界所認可的觀點。

第二段，作者拿出了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中6月8日張季鸞致蔣介石信件原件（當事人之間的信件原件本身就比第三人的回憶更有說服力）以對長期以來的史學觀點糾偏。原件內容如下：

「委員長均鑒：

專肅者，沈鈞儒等一案，聞彼等決於判罪後，聲明上訴，是此案仍將拖延下去。熾章熟察社會淺識青年，卻仍不少同情彼等者。蓋其簡單謬論，以為救國不應獲罪；再者，默察國內大勢，全國向心力正增長，各黨派問題，俱漸有辦法，獨救國聯合會事，將仍留為糾紛之懸案，亦為不利。熾章愚意，願鈞座對下列意見，審其可否：

（一）沈鈞儒七人案，宜為救國聯合會同求解決。

（二）應使沈鈞儒等，負責處理救國聯合會之善後，至少須新訂合法綱領，彼等並須表明承認過去方法主張上之錯誤。

（注）救國會過去謬說，在各地影響頗深，最好由彼等自己糾正，向公眾說明。

（三）救國會之問題，能合法解決，則法院由刑事政策上，可以宥其前懲，撤回公訴。

以上愚見，未知是否有當於萬一，熾章以為，此案須求真正之解決，而僅判刑不能為解決。蓋其組織仍在，其會眾對政府之感情，更趨劣惡也。倘鈞座不以愚見為甚謬，則法院判決，利於稍緩，而使原來居間奔走者，進行救國聯合會善後之交涉。熾章亦願參加勸告沈等，似可望能得妥善之結果。熾章以迂拙之人渥，蒙知遇，冒昧建言，深自悚愧，謹乞曲宥為幸。

張熾章 上言

六月八日」

從這封簡訊分析，張季鸞並非認為七君子案「與人民對立、對抗戰不利」，而是無法平「社會淺識青年」攸攸之口，影響國內團結。張季鸞之信並未提到「抗戰」，也未曾提到七君子將絕食以示反抗。不僅如此，張季鸞對於這件事情所提出的建議也並非「幫助七人抵制誘降」，而是建議蔣介石在救國會制定新綱領、糾正舊宣傳，「合法解決後」，才可撤回公訴，了解此案。

論文還用張季鸞在23日的社評中所顯示的主張，印證了張對此事「擁護國家中心組織」的一貫主張。

最終論文得出結論，張季鸞對此事的立場與態度並非人們之前所認識的偏向七君子。處理的方式也並非幫助七人儘快出獄，而是同樣主張對七人招安誘降。

全文為我學習如何分析史料提供了細緻經典的範例。

二、《國內國際政治對重大外交事件報道的建構：《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報道研究》——如何分析新聞報道？

該文想要分析的是，在相同歷史背景下、處在同一地域的不同立場的兩份報紙對同一事件的報道有何異同？借這種報道形式又如何表現自己的立場、爭奪話語權？

首先，該文分析了兩報報道模式的異同，是從報道數量、新聞來源、報道題材、報道主題四個角度分析的：

（1）報道總量：作者在歷史事件時間範圍內以「華萊士」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又人工刪除無關篇目後，計算出《中》報55篇，《新》報66篇。並總結出了報道數量出現差異的原因是報道形式的差異——《中》報慣於將華萊士多個行程整合成一篇報道，《新》報則將一天中的重要事件單獨寫成一個報道。

（2）新聞來源：《中》報對華萊士抵華前的報道內容大量來自中央社電文，而中央社新聞一部分來自中央社駐美新聞處，一部分來自外國通訊社。而華萊士抵華後，重大外交場合的報道仍來自中央社，而華萊士在學校、保育院等非外交場合的活動報道，則主要是「本報記者」來稿。而《新》報來稿則受到了國民黨當局限制，因而主要使用中央社電文，只不過對標題進行了修改。

（3）報道體裁：兩報均以消息作為報道的主要形式。對於華萊士本人的生平和思想的報道，中央日報將其放置到了副刊位置，新華日報則放置在了第三版。中央日報更重視特寫通訊，新華日報更重視評論。

（4）歷時角度與報道主題：華萊士訪華前，兩報的報道主題都是雙方前期準備、外報評價、消息人士對華萊士訪華的意義推測。華萊士訪華期間，兩報報道出現差別：《中》突出華萊士與蔣及夫人的談話，華萊士對美國援華、聯合抗日的承諾、美國對中國抗日貢獻的肯定。《新》報則增加了華萊士與農民、大學生的談話等內容。

接著，該文分析了兩報的話語競爭。第一部分報道模式的分析是符號的，而這一部分的分析是意義的。

（1）對華萊士形象的建構：《中》對華萊士的稱呼為「國賓」，是羅斯福的「代表」與「特使」。而《新》則為其添加了「農業專家」和「民主鬥士」的身份

（2）話語主體：《中》報將對華萊士訪華的話語主體主要坍縮為蔣介石一人，而《新》報將話語主體擴大到全國其他媒體、普通民眾中的農民和學生。

由淺入深地分析了《中》、《新》兩報在報道模式、話語競爭方面的異同後，該文回歸初心，開始解決不同政治立場如何對同一外交事件進行建構：

（一）美、蔣矛盾建構《中央日報》遊記式報道方式：這部分的推論方式是這樣的：首先根據各方史料，總結出蔣對華萊士來訪的期待（美國增加中國抗日援助、處理中蘇矛盾）與華萊士來訪真正目的（調解國共矛盾）之間的矛盾。因而推斷出國民政府關注的是華萊士訪華對「中、美、蘇」三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的影響，對於其他事項，蔣並不希望華萊士涉足很多，更不希望在宣傳報道中有所體現。故而《中》報採用了一種遊記式的報道方式，主要報道華萊士與蔣宋夫婦的談話內容，對其他內容則走馬觀花地大概記述一番，抽離了其中的實質性的談話和言論。

（二）國共矛盾建構《新華日報》評論式報道方式：同上面的推論方式類似：先是根據《新》報過去的報道、共產黨的政治運動等史料總結出共產黨的民主憲政要求，以及試圖以民主話題藉助美國向國民黨施壓的計劃，進而推斷出《新》報對華萊士訪華報道的架構是結合中美關係和國共談判進行的，《新》報一方面也反映了華萊士來華對中美蘇三國的外交意義，另一方面，將華萊士訪華的意義由抗日援華延伸到了民主政治，將民主政治的實現設定為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在有限的稿件資源先定下也達到了自己的宣傳目的。

本文的總結也非常到位：直接點出了《中》報對國內政治的消音、營造中美和諧關係的假象和《新》報突出華萊士來訪民主意義的側面，並概括了《新》報「話語暗示、主題轉換、概念取代」的報道構建策略。得出了《中》報報道的相對被動局面和《新》報報道構建的靈活方式、策略性和目的性。

三、《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確立過程之考察——以北伐前後（1926-1930）的穗沙滬漢為中心》——如何分析歷史上的行政規章？

本文具有創新意識的一點是：跳脫以革命史的分期為斷代依據的慣例，重點關注了歷史過渡環節中質變發生前的細微量變。對這一歷史階段的關注「不但有助於了解制度的嬗變過程」，還可以幫助「理解制度轉變背後的規則、信念、思想和組織的互動、變遷過程」。

本文將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確立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從絕對自由到不贊成太多自由的早期國民黨人對言論出版自由的態度的轉變；作為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源頭的北伐時期的新聞檢查制度；北伐底定後新聞檢查制度的初步確立以及亂象；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最終確立。

第一部分中，通過對國民黨早期組織中著作、規章等內容的分析，得出「在國民黨早期組織成立初期，國民黨早期組織大力抨擊清政府對言論出版的壓制行為，進而對自身的革命活動尋求依據」的結論。同時用當時的統計數據證明了言論自由政策對報業的影響：帶來新一輪辦報高潮。

辦報高潮形成的紛雜的言論局面使得國民黨組織內部出現警惕和抵抗的動作，起初儘管擔憂，孫中山仍然認為言論自由是至高無上的原則，但隨著言論自由對國民黨早期組織的地位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威脅，孫對言論自由的認識也逐漸發生變化，要求收緊言論，甚至出現獨斷專橫。這些結論是通過對孫的文章的分析和當時的軼事進行分析得出的。

第二部分中，分別從國民黨勢力範圍版圖擴大的進程，先後將廣州、長沙、武漢、上海新聞檢查和新聞檢查制度的確立進行了總結和介紹。不僅收納了限制新聞自由的規章制度原文、查抄報刊的情況記錄、相關的懲處事件，還收納了報界等各方對此事的評論。

第三部分中，作者總結了北伐底定後國民黨新聞制度的變化。通過對當時國民黨作為內有派系鬥爭、外有北洋政府競爭和列強紛爭的局面進行了分析，總結出新聞檢查制度在發展過程中的不穩定、不健全、不統一、將黨派意志強加至國家意志等特點。這些特點的總結也是以大量史實史料為依據進行推斷的。

第四部分講的是新聞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確立。這一部分也是分析國民黨在當時所處的政治位置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後，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自然引發的對新聞自由理念的態度變化和新聞制度的內容變化。

這一部分先介紹了國民黨為推行這樣的新聞政策而進行的輿論吹風，隨後，從法律制定和組織建構兩方面對國民黨新聞統制制度的最終確立進行了闡述。

該文的參考文獻有個特點，即大多是從當時的報紙新聞，重要的史實和言論，都是從當時的各大報紙的消息和評論中摘錄出來的。作者一方面研究新聞，一方面又以新聞為史料幫助新聞的研究。該文對舊報紙對於新聞史研究的雙重價值的運用，對於我來說是種點醒和教育。

四、《自由主義與精英主義思潮的交織——淺論胡適的新聞思想》——如何分析一個人的思想觀點？

這篇論文主要是在對胡適生平和辦報活動；胡適為表達自己對新聞、新聞自由、新聞與社會政治的關係的認識以及自身世界觀價值觀所寫的文章等史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而寫就的。參考文獻主要是《胡適文集》。

首先，該文分析了胡適受教育的背景，將影響其新聞思想最關鍵的「自由主義思潮」和「精英主義思潮」的概念進行了明晰。

接著，該文作者將胡適的新聞思想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和闡述：

「報紙功能觀」一部分的主要觀點是：兩種思潮在胡適報紙功能觀中的體現是：《努力周報》前，胡適持中國傳統大夫階層的「精英主義觀點」，認為報刊的功能在於精英對普通大眾的「啟蒙」，在這一階段，胡適的口號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而《努力周報》後，胡適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自己在美國的求學背景的雙重影響下，對報紙功能的認識產生了改變，將報紙視為公眾表達觀點的平台，並自己也在報紙上發表對當局的討論與批評。

「言論自由觀」一部分的主要觀點是：經濟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前提；言論自由要靠個人爭取；負責任的言論自由——以「平實」的態度說「老實話」。這些具體問題的論證都是結合胡適作品中所表達出的觀點和胡適的板報活動事實所總結出來的。

「記者修養觀」一部分的主要觀點是：兩種思潮對胡適記者修養觀內容的影響是：記者的能力和社會角色應當是「傑出人物論」的，在記者的業務能力方面，則必須是「新聞專業主義」、實證主義的。運用的論證方法與前部分大同小異，不再贅述。

總之，該文是一篇將個人作品作為史料對個人思想進行分析的典型示範。對於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其生活經歷和知識背景是來源，其活動是表現，其言論是最為精當準確的概括。對一個人的新聞思想進行分析之時，將這三部分史料結合起來，便可以做到言之有據。

五、《新聞史研究的社會學轉向——再讀<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新聞史研究如何做？

我們為新聞業預設的立場太多，就無助於我們探索新聞業的真正規律，就無助於我們建立起一個更好的新聞業。

這篇論文最讓我感到舒心的一點是：我一直對新聞「客觀性」是社會的、人類意識上的對新聞的道德要求還是自然的、客觀的、新聞要傳播所必須遵循的規律有所質疑，而這篇文章終於給了我一個準確的答案——客觀性不是自然的、預設的，而是隨著社會發展對新聞要求的變化而生髮的。新聞客觀性的存在是新聞業發展的階段性的規律。

我們對新聞學的認識，總是夾雜著自然規律和社會道德兩重標準，尤其是本科期間對新聞學基礎知識的學習。細細想來，很多規定般的規律根本經受不住推敲。這樣的「新聞學」只對政治有利，而且是短視的「利」，而對於新聞學的發展來說，則是設下了重重陷阱。

所以，對新聞學的認識要拋棄社會的道德立場，重視現實，是跳脫新聞史，適用於所有新聞學研究的普遍性要求。

這是我的第一點認識。

我的第二點認識是：「新聞既是文化的參與者，也是文化的後果」。這句話推進了我對新聞史研究的意義的認識，也拓寬了我對新聞史研究方法和範圍的了解。

記得前兩天剛剛跟樊老師討論過這個話題，樊老師也精到地舉出了這本書作為例子。如今看了這篇論文，更讓我對新聞史和社會學的聯繫有了更深刻的感性理性認識。

該文推崇《發掘新聞》一書的社會史研究路徑，探索的是「客觀性」這一新聞理念在社會環境變化中的產生髮展過程，其意義是有助於人類更好地探索出新聞在社會背景影響下的發展規律。

我想要研究的也正是在社會條件下新聞的呈現，雖然不可能像舒德森那樣具有洞察力，但無疑這本書的研究方法會給我很多啟示。我需要細細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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