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的沉浮史

晉商的輝煌是與它獨特的地理環境分不開的。山西自古擁有全國獨一無二的鹽池，物產豐富，與河南、山東等產糧大省鄰近，又處在東部與西部、南方與北方相接的位置，山西人自古就與少數民族雜居在一起生活。這些優勢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擁有發達的商業貿易，更是明朝晉商形成的物質基礎。

第一批山西商人是怎麼發達的呢？在明朝開國的時候，北方邊防軍駐軍總共有90萬人，分成9個兵站，也就是9個據點。為了防止北方的匈奴，就是元朝滅亡後的蒙古人的侵犯，所以叫9邊，即9個邊防站。這9個邊防站里有4個在山西省，這就給山西人帶來了一個得天獨厚、能夠發達的機會。由於9邊駐軍非常多，達到90萬人。因此糧草就是個大問題。明朝剛開國的時候通常都命令山東、河南、湖南的人來運送糧草，搞得天怒人怨。最後明朝政府想了一個辦法，叫做「開中制」。具體來說就是鼓勵商人運糧草到9邊，然後明朝政府給他一個鹽票，當時叫做鹽引，實際上就是鹽票。

中國古代各朝政府對食鹽都採取專營政策，主要原因是控制食鹽獲得的利益很大，絲毫不亞於今天控制石油和煤礦的利益。明朝時期，政府實行鹽引制，也就是說，如果想要合法販鹽，商人必須先向政府取得「鹽引」，實際上是獲取食鹽的一紙憑證。有了這紙憑證，就能換到巨額的利益。雖然山西並不是糧食產量非常豐富的地區，但是早期的山西商人卻牢牢把握住了這次機會，這是晉商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拿到鹽引以後，商人們就到中國的沿海地區產鹽的地方去買鹽，比如海鹽，還有山西的岩鹽。由於當時做鹽的技術是非常不到位的，所以是暴利行業，買了鹽以後，可以立刻倒賣獲取暴利。明朝政府就靠著這一種激勵機制，鼓勵商人運糧到北邊，換鹽引去販鹽，然後再來圖利自己。

當時的山西商人就在這個環境之下，憑藉這樣的便利條件，他們囤積大批糧食運到北邊，拿鹽引換河東鹽、長蘆鹽、山東鹽。河東鹽就在山西，長蘆鹽、山東鹽就在附近的濱海地區。由此他們可以和當時的徽商平分秋色。但是，經過長達百年的運營之後，這個制度產生了重大問題——腐敗。當地官員拿著這個鹽引不給山西商人，而給自己的親戚，如自己的小姨子，或者自己的表弟，讓親屬去牟利。所以親屬不用運糧食，也能得到鹽引。而辛辛苦苦的山西商人把糧食運過去，搞不好還拿不到鹽引，被打一頓都有可能。因此，這個制度被破壞了。當時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明朝政府撥往9個邊防據點的餉銀也逐漸增多。因此，在明朝中期，政府開始允許用銀兩換取鹽票。於是政府又推出一個新制度，叫做「開中折色制」。

開中折色制始於1492年，明朝政府規定，商人不用再到北部邊疆用糧食換鹽票，在內地就可以到鹽運司用銀兩換取鹽票。也就是說運糧食的議案全部取消不要了，你們拿錢來換鹽引，拿錢來買這個鹽票。這麼一來，摧毀了整個山西商人，因為山西商人已經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就準備去換鹽引的。這個法案一出來，這麼多糧食賣不出去，造成山西商人的幾乎集體破產。山西商人當時不叫晉商，叫什麼呢？叫鹽商。所以山西商人是靠賣鹽巴發達起來的。這樣一來，山西商人先前具有的地理位置優勢蕩然無存，對鹽票的控制也沒有了，再加上官員腐敗，山西鹽商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但是我在這個時刻要給山西商人，所謂鹽商一個很好的評語，叫做危機。什麼叫危機，有危才有機，有危險才有機會叫危機。當時的山西商人並沒有因此被打垮，因為明朝敗亡了，清朝起來了。清朝的創建者滿族人是當時的北方異族，所以清朝跟蒙古之間是互相通婚的，蒙古族與滿族關係很密切，因此北方相對安寧。當時北方產什麼東西呢？北方產人蔘、貂皮、靈芝等等。南方產什麼呢？鐵鍋、鹽巴、茶葉。而北方跟南方的貿易交界點又是山西，所以山西商人得了清朝的地利之便，加之北方沒有戰爭等外患，於是就開始貿易，可以算得上是「國際貿易」了。當時沒有貨幣，讀者知道當時怎麼做貿易嗎？因為北方蒙古那邊的人非常需要鐵鍋，但他們自己不會造鐵鍋，必須得由山西商人從南方運鐵鍋給北方，那怎麼換呢？山西商人就說他要換貂皮。好，臂如一個大鐵鍋放這裡，就把貂一隻只放進來，貂是小動物，一隻只放到鐵鍋裡面，等到那些貂把鐵鍋佔滿以後，好了，鐵鍋給你，貂給我。這就叫做以貨易貨，雙方都認為討到大便宜了，都覺得對方傻裡傻氣的，把貂放滿鐵鍋就給我了，傻死了。所以這個交易很愉快，大家都很高興。

晉商之所以被譽為中國最成功的商幫，是與他們的勤奮和戰略眼光分不開的。清朝時，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度，但他們並沒有把目光局限在國內，還開拓了廣大的國際市場，不僅插足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在莫斯科、彼得堡、朝鮮和日本等十多個地區，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

榆次的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蔘，被稱作「人蔘財主」；介休的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曾有人說：「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是晉商的運氣不好。又是在於大清王朝。從1858年的《天津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和1862年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開始，一切都變了。

這三個條約有什麼問題？那就是允許俄國人從中國南部收了茶葉之後，直接運到天津，而旦是免稅運到天津。然後俄國人再從天津海運送回到俄羅斯，一路免稅。大家知道不知道山西商人當時做了一件什麼事？山西商人當時要求慈禧太后給予同樣的特權，很聰明吧，因為走海運使得整條產業鏈更加高效，速度更快，運貨量更大。

就以當時山西商人的規模來講，當時最大的山西商號叫做大盛魁。大盛魁商號是清代山西三個小販開辦的對蒙古貿易的最大商號，極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活動地區包括今天的蒙古國、我國的內蒙古、新疆和俄國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資本十分雄厚，據說它的全部資產可用50兩重的銀元寶，鋪一條從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道路。

大盛魁總共有1600頭駱駝，每一頭駱駝可以駝250公斤，加在一起是400噸，400噸遠遠不夠一船。你要養1600頭駱駝煩不煩嘛，養那麼多駱駝，花那麼長時間，還不如一艘船來的多。所以山西商人非常精明，非常聰明，也同時要求慈禧太后開放海運，讓他們能夠從中得利。當時的晉商開始迅速衰落。

1873年，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像俄國一樣，把湖北茶葉經過水路運到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稅。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為，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到了1875年，俄國人所掌控的茶葉量是山西商人的5倍之多，山西商人又開始走入了一個新的黃昏。而且山西的商號從當時的120家急速減少到4家，面臨著滅頂的危機。這個時刻，顯示出山西商人的問題了，你不但海運比不上人家，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駱駝。以大盛魁為例，1600頭駱駝都是生命，一旦碰到旱災，駱駝就會餓死。而且這確實發生過，發生在河南以及山西的大旱災，使得大部分駱駝餓死。還有，俄國人製造茶葉都是工廠機械化的製造，而山西商人從來不接受機械化的概念。

舉例而言，磚茶是一種以茶葉、茶莖，有時還配以茶末壓製成的塊狀茶。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所制磚茶是以紅茶末為原料，刖先進的機器設備壓制，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比中國山西商人運往蒙古地區銷售的、用綠茶和茶梗製作的質暈要好，而且晉商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

駱駝餓死了，運費又這麼貴，而俄國人是機械化生產，你卻是人工生產。俄國人當時也很壞，以布匹為例，9兩錢的布，在俄羅斯境內所收的稅就高達33兩，稅就是好幾倍，坑你嘛，你沒辦法。我們的商人是很可憐的，一直缺乏國家的保護。山西商人的下一步舉措，竟然是破天荒地在這種危機之下，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那就是1823年山西出現了一個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票號。這個票號叫什麼名字？叫做日升昌，是由一個叫做雷履泰的掌柜所建立的。日升昌的前身是李氏的西裕成顏料鋪，在掌柜雷履泰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他們決定把西裕成顏料鋪改成票號，票號採用股份制，1823年，日升昌在熱熱鬧鬧的氣氛中開業了。

通俗地講，日升昌票號就是最初形態的銀行。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回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這時，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就應運而生了。

日升昌開創了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票號業，被今人稱為「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票號的繁榮，把晉商的輝煌推向了一個頂峰。

當然了，這個票號的產生是在1823年，而茶葉經營的崩潰是在1875年。也就是在茶葉經營要崩潰的前50年，山西商人已經開始搞多元化經營。它應該能夠成為全中國，甚至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商業（產融）集團。但不幸的是，因為當時清朝政府的原因，使這一切最終功虧一簣。那麼1823年建立的票號，到最鼎盛的時候，大概全世界有124個地方共有670多家票號。當時平遙、祁縣跟太谷三個地方就成為中國的華爾街。所以在歷史上，我們也是有華爾街的，而且還做得挺好。那麼這個中國的華爾街有多少金融機構，也就是票號呢？30家。有多少資本呢？1.5億兩白銀，也就是說，它擁有白銀的總資本是清朝整個國家賠款的近1/10，整個大清王朝的賠款是16億兩4銀，1/10就是他們的資本。那是非常厲害的，而且到了1906年，當時的戶部，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其1/3的銀兩基本上都放在了山西票號。在鼎盛時期，僅僅把山西幾個縣城中富戶的家產相加，數量就超過了1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內的庫銀還要多。

1823年日升昌的開業，拉開了山西票號征服清朝金融業的序幕，最終使晉商成為主宰大清經濟命脈、匯通天下的「天下第一商幫」。在這個票號的階段，山西人創建了一個全世界絕無僅有、獨一無二的新型股份制，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股份制呢？叫做無限責任的股份制，而我們今天的上市公司叫做股份有限公司。什麼是股份無限責任公司呢？也就是說，開票號的山西老闆一旦碰到問題的時候，他要從自己的家當裡面把錢給賠出來，這就是無限責任公司的特色。而有限責任公司很簡單，上市公司不行的話呢，公司一關，自己的財產可以保留。而這種有限責任制是很多國家，包括中國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最有效辦法，把公司資產掏空了之後，放到自己口袋裡面，袋袋平安，人跑了。換句話說，有限責任制只能讓公司清償，可是公司都空了還清償什麼嘛。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是有問題的，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最容易坑人的。而山西商人決定用無限股份制，它表明了山西商人對於自己客戶的信託責任。

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了北京城，北京城裡的達官責人隨著慈禧太后倉皇出逃。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不但票號被搶，而且賬簿被燒掉。沒有了賬簿，許多存款就缺少了真實的憑證。然而，以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決定，只要儲戶拿出摺子，無論數量有多大，立刻兌換銀兩。山西票號的這些舉措取得了儲戶的信任，為自己帶來了更多的生意。

東家找了個掌柜的來幫他打理，而這個掌柜的就用自己最大限度的信託責任來幫東家賺錢，但是不論你賺錢也好，賠錢也好，都是東家的，掌柜本身不需要賠償。無限責任由誰來賠呢？由背後的東家賠。但是山西票號非常強調掌柜的信託責任，對淮的信託責任？對於東家的信託責任。而東家強調什麼？對於他客戶的信託責任。

當時的東家為了挑掌柜的，也有他的方式方法，不是隨便挑的。因為一般人都很難講他有良心，這個良心是靠不住的。所以當時的山西商人就開始想，如何找一些有信託責任的掌柜？他們想出兩個辦法，這兩個辦法太有意思了，其中蘊涵的管理理念也是我這麼多年來一再呼籲的。

（1）第一個辦法，法制。

什麼叫法制？首先，掌柜的必須是山西人，當然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一定的。然後，推薦過來的人一定要有有錢的商家做擔保，而且這個商家呢，最好是跟票號有關的，有業務來往的。由於有商家做擔保，而商家是要負連帶責任的，這就是法制化的建立。因為這個商家為了不讓自己損失，同時不讓票號損失，他必須要嚴格監管，要嚴格篩選，用這種所謂的擔保的法制力量，來保證他的工作人員是有信託責任的，這就是掌柜的由來。這種商鋪擔保的方法就是一個法制化管理思想的建立。

（2）第二個辦法，三年學徒的教育機制。

除了教你打算盤，槁會計、出納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道德教育。其實在當時，做山西票號的大掌柜或者是二掌柜，乃至工作人員，都是非常辛苦的。不像今天的商人，晚上沒事下館子，喝個酒，然後再去夜總會娛樂一番，還挺好。看起來是為了公司做打算，還美其名曰是應酬，實際上就是腐敗。在晉商中頗有名望的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最初就是從小夥計開始做起的。早年間，把新進店鋪學做生意的小夥計稱為「相公」。從相公熬成師傅，最少要經過三年艱辛的日子。無論是嚴寒還是酷暑，夥計們天還沒亮就得起床，整理內務、燒水做飯、恭恭敬敬地伺候掌柜的飲食起居，甚至還要幫掌柜的把夜壺倒掉。等站完一天的拒台，掌燈時分，搭板上門。晚間，除了幫助師傅們清點整理貨物、安排掌柜的休息外，自己還要學打算盤，練習毛筆字或記賬，直到很晚才能睡下。不少小夥計經過多年磨鍊，憑著一股精誠的意志，開啟了「掌柜」的金石之門。

如果你進入山西票號當學徒，當完學徒之後當掌柜的話，很嚴。第一，不準喝酒，這個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很痛苦的；第二，不準抽大煙；第三，不準嫖女人；第四，不得兼任別的票號的掌柜。為什麼？你必須非常刻苦，他培養你什麼呢？信託責任。你一切的享受都不該有，因為你是一個具有信託責任的掌柜的，也就是職業經理人。你要為人表率，你生存的目的就是替東家賺錢，而且要最有道德，用自己最大的能力來替東家賺錢。

雷履泰創辦了日升昌。他的東家就曾給他下跪過，為什麼呢？因為有一天這個東家得罪了雷履泰。當時雷履泰生病了，躺在票號裡面也不回家休息。二掌柜想奪權，所以在這個東家面前說雷履泰的壞話。煩嘛，病懨懨的，天天還在票號裡面待著，還指指點點的，多討厭。叫他回家吧！然後東家也不明就裡，就說，雷掌柜，你不舒服就回家吧。雷掌柜一聽，好吧，我就回家吧。第二天呢，這個東家，就到雷掌柜家去探望一下，發現雷掌柜正在拿著毛筆寫字。他說，掌柜，你在寫字是吧？雷掌柜說，對啊對啊。東家又問，寫什麼字啊？寫家書嗎？給老婆寫信嗎？雷履泰說不是，這個日升昌是你的，可是全國這麼多分號都是我建立的，你不是叫我回家休養嗎，我就把所有的分號都撤了，把資金全部拿回來，還給東家，給你一個交代。

對於雷履泰的這番話，你們聽懂了嗎，就是他過去建立的幾十個分號，全部一天撤回，把錢不是中飽私囊逃走，而是還給東家。東家一聽，馬上下跪，急了，雷掌柜雷掌柜，千萬別這麼干。你把分號給放著，千萬讓它繼續經營，你不要撤回，我不要你撤回。然後就成了有名的東家給雷掌柜下跪的故事。那麼這個雷掌柜當然也要故作姿態地推辭一番，於是他到最後說，我老了，年紀大了，身體不行了，等等。於是東家每天給他送一桌酒席，還送50兩白銀，每天都是如此。到最後，這個老頭子雷履泰說，好吧，那我就原諒你了。注意，一個掌柜的告訴東家，那我就原諒你了。

由此可見，這種具有信託責任的掌柜是多麼受到東家的重視。這個信託責任是雙重的。喬家跟渠家都在同一個地方，都在哪裡呢，都在祁縣。我們都看過電視劇《喬家大院》，喬家很有錢，但和渠家相比，他們只是一個大院，而渠家的財力是他們的5倍以上。渠家是一條街，叫渠家大街。既然沒有渠家財力那麼雄厚，那麼當時的喬家大院為什麼還這麼有名，甚至到現在我們還拍了《喬家大院》這個電視劇。我告訴大家，喬家大院是晉商當時典型的代表，雖然這些人不學習現代工商業知識，不建現代化的工廠，不建現代化的銀行，但是這些人對於當地的老百姓，依然有著強烈的信託責任。不只是對客戶，不是因為你為我賺了錢我要對你好，所以搞個無限責任制，不是的，沒這麼簡單。逢年過節，你會發現喬家的人拿著米、拿著火腿，一家一家送。碰到荒年的時候，也是喬家大院的人出來賑災。這是不可想像的。同治七（1868年），山西大旱，喬家大院當時的主人喬致庸，讓人在村口埋下大鍋，開設粥場，賑濟過往災民。雖然只是一碗清淡的稀粥，在當時的災民看來卻是雪中送炭，暖到心底。

因此，即使到了社會最動蕩的時刻，老百姓也會說，我們不能夠清算喬家，我們不能夠搬進去強搶人家的房子。為什麼？因為我們世代受恩於喬家。這是我們老百姓對這些於自己有恩的人一種信託責任的回報。你看，多好的一個社會！那是從大清王朝的末年，一直到我們解放戰爭之後的時期，你看，這就是山西人，多好。到最後，是縣黨校搬進去了，所以目前的喬家大院才能保存至今。

但是，讀到這兒呢，你發現沒有，一切的問題，包括胡雪岩的敗落、日升昌等票號的倒閉，都跟大清王朝和慈禧太后關係密切。我們歷史上確實有非常多充滿智慧的商人建立起產業鏈的整合，佶托責任等領先的經商理念。但時不我予，在這個大時代中，個人的睿智往往很難抵擋大環境的惡化。

第一，在當時那個年代，這些做票號的人很麻煩，常常要捐錢。政府有事沒事就來攤派，就來找你捐錢。我這裡有個捐錢的款額數據告訴各位讀者：大小金川戰役11萬兩，白蓮教作亂218萬兩，第一次鴉片戰爭200萬兩，太平天國起義287萬兩，左宗棠西征新疆捐了863萬兩。而且在慈禧太后逃到山西的時候，還向喬家大院借了40萬兩銀了。國家碰到有難的時候總是向他們借，這是極大的成本，大的不得了。

19世紀的後幾十年，由於社會動蕩，就連資本實力雄厚的喬家票號大德通也在劫難逃，到了1926年，馮玉祥帶領的部隊在北撤途中，把500萬石的糧食，150萬銀元都攤派到了喬家開設的商號，從此以後，喬家商號元氣大傷。1930年中原大戰，喬家票號大德通被逼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

第二，就是外資銀行的進人。情況跟我們現在差不多，我給讀者看一個數據，大概從清朝末年開始到1913年，就是辛亥革命的第3年，總共進人中國的外資銀行有21家，這些外資銀行又相繼在中國開設街125家分行。另外，我們本地的票號不但要捐錢，叫做捐疏，同時還與貪污腐敗的官員進行交易。比如說你要跟政府官員拉關係，政府官員才來存錢；此外還投資在一些還沒有出道的政府官員身上，目的是讓這些官員發達了以後來照顧你。所以我們也搜集廣數據，看看到底有多少官員跟山西票號有來往的，這個資料特別有意思。首先，三晉元票號和袁世凱、李鴻章有關。其次，喬家和曾國荃有關。此外，喬家還和九門提督馬玉昆有關。九門提督就是當時北京的衛戍司令，北京警備區總司令叫做九門提督。喬家還跟湖廣總督端方有關。這些現象就是一種官商勾結的情況。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1906年，戶部，即當時的財政部，有1/3的銀兩存在了票號，就是這種拉錢的關係所帶來的結果。平常某個官員借錢後就不要還錢了，或者你考上狀元或進士，沒錢了是吧，我免費借5000兩銀子給你，將來等你發達了以後當了大官再回報給我。

那時候，晉商如果不依靠一兩個政府官員，票號就很難運轉。平遙協同慶票號北京分號的張治達，在一次閑談中得知旗人穆某想要爭取福建將軍職位，短缺活動銀6萬兩，於是便答應借給他。沒過多長時間，穆某果然被任命為福建將軍，他一上任便向當地官員宣稱：「平遙協同慶資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後公私款項盡存該號。」在這裡，官商結合不僅僅是尋求一種庇護，更是一種買賣關係。

這種官商勾結現象的產生，也導致很多貪污的贓款存在票號串.，很多國家的錢也存在票號里。看起來是很興旺，但到最後就很麻煩，為什麼麻煩呢，是因為碰到了太平天國戰爭，又碰到了辛亥革命。太平天國戰爭還好，大清王朝還一息尚存。碰到辛亥革命，整個清王朝解體之後，之前欠的錢迅速提出，而官員借的錢不還，存的錢馬上提出。就是說欠債的不還，存錢的馬上提。再加上大量外資銀行就在這個吋刻進入。這也是中國當時特殊的歷史時期所造成的這種現實情況。

這些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山西票號的覆亡。我就以日升昌為例，辛亥革命就革命這幾天的時間，這家票號損失了300萬兩白銀，從此崩潰。晉商本身不知進取是最大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當時清朝政府不斷組建現代化的銀行，一直邀山西的票號人股，但山西票號從來不入股。這又是重蹈了過去晉商不接受新觀念的老問題了。

1900年以後』在國際金融資本的猛烈沖擊下，外國銀行逐漸取代土生土長的中國票號。1914年的冬天，中國票號的開山祖師——「日升昌」倒閉了，山西商人左右中國金融界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隨之落下帷幕，票號曾經創造的輝煌也被塵封在了這些古老的院落里。

在茶葉經營的時代，山西商人不用機器、工廠來加工製作，不接受現代化的觀念，結果輸給了俄國人。到了清朝末年，他們竟然一再拒絕清朝政府要成立現代化銀行的邀請，而且是屢次邀請屢次拜託屢次求情，山西商人就是不幹，我實在不懂這是為什麼。最後導致山西票號從幾百家變成三家。是哪三家呢？1929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號。第一個，是喬家人院的大德通；第二個也是他們家的，叫大德恆；第三個是渠家的，叫三晉元。但是，這一切都太晚了，以茶葉為例，你不採用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以票號為例，你不進入現代化銀行。所以，外在環境對你而言，就是一個殺傷力極大的衝擊。如果你能夠審時度勢，看清楚當時的情況，你就努力轉型，不論在工商業方面也好，現代化經營的銀行也好，你都有可能脫困。你為什麼不跟當時的滙豐銀行合股呢？而且當時的滙豐銀行也願意跟山西票號合股，原因很簡單，因為真正了解我國信貸市場的是這一批人，而不是滙豐銀行。大家都有利用價值，所以只要山西商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願意開放胸懷，接受滙豐或者清政府的邀清，重組現代化銀行不是不可能的，不需要到了1929年全體散架，什麼都沒有了。這其中的原因還是很複雜的。

山西過去出了很多名人，白居易大家肯定知道吧？他是山西人。王維、柳宗元、司馬光都是山西人，人才濟濟。可是這都是宋代及其以前的人，到了大明王朝之後是江河日下。比如說，山西幾乎在整個清朝期間，沒有出過一個狀元，有沒有進士？有，逐年遞減。順治年間出過33個進士，康熙年間出過16個進士，乾隆年間出過12個進士，嘉慶皇帝以後這麼長的朝代，只出過10個。一百多年前的山西民間，曾經有句諺語：「有兒開商店，勝過做知縣。」雍正年間的巡撫劉於義曾將這種現象歸納為：「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可見在當時山西人的觀念里，經商是人生最好的選擇，其次是做官，最後才是讀書應試。

你知道不讀書有什麼問題嗎？不讀書就無法通過知識的積累了解世界的變化。所以山西商人過去可以憑著自己這麼一點學徒制所吸收的知識，應付當時一個平穩的環境。一旦改朝換代的重大厄運到來的時候，這些不讀書的晉商，無法轉型，就陷於崩潰的命運，這個和山西商人不願意讀書關係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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