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傳播與底層社會的潰敗

剛剛看到一篇文章，我去了你們說的「中國伊斯蘭國」沙甸，卻看到不同於想像的風景

這篇文章要和另外一篇提問一起看：

中國「底層社會」的生活是怎樣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凡是底層社會潰敗的地方，就是滋生宗教的土壤。

宗教一旦產生，它就必須要擴張，物必自腐然後蟲生，沒有思想武器去對抗，怎麼能阻止對方呢？

你們看看底層社會，如果真的如同帖子回復的那樣，那就是一片培養皿，沒有伊斯蘭教，就有基督教，或者是什麼其他邪教，甚至是黑社會。那是從一個無秩序走向有秩序（亂世人不如太平狗？）的過程，具體是什麼教，要看偶然性，沙甸呢是當地居民有這歷史傳統，重新撿起來。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至少很多年前我就看過類似報道，村民集體選擇回歸傳統，這和孔夫子又回來其實沒有什麼兩樣，俄羅斯的東正教回歸也是。

因為目前看中國也是一個撕裂的社會，這盛世如你所願的社會與底層社會帖子裡面描寫的存在於同樣一個時空的中國。

伊斯蘭教的擴張，基督教會---地下家庭教會的興起，XX功，XX教，更不要說三大合法宗教信徒都翻了幾番，中國人突然變了嗎？不是的，這是共產主義信仰退潮之後很自然的結局。

同時，政府對於基層社會的控制力也在衰減。農村早就是比誰拳頭大的地方，而中小城市，大家也很能理解為什麼逃離北上廣的人又不得不逃回去。城市貧民，邊緣化群體，缺少社會支持者，人生失意者，無力逃脫命運擺布的人們最終只有兩個選擇-------底層社會裡面的達爾文叢林以及宗教組織提供的社會秩序與組織關懷。

以下節選於《關於雲南「藏回」社會文化變遷的人類學思考》

(一)、變遷前的社會結構

哈巴「藏回」的祖先在一個世紀前來到雲南藏區，由於生活上長期與藏族密切交往，經濟上與藏族進行生活用品的買賣，同時回族和藏族之間的通婚，所以定居下來的回族在生活上漸漸趨同於藏族的生活方式，也因此被稱為「藏回」。

文革期間這裡的伊斯蘭教信仰受到壓制，清真寺被封，十年的宗教信仰被中斷，致使哈巴「藏回」淡化了回族傳統的宗教信仰，年輕人沒有受到宗教的熏陶，日常宗教事務漸漸不依據伊斯蘭教處理。一部分「藏回」開始喝酒、賭博。在國家宗教政策正常化後哈巴「藏回」的伊斯蘭信仰並沒有恢復到原有的狀態，相反哈巴「藏回」用藏族、彝族、納西族的宗教、巫術、原始崇拜來填補自身信仰上的空洞。村民自己介紹在五年前兩個村子常常請喇嘛、畢摩、巫師、東巴師來進行各種宗教活動，以此來滿足村民的精神上和實際生活上的各種需要。

（二）、變遷後的哈巴社會

哈巴村講藏語的人現今只限於老年人，中年人會的很少（但是大部分都能夠聽懂），年輕人則不會說，聽懂的也很少，日常生活完全講漢語。村民現今取漢族名字，喜歡以乳名稱呼，乳名中有一些是漢族名，有些是阿拉伯語的宗教名字，其大多為伊斯蘭教先知名字以及起一些阿拉伯語中祝福美好的詞語，比如村中年輕小伙起「艾尤布」、「穆薩」、「梭立赫」等名字（均為伊斯蘭教的先知名）。傳統的「藏回」老人婦女平時穿著藏服而在頭上戴黑色、白色、藍色的頭巾，如今在兩個村子裡這樣的服飾已很難看到了，而與內地回族大致相同，即婦女頭上佩帶頭巾，老年人婦女的裝飾還沒有改變，仍是藏服回族頭巾，而老年男子、年輕人和孩子完全和內地回族一樣，穿著漢服，男的戴白帽，女的戴頭巾。飲食上與以前相同，只是對酒絕對禁止，現在整個村子在伊斯蘭信仰回歸後就沒有一家喝酒藏酒的，包括藥酒都不再使用。哈巴「藏回」的經濟生產和婚姻基本上沒有發生改變，但在娛樂和宗教方面卻發生了整個社會變遷中最為顯著的變化。在娛樂上，老人說他們特別喜歡藏歌藏舞，現在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還會，不過近年來就慢慢地都不跳了。隨著旅遊業和交通的發展，哈巴村經濟和生活漸漸走出了深山雪域，有一部分回民到雲南各地做生意，接觸到了內地的回族，他們對回歸本民族傳統的願望日益加深，對伊斯蘭信仰恢復的情緒也不斷高漲。同時來自昆明、大理、玉溪、紅河的回族同胞把《古蘭經》、古蘭誦讀錄音帶、伊斯蘭教宗教書籍帶到兩個村子，哈巴「藏回」回歸傳統宗教的情緒高漲，原先僅在龍灣邊村有過清真寺，而近幾年兩個村子均重新修建了清真寺（香格里拉清真寺和哈巴雪山清真寺），還恢復伊斯蘭教育，在村中選派年輕男女到雲南紅河、甘肅、寧夏等地學習伊斯蘭教知識。現今在哈巴「藏回」的生活中喇嘛教、東巴教、巫術和原始崇拜等精神信仰已消失殆盡，回歸到信仰伊斯蘭教。現今兩個村子男女老少均嚴格遵循著伊斯蘭教的宗教教規，在調查中可以看到村民的衣著、日常用語、節日慶典、婚姻、喪葬禮儀等都和全國回族相同。

（三）、導致「藏回」回歸的社會理論分析

宗教是維繫民族社會穩定和有效運行的重要力量，它既是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規範和準則，也是一套社會組織的有效運行的機制。伊斯蘭教作為一種世界性宗教，是系統性的宗教文化意義體系的，它不僅僅對信徒的宗教生活規定內容和賦予意義，同時在行為模式、處世原則、價值認知、思想層面上都深深地影響信徒。對於長期受到孤立、分化、同化的哈巴「藏回」而言，宗教的回歸無疑促成了村寨人們的社會生活獲得新的穩固。哈巴村民現在回憶五年前的村中社會風氣時他們常常認為在「教門」（指伊斯蘭教）沒有恢復之前，整個村子賭博、喝酒、打架鬧事的不良之風盛行，而將「教門」的恢復解釋為「拯救」了哈巴所有人。面貌一新的村子社會秩序現今十分安定，筆者在村中調查的日子裡，確實沒有發現上述的社會不良之風。

勿庸置疑，伊斯蘭教的回歸對於哈巴「藏回」的社會穩定起到不容忽視的巨大作用，但是將哈巴社會的變遷，回歸的完成僅僅歸結為民族心理和宗教意識等族群原生因子的作用，那麼這樣的解釋只是淺層的。因為民族心理和宗教意識的解釋只是造成民族文化回歸的一般性原因，對回歸的完成只是起著一種意識上的慣力，而造成哈巴民族文化回歸的自身社會內因也是重要的和不容忽視的。我們會對這樣的回歸完成的迅速和深入程度足以引起我們的再深思：民族和宗教等原生因子的作用為何在哈巴「藏回」的回歸過程中會獲得如此的成功和發揮廣泛作用呢？我們將視角轉回哈巴社會本身，我們還能得出四個社會理論上的原因解釋。

第一，眾所周知，社會自身有著整合協調全體與個人及文化與社會的機制。在回歸前的哈巴社會是處於失序的狀態，原有的各種社會結構、組織及人際關係面臨嚴重的鬆散，社會控制失效，人際關係不斷偏離原先的親屬關係和互助交往j。我們不應把這樣的失序和混亂局面認為是社會結構瓦解和文化斷裂的惡果，更不能把宗教意識的複雜化和混亂看作是哈巴社會出現緊張的根源。宗教的確是導致哈巴社會緊張的核心因素，哈巴社會出現的種種混亂正是在多種宗教意識介入到哈巴生活後頓時變得突顯起來。但是宗教所引發的緊張和混亂並沒有瓦解社會原有的結構和形式，更沒有導致發生回歸。因為各種宗教在哈巴社會生活中僅是一種起到暫時慰籍人們心理受到挫折時的功能，它的運用是出於哈巴「藏回」實用理性的考慮（因為大多數宗教的使用僅是為了治癒頑疾和避免不幸）；同時不同的宗教在哈巴「藏回」的生活中一段時期里是和諧共存的，而非彼此對抗。追根溯源哈巴社會緊張的真正根源是社會結構整合與文化整合之間發生了斷裂，這種斷裂並不會瓦解社會和文化，而是導致社會和文化的衝突或說是不適應k。社會變遷常常是因為社會整合的失能而引發的，正是這樣哈巴「藏回」群眾都自覺不自覺地萌發了尋求重建村寨穩定秩序的途徑。民族和宗教的回歸是這一努力的最終結果，它的成功使得哈巴社會整合作用獲得新的平衡。與其說是伊斯蘭喚起了哈巴人的激情，不如說是哈巴人重現了伊斯蘭教對民族社會與文化所具有的調適功能。

第二，哈巴「藏回」社會在沒有穩固的傳統組織和現代社會調控機制的基礎上完成了大規模的整體性的社會變遷，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與哈巴一直保持著血緣地緣上的地方性調控密不可分的l。哈巴的龍灣邊村和蘭家村在地區上均屬於哈巴村，兩村相距僅為三公里，加之兩村人家幾乎都有著血緣或姻緣上的親屬關係，彼此在頻繁的日常生活交往中關係是最為密切的。可以說哈巴「藏回」由於長期受地理交通不便的影響限制了他們與外界的交往，但是這樣的不利條件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兩村人際交往關係密切的現實。筆者認為可以將哈巴「藏回」的社會結構定型為均質的，他們不僅有著共同的地域空間，還有著共同的經濟生活、社會交往、人口流動、文化模式、婚姻關係。當整個社會成員的共同意識到社會的變遷趨勢時，社會的變遷方向一致，完成了快速和深入的變遷，完成了新的社會文化整合。

第三，在哈巴「藏回」這個小社會裡社會分層是極不明顯的，但是就現代職業分工的不同引起的社會地位角色的差異而言在這裡還是能夠找到的。在哈巴的龍灣邊村有著十餘位從事國家機關和企業的離退休老幹部，他們在哈巴所被認可的社會角色是我們現代都市裡劃分出來的「精英」，因為他們有學歷，有社會閱歷，還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正是這群所謂的哈巴「精英」們在看到哈巴村社會的嚴重失序時，他們最先走出哈巴向外尋求希望。他們到了雲南紅河和玉溪等地向當地的回族同胞求援，並說明他們極其希望得到幫助來恢復「教門」，做回真正的回民。正是這樣的努力，哈巴村得到了上述等地回族同胞的大力幫助，為他們修建了清真寺，並派遣專業宗教人員深入村中宣講伊斯蘭教義，使哈巴「藏回」走上回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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