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一個曾被遺忘的先驅者
此文筆者作為業餘歷史愛好者所寫，文中觀點僅作為一己之見，如與學術界有不符，敬請雅正
從《舊制度與大革命》淺談托克維爾的歷史學研究方法
本文摘要：《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寫於19世紀中期，然而，這本書在出版後僅僅是歷經了一陣短暫的流行，便被浩浩蕩蕩的同時期歷史著作所淹沒，直到上世紀70年代，隨著年鑒學派在法國乃至世界史學界的壯大，這本研究法國大革命書籍的價值才被人們重新發掘出來。作為一部對於19世紀乃至後世於法國大革命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學術著作，其於法國現代化進程之歷史本身的研究價值自然不言而喻。然而，托克維爾在闡述大革命爆發之緣由時所採用的問題—分析式史學研究和其開創性的將社會哲學與歷史本身相結合的方式也對後世的法國甚至世界的歷史學研究發展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人們加以探索。因此，本文將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做出評述，概括作者主要觀點，重點圍繞本書之研究特點和其學術價值進行作文。
關鍵詞: 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實證主義學風，問題史學，歷史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法，結構與階級分析法。
一、 本書的寫作背景和基本觀點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成書於1851年至1856年間，此時的托克維爾正逢仕途上的低谷，由於在1851年總統大選中公開反對拿破崙三世以及其後來的政變解散國民議會。他被後者以「叛國罪」為名逮捕。被釋放後托克維爾退出政壇，本著對於第二帝國和政變所帶來的混亂的不滿，托克維爾藉由對那場百年前的大動蕩之重新審視和反思表達了對於法國社會發展的擔憂，他開始隱居並從事此書的創作，直至1859年病逝。
在此書中，托克維爾分析了法國大革命到來前社會的形態和導致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諸如「不是貧窮，反而是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和「中央集權並非大革命的產物」等一系列獨到而又深刻的見解。與同時代的很多歷史學家或是政客不同，在此書中托克維爾並未像梅斯特爾那樣對於大革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也並不像一些主張共和的激進黨派那樣對大革命本身進行瘋狂的歌頌和讚美，相對的，它以一種踏實的歷史研究方法對大革命進行了一次考證並相對中肯地對其做出了分析和評價。
雖然托克維爾將此書定義為」一部社會學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現在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於這場大革命的研究。」 [1]但他在此書中的歷史研究方法和其對法國革命較客觀的分析和獨到的見解使其成為了」研究法國18世紀，特別是大革命歷史的必讀之作，一顆』史學珍珠』」 [2]
全書基本觀點，可概括為如下
1.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歷史事件
2.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長期工作的最後完成，他只是加速了古老社會的倒塌和毀滅
3. 繁榮而非貧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當社會處境改善時，人們反而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
4. 封建制度中長期存在這一種少數人享有的自由，它培養出了貴族精神，但這種自由是病態的
5. 中央集權並非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是大革命所帶來的產物，相反，中央的行政集權早在革命前就以存在，雖客觀強化了王權，但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終導致了波旁王朝的覆滅。
中央行政集權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① 中央行政集權導致了社會中間團體自治功能的喪失，形成了嚴重失衡的權力結構。
② 中央行政集權為政府官員特別設立了一個行政法院，使得涉案人員「除了政府天不怕地不怕」。
③ 政府頒布一系列看似嚴峻的法案，卻又在執行時顯得無力。最終導致人們對於法律的蔑視。
④ 人們對於政府依賴程度急劇增加，甚至無法離開政府，導致一旦政府稍有癱瘓，整個社會便會陷入混亂。
⑤ 巴黎變得異常重要，並取得近乎全國的統領作用，一旦「頭腦變得過大，身體就會在中風中總崩潰」
⑥ 社會各個階層之間開始分裂和原子化，當中央政府崩潰之時，無人可以幫助政府。
⑦ 農民被所有其他階級拋棄。
⑧ 抽象文人政治泛濫，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學家一方面無法同共參與到政治本身，並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修正，另一方面卻又對現實的社會制度感到不滿，希望通過簡單的自然社會結構來適用於複雜的人類社會，最終只能停留在理論和空想的階段。其言論錯誤領到了人民，間接導致了大革命的爆發。
6. 法國大革命具有向宗教革命一樣的特徵，它超越了國界
7. 大革命初期人們要求自由，當因長期對於集權政府的依賴作用，最終當人們在自由與新政府之間，選擇了犧牲前者。
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研究特點
1.實證主義，崇實學風
張芝聯先生在評述托克維爾時曾說：」托克維爾不是憑空』思考』法國革命，而是扎紮實實地依靠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結論。」 [3]確實，在全書中，托克維爾對於史料，尤其是對一些官員之間的通信、地方與中央之間的訊息往來和一些舊政府官員的言語的引用是屢見不鮮的。這很可能是由於托克維爾自身曾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國中擔任的政府議員這一身份，為他日後能接觸到更多並保存完好的舊制度的官方檔案資料奠定了基礎。
對於原始史料，托克維爾十分重視，他曾在國家檔案館和圖書館中收集大量法國大革命前社會狀態的一手史料，並統計和分析了許多關於波旁王朝甚至更早時候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等問題。甚至連地方的土地冊和一些政府間的官員日常通信也被他當做是研究的重要資料而加以利用。就連他自己也說過的：「沒有專深的史料研究，就沒有歷史，而為了駕馭事實，首先就得盡一切可能去建立事實。」
更為可貴的是，托克維爾作為一名年輕的貴族，他完全有能力對那場幾乎消滅了法國整個貴族體系的歲月大肆抨擊，但他卻沒有這麼做，而是相反地，用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中肯的眼光來發掘那段歷史。對此，邁耶對其高度評價「托克維爾足以擺脫歷史學家的武斷評價；準備好從我們當代形成的思想；並賦予歷史以科學所應當具備的一切特徵」[4]
可以說，傳統的實證主義對於托克維爾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對於這一點，喬治·勒費弗爾教授曾坦言「從他對於歷史和現實問題講究實證、擯棄玄學公設的研究方法來看，他似乎還是一位深信實驗理性主義的18世紀人物」 [5] 。托克維爾的實證主義源於他的社會學家屬性，早在其《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有體現，「托克維爾在接觸社會學問題首先靠實踐經驗，靠對行政史與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6]，而其所奉行的對於史料進行嚴格的考證，並根據這些文獻利用文字對當時的歷史事實進行儘可能的還原，也和同時期的蘭克所提倡的「蘭克史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樣的實證主義學風在使托克維爾的著作變得更加具有說服力的同時，也為他和他的作品帶來了極高的讚譽「這是一部真正博學的著作，取自原始史料，依據好幾個省的手抄檔案；止於卷末的注釋旁徵博引，足以為證」[7]
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在歷史研究方面，托克維爾的實證主義和蘭克還是有一定區別的，例如後者所提倡的「不對歷史做任何價值判斷，強調史學家的秉筆直書，只強調對史料的敘述」和其「忽略經濟史、社會史，只著重於政治史」的局限性就未曾在在托克維爾身上體現。這一點，在下文中也會有提及。
2.問題史學，研史致用
這一點可分為兩個層次：
①托克維爾在各個章節研究和分析方法上所採用的的「問題史學」研究方法及其對後世歷史學派所產生的影響和指導作用
②《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當時社會的啟示
在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時，讀者其實不難發現，幾乎每個章節的標題都是一種疑問式的開始，藉由這些問題，人們可以很快速並精確地了解到托克維爾在每一章中所重點探討和深入的問題，「從方法論來說，這也可以稱為後來『年鑒學派』創導的問題史學」[8]，即提出問題，並結合史料和經驗分析得出結論，相對於研究對象而言，問題史學更側重史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而相對於傳統史學的單純記錄和「敘事」，問題史學則更主張對於史料的分析，並針對歷史現象和成因進行一定的邏輯推理和解釋。托克維爾曾在其1850年寫給路易·德·凱爾戈爾萊信中這樣說道：「歷史學家的拿手戲是善於組織史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這種本領。迄今我最擅長的是評價史實，而不是敘述史實。」[9] 「我不想再去寫帝國史，而是寫對這段歷史全部的思考與評價……我主要的事不是講述史實。特別是我要使人們明白那些大事，要是人們看到由此產生的種種原因。」[10] 誠然，他做到了，相比起梯也爾浩浩蕩蕩的《法國大革命史》，托克維爾僅用薄薄200多頁的一本書就顛覆了人們對於法國革命爆發原因的舊認識，並對舊制度下社會的變化以及革命前的各種暗流洶湧刻畫地入木三分，同時，得益於這樣開創性的問題—分析式闡述，托克維爾成功避免了他「敘述史實要充分，又不能贅述過頭，以免使著作的特點無法始終清晰可見」[11]的擔憂。
托克維爾的問題史學成功跳出了傳統史學「只敘事」的局限性，這種方法對後世的年鑒學派產生了很大程度的影響，即主張先提出問題，再做出一定假設，進而以史料為基礎來證實猜想，並最終解決這些問題，這就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歷史哲學之中，使歷史這一人文學科具有了相對可操作的理科模式。對此，年鑒學派之創始人之一的費弗爾認為：「提出問題是所有歷史研究之開始和終結，沒有問題，便沒有歷史！提出問題和形成假設，這兩個程序構成了現代科學工作之基礎」[12] 從學科本身的發展來看，這一方法不僅打破了傳統學科之間的界限，使歷史學與其他學科間產生更多的交集，也同時加強了歷史學本身的獨立性，使其從早期的哲學體系中脫離出來而漸漸變為一門獨立的相對系統化的學科。
可以說，這本書對於歷史學自身的發展也是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年鑒學派在問題史學的方法論中所提出的「問題」大多也是針對現實的問題所提出的，頗有一些「歷史社會學」的概念，而這一點，也正是由托克維爾所開的先河。
與同時代的其他歷史學家或是哲學家不同，托克維爾在研究革命史時，更多傾向於解決自己所無法理解的社會問題。雖然他自己未曾對此作出過直接肯定，但在其書中卻難免透露出這樣的價值趨向，他立足當時的社會現實，提出了「法國人民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的問題，在托克維爾看來，1852年後的法國人民同一個世紀前的法國人是一樣的，他認為民眾似乎在任何時候都是熱愛自由的，但中央行政集權使社會喪失了自制能力，人們變得過分依賴政府與的職能作用，最終，在失去了一個舊的政府後，人們在面對自由和繼續依賴新政府之間選擇了後者。對此，他在書中寫到「我們今天的處境十分像1750年的經濟學派，而不是像1789年我們的祖先。」[13]
可見，托克維爾在這部著作中所透露出的對於當時法國社會現象的困惑與探索。對此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在20年的時間裡托克維爾寫過兩部有關法國舊制度的歷史作品，第一部寫於1836年，那是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之邀為《倫敦和威斯敏斯特鋪評論》寫的一篇長文；第二部便是他在1856年發表的最後一部著作，名為《舊制度與大革命》。這兩部作品因時代不同而有很大差異。第一部是在七月王朝初年寫就的，當時法國大革命的目標似乎已經實現。第二部寫在路易·拿破崙政變之後，目的是想解釋這樣一個問題：革命為什麼會在1848年重現而其結局卻又和第一次一樣是拿破崙獨裁。」[14]
在研究歷史的這一點，托克維爾與馬克思的「歷史研究是為了探尋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崇高追求所不同，他更加提倡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和剖析來對當時的人們，甚至後世的政府起到借鑒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他不寫拉克勒爾、米涅那樣的革命史，轉而像孟德斯鳩學習，因為他要做「研究」。[15]
3.跨學科之研究方法以及年鑒學派
馬塞爾·萊因哈特在研究《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時認為托克維爾在書中完成了一個從隨筆作家到歷史學家的逐漸轉變過程。[16]的確，托克維爾在全書的寫作中所流露出的他的文采和他對於抽象概念的形象化比喻、解釋，使人們對於造成那個混亂的年代的深層次原因有了一個更加深刻的理解。
而筆者認為，托克維爾得以成為一名成功的歷史學家，與其為社會學家的屬性也是分不開的。即「托克維爾藉由《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完成了他由一個社會學家到歷史學家的轉變過程」。托克維爾曾在其致斯塔夫·德·博蒙信中提出「將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相結合」[17]的概念，而這一想法，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得以被充分的體現。喬治·費弗勒爾曾對此評價：「像1836年那篇文章和《論美國的民主》一樣，《舊制度與大革命》乃至他的那些工作筆記，都帶有數不清的社會學印記，只是他的這種社會學已經在屈從歷史學的要求。」[18]
由於托克維爾的社會學家身份，以及他長期從政的經驗，托克維爾對於社會學著十分深刻的見解，加上其早前的作品多以社會學著作為主，所以他將社會學研究的方法運用於歷史這門學科倒也顯得無可厚非。而這樣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在當時，可謂是十分創新。也難怪後世的第三代年鑒學派會如此推崇他的這部著作，以至於讓這本本應束之高閣的作品得以迎來他的「第二春」。
談到這裡，就又不可避免的要講到托克維爾和法國年鑒學派的聯繫了。作為戰後逐漸發揚光大，漸漸佔據了法國史學界的半壁江山，乃至成為20世紀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一個史學流派，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其所倡導的對歷史整體的把握和史學的跨學科發展都為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只要我們稍稍留意其二者之間的關係便可發現一個有趣而奇妙的現象。
先從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的費弗爾說起，費弗爾在在早期對地理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認為地形，氣候，山川，環境等都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一理念被年鑒學派第二代的領導人布羅代爾傳承並發揚光大，在其成名之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歷史之三種劃分方法」，而地理的變化正是第一種劃分中的主角，他認為，地理是對人們生活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這一點，托克維爾在其《論美國的民主》中曾有相類似的研究方法，在開篇的「北美的地理概況和原住印第安人」中，托克維爾闡述了北美特殊的地理環境對於當地印第安人民族性格乃至後世對於美利堅民族平等性格的影響。這一地理研究方法雖未能再次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很好的體現出來，但不得不承認，托克維爾在於其社會學研究中已經模糊地意識到了這樣的因素，而這，對於當時的主流研究方向而言是十分難得而可貴的。
再讓我們把視線回到年鑒學派的另一位創始人布洛赫身上，與費弗爾不同，布洛赫則更加註重社會群體心態在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現代所常說的「心態史學」。他認為，有關對人類的心態、人們的信仰以及社會心態等的認識都在歷史研究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作為歷史事件的創造者，人的素質、心態、性格、氣質等都會產生決定性因素。20世紀60年代後，這一理念更是被以勒高夫為主的年鑒新一代領導人所倡導，進而將史學轉向對社會整體心態和文化史變遷的研究，並逐漸成為法國史學研究的主要趨勢。同樣的，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也率先提出了所謂「相對剝奪感」的概念，即由於封建制度的相對瓦解，人們便會對未來更加抱有希望，而這時，那些原先所剩下的封建殘餘便會顯得更加刺眼，同時，一旦政府做出無法實現的承諾或是給民眾以反覆的政策變改，就會導致人們對於政府和國家的更加強烈的不滿。關於這種看法，倘若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進行考量，不僅對主張「貧窮孕育革命」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了一定挑戰便，也和後來的戴維斯提出來的「J曲線」理論不謀而合。用後者的語言進行稱述便是「革命大都可能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經濟繁榮後，經濟忽然出現下滑，人民的生活水準持續下滑。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蕭條，人民在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期望上升後，面對一個短時期的明顯反轉，期望與滿意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當實際發展狀態和人民期望之間的矛盾達到某一個極限變得無法忍受時，挫折就會被集中歸結於政府，此時暴力革命就極有可能會爆發。「革命大都可能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經濟繁榮後，經濟忽然出現下滑，人民的生活水準持續下滑。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蕭條，人民在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期望上升後，面對一個短時期的明顯反轉，期望與滿意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當實際發展狀態和人民期望之間的矛盾達到某一個極限變得無法忍受時，挫折就會被集中歸結於政府，此時暴力革命就極有可能會爆發。」[19]
同時，托克維爾也主張對於法蘭西民族特性的研究，他在書中這樣寫道「法國革命對於那些只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見、它的苦難、它的偉大，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舊社會衰亡以來 60 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若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性格中去，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正是因為法蘭西民族的民族心理才具備了與其他革命不同的特殊性，這一民族心理既推動了波旁王朝的迅速覆滅，又同時使得人們容易安於現狀，又或是努力在新政府中謀求個一官半職。這樣的觀點和研究方法在其早前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有詳盡的體現，這裡就不做展開了。
可見，無論是從社會學意義或是從歷史學本身的角度去考察《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其巨大的價值都是無可爭辯的。而諸如這樣的，將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相結合的歷史學跨學科研究趨勢也正是當代歷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人們不能脫離其他學科而理解歷史」[20]，通過歷史的跨學科研究，歷史研究者便能夠更加深入、完整、多層次地了解歷史問題，甚至能夠對一些傳統歷史學研究所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給出較為準確的答案。這也正是當代歷史學仍能有源源不斷的活力之原因，就與這方面而言，托克維爾所帶給人們的啟示也是十分深遠的。
4.比較研究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比較研究也是《舊制度與大革命》極具特色的一點。他曾說「為了幫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對法國以外情況作此概述；因為，我敢說，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大革命」[21]
在第一編、第四章對於封建制度瓦解於大革命爆發影響的分析中，托克維爾將「保留著古老政體」的德意志與「封建制度所剩無幾」的法國進行了對比，說明了農奴制的消失對法國農民之心態產生的變化，並進而引出「相對剝奪感」的概念。
在第二編、第八章中，他又將英國的貴族與法國的貴族進行了比較，並指出相比法國貴族的窘境，英國的貴族仍參與政治並承擔對於其民眾的保護使命，甚至與資產階級聯合。
在第二編、第六章中，他將法國的教區與美國的農村村社相比較，並向人們說明了「絕對王權」的興起所造成的社會中間團體自制能力的消失。
在這些論述中，托克維爾通過將英、美、德、法四個不盡相同的民族和國家加以縱向和橫向的對比，說明了法國大革命本身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托克維爾之所以會採用這樣的一種史學研究方法，或許與他自身的經歷有所關聯：托克維爾在早年曾到訪美國並對其民主制度做出了一番評判，即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得益於這次遊歷，托克維爾對於美國的社會結構以及民主制度的先進性和其弊端，尤其後者，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托克維爾指出正是因為美國沒有封建制度和所謂「絕對王權」的阻礙，才得以更快地完成其現代化。他還將美國的中央政府集權的實施和對於中央行政集權的擯棄與法國政府的兩種集權同時進行作了對比，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高度讚揚了「中央政府集權」，認為其結束了封建割據的社會狀態，是一個統一國家所不可欠缺的重要制度。另一方面，對於「中央行政集權」，托克維爾對其進行了大肆的批判，認為它不僅間接導致了舊制度本身的滅亡，也為後來的法國社會留下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惡果。這一點上文中有所提到過。
其次是其對德國的比較研究，托克維爾在說明法國社會制度的進步性時曾將其與尚未完全擺脫封建殘餘的德國社會制度進行了比較，並通過比較兩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寫出法國經濟繁榮，民眾生存狀況卻日趨直下的問題，最終解釋了為何大革命會在法國率先爆發。
最後，也是全書篇幅最長，也同時是最為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國與英國的對比了，法國和英國的久遠聯繫從11世紀的諾曼征服便已開始，這場征服不僅僅加快了英國的封建化進程，也使得英國在很多方面與法國類似，再者，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征服本身也對托克維爾有著不可取代的意義，托克維爾家族的祖先曾隨著威廉皇帝在英國征戰並建立功勛，所以，英國本身對於托克維爾便像是「第二祖國」般的存在，在托克維爾眼中，英國的貴族政治制度是近乎完美的，他保證了貴族的政治自由，同時允許貴族參政，而英國貴族自身也在享受這樣一種權利下保持和承擔了相應的公共負擔，他們既不要求法律豁免，也不排斥上流的資產階級。這種對於英國貴族的欽佩和嚮往也在其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通過兩國貴族的性格以及行為，進一步到其二者的社會地位演變，托克維爾最終完成了對法國貴族，這個在大革命中最可悲的社會階層的結構論述。
對於這種比較研究方法，雖不能完全說是托克維爾的原創，但這樣的方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對西方傳統史學研究領域封閉、僵化的局面，並克服了傳統史學中「就史論史」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人們得以認清歷史現象背後的內在聯繫和本質，進而形成一種整體化的概念，豐富人們對於歷史的認知和理解之深度和廣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托克維爾的這一方法也頗有幾分與近代「全球史觀」的相似
5.結構分析與整體研究
作為當代歷史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結構分析在幫助歷史學工作者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全貌這一點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而早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便運用了這一方法，他在書中重點分析了法國貴族的社會地位演變，並通過對革命爆發前的法國進行整體性的社會結構分析和重構，向讀者展示了較為深層次的革命原因和其性質。
在托克維爾眼中經濟的社會影響和階級鬥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22]他認為，由於政府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和專制王權的不斷發展導致了執政階層和資產階級的不斷壯大和法國貴族階層的不斷衰弱，同時，這樣的一種政治結構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法國整體的社會結構，從法國各個大區的權力分布和發展再到社會人與人，人與政治社團，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之不斷變化，都無不反映出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即將爆發。
對於這樣的歷史研究方法，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在階級社會中，政治和經濟是決定和推動歷史向前發展最主要的動力，而經濟關係則必然表現為階級關係，即階級關係是社會關係中最根本的關係。」即便這樣的階級結構並不能完全取代複雜多變的社會關係，但對於社會和階層的分析仍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人們了解和把握特定時段，特定社會群體的特徵的樣貌。如果將對於他們的定性分析和研究看作為一個歷史時段整體中的各個部分，那麼先從歷史過程這一整體入手，再藉由細化到對於其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徵及功能的具體探索，最後由局部回到事件整體來看的方法便能夠更加深入到傳統歷史學方法所無法觸及的原因本身。
這也正是後世的法國結構主義史學所倡導的核心理念。
儘管這種方法在這本書中還只是一種雛形，但不得不說的是，就與這一點而言，托克維爾的史學研究方法還是走在十分前沿的位置的。對此，馬塞爾·萊因哈特曾寫到「他的方法是歷史學研究方法。可能更多的是20世紀歷史學的方法，而非19世紀歷史學的方法。托克維爾要做解釋，而非稱述。他分析結構而不是只談事件。他關注的是長時間的運動，而非那些『革命日』。」[23]
結語：從過往看來，向未來看去
時常會想，歷史學於當代的時代意義究竟何在，對於這個問題，西方歷史學的奠基人希羅多德所給出的回答是「historia」，即對事件的記載和分析，而在東方，歐陽修則在其《新唐書》中提到「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的中國史學主流思想，再回到近代的蘭克史學所主張的「秉筆直書」，只對事件本身做客觀的考證、陳述和記載，緊隨而來的孔德又提出了「以在客觀考證的基礎上進而發展和歸納出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實證主義史學，而馬克思也曾對此問題說道「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他主張通過歷史研究得出人類發展的客觀定律並為人類社會的生產實踐服務，最後到現代的年鑒學派所拒絕的「提出一些關於歷史和文明發展的規律和體系，反對用他們去服務於某種抽象而玄妙的哲學思辨」[24]。
雖則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門對這個問題眾說風雲，但從他們的回答中也不難看出，人們歷史學這門學科的哲學追求本身也形成了一種「螺旋上升」的趨勢。
筆者曾對年鑒學派所倡導的史學理念深信不疑，認為歷史學本身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其本身的複雜性是無法被簡單化地歸納為一條自然定律或是一套理論體系的，可在最近被捧得火熱的《未來簡史》中，尤瓦爾·赫拉利所提出的「欲知未來，先學歷史」的歷史哲學命題，和利用他深厚的歷史學功底對於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趨勢之預言又顯得十分誘人。
那麼史學的時代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史學導論》曾在其最後提出利用當代歷史學更好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理念，這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傳統的「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想法相符合，從實用主義來看，這確實是所有歷史學發展所必然追求的一種更加「接地氣」的定則。但就其學術本身的理論發展而言，歷史學怕是就需要一些「形而上學」的崇高哲學追求了。對於時下的歷史學發展，目前主流的趨勢有兩種，一是跨學科研究，結合社會學、心理學、地理學、統計學、數學等學科對歷史進行一個更加深入化、專業化和多元化的研究，而年鑒學派和心態史學便是這種趨勢最直觀的反映。二則是將現代的科技手段用於歷史學研究之中，例如信息化對於史料的處理，或是互聯網對於訊息的共享等，其二者共同組成了驅使當代史學不斷發展的馬車。而這兩種方法論趨勢也在一點一點地改變和影響著史學的時代追求，歷史學其自身作為一門社會人文學科，就註定了他是一個開放和變化的理論體系，這樣的體系必定會隨著社會價值觀、人們的信仰以及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演化。就歷史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問題而言，過分強調史學研究和記載的主觀或是客觀意義都是不正確的。
對於過分強調客觀意義的，就像《未來簡史》中所提到的「信仰和虛構的強大力量」，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也肯定無法避免這一點，那麼何不將這種無法避免的「短板」發揚光大呢？就像馬克·布洛赫在其《歷史學家的技藝》中所提倡的「在充分尊重史料客觀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歷史學家的想像，對過往的歷史事件進行細心卻不乏大膽的重構。」
而對於過分強調主觀意義的，更是顯得十分荒謬，在一切不尊重歷史客觀，對歷史本身進行臆想或是刻意扭曲歷史事實的，都是無法長久存在的錯誤。
再來說年鑒學派所提出的「不對歷史做出大範圍的概括，而針對特定歷史事件做出具體的分析」這一歷史實踐主義，其實也在隨著時代悄然發生著變化。歷史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其背後必定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繫，儘管這樣的聯繫十分複雜而模糊以至於利用人類現在的認識尚無法給出精確的認知和結論。當代的科學試驗已經表明，人是不存在所謂「自由意志」的，也就是說，無論是歷史，又或是未來，其實就像宗教中所說的「上帝所書寫好的命運」那樣是已經確定了的，那麼，也就是說只要有足夠多並且正確的史料以及對過往事件、規律的客觀總結，精確地預測未來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這一點當代大數據的科技手段和不斷發展統計學正在為人類逐漸構建出這樣的一種平台。而同時隨著計算機演算法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對於將要發生的事務之預測也必定會成為一種社會、科技趨勢。再者科技本身也在漸漸改變著歷史史料的記載方式，而使得歷史記載更加趨向於客觀性。那麼，是否說，那時的歷史學就會完全淪為對過往史料進行考察的史料學了呢，答案是不盡然的，雖則與傳統而言，未來史學確實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歷史研究方法再到歷史學的時代目的、價值。但這一切都並不會阻礙歷史學這門社會學科自身的學術發展，即對更加完善而穩定的歷史學體系的不斷追求和對過往歷史學發展的不斷反思和重建。
「只有立足過往，才能理解現在，展望未來」我想，這也是托克維爾所想要啟示我們的吧？
參考書目
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2012年版
高毅： 《舊制度與大革命解說》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年版
周兵、張廣智、張廣勇： 《西方史學通史（第6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版
張廣智： 《西方史學史》 2016年版
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 《史學導論》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
馬克·布洛赫 《歷史學家的技藝》 北京師範大學 2014年版
尤瓦爾·赫拉利 《未來簡史》 中信出版社 2017年版
[1] 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第29頁 第1行
[2] 張芝聯 《舊制度與大革命》序言 商務印書館 第IX頁 第3行
[3] 張芝聯 《舊制度與大革命》序言 商務印書館 第v頁 第8行
[4] 邁耶 《舊制度與大革命影響史資料》
[5] 喬治·勒費弗爾 《托克維爾全集》 1952年版 第二卷
[6] 維克托·吉羅 《論泰納。他的著作和影響》 1932年
[7] 夏爾·德·雷米扎寫於其書信中
[8] 張芝聯 《舊制度與大革命》序言 商務印書館 第iv頁 第17行
[9] 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第4頁 第8行
[10] 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第4頁 第16行
[11] 托克維爾致斯塔夫·德·博蒙信 1850年
[12] 費弗爾 《為史學而戰鬥》1953年
[13] 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第207頁 第13行
[14] 弗朗索瓦·孚雷 《托克維爾與舊制度》
[15] 馬塞爾·萊因哈特 《大革命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原句為「他不寫拉克勒爾、米涅那樣的革命史，他要做「研究」。研究就是一系列反思，他會切斷陳述的連續性。他要走的走孟德斯鳩、柏克、博納爾和邁斯特的路子。」
[16] 馬塞爾·萊因哈特 《大革命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17] 托克維爾致斯塔夫·德·博蒙信 1850年
[18] 喬治·費弗勒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導言》
[19] 參考知乎文章 《閱與思·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者：緣起
[20] 姜義華教授 《史學導論》 復旦大學出版社 第147頁第28行
[21] 托克維爾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第58頁 第8行
[22] 同上
[23] 馬塞爾·萊因哈特 《大革命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24] 周兵、張廣智、張廣勇教授 《西方史學通史》第41頁第1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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