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海棠：你的錢為什麼越來越不值錢了？
2. 什麼是貨幣為了探究貨幣的定義，四月以來，我閱讀了四五十本相關的理論著作。這些書，既有200多年前的經典，也有今年剛剛出版的新書。沿著貨幣史和經濟史的脈絡走下來，看看前人的各種描述，漸漸發覺，還是傅海棠先生的定義更有說服力。如今，翻開200多年前的學者論述貨幣的著作，簡直無法卒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算是一個歷史性的高峰，在他看來，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首先，貨幣是一種商品，其次，它是用來充當一般等價物的。所以，它具有了交換媒介的作用。在馬克思的定義里，所謂的貨幣，其實就是黃金。所以，貨幣才有了價值尺度、儲藏手段、交換功能乃至世界貨幣的屬性。在同一時期，馬克思是否定紙幣的功能的。不止如此，在同時期的經濟學者看來，貨幣的增多與減少是會直接影響到物價的。流通環節中有100份貨幣（金銀），商品價格是100，如果流通環節中的貨幣增加到200份貨幣，則商品價格就會達到200。這種簡單而直接的貨幣理論，在今天看來是多麼可笑啊。可笑在哪裡？在於前人所熟知的貨幣，全都是「硬通貨」，從早期的普通的商品貨幣到後來的「金銀天然是貨幣」，再到馬克思時代甚至於費雪、凱恩斯時代，全世界都流行「硬通貨崇拜」。貨幣是必須與實物掛鉤的！即便是紙幣時代早期，紙幣也必須有所謂的黃金儲備。你要讓一些沒有見過冬天的蚊子描述大雪的樣子，怎麼可能！事實上，一直到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倒塌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經濟學家和貨幣學家都沒有意識到天下的貨幣與此前大不同。傳統的貨幣理論越來越無法解釋經濟現象。漸漸的，西方的「現代貨幣理論」開始引起人們重視。按照這個理論，貨幣是「國家徵稅的憑證」。即政府為了徵稅，發行了貨幣，它表明政府同意國民（臣民）使用貨幣來繳納稅收。而這種模式，至少已經運行了4000年。換言之，在文明世界裡，貨幣幾乎天然就是政府徵稅的工具，而不是其它。這個觀點是不是很顛覆常識？可是它能自圓其說：政府支出貨幣，讓它在市場中流通，納稅人則用這些貨幣來履行納稅義務。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可以償還任何以該國貨幣支付的債務。一個主權政府不需要為了支出而借入自己的貨幣。如果更進一步，貨幣其實是政府的負債。是一種可兌換為納稅義務的借據。你持有100元的貨幣，等於是政府持有了政府給你的借條。將來你要繳稅的時候，只需要把借條還給政府就行了——記住這句話，這意味著你的全部貨幣，將來政府是完全可以回收回去的，通過徵稅的手段！所以，按照現代貨幣理論，政府預算出現赤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任何政府，絕對不可能還不上自己借的錢。只有傻瓜政府才會實現預算盈餘！負責任的政府是一定會通過財政赤字來促進社會生產的——注意，這個理論，豈不就是傅海棠先生所說的通過發行貨幣來促進勞動？今天，出現在我們身邊的貨幣，早已不復過去的榮光：貨幣不再是金燦燦的黃金的符號，也不再是硬邦邦的硬幣，更不再是華麗麗的紙幣，而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數字貨幣了。正如L.蘭德爾.雷在《現代貨幣理論》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貨幣政府稅收驅動的，是法定的，根本無物支撐，也無法索償。但是，傅海棠先生並不完全贊成現代貨幣理論的描述。他認為，貨幣是政府信用支持的勞動憑證。它的定義是：當今世界的貨幣是由政府發行的，是一種勞動憑證而已。在這個定義之下，貨幣就純粹轉化為對勞動的支持，轉化為對勞動者的激勵，而且變成了一個政府操控的可多可少的憑據符號。你手裡的貨幣多，說明你勞動得多，反之亦然。而能衡量你勞動多少的，就是工資。
3. 工資：超出支出的報酬於是，傅海棠給出了新的定義：什麼是工資？工資就是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以貨幣計量，合理的工資的標準應適當超出勞動者正常支出。工資的定義，隱含著社會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假設一個勞動者每個月花費1000元才能維持自己的消費和常規生活，則合理的工資水平應該是1200元以上。略多於支出，消費者可以形成貨幣結餘。結餘的貨幣，可以是儲蓄，也可以轉化為投資。那麼，什麼是合理的支出呢？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工種，勞動分工不同，勞動技能不同，勞動效率也不同，每個人便有不同的合理支出水平。比如，種地的農民，其年支出1萬元便可以有不錯的生活，那麼，他土地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就應該大於1萬元，比如，1.2萬元。而大學教授，他支出10萬元才會有不錯的生活，那麼，工資就應該是12萬元。社會的工資標準，是以勞動者潛在合理需求而逐漸形成的。但是，沒有任何指標可以度量勞動者的「潛在合理需求」。在中國歷史上，勞動者的實際所得只不過是聊以果腹的基礎報酬，鮮少超出其基本溫飽之外的報酬。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就曾描述，「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勞動者收入普遍難以維持家庭用度」，「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窮國家民眾的貧困程度」。在此種情況下，要謀求社會的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清朝最後的崩潰也就可以理解。由於勞動工資是由賣方（僱主、資本家）最終決定的，這就註定勞動者的工資歸根結底就是維持生存之外略加成。而僱主所選擇的勞動者則必然要求其實際產出大於勞動支出。於是，僱工、打工者天生就不可能成為富人。要發財，就別想靠打工了！相反，創業者、僱傭他人的人，則有極大概率成為富人。小貿易者的利潤也是由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決定的。但大貿易商卻可以在此基礎上僱傭更多勞動者。所以，中國早期的巨富無一不是商人。范蠡、胡雪岩即為代表。毫無疑問，古往今來，僱傭人越多的行業或者企業，利潤越大。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在於「勞動者報酬」的可浮動。由此我們也可以推論，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勞動工資相對比較高，而且在逐漸提高。想一下改革開放之初，農民的勞動力得到極大解放，勞動產出提高，但社會價格水平尚未有變化，農民的報酬增加，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工商企業。再後來，沿海地區改革開放，特區里的勞動者報酬大大超過內地其他人，引發優秀人才流入，產出才大大增加。再往後，全社會的鐵飯碗打破後，全國勞動工資逐漸與特區一帶接軌，最終形成了全社會相對穩定的工資體系，勞動者所得除了維持生計之外，尚可以有積蓄，可以投資，可以買房，可以撫育後代，社會生產力才得到大大的提高。當工資超過支出之後，就形成了儲蓄。有了儲蓄，則有了利息。
4. 利率：貨幣的租金在傅海棠看來，物物交換時代是不需要貨幣的。你種大蒜他種玉米，倆人互相有需求，以玉米換大蒜，非常簡單。隨著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換的東西越來越多，才出現了貨幣作為交換的媒介。在硬通貨時代，貨幣（硬通貨）是長期供給不足的，勞動者所獲得的貨幣低於其實際所需，無法形成有效積蓄，所以勞動生產率也不高。而且由於富豪鉅賈囤積貨幣，最終使得社會硬通貨嚴重匱乏，勞動產出嚴重不足，才會出現改朝換代的動蕩。在紙幣時代，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倒塌後，貨幣的「錨」由具體的實物轉變為虛化的「國家信用」，貨幣的供給擺脫了束縛，貨幣數量才能夠滿足社會需求。此時，物物交換的本質已經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貨幣化。當工資大於生活支出時，人們才有了更多的積極性去勞動。漸漸的，每個人手裡都有了結餘的貨幣，存到銀行里去，就是銀行的儲蓄來源。對銀行而言，儲蓄是它對客戶的負債，等於是借客戶的貨幣，其目的是貸款出去生息。儲蓄的利率，等於銀行願意付出的借款成本。貸款的利率，隱含社會資本的報酬率。傅海棠先生說：貸款利率，等於貨幣的租金。能賺錢的人，願意付出更高的租金來貸款。傅海棠認為，健康的社會，應該盡量實施較低的利率水平甚至是0利率，目的在於讓創業者敢於借錢來投入生產。這樣做，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同時，較低的利率，才有助於讓人們擴大消費，而不是儲蓄。因為儲蓄本質上是被食利者得到了，利率太高，等於鼓勵不勞而獲。「勞動創造財富」是傅海棠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工資是對勞動的獎賞。獎賞的工具是貨幣。貨幣可以刺激人們生產。所以，適當增發貨幣，有利於經濟發展。實施超低利率，才有利於創業和生產。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社會上的貨幣越來越多，豈非不言而喻？
5. 貨幣為什麼會越來越多如今的人們，總是不願意動腦子，動輒就用M2（廣義貨幣）來定義中國的貨幣，而且根據這個數字來說明貨幣越來越多。更常見的，就是M2/GDP變成了一個衡量貨幣是否超發的指標。這是不合理的。傅海棠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被嚴重低估了，用M2/GDP來衡量貨幣超發與否是不合理的。比如，中國造的高樓大廈和公路橋樑那麼多，遠遠超出美國，憑什麼中國的GDP就不如美國多呢（有人做過統計，中國的建築GDP還不如美國多）？既然如此，用M2/GDP來做判斷就是錯誤的。對此，中國人民銀行的李斌、伍戈在《信用創造、貨幣供求與經濟結構》一書中，比較詳盡地考察了M2與GDP比值的關係。他們發現，中國東亞地區各國的M2/GDP的比值都比較高，比如，2012年數據，日本為2.38，中國台灣為2.37，中國才只有1.87，而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超過1.40。相比之下，美國為0.66，俄羅斯只有0.44，巴西、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也都低於1.0，只有歐元區的水平，才剛好在1.0附近。為什麼東亞地區的比值很高呢？此前傅海棠先生憑直覺認為，基礎設施建設規模較大的國家，M2水平理應比較高，反之則不然。看數據似乎不是這樣的吧？李斌、伍戈研究後認為，東亞地區的融資結構過分依賴於銀行貸款（間接融資佔比比較大），同時，儲蓄率比較高，由此形成了較高的M2/GDP。而在歐美國家，企業融資模式多元化，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佔比很高，就不需要那麼高的M2。我倒覺得，李斌和伍戈的研究，解決了分子的問題，卻沒有考慮分母的問題，或許是一個缺憾。比如，前述東亞國家和地區的GDP，考慮的是本區域內的經濟規模，但是，除了馬來西亞外，其餘都是外向型經濟模式，海外資產龐大，會不會導致GDP這個指標本身不合理呢？當然，他們的結論沒有問題。因為M2的定義，本身是個過時的指標。1950年代之前，社會上還沒有廣義貨幣的概念，人們能接受的只是鈔票、現金存款等狹義貨幣的說法。1957年，英國的《拉德克利夫報告》之後，廣義貨幣才逐漸登上金融舞台。諷刺的是，英國1970年開始公布M1、M2等指標，1992年之後已經徹底放棄了M2數據的公布。美國人還多了一個M3的指標，10多年前也已經不再更新。而這些被歐美人基本放棄的指標，卻成了中國人心目中的聖神。為什麼呢？我們看看定義就知道了：M0:流通中的現金。想一想，現在還有多少現金在流通中！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是不足7萬億元！這個指標目前有任何意義嗎？我沒法想像的是，在電子時代，中國的流通中的現金竟然一直在增加！這隻有兩個解釋：其一，一些現金被海外居民儲存起來了；其二，大量趙德漢那樣的官員把現金存在了床鋪下。M1:流通中的現金，加上企業的活期存款。這個指標原來設想是反映可立即變成購買力的現金。可是，今天的中國，企業的活期存款流動性遠不如居民手裡的那個手機。以前的時候，銀行里的居民活期存款，取出來是不方便的，不會馬上變成購買力。但是，今天的銀行活期存款不是可以立即如果要反映「即時購買力」，M1難道不該加上手機支付潛力嗎？M2：前述M1加上所有銀行存款，包括居民儲蓄存款。這個指標是為了反映社會中的貨幣總量。但這個指標的問題是很大的。尤其是在電子化時代，用這個指標來作為貨幣總量，是很荒謬的。比如說，銀行有居民存款1億元，決定貸款甲企業。甲企業貸款到帳後，貨幣根本就沒有挪窩，仍舊在銀行（也可能是別的銀行）的賬面上。但是，僅僅因為貸款行為發生，中國的M2就會從1億元直接變成2億元！再然後，銀行存款從1億元變成了2億元了，如果不加限制，它還可以貸款2億元的。為了限制一下，央行要求它繳納存款準備金。在16.5%的保證金比例下，理論上，1億元儲蓄完全不挪窩，可以變成儲蓄6億元，這意味著M2增加了5億元！當M2增加5億元的時候，有什麼變化嗎？沒有，錢原封不動，但是，M2多了。用M2/GDP就顯得中國貨幣增發了。更有甚至，還在做M1M2剪刀差的研究，豈不荒謬！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M2來作為中國貨幣超發的數量，就省省吧。這就是當代貨幣理論的新趨勢——信用貨幣。這個詞兒，與現代貨幣理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所有貨幣，都是銀行信用創造的。李斌和伍戈認為，在貨幣信用主要由銀行創造的情況下，存貸差、存貸比、貨幣成熟，其實都沒有意義。趙宏瑞在《中國貨幣總量論》里甚至直接說：貸款創造貨幣，貨幣根本不是央行發的，而是銀行創造出來的。當然，李斌和趙宏瑞分別從不同渠道入手來論證，中國的貨幣之所以多，與央行的外匯儲備制度有關：出口100美元貨物，你就發100美元對應的人民幣700元，然後銀行就創造出5倍的貸款（假設存款準備金率是20%）。於是，每出口100美元貨物（當量700元人民幣），中國的社會就多出來3500元人民幣的M2。而在這個過程中，創造那100美元貨物的人民幣700元其實還在國內。在這樣的制度下，中國出口越多則貨幣必然越多——這是唯一可詬病的地方。可是，為什麼中國的出口會那麼多呢？根子在匯率上。
6. 匯率：勞動效率的比值按照傅海棠的定義，貨幣是一種勞動憑證，工資是超出其支出的勞動報酬。這兩個定義如果合併，則一國貨幣就必然是反映勞動者生產能力的金融符號。本國如此，他國也如此。於是，兩國之間的貨幣，反映的就不只是購買力，而更主要是勞動者效率的一種比值關係。傅海棠的原話是：匯率就是勞動效率的比值。限於篇幅，今天暫不展開。
7. 中國模式：國家回收貨幣按照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貨幣多了，物價就要上漲的。但是，在信用貨幣時代，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如此之強，以至於央行必須強制推行存款準備金制度，才能勉強制止銀行的貨幣擴張。為什麼我們要說貨幣乘數其實沒有意義呢？因為銀行只要是一個理性人，就必然會努力擴大放貸規模，以求其貨幣乘數無限接近存款準備金率的倒數。說白了，如果存款準備金率是20%，銀行放貸之後的貨幣乘數必然達到5倍！中國現在銀行體系下貨幣乘數尚未達到這個規模，只不過是因為有些數據沒有統計進去而已，比如同業存放的問題。單單一個貨幣乘數就可以達到5-6倍的基礎貨幣量，在中國出口規模不減、保持順差的情況下，央行如果不改變現行結售匯制度，則中國的貨幣規模將繼續膨脹下去，且至少以5倍的順差貨幣量增長。貨幣永遠漲，要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國的物價還不早飛到天上去了？為什麼惡性通脹沒有出現呢？在傅海棠看來，因為中國有一種獨特的回收貨幣的體制：土地出讓金。傅海棠說，中國的土地國有化，比其它所有土地私有化的國家都要好的地方在於，我們有一條可靠的回收貨幣的途徑——其它國家，如果出讓土地，土地收入是在甲方和乙方之間流轉，社會居民的總貨幣量是沒有變化的。但是，在中國，國家是唯一的土地出讓方，所有人要買地、買房，必須給國家一筆錢。於是，在全民買房的大背景下，國家就有效回收了貨幣，將居民儲蓄這個籠中虎收歸國有了。所以，我們就看到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模式：每一個勞動者辛辛苦苦地勞動，賺得超出了其基本支出的工資，日常消費支出後，還會有結餘，大家就存起來，到某一天，拿出來買房子。這還不夠，得再向銀行貸款。於是，儲蓄加貸款，本質上就是過去的勞動所得、未來的勞動所得，湊在一起，構成了交給國家的土地出讓金，買了一套房子。然後，就要繼續努力辛苦地繼續工作賺錢好還貸款了。這個過程中，其實就是通過居民買房的過程，實現了國家對貨幣的回收。貨幣流轉到國家那裡，國家再實施二次分配，向貧困地區補貼、向貧困人口補貼、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多社會福利，將貨幣重新再流向社會。這樣的一個過程，類似於「國家稅收」。對於稅收，傅海棠先生的觀點是：稅收，就是國家出手，讓富人補貼窮人的過程。因為不管設定什麼樣的稅率，理論上，富人交的稅一定大大超過窮人。而國家收到稅款，一定會再補貼窮人。因此，徵稅，就實現了變相的富人補貼窮人的過程。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傅海棠堅決反對中國走特朗普的路子。他認為，特朗普的減稅政策是荒謬的。任何稅收，都是富人補貼窮人，減稅的受益者歸根結底是富人。而且，「都減稅等於沒減稅」。中國的情況更特殊，國家急需通過二次分配改變社會面貌，此時需要的是結構性減稅，要繼續加大對富人的徵稅，而不是全面減稅。國家的稅收規模不能少。傅海棠先生的上述理論提出後，也傳出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人說，一方面強調勞動致富，一方面國家把勞動者的貨幣收回去，這勞動者的悲慘啊，簡直不如舊時的「包身工」。還有人說，這跟馬克思論述的資本家剝削工人剩餘價值，有什麼區別？荒唐！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國家回收貨幣，是通過你買房子的過程實現的，而不是強取豪奪。你留下的是房子，這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國家回收的，只是貨幣符號而已。什麼叫藏富於民？把實際的、有形的、物質的財富留在民間，才是真正的藏富於民！如果你覺得這種回收是國家剝奪窮人財富，是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財富。亞當斯密那個時代，他可以說，貨幣是財富。200多年後的今天，當硬通貨消失，當金銀不再成為貨幣，當紙幣早已失去意義，在電子貨幣時代，財富的標誌只有一個，那就是有形的物資！國家從未曾剝奪過你任何的有形財富，反而給你留下了有形財富，不是嗎？貨幣？用傅海棠的話，就是個符號而已。都有錢等於都沒錢，但都有了房子，卻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增長！還有人質疑中國的二次分配政策，質疑在大投資過程中的腐敗，質疑官員權貴的貪腐。但傅海棠老早就說過：腐敗也有意義，就是他們總算還幹活了。至於他們幹活之後，形成的貪腐，那無所謂，他們貪的不過是財富的符號，是一些紙幣而已。就如趙德漢那樣的人，貪了2億元紙幣，一分錢也不敢花，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他這個大處長，做了人民的出納。然後，還要坐牢。所以，不要在乎貪官污吏怎麼貪腐。只要他貪的是紙幣，是貨幣這種符號，那就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他買了房買了車，那也沒關係。將來抓起來，統統都是人民的。他想跑出去？且讓他試試看。全世界沒有跟中國簽署引渡協議的國家不多了，將來如果簽署了，任何跑出去的貪官都得抓回來。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目前的外匯管制措施才是必要的。鎖住大門，讓所有的不法的錢都出不去。如傅海棠所說，只要錢爛在自己國家這口大鍋里，那就沒關係。不管錢在誰那裡，歸根結底都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
8. 啟示：要錢還是要財富理解了傅海棠的貨幣理論，你就會有如下收穫：第一，你會知道貨幣永遠增長，你會知道鈔票不保值，你會知道只有花掉的錢才算是自己的錢，儲蓄的錢只會不斷貶值——你還會攢一大筆錢存到銀行里嗎？不，如果你是聰明人，你應該想盡辦法去借銀行的錢！第二，你會知道打工永遠只是溫飽略有餘，要想富，別打工，要想富，得想辦法自己創業。創業可以是做貿易，搞買賣，也可以是聯合幾個人搞生產。你也會知道要想提高自己的工資，就必須努力向錢多的行業、錢多的領域、錢多的崗位去努力。第三，你會知道有了錢要想辦法再賺錢，為此，你得學會投資。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如果不學會投資，你的錢只會越來越不值錢。得讓錢輪動起來做合理的資產配置，所以投資基金也是一種方式，蛋卷基金下載地址：蛋卷基金第四，你會知道，持有房產是一種保值增值的模式，而且可以利用銀行貸款，所以過去20年中國最簡單而又最有價值的投資方式是買一套房子。第五，你會知道長線來看，商品的價格只會上升不易下降，股市的趨勢永遠是向上而不可能長期橫盤或下跌。第六，你會明白當前的中國社會現象，各有其合理性。不要怨天尤人喊爹罵娘，要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里，這個時候，要努力想辦法工作、賺錢、創業、投資、陪家人，過好自己的人生，為這個國家的富強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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