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進化論（一）

這是一篇討論社會演變動力和路徑的文章，某些觀點可能看起來是老生常談，但這篇文章將在後面的一系列文章中起到統領作用，所以儘管贅言，還是要言。

一、不變的天道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將物質的運動劃分為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生物運動以及社會運動五種形式。至今，人們已經掌握了物理運動、化學運動的很多規律，而對生物運動、社會運動的規律還處在迷霧當中。如果社會的運動也存在一定規律的話，那麼這個規律是什麼呢？

八十年代，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一部著作《第三次浪潮》傳入中國，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影響。這部著作描繪了信息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提出了「個人電腦」、「SOHO」、「網路聊天」等概念，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而後將進入信息社會。托夫勒對於社會三階段的劃分，應該就屬於社會運動的範疇。2016年，托夫勒逝世，但他所描述的情景卻得以實現——我們看到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正從通訊工具延伸為商業和社會的基礎設施，許多產業的產業格局因互聯網而重塑，人們對於「產權」、「僱傭」等社會制度的理解因互聯網而更新，托夫勒描繪的「信息社會」正在從設想走進現實。

驅動社會運動的動力是什麼呢？回顧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有一條主線始終貫徹其中，那就是人類如何不斷用新技術、新制度提升供給能力來滿足自身不斷提高的需求。

就像馬斯洛需求層級所描繪的一樣，在人類社會集體的層面上，人類最初所要求的不過是吃飽、穿暖，安身立命；而接下來，則逐漸衍生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對獨立個性的需求，進而對精神生活的要求等等。為了滿足這些需求，人類需要不斷提高社會的生產和供給能力，主要的兩條途徑就是採用新技術和新制度。

所謂技術，也就是人類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物質（相對於人本身）的能力。人要擴大生產，最本質的途徑還是需要投入更多的自然資源，而技術的進步讓更多的資源能夠為人所用。比如，為人類帶來第一次飛躍的是對火與石器的利用，而接下來則是對種子、土地、牲畜、鐵器的利用，與之伴隨的是對取火、農事、冶煉等宏觀世界規律的理解。工業革命則開啟了人們對於微觀世界規律的理解之門，首先的蒸汽機、內燃機是基於人類對於分子層面規律的理解，而隨後的信息技術、核技術則是人類對於原子層面規律的理解（當然，分子、原子的概念及尺度劃分，也是時代認識水平的產物之一）。人類對這些自然規律的理解，讓人類能夠利用化學能、核能，能夠加工和利用各種材料，帶來了生產能力的大爆發。人類社會的下一次飛躍，也一定伴隨著人類對於新尺度的自然規律的理解。

所謂制度，是人類相互協調、共同合作的能力。一切制度都源於人性中最根本的兩個動機：利己與利他，它衍生出了善與惡，平等與自由，集體與個體，公平與效率，道德與法律，市場與政府等等看似對立的社會學概念。制度的目標則是最大限度的調動人自利的因素，同時盡量達到利他的結果。人的體力、智力先天有差異，在保障自由、追求效率的社會制度下，身體的差異則會導致財富、社會地位的差異，這本來只是社會效率的體現。然而，人性中存在貪婪、嫉妒、懶惰等惡的一面，過度的差異則會引發社會的敵視與對抗。因此好的制度則需要權衡，既讓人為了自我滿足而努力勞動，同時避免由於社會貧富過度分化而引發的社會動蕩。從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封建自製，到19世紀以來不同社會制度的競爭，這些演化都是人類在不斷認識和摸索好的制度。

技術的進化是從宏觀到微觀，從表象到抽象，而制度的進化則是從小規模合作到大規模合作，從體力的合作到智力的合作。在這一過程中，新的技術、制度層出不窮，但是最終只有一部分能延續下來，其「選擇」的標準則是哪一種技術與制度的組合擁有最小的成本、最大的效率。這就是浩浩湯湯的天道，人類社會終將沿著這條道路運行，民歸之，猶如水之就下。

二、多變的演化

社會作為一個複雜系統，其演變過程中處處充滿了混沌和變化。如果單純的認為社會只會單純向著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的方向直線發展，也是非常片面的。

我們可以打一個比方，人類社會不同的技術、制度組成了一個曲面，社會則在曲面上向著勢能最小的點演化。然而這個曲面上存在許多局部最優解，社會一旦進入局部最優解的位置就不會輕易離開。比如，電子商務、在線支付在中國如火如荼，但在美國卻沒有如此大的影響。這就是因為美國圍繞支票技術建立起來的支付體系和商品流通體系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效率，進入了局部最優解，要建立新的電子支付和電商體系短期內反而會增加成本。這也說明，社會一旦進入局部最優解，即便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點，也必須藉助一定的外力、超越一定的閾值才能重新調整進入。

首先是突變。社會的運行本身就充滿了隨機振動，比如一項新發明，一個公司創始人的離世，或僅僅是一次產品發布會的失誤等。如果原有局部最優解的勢能不是足夠小，很可能在某一次社會的隨機振動中就突破了變遷的閾值，奔向另一個更優解。即使原有局部最優解的勢能很低，在更加特殊的情況下，比如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戰爭等，也能給社會從新選擇的機會。而經濟周期（甚至自然災害和戰爭）的存在，也許就是社會長期處於局部最優解而引發的必然結果，它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從而為社會脫離局部最優解創造了機會。

其次是人慾。如果一種新方案能降低足夠多的成本、提高足夠大的效率，即使改變現狀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最終商業上很有可能仍然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就可能有人大肆鼓吹、燒錢甚至採取各種伎倆，推動新方案的使用。當然，這裡可能出現他人搭便車的情況，那麼就需要對新方案授予足夠的壟斷權，或者乾脆由政府來推動（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壟斷的）。

這也回答了很多技術專家從事商業的典型困惑——我的方案這麼好，為什麼沒人用？原有的方案已經進入局部最優解，如果希望社會採用新方案，要麼等待社會出現足夠大的震蕩，要麼就得親自承擔改變的成本（但是要先確保有壟斷權）。

三、演化的陷阱

如果按照上述社會演化模型，社會不斷從一個局部最優解，震蕩突破進入下一個更優解，局部最優解的勢能越來越低，脫離局部最優解所需要的能量則越來越大。這就意味著社會自身的震蕩需要越來越劇烈，否則就有可能永遠陷入一個局部解。

社會自身的震蕩必須更劇烈，可能意味著科技進步的幅度會更大，也可能意味我們遭受的危機更嚴重，或者二者是互相替代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能取得更大的科技進步，我們就會遭遇更嚴重的危機。

如果即便如此，我們的社會也仍然不能獲得足夠的能量脫離一個局部最優解，後果會如何呢？也許就會像中國古代一樣進入王朝不斷更替的循環，或者遭遇所謂的「大過濾器」。而突破「大過濾器」的唯一手段，就是讓這個社會擁有足夠的能量，這恰恰是技術進步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