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導火索——《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04-20

無論是從中學時代的課本上還是當下一切敘寫「文革」的書籍中，都會得到一個確切的認識，即「文革」的導火索是1965年11月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上，作者為姚文元的一篇《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文革」的導火索，卻鮮有人真正讀過這篇文章，並不知道它評的是什麼，觀點是什麼，又為何能稱之為導火索。

讀幾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原文，拋去其中的「極左」辭彙不論，因為當時的文風語風就是如此；其文章洋洋洒洒萬餘次由淺入深，由表及裡地闡述了如下幾個觀點。

首先，指出《海瑞罷官》中對歷史史實的篡改。如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只是被判充軍等。姚文元指出吳晗將這些刻意誇大的目的實則是為了有計劃的塑造一個人物形象，一個他所希望的「高大全」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筆者認為文學創作是需要藝術加工，要求文學藝術作品完全符合歷史史實，那豈不是成了歷史研究報告，是不可能，也是不正確的。但姚文元也並非不知道這點，他只不過通過指出《海瑞罷官》中對歷史史實的篡改，通過這最顯而易見的證據，告訴人們，吳晗寫這個是有目的性的，是帶有個人訴求的。其實筆者認為，這也無可厚非，文章出自個人，就算不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也必然帶有作者個人的認識、觀點和態度；不然這篇文章的主旨又何在。這些必然存在的現象被姚文元拿來說事，難道他就沒有目的了？

其次，揭出混淆的歷史事實。《海瑞罷官》中有直接誇大更改的歷史史實，同樣也有混淆的歷史事實。直接更改的當然顯而易見，一般都能看出來，而混淆的就不那麼容易被人發現，則需要姚文元揭出。《海瑞罷官》中對歷史事實最大的混淆就是關於徐階在海瑞的逼迫下「退田」這件事。姚文元揭出《海瑞罷官》中只說「退田與民」，卻混淆了「民」這個概念，真實情況是徐階只是將他從中小地主及富農那裡兼并來的土地退給了他們，並特別指出是沒有功名身份的中小地主及富農，而並非真正的貧苦老百姓。通過揭出這個混淆了的歷史事實，姚文元想要告訴讀者，吳晗是在偷換概念，以此讓海瑞站在了貧苦農民那一邊；而究其事實，海瑞仍是站在地主階級一邊的，只不過是一些無功名的中小地主及富農。

再次，提出階級屬性的問題。這就上升到一個高度了。姚文元提出吳晗忽略了海瑞的階級屬性，無論從海瑞自身或是從他所做的事情來看，都能充分驗證其仍是地主階級的階級屬性。分析這個人及他所做的事，進而到評價這個人，都是離不開他的階級屬性的。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也確實如此，如果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不從其所處階級出發，則評價也是不客觀的。沒有非階級的，也沒有超階級的；海瑞的所作所為不可能超越他自己所處的階級，不僅受他自己認識態度的局限，更是他從自身出發的必然選擇。海瑞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緩和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因為他自己也不是貧苦階級，或言之無產階級。他在「退田」這件事上的所做所為只是為了避免地主階級內部資源的過分集中，如果地主階級內部資源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則那些喪失資源的原中小地主及富農會淪為無產者，被地主階級自身推到他們對立的無產階級陣營中去。從長遠來看，這種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就會演變成社會的矛盾，小矛盾變成了大矛盾，從而影響整個利益大廈。海瑞的目的只是通過他的糾正，促使地主階級內部形成一種長效有序的資源分配，以期達到利益的長期性，不做竭澤而漁之事。海瑞也確實沒有做為佃農或貧農爭取土地的事，《海瑞罷官》中讓貧農對「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及歡呼「江南貧民從此有好日子過了！」卻是荒唐到可笑。本身就與貧民不相干的事情，何以讓貧民過上好日子。

再有，指出《海瑞罷官》宣揚一種被動而不自我爭取的處事態度。《海瑞罷官》將海瑞描寫成一個為貧苦農民爭取利益的英雄，並通過貧苦農民對其的頂禮膜拜宣揚一個好官的作用有多麼大，似乎只要有這樣的「清官」出現，則一切的剝削壓迫及不公平待遇就能夠得到解決。姚文元說得沒錯，《海瑞罷官》的這種宣揚確實不夠積極，從深層次探究確實是這個意思。將自己的權利利益爭取寄托在別人身上確實是不行的，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自己的權益也要靠自己去爭取。但姚文元的觀點也是偏激的，他說吳晗宣揚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鬥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要期待好官清官的出現就能改變命運；可他也忽略了國家的本質，他指責吳晗不從階級屬性出發評價海瑞，他自己卻也沒有回歸國家的本質。國家的本質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這是姚文元自己引用的馬列主義觀點，可他卻未想過，如果如他所說，一個階級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打碎等手段才能爭取自身階級利益的話，那國家豈不陷入一種階級鬥爭的死循環，因為必然存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如果永遠是鬥爭的手段，豈不是不休止的輪迴。

最後，指出吳晗的目的性。以上種種皆是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引導讀者一步步認識吳晗對海瑞的刻意塑造，那麼最後就要揭示吳晗的目的了。詭辯的姚文元又把問題拉回到最敏感的土地上，將海瑞的「退田」與土地私有化扯上關係，把明朝的土地兼并與當時的人民公社掛上鉤。如果說吳晗有目的性，那姚文元的目的性則更強；吳晗是通過誇大及更改部分歷史事件，混淆一些歷史事實，脫離階級等手法宣揚自己的觀點；那姚文元就是通過生拉硬拽，時空跨越的辦法昭示他的目的。歷史對當下及未來有參考指引的作用，但不能就同一個問題，跨越時空的進行簡單的比較。時代不同，所處的社會條件也不一樣，或許明朝只能達到那個程度，因那時只有那個條件，或者說只有那樣的生產力；而彼時的社會條件，生產條件又如何，客觀條件也是必須考慮在內的。他說吳晗在借古諷今，他自己不也是在借古諷今嗎？

為什麼說《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文革」的導火索，我想有以下幾點。一是文章過分強調階級屬性，進而宣揚階級之間的分裂，對立及矛盾；二是宣揚階級利益的獲取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打碎等方式，真可謂各個極端，樣樣暴力；三是與人民內部矛盾扯上關係，將各種不如意歸咎於階級的不同。須知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將一點點的不如意就歸咎於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那真是唯恐天下不亂，宣揚一種暴力的解決問題方式，到最後只能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