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大老虎」是怎麼斂財的

前言

寫這個文主要想安利下利益制衡的概念。

現在知乎小朋友越來越多。一個事情，動輒監管啊，法制啊，競爭啊，像在理想國一般。其實，名義上的東西都靠不住，這篇算是小科普文吧。

1644年，李自成帶兵打進了北京（其實是太監投降把城門獻了），農民軍進城，先奔著國庫去了。結果打開一看，才10多萬兩銀子。

按照購買力計算，有人考證說明朝一兩銀子相當於在600元-800元人民幣，比起清末民初，一塊大洋摺合200-300元人民幣值錢多了。

就算按照800元人民幣計算，10萬多兩銀子也才8000萬到1.6億人民幣，也就夠買幾輛布加迪威龍的。看來明朝中央確實沒錢，難怪崇禎皇帝賑災也好，練兵發餉也好，都窮的要命，拿出幾萬兩來就心疼的不行了。

打進了城沒錢，你怎麼犒賞三軍？有辦法，反正城圍了打下來，誰都沒跑出去，就奔著城裡的官員來吧。

農民軍屬於流寇，沒有長遠規劃，不考慮未來統治還得團結那些人的問題。於是，李自成就把官員都抓起來拷打要錢。

這一要不要緊，要出來7000多萬兩，這是什麼概念？明朝全盛時期，是張居正當權推行一條鞭法改革的時期，國庫銀子達到1200多萬兩，已經是空前絕後的富裕。

打個抗日援朝揍豐臣秀吉的時候，明朝花費也就400萬兩。李自成兵臨城下，要的條件也不過是在西北地區當個王，也就百萬兩白銀。這7000萬兩稍微拿出一點點，無論是賑災，招安，還是練兵，明朝都不會亡，但明朝就是這麼亡了。

闖王李自成

錢都去哪了？

對於明朝滅亡和稅收的關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是黃仁宇研究的結果，他考證了明朝的各種稅收規定，得出的結論是明朝稅負其實很輕，尤其是工商業稅負。

按此推導，就是稅收輕了，中央政府沒太多錢。官員發工資也好，興修水利也好，鞏固國防也好，救災也好，都需要錢。

錢少了，日常還能維持，但是遇到大災，就沒錢賑災。沒錢賑災，就要有農民起義軍。中央鎮壓還沒軍費，捉襟見肘，最終國家就完了。這是一個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是吳思先生的，他在《潛規則》里提出一個概念叫「崇禎死彎」。說的是崇禎沒軍費鎮壓了，要加稅。但是加稅太高，讓老百姓不能活了，老百姓守法納稅死路一條，去參加起義軍還有一條活路。為了鎮壓加稅反而壯大了起義軍，「闖王來時不納糧」這口號不管真假，殺傷力都是原子彈級別的，結果明朝就完了。

一個說是稅輕了沒錢，一個是說稅重老百姓活不了，誰說的對？錢都去哪了？

隱形稅負

其實兩個人說的都對，不過說的不是一回事，黃仁宇說的是官話，也就是明面的稅負，這個稅負確實不高。即使明末崇禎加了稅，名義稅負也沒到官逼民反的地步，中央財政也確實窮。

而吳思先生說的是事實，也就是實際情況。民眾的實際負擔確實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能好好過日子，誰去造反？

中間的錢都去哪了？答案就在這7000萬兩上，這些錢被官僚集團給拿了。就這還只是京官拿的錢，未必是全部，因為還會有錢私藏下來。

而京官只是官僚集團的一小部分（雖然是比較肥的一部分），全國各地的官員多著呢。這些錢得有多少？

從幾大權臣的抄家結果看，一家抄出摺合百萬兩白銀的財富是正常的。官員本身做行政管理工作，拿著可憐的國家工資，他還有日常消費。這些錢是哪來的？

只能是從百姓身上來的。所以腐敗其實是一種隱形稅負，官方名義稅負加上腐敗隱形稅負，才是老百姓實際的稅負。

明朝名義稅負不高，國家沒有太多的錢。而實際稅負高的離譜（明朝有人說百倍於正稅），所以老百姓才活不下去，才要造反。

官僚的生存方式

官員為什麼要錢？一方面是人性使然，誰都希望自己生活過的好點，吃喝玩樂，衣食住行都好點，沒錢是不行的。自己的問題解決了，還希望自己的兒子孫子也過的好點，沒點積蓄也是不行。

另一方面，在明代官場，沒錢不僅僅是個生活問題，還是個生存問題。

當了官，就有上下級，有同事同僚，要面對各種考核。不合格者，重則株九族，動不動就斬首，全家發配，女眷送到官辦妓院世世代代當妓女。男的當龜公，必須帶綠帽子（明代早期對穿著有嚴格規定，綠帽子的說法就是從這來的）。

要想考核達標，讓上級看上眼就非常重要。上級怎麼就能看上你？不送錢是不行的，所以當時的人們創造了三節兩壽（春節、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壽辰），冰敬炭敬（夏日以為京官消暑降溫的名堂獻禮孝敬，此謂「冰敬」；冬日以為京官購置取暖木炭為名向自己的靠山孝敬錢財，此謂「炭敬」）等各種送禮的機會。不送你就提拔不上去，這還是小事。別人都送你不送，碰到小心眼的領導，找個理由參你一本，身家性命都是問題。

官越大，管的地方越來錢，送的錢就必須越多，否則占著茅坑不拉屎，上級自然會找人替換你。這就是官場逆淘汰。你是道學先生，潔身自好就沒法混升不上去，或者被淘汰丟官，或者在誰都看不上沒油水可撈的清水衙門當個小官。

有人說那明朝還有個大清官海瑞啊，這種人其實是小概率事件，他當小官的時候，表現出來的能力和原則，被一個有良知的領導看中，暗中保護了他很多回。後來這個領導當了大官管人事。否則10個海瑞也早就丟官了，運氣差點墳頭都長草了。

這種制度下，人人向下級收錢給上級送錢就是一種生存方式。而錢不是他們自己賺的，一級壓一級，最後就是基層的辦事員、臨時工找老百姓要，拿不出來就打。因為關係到前途和身家性命，是你死我活的問題，不能馬虎。

崇禎皇帝

免稅者

明朝一開始規定一些貴族是不納稅的，後來一些有功名的讀書人也可以不納稅或者少納稅。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稅是包括名義稅和隱形稅的。

沒有理由收你的名義稅，後面很大的一塊隱形稅也就無從收起。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各路人馬拚命也要擠進免稅的行列。（工商業的稅一直收不起來，派出太監收礦稅，被讀書人罵的不行不行的。）

貴族通過繁衍，規模越來越大。普通人通過考取功名，獲得的免費名額也越來越多。有了功名不僅僅可以免稅，還有可能當官，而當官就進入到了官僚的生存方式，不但不交稅，還要收稅（隱形稅）。

結果就是收稅的越來越多，交稅的越來越少，剩下的人稅負越來越重，最終活不下去造反。

明朝的滅亡，這些免稅者是幫了不少忙的。不過，覆巢之下無完卵，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大動蕩中也萬貫家財一場空。

皇帝的困境

從皇帝的角度來說，能把官僚收的錢從暗處轉到明處，官僚少貪一點，國家多拿一點，民眾少負擔一點，至少別造反是最理想的。

從稅負公平的角度，富人多拿一點，窮人少拿一點，富人多拿點也就少吃兩根人蔘，而窮人是活命問題。這樣有利於社會和諧。

但問題是，皇帝做不到。富人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就對政府施加影響力。一方面可以賄賂官員和媒體（當時沒有什麼報紙、雜誌、門戶網站、微博微信，但是有言官）給自己說話。對富人加稅（收工商業重稅）是不道德的，阻礙自由競爭（那個年代可以找天文異象說老天都看不下去）云云。

另外一方面是控制人事。科舉制度是嚴格的考試製度，而考試是需要錢的，學習也好，趕考路費也好，家裡很窮是不行的，至少得是個小地主小商人基層官僚之類的。

而真正當大官的家裡一般出身都不低，這些人當然要為自己的家族和階層考慮。制訂政策，給皇帝提建議，也要先考慮自己所在階層的利益。你讓皇帝出一個政策，所有官僚清查家產繳納財產稅，所有富商地主繳納重稅，窮人免稅，官僚們是要造反的。皇帝的政權構成就是這些人，他沒法用自己的刀割自己的肉。

讓官員富裕階層為了總體利益暫時犧牲下？嗯，崇禎當年干過，兵臨城下的時候讓大臣們捐點錢當軍費保住北京，結果是捐了點，但是不夠幹什麼。

皇帝其實也沒轍。

利益制衡

官員迫不得已，皇帝沒轍，是不是就沒救了呢？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叫利益制衡。

社會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互相衝突的。社會資源就這麼多，我多吃一口，你就少吃一口。等到有人一口都吃不上，活不下去了，就只能造反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制訂和執行政策的時候，讓各方都參與進來，吵架在這個時候吵，吵出來結果才是一個各方能活得下去的政策。

如果皇帝制訂政策的時候，各個階層的百姓能參與進來，執行的時候，百姓能對執行者進行監控控制。官僚腐敗侵害百姓的利益，百姓有途徑能侵害官僚的利益，官僚自然就不敢太過分。如果明朝對官僚的考察以轄區百姓的經濟狀況、生活水平、住房、教育、醫療、治安……為考核指標，決定官員升遷還是降職，官員自然不會搞到民不聊生。

利益共同體內的監督機構設置再多，也是擺設，有利益衝突的利益體之間的互相監督才是有效的監督。

做蛋糕的問題

前面說了很多，都是分蛋糕的問題，是社會資源怎麼分配才讓大家日子過得下去的問題。明朝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央政權錢不算多，修不了太多水利，也沒搞出工業革命來。人口一多，大災一來，財富分配又有問題，就亂了。

明朝滅亡，根本原因是在生產力沒有大發展的情況下，因為沒有利益制衡，財富過多的分配到了官僚集團手中，造成中央政府沒有財力維持公共服務，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在天災和外敵入侵的情況下，最終崩潰。

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是發展生產力把蛋糕做大，生產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來分；再一個就是通過利益制衡，讓蛋糕分的平均一些，國家有錢去做公共服務，老百姓日子能過得下去，富人多交點稅，官僚少貪一點，這就是太平盛世。